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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新生 老人喜结诗社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犹如春风，让一批文化老人欢欣鼓舞如枯木逢春。他们又都是传统诗词的喜好者，偶尔聚晤，便议论着发起组织一个诗社。这当中就有柳亚子、沈尹默、江庸、江问渔、贺天健、胡厥文、马公愚、潘伯鹰、白蕉等社会和文化名流。加之年初柳亚老等已北上入京参与开国筹划，在京城又相逢几位同好，如萧龙友、陈云诰、关颖人、刘园等，经鸿雁传书互通声气，即商定以上海为社址，成立一个乐天诗社。
1950年元旦，新春伊始，沈尹默、江庸等32位老人齐聚上海肇嘉浜路一花园私宅里，这是原上海商界巨子魏廷荣的寓所，有花木荫深之幽，魏且好客，慨然允借做乐天诗社成立会场。会前，沈尹默、江庸等人也呈文报告了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得到了“原则上同意，文学组阅办”的批示，所以会场里还坐着一位穿黄军装的文艺处文学组负责人柳倩，他不仅通知会场所在地上海常熟区公安分局准许开会，还做了热情得体的讲话。
会上通过了《乐天诗社缘起》，称：诗言志。诗歌启发人类之性灵，描写抒发社会之生活与情感，应为文字中之最美者。然因“所患在其独特超然，仅为少数人观赏，毫无裨益于广大群众，故已成绝响”。而“审视诗史，独唐代白乐天所作诗有深入民间之精神，故尊白乐天为诗社之名”，以“歌颂新社会、新气象”。当天的诗社成立会上，选举了社理事会和社长。理事会由沈尹默、江庸、王福庵、叶恭绰、黄葆戉等人组成，理事长和社长却分别由工商界人士郭益文和郑宝瑜担任。诗社推他们负责，一是因他们也为诗词同好者，二是因诗社经费无着，他们愿承担刊印诗刊的费用。
恐怕是多种因素，诗社在初成立的二三年中并没有好好活动。1954年元旦的社友会上，经众诗友大声疾呼，又增补加强了理事会，增补周炼霞、陈小翠、张红薇、吴湖帆、孙雪泥、徐梅隐等一批真有实力的诗人为理事，并选周炼霞为理事长，张方仁为社长。周为理事长，因她诗词造诣颇得诸位老辈嘉许，又和瞿兑之合著过《学诗浅说》。张的情形虽属特例，仅一高中毕业的小酱园商，但对中国格律诗词真是刻骨迷恋，选他还因其任事热心。
周和张合作后，很快便推出一张貌不惊人的社刊《诗讯》，它仅为一油印的16开4页纸，印数也低至300份，不过毕竟已是一块难得的园地。诗友稿件也纷至沓来。《诗讯》的定位和一时盛况，据其自谓“神交吟咏，共同团结在毛泽东思想周围，中央、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文史馆员已占多数，60%以上为60岁之上的老人，各地社员已很快发展到500余人，包括已在各级政府任职的民主人士”。这倒是实情，如已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盛丕华也为社员之一。
那二三年，中国社会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给这些力求也以“旧诗反映新生活”的老人以极大的创作热情。诸如1956年春天中国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及同年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诗讯》都推出了专辑。1956年1月的《公私合营专辑》上，曾刊出了盛丕华的《一月廿日纪盛》：“二千代表递申请，十万企业尽合营，街街巷巷飘红旗，家家户户贴双喜。”这一辑上除盛这样的市领导人稿件外，尚有潘仰光、张禹九等工商界人士和白蕉等文化名流的诗作。各类人士的稿件且都贴近身份和反映不同的艺术视角。如潘仰光的《学习与改造七绝二首》称：“阶层分析宜清楚，规划施行有定谟。”张禹九的《狂欢之日》更盛赞：“喜事重重喜欲颠，工商改造互争先。”与此不同，白蕉的诗则重于景况之描绘：“沸城鼓吹入云霄，万岁声中爆竹骄。共享欢情噙热泪，巾飞帽舞是人潮。”非但专辑，即是《诗讯》日常出刊，也每期必有诸如义务兵役制实行、增产节约活动、学校和医院实现公有制、东欧友好国家访华、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公布、根治黄河规划、苏联艺术家为齐白石祝寿等等的诗词作品发表。这些诗，虽不无酬应之嫌，但也时见佳作。如德意志代表团访华有诗云：“联盟盛事异衣冠，万里梯航互结欢，邻国送还永乐典，民旗珍袭义和团。”它真实地记述了《永乐大典》散佚本和义和团旗等珍贵文物回归的情景。
