从地名之争到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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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郎王款待汉朝使臣,问了句:汉孰与我大?
  本是个寻常问题,谁叫人家夜郎国地处汉之西南,消息闭塞,民无所争,安居乐业,自是“未知有汉”,看到有个自称汉使的人初来乍到,好奇地随口一问有什么奇怪?
  
  要命的是这天朝来使不是别人,竟是堕落文人司马相如,回去生生把一个疑问句子说成反问句:你们汉朝有我们夜郎国大么?从此一群远在天边的蛮夷以不知天高地厚的面目被记进了史书,成了历史的注脚。到了清代那个满纸狐鬼精的蒲松龄那里,一个叫“夜郎自大”的成语便横空出世。一群可怜的先民便被当成自大狂被我们奚落了2000年。汉文化下的语境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自我假想的异类:愚蠢而不自知。
  到了公元2010年,这个一直作为国人文化自慰图景的目标突然在功能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一时竞成香馍馍。两个县的决策者都坚定地成为“夜郎国”的拥趸,要让“古夜郎”古为今用地发挥剩余价值,成为年度有影响的新闻事件。而更大的背景在于席卷全国的文化经济时代从天而降,凭空虚构出一场产业联欢。地方当局抢注商标的噱头事件遂粉墨登场:从香格里拉到西双版纳,从诸葛亮到西门庆。最为彻底的做法是拿商标直接贴在脸上,成功案例有云南中旬县变脸香格里拉县、安徽屯溪市变脸黄山市;或许正在成功的案例是贵州仁怀市变脸茅台市,以后或许还有武大郎县、西门县,而夜郎县之争也一时成为箭在弦上的利益迷局。
  领跑本轮的是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这个县份在几年前意外发现自己在遥远的古代曾两次成为“夜郎县”后,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起来,宣称本县乃是夜郎王都故地所在,所以要再次更名“夜郎县”。为造势计,拟打算引资50亿元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夜郎古国”。而作为考古学意义上夜郎文化发现地,邻省贵州的几个县顿感失落,纷纷声讨。却让一向讲究考据的我国学界十分尴尬——迄今为止,夜郎国的构成与文明的演进消亡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实物印证或是历史人类学的认同。况且夜郎古国极可能就是一个流动辗转的聚落制酋邦,习惯于将各地的王都命以相同的名字,就像楚国的都城一律叫郢,又如何分得一是一,二是二?
  贵阳有个夜郎谷风景区。去过的人回来报告说里面光怪陆离,水泥建造的树皮房很有拉美魔幻主义风格。最重要的是里面聚集了一批艺术家,每天在为理想国添砖加瓦。不过据说起初他们想作为儿童乐园开发此地,无奈本市青少年没有想象力,参观回来老做噩梦,最后只好成为艺术大本营。
  新晃县的决策者也以做艺术的心态建构起一个关于夜郎国的金字塔迷梦,在塔顶就供奉着一顶“夜郎文化”的帽子。不过为“夜郎古国”的招魂还将如期举行,而这注定将成为贵阳“夜郎谷”的克隆版本,里面除了我们对于一个虚空的异文化的华美猜想,还承载了一个贫困县官员们对于文化发家的虚情假意。
  不管“夜郎县”最后花落谁家,无非就像皇帝的新装,掩饰了一场成本并不低廉的政绩工程,而唯一得以成就的,无非打造出一个文化虚无主义的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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