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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从小就有着“中国的大提琴神童”之称，现已是世界知名的杰出大提琴演奏家。他内敛而真诚，音乐对他而言不只是掌声、鲜花，更是自我实现和情感依托。
记者：在国内的舞台上演出与在国外演出是否有不同的感觉？
王健：对。在家乡上海的舞台上表演感觉不太一样，而且古典音乐在中国还算是一种比较新的音乐。在中国在大提琴方面我首演了不少经典作品，在国外已经演奏了几千次了，可是在中国还真的没有人拉过。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情，我的演奏也可以算是先锋吧。
记者：中国很多孩子从小学音乐，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追求与国外是否不同？
王健：对，还是不一样。国内功利性比较强一点，真正意识到音乐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人还是不多。在国外音乐属于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为成名、为谋生，而是潜移默化地成为人的精神支柱，成为灵魂上的伴侣，你可以接受音乐方面的训练，但不需要成为音乐家，很多生活的挫折可以在音乐中找到力量。
记者：你小时候拉琴是自愿的吗？
王健：也不是，但很快在音乐中找到自我。我觉得这对小孩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小孩如果在某一方面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对他的成长是很有好处的。我们总希望被别人赞赏，说得坏一点是虚荣心，说得好一点是自尊心，如果一个小孩觉得自己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就很可能调皮捣蛋。
记者：你10岁的时候就被小泽征尔称为“世界级演奏家”，当时是否很骄傲？因为你刚才说到小孩子也有虚荣心。
王健：当时很高兴。但我也知道，别人说你大师，要看是什么场合说的。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任何事情要通过头脑来判断。很多人说话是不大准确的，夸大其词，或者缩小。从小看了很多书，知道人说的话绝大多数跟当时的场合有关系，场合一变，说话就会不一样。
记者：听说你的粉丝大部分都曾受到过心灵的创伤？
王健：对。大提琴有自己的特点，比较深沉，讲究深度，不像钢琴，非常华丽，可以炫技巧啊。世界上没有没受过创伤的人，对于创伤，有些人会消极面对，而有些人会正确面对，后者应该更加喜欢大提琴，他们会在听音乐的时候有一些共鸣，感到自己是不孤独的。
记者：你有没有遇到很狂热的粉丝？
王健：哈哈，没有，我不像李云迪，后面跟着一群小姑娘。我的粉丝一般都有点年纪，有蛮多生活阅历，他们一般只是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你，听你的音乐。
我的长处就在于敏感
记者：艺术家总容易让人感觉清高，但是你给人的感觉很亲和，并不张扬。
王健：其实我对清高艺术家的评价是很低的，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哪里，所以说整天要把他身边的普通人搞得神经紧张，从别人的神经紧张中得到一种满足。有些人虚荣心太大，在没有演奏的时候也要让别人承认自己是音乐大师，这是没有自信的表现。
记者：你虚荣心上的满足来自于哪里？
王健：演奏的时候。
记者：不一定需要观众的掌声？
王健：对，我不一定需要掌声，自己感觉可以就行。
记者：你如何用你的音乐来感染观众？
王健：音乐是讲人的故事，故事每个人都有，情感上一样，讲的方法不一样。
记者：你讲自己的故事时是否会受到乐谱的限制？
王健：作曲家创作的时候当然有自己的故事在里面，但是里面的东西，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音乐很笼统，所以音乐难也难在这个地方，妙也妙在这个地方，听音乐的时候，如果他被打动，他就会想起自己的故事。
记者：你16岁就出国留学了，你如何用洋人的乐器打进洋人的队伍？
王健：这跟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是没有关系的，有一些欧洲大提琴家没有我演出得好，是因为他们的感情敏感度不如我，或者对音乐的解释、对乐曲的控制力没有我好，这是具体的，每个人的长处不一样。
记者：那你的长处在哪里？