当然，作为诗词作品，总不免记游写景和抒情吊贺之作。这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另一些侧面。如韩劲持的《石家饭店午饭》有云：“特地来尝鲃肺汤,三虾豆腐味兼长。”沈澧莉的《贺梅葆玥新婚之喜》亦吟：“冬梅盛放水仙戏，缀玉轩中耀玥珰，园外余音犹隐约，声传嫁新娘。”一些诗坛高手的新作发表，更招来许多作者的唱和。如吴湖帆的《七律·示友人》，北京刘园便以《吴湖帆示新词赋此奉酬》云：“频年江海寄游踪，丘壑悬知贮满胸，落毫远应尊画圣，倚声群更仰辞宗，羡君才望能绳武，惭无耕锄只劝农，深盼少贻烟水气，兴来伸纸写秋容。”自然也有诗作，当年看来也似属离谱。如陈小翠的《荒居戏占》，写“物外余生一味闲，笔庄茶灶更萧然，荒寒屡动迁移计，老树留人住过年”。而不少题画诗，当时为人称道，今日亦受人珍视。如沈尹默的《稚柳画白桃峡石》云：“蝶梦乍醒时，犹记天台客，长立待东风，唯有玲珑石。枉自爱桃花，褪尽当时色。刘阮莫重来，重来头总白。”品读如上诗篇，顿感当年诗坛虽小，但尚有阵阵暖意。
政府支持 诗社日益红火
这种春风拂面的气氛，让老人们想让乐天诗社的组织和规模，更规范并扩大一些。自然就更需要政府的支持。1956年5月，他们就致函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说：“毛主席敬老崇文，从中央到各省都组织了文史馆，对爱护文学遗产不遗余力，尤其是他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号召传来，我们无不欢欣鼓舞。近来又传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要团结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我们捧读再三，国家领导人的三复斯言，更引起无穷希望。”金仲华接函后，很快将此信批转市委、市人委有关部门处理。当年主管这一工作的是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该委也于同年5月15日批示：“根据百花齐放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团体，应给予一定的关心，你们提出的一些意见，我们原则上同意。”随即，市文化局按照这一意见，正式通知乐天诗社备案，并确定为市文联下属的一个团体会员。市人委还批准按月补助该社经费100元作为开支，由市文史馆代发。当年市人委这样处理，主要是考虑乐天诗社的大多数社员是市文史馆馆员。这样，诗社一经正式备案，领导人员也作了改选，不再设理事会，而设社委会，主委为市文史馆馆员贾粟香，副主委也为文史馆员张孝伯、沈瘦东。社长还由张方仁担任，实际即负责编务。社刊仍以《乐天诗讯》名义刊发，为月刊，每期还是16开4页，印数略减少至280份。社员也重新登记，北京、上海南北两地诗坛名流无不网罗其中，北有柳亚子、叶恭绰、柯璜、萧龙友、陈云诰、溥雪斋、关颖人、刘园等，南有沈尹默、江庸、潘伯鹰、吴湖帆、刘海粟、冒鹤亭、龙榆生、江问渔、马公愚、贺天健、白蕉等。
经过正式备案和调整的乐天诗社，编辑方针更注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就现存的几十卷诗刊来看，几乎每一中央和市委的号召、指示或领导人讲话，都有诗作吟咏。尤其是毛主席、朱德、董必武和郭沫若等领导人的诗作发表，他们都以“敬读”、“学习有感”等名义唱和。这里面也包括喜爱附庸风雅的康生等人。《诗讯》中即载有北京一老画家见到他后所作的《山东康生主席光临看菊赋赠》。诗云：“菊丛初见识贤能，康济民生信可证，纵笔留题叹观止，看花得句喜吟增。工农缔约盟堪久，党政同心理有凭。眷念明湖风月好，泰山回望我曾登。”诗的好坏且不说，煞费苦心地把康生名字化入诗中真乃不易。
