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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里，世界各地出现了普遍的社会动荡，但美国却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平稳崛起。回溯百年前的世界局势，特别是美国国力持续提升的历程，人们也许会联想到正走在振兴途中的当代中国。
就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点看，现在的中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有很多可比之处。这并不是说中国依然落后美国百多年，而是说中国现在所面对的一些现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美国崛起过程中也都曾出现过。
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期还未完成，各种崭新的课题还在纷至沓来。当前和今后，中国政府必须正视的核心课题，就是确保转型期平稳有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美国当初向工业化大国过渡的经验和教训中，也许能够找到可资中国借鉴之处。
经济膨胀带来相同的社会问题
美国在1880年前后进人城市化阶段，经过大约4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了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过程，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绝大部分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以此为界碑，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以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国家。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则有些漫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今30年，现代化步伐依然被“三农”问题所羁绊。中国政府不久前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景，虽然给人以希望，但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尽管如此，中国财富积累的速度，与美国崛起之初颇为相似。从1897年至1911年，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两倍；1897年至1912年，美国的全国储蓄增加了五倍；1900年至1912年，美国全国的财富总量翻了一番。而与此相似的是，至少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和外汇储备等等，都连续大幅度增长或者翻番。如同美国当初一样，中国也展现了大国崛起时的磅礴气势。
然而，经济规模的膨胀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它们反过来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巨大威胁，使现代化进程陷入不可预测的状态中。美国曾经经过了这个阶段，并且经受住了考验；中国目前正在被考验之中。
美国在崛起之初，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众多而庞大的问题。少数人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多数人陷入了穷困状态。工人们在危险的环境里超时劳动，报酬低廉。而与此同时，大企业与政府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某些地方政府甚至被企业所操控。
深入人心的社会进步运动
针对这种局面，从19世纪末开始，直到20世纪前10多年，美国掀起了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进步运动，史称“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目的是扼制大企业的权力，结束商业垄断，铲除政治腐败，寻求社会、环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以便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值得提出的是，虽然这场社会公平运动持续很长时间，各领域和各阶层都卷入其中，但却没有带来社会的震荡，而是真正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其中主要原因，一是这场运动深深植根于美国特有的务实哲学中，运动者希望诉诸政府的力量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不是试图颠覆既有秩序；二是政治领袖参与其中，包括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以及塔夫托都人曾亲自主导和推动。
中国社会现在面对着几乎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对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成了极大挑战。现在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与美国当年的社会进步运动非常相似。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其结果如何，既要看决策者的决心，也要看整个社会的配合。
美国那场进步运动的最为可贵之处，不只在于缓解了社会矛盾，更在于把“进步意识”变成了宗教般的全民信仰。“进步的教育”、“进步的医疗”、“进步的企业”、“进步的工程”、“进步的美国主义”、“进步的社会科学”，如此等等，这种无孔不入的思想普及运动凝聚了全民的意志，增强了全社会的向心力，更使美国人增强了归属感。
假若中国的“和谐社会”也能成为宗教般的全民共识，那么，当前的种种社会矛盾也就可能得到化解，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和不同阶层之间也就能够和谐相处。
对制度的信任不可缺少
美国从开始崛起到屹立世界，这个进程中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有一个不变的进步理想，并且对现行制度坚信不疑。在中国，也需要这种信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不仅因为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债务而陷入艰难困境，更因人民对社会秩序失去了信任、对政府的诚信和能力没有信心而无所作为。
然而在美国，尽管股价在上涨，消费需求在膨胀，但消费品价格几乎没有波动。这一方面体现了美国人对“美国进步”理想的坚信不疑，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人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活力与稳固充满信心。最典型的事例，应该是1929年的股市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本来，那场全球性的经济大动荡源自美国，但在美国和欧洲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在欧洲，民主政治遭受致命的打击，政治和社会发生剧烈动荡；但在美国，罗斯福政府只是靠“新政”就带领美国渡过难关，并且巩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
在“大萧条”最为深重的时期，德国几乎有一半选民投票支持立场极端的政党，而美国激进政党所获得的支持极其微弱。在国家困难时期，美国人出奇地易于管理，愿意与政府配合。即便生活困难，数百万人突然失业，但美国社会整体上依然给人以乐观的气氛，对制度的信任没有放弃，对进步理想的信念没有削弱。
对中国社会而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同时，完善现有制度，提高各级政府的能力和诚信度，在灾难降临之际，人民需要与当政者同舟共济，共度难关。
最不需要未富先骄的心态
上世纪20年代，美国国力空前旺盛之际，社会上却出现了几个特殊的现象。一是孤立主义情绪高涨，人民不希望卷入任何外部冲突；二是宗教信仰极度昌盛，教会人口急剧增加；三是“美国意识”和对国家的自豪感异常强烈。
这些现象之间看似存在着矛盾，但实际上却与“美国进步”的思潮密切相关。越是发达，越是富裕，就越需要自我意识和精神信仰。这一点，同样值得中国研究。
中国在崛起，这是事实，但要成为强国还需继续努力。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是脚踏实地，最不需要的是未富先骄的心态。不论是对待自己的国人，还是在外交事务上，都应该如此。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责任编辑：覃福贵)