王健：我的长处在于敏感，我不管听音乐，看电影，我对里面的感情是很敏感的。跟朋友去看电影，第一个流眼泪的肯定是我，我很容易被感动。这是平时生活中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对音乐很好，我被音乐感动就会刻骨铭心地记住，长年累月的话，就会变得很丰富。
记者：那你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王健：某一方面是，在生活方面我可以变得很理性。任何事情我可以看到正面和反面，我的心态比较平稳，不像有些音乐家狂喜狂怒一些。我对艺术上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但是这些是关在门后面的。
记者：感性和理性会有矛盾冲突吗？
王健：基本没有，现在已经习惯了。比如在电视中看到非洲一些孩子瘦骨如柴，我们都会很感慨，我有的朋友就会跳起来说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改变世界，我会比他们冷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去帮助他们，但得承认这个世界上永远会有这些人，这就是命运，不是做到做不到的问题，我可以看得远一点。
记者：这是在国外形成的人生态度？
王健：不，这是很中国、很道教的一种看法。要从大地方看。但是也不是什么都不做，那样的话，大家还在树上呆着呢，每天吃苹果还挺高兴的。
音乐是我的专业不是我的爱好
记者：音乐在你人生中是怎样的位置？
王健：音乐是我的专业，如果我不搞音乐，这可能是我最大的爱好，但音乐是我的专业，所以不能说是我的爱好。
记者：专业跟爱好结合起来不好吗？
王健：这也是我感觉很幸福的一点，我可以用我的爱好来谋生，但是某种情况下，专业跟爱好是一个很巧妙的关系。比如我平时很少听音乐，我不能把音乐当背景音乐来听，因为我每天在听自己的音乐，已经装不进去了。如果我不搞音乐，可以经常听，但是成了专业的话，音乐就成为一门特殊的艺术。
记者：我很好奇，一个音乐家的生活状态与一般人有怎样的不同。
王健：生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非常简单。我们的演出是非常频繁的，行程非常匆忙。不管今天演得多么好，明天还要演得一样好。这就需要我们一半是艺术家，一半是体育运动员，每天都需要练习，的确是很辛苦的。而且我们拉完以后音乐就没了，飘走了，不像写了一本书，书还在那里，音乐是一瞬间的东西，只有那个时刻它是活的。
记者：有人说，音乐家总是容易缺乏安全感，时常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
王健：对啊，音乐家拉了一场就没了，兴奋了一两个小时，之后那个声音就听不见了，我们摸不到也感觉不到自己的东西在里面，只好期待下一场的演出。
音乐家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记者：你怎样看待音乐的商业化？
王健：我们现在的社会，是第一次真正的商业社会，这是美国的文化造成的。在美国崛起之前，政府或者皇室都非常追求精神境界，会培养支持艺术，所以那时的艺术家不用去考虑生计问题，他们的社会责任就是把我们带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美国彻底改变了这一点，所有的谋生方法都得走向大众，不然就没法挣钱。但是商业和文化是不能混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整天拉的唱的，所有人都听得懂，那还会有提高吗？
记者：这是否说古典音乐只能小众化？
王健：不能说只能是小众化，只是被接受的速度和深度肯定达不到流行音乐的程度，它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的深度，它的生存能力差也是因为它的深度。当然其实大多数人是可以欣赏理解古典音乐的，不过还需要点时间。
记者：你怎么看待艺术家的跨界演出？
王健：只要是好的音乐都可以。我也很喜欢流行音乐，流行音乐也有很好的乐曲在里面，只是流行音乐还没有被筛选过，得费很多时间去真正找到几首好听的歌，而古典音乐是经过很长时间淘汰下来的，所以你能听到的都是很好的音乐。古典音乐的丰富和深度可以让你听一辈子，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记者：人总是在不断突破自我，你是否有跨界演出的打算？
王健：暂时不会，古典领域里我还有很多可做。音乐是千变万化的，有它的生命在，每次听到的音乐都是它的再次复活，在这个时候你会一直有新的要求在里面，我们音乐家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每次都做到自己满意是非常困难的。