1960年代，中国登山队首登珠穆朗玛峰，给全国人民以极大振奋。乐天诗社以此为题征诗，应者济济。其中张孝伯、陈声聪诸人所作都不同凡响。张孝伯的《古风·勇士歌》吟道：“我闻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巍峨高插九霄中，拔海八千八百八十二公尺，终古长为冰雪封。峰是天下公认世界屋脊最高处，建瓴万里泱泱大国风。”真可谓辞气轩昂，风格高古，气势磅礴。后被《诗刊》等报刊一再转载。
诗社日趋红火，社员纷纷要求增加社刊版面。这时由于争取发稿机会，又有一批老人试想另办一诗刊《新雅醇》。实际上，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更大力度的支持。在这种热情的鼓动下，老人们竟萌发了给毛泽东和董必武写信，请求关心支持的渴望。由张方仁和参与编务的市文史馆馆员吴公退执笔，于一二年间陆续往北京寄去几封信。董老不仅批转了这些信，还于1959年11月18日专门给市委、市人委来函指示：“如果他们确实是为了爱好旧诗词而结成这个诗社，没有其他目的，这也是一件好事。” “我们的文化部门或者作家协会应该对这个诗社加以调查。如允许其存在，更应该领导它前进。”董老的指示，理所当然的得到了上海领导的重视。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曹荻秋也很快批示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平羽、市人委副秘书长杜干全二人处理。徐、杜调查后报告市委、市人委：“该社系一业余的旧诗团体，……确实拥有一部分爱好旧诗的群众，至今未发现有重大政治问题。”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由市委统战部与市作协、市文史馆协商，于1960年5月决定加强领导，由市每月补助经费100元为经费来源，市文史馆负责管理，审稿由作协负责，但不扩大诗社规模。在具体执行时，市委宣传部又致函统战部：“诗刊审稿问题，因作协无专人懂得旧体诗，建议亦由文史馆负责。”市委统战部再与市文史馆陈虞孙、冯皓等领导商量，也同意了这样的办理。之后，乐天诗社便基本由市文史馆管理，活动也如常开展。
1963年，诗社在《诗讯》发表了大量优秀之作的基础上，策划编辑一册名为《三十六家诗选》的诗集。这36家既包括张元济、沈尹默、江庸、姚虞琴、高振霄、黄葆戉、左通百、徐蕴华等诗坛前辈，也有兼擅诗词的丹青高手吴湖帆、贺天健、沈迈士、孙雪泥、周炼霞、陈小翠、董天野等，文史馆员中精于此道的贾粟香、沈瘦东、张孝伯、廉建中、王青芝、吴公退、陈声聪等人亦在其列。各家所选诗作虽非首首上乘，然清新怡人，可圈可点者确也不少。如贺天健的题山水画诗《狂风大雨泊桐庐》云：“桐江风雨千山黯，泊向高楼东一边，稍许安身尚难得，高低浪打梦魂颠。”又再如《晓烟中梅山拱坝》诗云：“行尽东西几叠山，梅山俯首路弯弯，如云挺壁排空起，约束淮河又一关。”这些诗，近年仍被行家誉为“独开生面”。诗社为能让诗选隆重面世，又再次致函董老请题写书名，令他们大喜过望的是，北京果真寄到了董老的墨宝，文史馆和诗社即着手筹备刻印出版事项。
“左毒”横行 诗社终遭夭折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文化界的上空已飘来了几朵乌云。这就是日益左转的抓“阶级斗争”风。张春桥等人在上海的领导地位快速上升。报刊上已连篇累牍地在“批鬼戏”、“批坏戏坏电影”。这些“嗅觉”失灵的老先生怎么会理解得那么“深刻”，于是被卷入后称为“导火索”的“《思亲记》事件”中。当时，上海有一老工商业者叫孙忠本，是上海宁波籍钱庄中颇有实力者。大约是孝思不匮，他突然想起了已死去40余年的老父亲孙轩蕉，按照传统习俗，他打算自印一本纪念册，其中除先人行述外，自然还请一些名人题撰诗文。