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土的唐代文物中，马的形象比较多见，那是唐人对马这种动物重视和喜好的直接反映。《新唐书》卷三十六曾明确指出：“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将马的地位提高至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同时马在唐代又是一种贵族化动物，古代的种种传说赋予马一种神圣的色彩，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奇异的品性，甚至达到神化的地步。而与之相比较，毛驴这种动物的社会地位就低了许多。
　　
　　唐朝驴已成为中国本土的家畜之一。也许体格羸弱的毛驴，从外形上就不太讨喜欢奢华、追求新奇的唐代贵族们的青睐。他们对良驹的渴求可说是已达极至，马匹的价格因其所蕴含的尊贵的社会性，而随行逐市地高涨。唐李隐《潇湘录》中记载：“邺中富人于远者出好马，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匹马，奇毛异骨，人争观之，远闻之，酬以百金。”《太平广记》卷四三六引《稽神录》中述叙：“军使吴宗嗣者，尝有父吏某从之贷钱二十万。厩中马生白驹，驹长卖之，正得吏所欠钱。”可见，以百金或几十万钱买一匹马在唐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而毛驴的价格则相对廉价许多，《续高僧传·释志宽传》言：“曾用钱一千五百，买驴负经，既至东京，值卒科运，大贵，或头至数万者，同侣欲为卖之，宽便诣市自出之，但取元价。”《太平广记》卷中三六引《酉阳杂俎》载：“开成(836—840年)初，东市百姓牵驴卖之，驴甚壮，报价只及五千，及诣南市麸行，乃得五千四百文，因卖之。”可见唐代一匹精壮的毛驴在平时最高价格也就几千文而已，只有到了有应举之事，全国读书人均需入京赶考之时，其价格才会有所上涨。显然，毛驴是为清贫的文人涛者、僧侣及寻常百姓所广泛使用的家畜，这也就是这种动物的艺术形象在现存的文物及艺术品中极少被描述的原因之一。
　　虽然驴的艺术形象并没有进入到唐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去，但唐代诗人却似乎对这种有着散漫情结同时又略带倔强的动物充满了兴趣和好感。在现存的古诗词中，在那些放浪形骸的文人诗者的身边我们不难找到它的影迹。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有：“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的诗句，苏轼在《续丽人行》中也曾这样给我们勾画出杜甫的形象：“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李商隐在《李贺小传》中有：“(长吉)恒从小奚奴，骑疲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而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似乎也和小毛驴有着难解的情缘。王琦《李太白全集注》卷三十六引《合璧事类》载：李白游华阴，县令开门方决事，白乘醉骑驴过门。元好问《李白骑驴图》的诗中对李白骑驴也有精彩的描写，可见这位桀骜不驯、风流潇洒的李太白也有骑驴神游的习惯。至于贾岛似乎更对毛驴有一种特别的偏爱，他骑驴赋诗的典故流传至今，而姚合在《喜贾岛至》诗中以：“布囊悬蹇驴，千里到贫居，饮酒堪伴，留诗自与书。”的诗句向我们绘出贾岛骑驴会友，饮酒作诗的场景。这些，似乎都在向我们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看似不起眼的毛驴，曾在遥远的古道之上，一度成为当时诗人们特用的坐骑，或许毛驴的平民气质更符合诗人轻看浮华、寄情志于山水的人生境界吧。也正是这样，才会有以后同样骑在毛驴上的宋代诗人陆游在《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中意味深长的一问：“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图中的这件身高12．5厘米的唐代彩绘小毛驴，身配鞍具，颈部前伸，两只耳温顺地贴向脑后，一幅安静乖巧的表情，似乎正是等待—位将要远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潇洒诗人的到来。它与唐代鞍马多姿多彩的形象相比虽少了那种溢光流彩的高贵神韵，却平添了几许民间生活纯朴而悠闲的浪漫情怀。面对这件小小的工艺品，我们的思绪也随着它跨越千年的历史尘埃，步入漫漫古道，品味那些回荡于其间的爱恨情愁。
　　(责编：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