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他虽是个文弱书生，在民族危难面前，却表现出了不卑不亢的硬骨气。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刘文典因家庭拖累未能及时撤离，暂时蛰伏下来。随着北京日伪政权的建立，一些沉渣也随之泛起，刘文典的四弟刘蕴六也“顺应潮流”，很快在日伪政权中谋得了一个肥缺。一天中午，刘蕴六兴冲冲地去找刘文典报告“喜讯”，见到四弟回来，刘文典让夫人为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吃饭时，刘蕴六十分得意地对刘文典说：“我现在为皇军当差，可威风了，好多人都羡慕呢。”他话音刚落，刘文典就霍然起身，一把摔掉筷子，又愤然夺过刘蕴六的饭碗，义正词严地指着他的鼻子怒斥道：“你个无耻的东西，竟然连自己的祖宗是谁都忘了！我警告你，你如果一意孤行要给日本人当狗，到头来会死得连狗都不如！”然后转身离去，边走边说：“你马上给我滚出去，以后不准踏进这个家半步！”毫不客气地将这位同胞兄弟逐出了家门。
　　不久，另一位附逆者、原北大同事周作人又找上门来，游说刘文典到伪教育机构任职。周作人道：“如今政府虽伪，但教育不可使伪，以你的学问才识，应到‘维持会’做事，以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刘文典不卑不亢回击道：“你愿意做什么我管不了，但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周作人讨了个没趣，只好退了出去。之后，又有几批身份不同的人分别登门游说，皆被刘文典严词拒绝。
　　由于刘文典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在学界的声望，日伪组织始终不放弃拖他下水的企图，为逼他就范，干脆派日本宪兵持枪闯入刘宅施以颜色。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本宪兵，刘文典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端坐椅上昂首抽烟，冷眼斜视，任凭日寇小队长鸣里哇啦地大声叫喊，刘文典却始终以鄙夷讥诮的神态对视，口吐烟圈一言不发。那个油头粉面的翻译见状，用标准的北平油子腔儿对刘文典喝道：“你是留日学生，精通日语，太君问话，你为何不答？”刘文典白了翻译一眼，冷冷道：“我以发夷声为耻，只有你们这些皇城根底下太监们生就的孙子，才甘当日本人的奴才与胯下走狗！”骂得那翻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恶狠狠地瞪了刘文典一眼，躲在一边不再吭声。最终，一千人什么也没得到，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刘家。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刘文典深知北平不能再留，乃决计尽快设法脱逃，到西南边陲与清华同事会合。行前，他庄重写下了文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自励。
　　1938年初，刘文典托英国大使馆的朋友买到了一张船票，乔装后悄悄离开北平，转道天津乘船抵香港、越南海防，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楚，辗转两个多月，好不容易才进入云南境内。
　　当年5月22日，刘文典抵达西南联大所在地——蒙自时，他已是衣衫褴褛，身体消瘦不堪，手中除了一根木棍和一个破包袱外，别无他物。当他拄着木棍一瘸一拐地步行十公里，一路打听来到联大分校驻地，抬眼看到院内旗杆上迎风飘扬的国旗时，不由激情难抑，立即扔掉手中之物，拍拍双手整理衣衫，深情地向国旗三鞠躬。礼毕抬头，他已是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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