他便请了乐天诗社中的一些老人，包括沈尹默、刘海粟等。据事后调查，孙请这些老人在国际饭店吃过饭，但未付润笔。所题写的文字，也多是“套话”，但在当年“拎上纲”就是“封建意识”，如沈尹老题的一首即为：“孝悌人之本，兹言故不刊，旧帮新受命，尤赖子孙贤。”不料，小册子印成后，却成了大事。张春桥竟亲自批示：“是一个典型事件，要抓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身居市委主管思想宣传工作书记高位的此言一出，非同小可。市委宣传部和统战部召开联席会议，指示由市工商联和文史馆进行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分别进行座谈批判。在座谈批判会上，沈尹默和乐天诗社参与此事的社员都分别作了检查，但“上面”仍不通过。因“上面”对此事的定调，是一个“事件”，有三大问题：1.反映了地主、资本家的“复辟”愿望；2.充满了封建腐朽意识；3.是非法出版行为。老人们怎么会认识到这样“高度”，情绪都有些低落消沉。好在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对他们还采取了一些保护态度。沈尹默即曾对人说：“我已经检查过了，丕显书记让我不要紧张。”
不曾料及的是，张春桥竟又将矛头指向乐天诗社，他一口咬定：“那里情况复杂，丧失领导，是造成这一事件的根源。”实际上，自“《思亲记》事件”后，诗社已处于人心惶惶状态，现在再此令一下，从1964年底起，它就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连文史馆领导都给市委写检查，认识“放弃领导”、“疏于管理”的错误。在乐天诗社的存在过程中，张春桥的作用也须一表。自1950年该社成立，到1956年市委文工委批准正式备案，直至1960年5月市委批复徐平羽、杜干全的调查报告意见，都是他“一支笔”操作的。这时他却大动干戈，非要置这些老人于死地，可见其为人之居心叵测。
十年动乱中，乐天诗社被“四人帮”一伙上纲为“反革命集团”，又成为沈尹默等文化老人一大“罪状”，这就更不堪回首了。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犹如春风，让一批文化老人欢欣鼓舞如枯木逢春。他们又都是传统诗词的喜好者，偶尔聚晤，便议论着发起组织一个诗社。这当中就有柳亚子、沈尹默、江庸、江问渔、贺天健、胡厥文、马公愚、潘伯鹰、白蕉等社会和文化名流。加之年初柳亚老等已北上入京参与开国筹划，在京城又相逢几位同好，如萧龙友、陈云诰、关颖人、刘园等，经鸿雁传书互通声气，即商定以上海为社址，成立一个乐天诗社。
1950年元旦，新春伊始，沈尹默、江庸等32位老人齐聚上海肇嘉浜路一花园私宅里，这是原上海商界巨子魏廷荣的寓所，有花木荫深之幽，魏且好客，慨然允借做乐天诗社成立会场。会前，沈尹默、江庸等人也呈文报告了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得到了“原则上同意，文学组阅办”的批示，所以会场里还坐着一位穿黄军装的文艺处文学组负责人柳倩，他不仅通知会场所在地上海常熟区公安分局准许开会，还做了热情得体的讲话。
会上通过了《乐天诗社缘起》，称：诗言志。诗歌启发人类之性灵，描写抒发社会之生活与情感，应为文字中之最美者。然因“所患在其独特超然，仅为少数人观赏，毫无裨益于广大群众，故已成绝响”。而“审视诗史，独唐代白乐天所作诗有深入民间之精神，故尊白乐天为诗社之名”，以“歌颂新社会、新气象”。当天的诗社成立会上，选举了社理事会和社长。理事会由沈尹默、江庸、王福庵、叶恭绰、黄葆戉等人组成，理事长和社长却分别由工商界人士郭益文和郑宝瑜担任。诗社推他们负责，一是因他们也为诗词同好者，二是因诗社经费无着，他们愿承担刊印诗刊的费用。
恐怕是多种因素，诗社在初成立的二三年中并没有好好活动。1954年元旦的社友会上，经众诗友大声疾呼，又增补加强了理事会，增补周炼霞、陈小翠、张红薇、吴湖帆、孙雪泥、徐梅隐等一批真有实力的诗人为理事，并选周炼霞为理事长，张方仁为社长。周为理事长，因她诗词造诣颇得诸位老辈嘉许，又和瞿兑之合著过《学诗浅说》。张的情形虽属特例，仅一高中毕业的小酱园商，但对中国格律诗词真是刻骨迷恋，选他还因其任事热心。