记者：在国内的舞台上演出与在国外演出是否有不同的感觉？
王健：对。在家乡上海的舞台上表演感觉不太一样，而且古典音乐在中国还算是一种比较新的音乐。在中国在大提琴方面我首演了不少经典作品，在国外已经演奏了几千次了，可是在中国还真的没有人拉过。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情，我的演奏也可以算是先锋吧。
记者：中国很多孩子从小学音乐，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追求与国外是否不同？
王健：对，还是不一样。国内功利性比较强一点，真正意识到音乐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人还是不多。在国外音乐属于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为成名、为谋生，而是潜移默化地成为人的精神支柱，成为灵魂上的伴侣，你可以接受音乐方面的训练，但不需要成为音乐家，很多生活的挫折可以在音乐中找到力量。
记者：你小时候拉琴是自愿的吗？
王健：也不是，但很快在音乐中找到自我。我觉得这对小孩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小孩如果在某一方面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对他的成长是很有好处的。我们总希望被别人赞赏，说得坏一点是虚荣心，说得好一点是自尊心，如果一个小孩觉得自己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就很可能调皮捣蛋。
记者：你10岁的时候就被小泽征尔称为“世界级演奏家”，当时是否很骄傲？因为你刚才说到小孩子也有虚荣心。
王健：当时很高兴。但我也知道，别人说你大师，要看是什么场合说的。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任何事情要通过头脑来判断。很多人说话是不大准确的，夸大其词，或者缩小。从小看了很多书，知道人说的话绝大多数跟当时的场合有关系，场合一变，说话就会不一样。
记者：听说你的粉丝大部分都曾受到过心灵的创伤？
王健：对。大提琴有自己的特点，比较深沉，讲究深度，不像钢琴，非常华丽，可以炫技巧啊。世界上没有没受过创伤的人，对于创伤，有些人会消极面对，而有些人会正确面对，后者应该更加喜欢大提琴，他们会在听音乐的时候有一些共鸣，感到自己是不孤独的。
记者：你有没有遇到很狂热的粉丝？
王健：哈哈，没有，我不像李云迪，后面跟着一群小姑娘。我的粉丝一般都有点年纪，有蛮多生活阅历，他们一般只是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你，听你的音乐。
我的长处就在于敏感
记者：艺术家总容易让人感觉清高，但是你给人的感觉很亲和，并不张扬。
王健：其实我对清高艺术家的评价是很低的，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哪里，所以说整天要把他身边的普通人搞得神经紧张，从别人的神经紧张中得到一种满足。有些人虚荣心太大，在没有演奏的时候也要让别人承认自己是音乐大师，这是没有自信的表现。
记者：你虚荣心上的满足来自于哪里？
王健：演奏的时候。
记者：不一定需要观众的掌声？
王健：对，我不一定需要掌声，自己感觉可以就行。
记者：你如何用你的音乐来感染观众？
王健：音乐是讲人的故事，故事每个人都有，情感上一样，讲的方法不一样。
记者：你讲自己的故事时是否会受到乐谱的限制？
王健：作曲家创作的时候当然有自己的故事在里面，但是里面的东西，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音乐很笼统，所以音乐难也难在这个地方，妙也妙在这个地方，听音乐的时候，如果他被打动，他就会想起自己的故事。
记者：你16岁就出国留学了，你如何用洋人的乐器打进洋人的队伍？
王健：这跟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是没有关系的，有一些欧洲大提琴家没有我演出得好，是因为他们的感情敏感度不如我，或者对音乐的解释、对乐曲的控制力没有我好，这是具体的，每个人的长处不一样。
记者：那你的长处在哪里？
王健：我的长处在于敏感，我不管听音乐，看电影，我对里面的感情是很敏感的。跟朋友去看电影，第一个流眼泪的肯定是我，我很容易被感动。这是平时生活中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对音乐很好，我被音乐感动就会刻骨铭心地记住，长年累月的话，就会变得很丰富。