就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点看，现在的中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有很多可比之处。这并不是说中国依然落后美国百多年，而是说中国现在所面对的一些现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美国崛起过程中也都曾出现过。
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期还未完成，各种崭新的课题还在纷至沓来。当前和今后，中国政府必须正视的核心课题，就是确保转型期平稳有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美国当初向工业化大国过渡的经验和教训中，也许能够找到可资中国借鉴之处。
经济膨胀带来相同的社会问题
美国在1880年前后进人城市化阶段，经过大约4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了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过程，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绝大部分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以此为界碑，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以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国家。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则有些漫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今30年，现代化步伐依然被“三农”问题所羁绊。中国政府不久前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景，虽然给人以希望，但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尽管如此，中国财富积累的速度，与美国崛起之初颇为相似。从1897年至1911年，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两倍；1897年至1912年，美国的全国储蓄增加了五倍；1900年至1912年，美国全国的财富总量翻了一番。而与此相似的是，至少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和外汇储备等等，都连续大幅度增长或者翻番。如同美国当初一样，中国也展现了大国崛起时的磅礴气势。
然而，经济规模的膨胀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它们反过来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巨大威胁，使现代化进程陷入不可预测的状态中。美国曾经经过了这个阶段，并且经受住了考验；中国目前正在被考验之中。
美国在崛起之初，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众多而庞大的问题。少数人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多数人陷入了穷困状态。工人们在危险的环境里超时劳动，报酬低廉。而与此同时，大企业与政府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某些地方政府甚至被企业所操控。
深入人心的社会进步运动
针对这种局面，从19世纪末开始，直到20世纪前10多年，美国掀起了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进步运动，史称“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目的是扼制大企业的权力，结束商业垄断，铲除政治腐败，寻求社会、环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以便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值得提出的是，虽然这场社会公平运动持续很长时间，各领域和各阶层都卷入其中，但却没有带来社会的震荡，而是真正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其中主要原因，一是这场运动深深植根于美国特有的务实哲学中，运动者希望诉诸政府的力量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不是试图颠覆既有秩序；二是政治领袖参与其中，包括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以及塔夫托都人曾亲自主导和推动。
中国社会现在面对着几乎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对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成了极大挑战。现在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与美国当年的社会进步运动非常相似。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其结果如何，既要看决策者的决心，也要看整个社会的配合。
美国那场进步运动的最为可贵之处，不只在于缓解了社会矛盾，更在于把“进步意识”变成了宗教般的全民信仰。“进步的教育”、“进步的医疗”、“进步的企业”、“进步的工程”、“进步的美国主义”、“进步的社会科学”，如此等等，这种无孔不入的思想普及运动凝聚了全民的意志，增强了全社会的向心力，更使美国人增强了归属感。
假若中国的“和谐社会”也能成为宗教般的全民共识，那么，当前的种种社会矛盾也就可能得到化解，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和不同阶层之间也就能够和谐相处。
对制度的信任不可缺少
美国从开始崛起到屹立世界，这个进程中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有一个不变的进步理想，并且对现行制度坚信不疑。在中国，也需要这种信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不仅因为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债务而陷入艰难困境，更因人民对社会秩序失去了信任、对政府的诚信和能力没有信心而无所作为。
然而在美国，尽管股价在上涨，消费需求在膨胀，但消费品价格几乎没有波动。这一方面体现了美国人对“美国进步”理想的坚信不疑，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人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活力与稳固充满信心。最典型的事例，应该是1929年的股市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本来，那场全球性的经济大动荡源自美国，但在美国和欧洲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在欧洲，民主政治遭受致命的打击，政治和社会发生剧烈动荡；但在美国，罗斯福政府只是靠“新政”就带领美国渡过难关，并且巩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
在“大萧条”最为深重的时期，德国几乎有一半选民投票支持立场极端的政党，而美国激进政党所获得的支持极其微弱。在国家困难时期，美国人出奇地易于管理，愿意与政府配合。即便生活困难，数百万人突然失业，但美国社会整体上依然给人以乐观的气氛，对制度的信任没有放弃，对进步理想的信念没有削弱。
对中国社会而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同时，完善现有制度，提高各级政府的能力和诚信度，在灾难降临之际，人民需要与当政者同舟共济，共度难关。
最不需要未富先骄的心态
上世纪20年代，美国国力空前旺盛之际，社会上却出现了几个特殊的现象。一是孤立主义情绪高涨，人民不希望卷入任何外部冲突；二是宗教信仰极度昌盛，教会人口急剧增加；三是“美国意识”和对国家的自豪感异常强烈。
这些现象之间看似存在着矛盾，但实际上却与“美国进步”的思潮密切相关。越是发达，越是富裕，就越需要自我意识和精神信仰。这一点，同样值得中国研究。
中国在崛起，这是事实，但要成为强国还需继续努力。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是脚踏实地，最不需要的是未富先骄的心态。不论是对待自己的国人，还是在外交事务上，都应该如此。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责任编辑：覃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