周和张合作后，很快便推出一张貌不惊人的社刊《诗讯》，它仅为一油印的16开4页纸，印数也低至300份，不过毕竟已是一块难得的园地。诗友稿件也纷至沓来。《诗讯》的定位和一时盛况，据其自谓“神交吟咏，共同团结在毛泽东思想周围，中央、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文史馆员已占多数，60%以上为60岁之上的老人，各地社员已很快发展到500余人，包括已在各级政府任职的民主人士”。这倒是实情，如已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盛丕华也为社员之一。
那二三年，中国社会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给这些力求也以“旧诗反映新生活”的老人以极大的创作热情。诸如1956年春天中国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及同年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诗讯》都推出了专辑。1956年1月的《公私合营专辑》上，曾刊出了盛丕华的《一月廿日纪盛》：“二千代表递申请，十万企业尽合营，街街巷巷飘红旗，家家户户贴双喜。”这一辑上除盛这样的市领导人稿件外，尚有潘仰光、张禹九等工商界人士和白蕉等文化名流的诗作。各类人士的稿件且都贴近身份和反映不同的艺术视角。如潘仰光的《学习与改造七绝二首》称：“阶层分析宜清楚，规划施行有定谟。”张禹九的《狂欢之日》更盛赞：“喜事重重喜欲颠，工商改造互争先。”与此不同，白蕉的诗则重于景况之描绘：“沸城鼓吹入云霄，万岁声中爆竹骄。共享欢情噙热泪，巾飞帽舞是人潮。”非但专辑，即是《诗讯》日常出刊，也每期必有诸如义务兵役制实行、增产节约活动、学校和医院实现公有制、东欧友好国家访华、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公布、根治黄河规划、苏联艺术家为齐白石祝寿等等的诗词作品发表。这些诗，虽不无酬应之嫌，但也时见佳作。如德意志代表团访华有诗云：“联盟盛事异衣冠，万里梯航互结欢，邻国送还永乐典，民旗珍袭义和团。”它真实地记述了《永乐大典》散佚本和义和团旗等珍贵文物回归的情景。
当然，作为诗词作品，总不免记游写景和抒情吊贺之作。这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另一些侧面。如韩劲持的《石家饭店午饭》有云：“特地来尝鲃肺汤,三虾豆腐味兼长。”沈澧莉的《贺梅葆玥新婚之喜》亦吟：“冬梅盛放水仙戏，缀玉轩中耀玥珰，园外余音犹隐约，声传嫁新娘。”一些诗坛高手的新作发表，更招来许多作者的唱和。如吴湖帆的《七律·示友人》，北京刘园便以《吴湖帆示新词赋此奉酬》云：“频年江海寄游踪，丘壑悬知贮满胸，落毫远应尊画圣，倚声群更仰辞宗，羡君才望能绳武，惭无耕锄只劝农，深盼少贻烟水气，兴来伸纸写秋容。”自然也有诗作，当年看来也似属离谱。如陈小翠的《荒居戏占》，写“物外余生一味闲，笔庄茶灶更萧然，荒寒屡动迁移计，老树留人住过年”。而不少题画诗，当时为人称道，今日亦受人珍视。如沈尹默的《稚柳画白桃峡石》云：“蝶梦乍醒时，犹记天台客，长立待东风，唯有玲珑石。枉自爱桃花，褪尽当时色。刘阮莫重来，重来头总白。”品读如上诗篇，顿感当年诗坛虽小，但尚有阵阵暖意。
政府支持 诗社日益红火