记者：那你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王健：某一方面是，在生活方面我可以变得很理性。任何事情我可以看到正面和反面，我的心态比较平稳，不像有些音乐家狂喜狂怒一些。我对艺术上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但是这些是关在门后面的。
记者：感性和理性会有矛盾冲突吗？
王健：基本没有，现在已经习惯了。比如在电视中看到非洲一些孩子瘦骨如柴，我们都会很感慨，我有的朋友就会跳起来说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改变世界，我会比他们冷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去帮助他们，但得承认这个世界上永远会有这些人，这就是命运，不是做到做不到的问题，我可以看得远一点。
记者：这是在国外形成的人生态度？
王健：不，这是很中国、很道教的一种看法。要从大地方看。但是也不是什么都不做，那样的话，大家还在树上呆着呢，每天吃苹果还挺高兴的。
音乐是我的专业不是我的爱好
记者：音乐在你人生中是怎样的位置？
王健：音乐是我的专业，如果我不搞音乐，这可能是我最大的爱好，但音乐是我的专业，所以不能说是我的爱好。
记者：专业跟爱好结合起来不好吗？
王健：这也是我感觉很幸福的一点，我可以用我的爱好来谋生，但是某种情况下，专业跟爱好是一个很巧妙的关系。比如我平时很少听音乐，我不能把音乐当背景音乐来听，因为我每天在听自己的音乐，已经装不进去了。如果我不搞音乐，可以经常听，但是成了专业的话，音乐就成为一门特殊的艺术。
记者：我很好奇，一个音乐家的生活状态与一般人有怎样的不同。
王健：生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非常简单。我们的演出是非常频繁的，行程非常匆忙。不管今天演得多么好，明天还要演得一样好。这就需要我们一半是艺术家，一半是体育运动员，每天都需要练习，的确是很辛苦的。而且我们拉完以后音乐就没了，飘走了，不像写了一本书，书还在那里，音乐是一瞬间的东西，只有那个时刻它是活的。
记者：有人说，音乐家总是容易缺乏安全感，时常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
王健：对啊，音乐家拉了一场就没了，兴奋了一两个小时，之后那个声音就听不见了，我们摸不到也感觉不到自己的东西在里面，只好期待下一场的演出。
音乐家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记者：你怎样看待音乐的商业化？
王健：我们现在的社会，是第一次真正的商业社会，这是美国的文化造成的。在美国崛起之前，政府或者皇室都非常追求精神境界，会培养支持艺术，所以那时的艺术家不用去考虑生计问题，他们的社会责任就是把我们带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美国彻底改变了这一点，所有的谋生方法都得走向大众，不然就没法挣钱。但是商业和文化是不能混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整天拉的唱的，所有人都听得懂，那还会有提高吗？
记者：这是否说古典音乐只能小众化？
王健：不能说只能是小众化，只是被接受的速度和深度肯定达不到流行音乐的程度，它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的深度，它的生存能力差也是因为它的深度。当然其实大多数人是可以欣赏理解古典音乐的，不过还需要点时间。
记者：你怎么看待艺术家的跨界演出？
王健：只要是好的音乐都可以。我也很喜欢流行音乐，流行音乐也有很好的乐曲在里面，只是流行音乐还没有被筛选过，得费很多时间去真正找到几首好听的歌，而古典音乐是经过很长时间淘汰下来的，所以你能听到的都是很好的音乐。古典音乐的丰富和深度可以让你听一辈子，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记者：人总是在不断突破自我，你是否有跨界演出的打算？
王健：暂时不会，古典领域里我还有很多可做。音乐是千变万化的，有它的生命在，每次听到的音乐都是它的再次复活，在这个时候你会一直有新的要求在里面，我们音乐家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每次都做到自己满意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