这种春风拂面的气氛，让老人们想让乐天诗社的组织和规模，更规范并扩大一些。自然就更需要政府的支持。1956年5月，他们就致函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说：“毛主席敬老崇文，从中央到各省都组织了文史馆，对爱护文学遗产不遗余力，尤其是他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号召传来，我们无不欢欣鼓舞。近来又传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要团结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我们捧读再三，国家领导人的三复斯言，更引起无穷希望。”金仲华接函后，很快将此信批转市委、市人委有关部门处理。当年主管这一工作的是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该委也于同年5月15日批示：“根据百花齐放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团体，应给予一定的关心，你们提出的一些意见，我们原则上同意。”随即，市文化局按照这一意见，正式通知乐天诗社备案，并确定为市文联下属的一个团体会员。市人委还批准按月补助该社经费100元作为开支，由市文史馆代发。当年市人委这样处理，主要是考虑乐天诗社的大多数社员是市文史馆馆员。这样，诗社一经正式备案，领导人员也作了改选，不再设理事会，而设社委会，主委为市文史馆馆员贾粟香，副主委也为文史馆员张孝伯、沈瘦东。社长还由张方仁担任，实际即负责编务。社刊仍以《乐天诗讯》名义刊发，为月刊，每期还是16开4页，印数略减少至280份。社员也重新登记，北京、上海南北两地诗坛名流无不网罗其中，北有柳亚子、叶恭绰、柯璜、萧龙友、陈云诰、溥雪斋、关颖人、刘园等，南有沈尹默、江庸、潘伯鹰、吴湖帆、刘海粟、冒鹤亭、龙榆生、江问渔、马公愚、贺天健、白蕉等。
经过正式备案和调整的乐天诗社，编辑方针更注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就现存的几十卷诗刊来看，几乎每一中央和市委的号召、指示或领导人讲话，都有诗作吟咏。尤其是毛主席、朱德、董必武和郭沫若等领导人的诗作发表，他们都以“敬读”、“学习有感”等名义唱和。这里面也包括喜爱附庸风雅的康生等人。《诗讯》中即载有北京一老画家见到他后所作的《山东康生主席光临看菊赋赠》。诗云：“菊丛初见识贤能，康济民生信可证，纵笔留题叹观止，看花得句喜吟增。工农缔约盟堪久，党政同心理有凭。眷念明湖风月好，泰山回望我曾登。”诗的好坏且不说，煞费苦心地把康生名字化入诗中真乃不易。
1960年代，中国登山队首登珠穆朗玛峰，给全国人民以极大振奋。乐天诗社以此为题征诗，应者济济。其中张孝伯、陈声聪诸人所作都不同凡响。张孝伯的《古风·勇士歌》吟道：“我闻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巍峨高插九霄中，拔海八千八百八十二公尺，终古长为冰雪封。峰是天下公认世界屋脊最高处，建瓴万里泱泱大国风。”真可谓辞气轩昂，风格高古，气势磅礴。后被《诗刊》等报刊一再转载。
诗社日趋红火，社员纷纷要求增加社刊版面。这时由于争取发稿机会，又有一批老人试想另办一诗刊《新雅醇》。实际上，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更大力度的支持。在这种热情的鼓动下，老人们竟萌发了给毛泽东和董必武写信，请求关心支持的渴望。由张方仁和参与编务的市文史馆馆员吴公退执笔，于一二年间陆续往北京寄去几封信。董老不仅批转了这些信，还于1959年11月18日专门给市委、市人委来函指示：“如果他们确实是为了爱好旧诗词而结成这个诗社，没有其他目的，这也是一件好事。” “我们的文化部门或者作家协会应该对这个诗社加以调查。如允许其存在，更应该领导它前进。”董老的指示，理所当然的得到了上海领导的重视。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曹荻秋也很快批示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平羽、市人委副秘书长杜干全二人处理。徐、杜调查后报告市委、市人委：“该社系一业余的旧诗团体，……确实拥有一部分爱好旧诗的群众，至今未发现有重大政治问题。”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由市委统战部与市作协、市文史馆协商，于1960年5月决定加强领导，由市每月补助经费100元为经费来源，市文史馆负责管理，审稿由作协负责，但不扩大诗社规模。在具体执行时，市委宣传部又致函统战部：“诗刊审稿问题，因作协无专人懂得旧体诗，建议亦由文史馆负责。”市委统战部再与市文史馆陈虞孙、冯皓等领导商量，也同意了这样的办理。之后，乐天诗社便基本由市文史馆管理，活动也如常开展。
1963年，诗社在《诗讯》发表了大量优秀之作的基础上，策划编辑一册名为《三十六家诗选》的诗集。这36家既包括张元济、沈尹默、江庸、姚虞琴、高振霄、黄葆戉、左通百、徐蕴华等诗坛前辈，也有兼擅诗词的丹青高手吴湖帆、贺天健、沈迈士、孙雪泥、周炼霞、陈小翠、董天野等，文史馆员中精于此道的贾粟香、沈瘦东、张孝伯、廉建中、王青芝、吴公退、陈声聪等人亦在其列。各家所选诗作虽非首首上乘，然清新怡人，可圈可点者确也不少。如贺天健的题山水画诗《狂风大雨泊桐庐》云：“桐江风雨千山黯，泊向高楼东一边，稍许安身尚难得，高低浪打梦魂颠。”又再如《晓烟中梅山拱坝》诗云：“行尽东西几叠山，梅山俯首路弯弯，如云挺壁排空起，约束淮河又一关。”这些诗，近年仍被行家誉为“独开生面”。诗社为能让诗选隆重面世，又再次致函董老请题写书名，令他们大喜过望的是，北京果真寄到了董老的墨宝，文史馆和诗社即着手筹备刻印出版事项。
“左毒”横行 诗社终遭夭折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文化界的上空已飘来了几朵乌云。这就是日益左转的抓“阶级斗争”风。张春桥等人在上海的领导地位快速上升。报刊上已连篇累牍地在“批鬼戏”、“批坏戏坏电影”。这些“嗅觉”失灵的老先生怎么会理解得那么“深刻”，于是被卷入后称为“导火索”的“《思亲记》事件”中。当时，上海有一老工商业者叫孙忠本，是上海宁波籍钱庄中颇有实力者。大约是孝思不匮，他突然想起了已死去40余年的老父亲孙轩蕉，按照传统习俗，他打算自印一本纪念册，其中除先人行述外，自然还请一些名人题撰诗文。他便请了乐天诗社中的一些老人，包括沈尹默、刘海粟等。据事后调查，孙请这些老人在国际饭店吃过饭，但未付润笔。所题写的文字，也多是“套话”，但在当年“拎上纲”就是“封建意识”，如沈尹老题的一首即为：“孝悌人之本，兹言故不刊，旧帮新受命，尤赖子孙贤。”不料，小册子印成后，却成了大事。张春桥竟亲自批示：“是一个典型事件，要抓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身居市委主管思想宣传工作书记高位的此言一出，非同小可。市委宣传部和统战部召开联席会议，指示由市工商联和文史馆进行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分别进行座谈批判。在座谈批判会上，沈尹默和乐天诗社参与此事的社员都分别作了检查，但“上面”仍不通过。因“上面”对此事的定调，是一个“事件”，有三大问题：1.反映了地主、资本家的“复辟”愿望；2.充满了封建腐朽意识；3.是非法出版行为。老人们怎么会认识到这样“高度”，情绪都有些低落消沉。好在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对他们还采取了一些保护态度。沈尹默即曾对人说：“我已经检查过了，丕显书记让我不要紧张。”
不曾料及的是，张春桥竟又将矛头指向乐天诗社，他一口咬定：“那里情况复杂，丧失领导，是造成这一事件的根源。”实际上，自“《思亲记》事件”后，诗社已处于人心惶惶状态，现在再此令一下，从1964年底起，它就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连文史馆领导都给市委写检查，认识“放弃领导”、“疏于管理”的错误。在乐天诗社的存在过程中，张春桥的作用也须一表。自1950年该社成立，到1956年市委文工委批准正式备案，直至1960年5月市委批复徐平羽、杜干全的调查报告意见，都是他“一支笔”操作的。这时他却大动干戈，非要置这些老人于死地，可见其为人之居心叵测。
十年动乱中，乐天诗社被“四人帮”一伙上纲为“反革命集团”，又成为沈尹默等文化老人一大“罪状”，这就更不堪回首了。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