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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8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自传性小说《情人》获法国文坛最高奖项——龚古尔奖。小说中多次反复提到作者本人对于“中国”的“他者”形象的描述，本文拟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出发，运用福柯的权力理论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等以“暴力的再现”、“权利的两极”阐述作品《情人》中的“他者”之维。
关键词：暴力；权力；他者；奴性
作者简介：葛姝圆（1995-），女，汉族，安徽合肥人，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译介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2
一、引言
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形象，指的是某国某民族文学中以及其他精神产品中，作家个人和集体所塑造、描述、阐释的异国异族形象。[1]（P131）因此，此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序均先存在于形象。[2]而法国是比较文学的故乡，是形象学的诞生地。[3]（P3）玛格丽特·杜拉斯作为法国女性作家，其作品《情人》充斥着殖民主义的叙事逻辑，弥散着浓重的帝国意识，作者多次在文中提到“形象”一词，不仅是通过对中国男人和“我”的悲剧爱情进行追忆，更是通过“中国情人”的“他者”形象肯定丰富自我认知，建构自我形象。
二、暴力的再现
歐洲各个帝国的崩溃；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崛起，与之相伴随的大规模全球移民和多元文化社会的创立等，导致了那个被想的很窄的西方文化经典被打开，以及各个“边缘”群体和人民的遭受围困的文化被找回。“他者”不再是一个理论概念，而是那些被从历史中涂抹掉的群体，他们遭受奴役、侮辱，被加以神秘化，甚至遭受种族灭绝。帝国意识不仅充斥在经济政治之中，在文学作品里也展示着其暴力行径。[4]（P205）法国批评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人之所以过着人的生活只是因为人不断地向前“投射”自己，不断地认识到和实现着存在的种种新的可能性，[4]（P55）杜拉斯长期置身于海外殖民地的“文化孤岛”之中，漂流的回忆贯穿在小说中各个间断的部分里，聚合在作者生命之中，不断地“投射”自我，宛如出现在一面镜子里。
赛义德曾经指出，“作者生活在他们的社会历史中，既在不同的程度上塑造那个历史和他们的社会经历，又被那个历史和经历塑造。”[5]（P175） 杜拉斯从小就被灌输了一整套法国式的价值观，父亲在来到西贡之前就陶醉在对孩子种族主义思想的教育之中，殖民情结决定了杜拉斯作为一个“东方主义者”的话语立场，作者的写作无法真正地超脱意识形态之外，文本也不可能脱离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力话语的影响。从故事的一开始，白人小女孩就处于强势的一方，作者把诸如爱情、形象、美德等重新纳入“暴力的非政治”倾向。
小说中的第一种暴力模式存在于“外部”世界。她遭遇的暴力表现为多种形式：坏大哥、坏母亲以及在较宽泛意义上操控她生活的对象。父亲的早逝和母亲不平衡的爱让作者的童年充满阴影，贫困的生活更是让她的精神世界不堪重负。作者渴望通过“他者”转而发泄来自内心深处的的暴力因素。“她呢，她一无所知，都看不见，真该把它关起来，狠狠的揍，杀掉”[3]（P25），“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3]（P9）在白人女孩主动走上中国男人的房间时，我们见证了白人女孩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发生的数次征服中的第一次。“他没有去脱她的衣服，只顾说爱她，疯了似的的爱她……她对他说：我宁可让你不要爱我。”[3]（P39）通过白人女孩命令式的叙述口吻，这场游戏关系中的暴力逐渐显现，而她不顾周围人和母亲的有色目光与中国男人来往，也是一种发泄。
要理解主人公的行动策略对读者的魔力，我们必须识别第二种形态的暴力。尽管小说以《情人》为题，但“情人”在文本中已经完完全全地退居次要地位：他的存在就是为“我”和“我”的家人所用。他不顾一切爱着“我”，为了“我”可以丢弃尊严，忍受家人对他的轻侮，甚至无权反驳。再现的暴力就是差异实施的压制。[6]（P421）当作者用处于殖民地的贫困白人女孩第二人称诉诸情感时，其效果相当于火力十足的攻击性行为。为了赢得叙述者的地位，她必须战胜口中的第三世界。因此，整部小说的叙述视角、叙述语态是属于那个小姑娘的，华人青年没有言说的权利。所以，情人根本不是主角，他是中介、“过渡”。[7]直到小说的末尾，白人小女孩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对“他者”的掌控，如同她作为叙述者权威一样，完全取决于她自己本人握有的真理。杜拉斯随心所欲地描绘“中国情人”，将他们身上的个性品格放大为族群的共同特征，从而使这些形象演变成为种族主义的文化符号。作者渴望回归帝国叙事中心的期盼使她最终成为一个具有浓厚殖民意识的文化掮客。[7]
三、权力的两极
“弗洛伊德”创立的人格的三重结构里，“本我”受本能驱使，遵循“享乐原则”，施虐欲、死亡欲、征服欲则是本我的极好宣泄。[6]（P147）作者围绕“虐恋”的形式，展示了专制、极权对个人意识的强大控制力，又将极权话语对个人的控制转换为一场悲剧的两性游戏。
虐恋情节是权力对个人作用的最为微观的呈现方式，通过施虐者对受虐者的指令，隐喻了极权力量与个人之间紧张的密不可分又不可调和的关系。《情人》中的“我”只有15岁，渴望在性爱关系中占据主导，“她不慌不忙，既坚决又耐心，把他拉到身前，伸手给他脱衣服……她要他。”[3]（P40）在传统的男权话语中，女性一直扮演着“他者”和“被看者”的角色，在两性关系中，女性通常处在被动和从属地位。在以身体、视觉和欲望为书写内核的身体写作中，杜拉斯笔下性别身份的独特性在于对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身份的颠覆与重构，这种以女性的欲望和观看为中心的颠覆性写作是对社会传统性别观念的冲击。描写躯体、表现欲望的身体写作，是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因而它是反理性的、无规范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破坏和颠覆着父权制文化。[8]（P381）在同混血姑娘海伦的交往过程中，“我”表现出与海伦截然不同的男性气概，甚至对她产生了男性之于女性的肉体欲望：“海伦·拉戈奈尔的乳房我真想嚼食吞下去……我因为对海伦·拉戈奈尔的欲望感到衰竭无力。”[3]（P74）诸如此类，小说中色情场景叙述的慢镜头试图以语言的不断滑动和游移而分解种种压抑性的思想体系，诠释着虐恋的暴力美学。 玫瑰木色的“男帽”是“我”追求男性权力的外在表征。“在男人戴的帽子下，形体上那种讨厌的纤弱柔细，童年时期带来的缺陷，就换了一个模样。”[3]（P15）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在生殖器崇拜阶段，会出现所谓的恋母情结，弗洛伊德又称之为俄底浦斯情结。”[9]（P394）与之相对的是，女儿对父亲却有一种本能上的恋父情结。杜拉斯的童年缺乏父爱，母亲对她的忽视又让作者对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冷漠感同身受，杜拉斯在现实中说“我没有父亲。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10]因此，作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形成了即坚强又脆弱的双重人格：“我”一生都在渴望突破自我，拥有男性力量。通过“男帽”这种标新立异，作者渴望能够填补自己父亲的地位。但是“戴上一顶男人戴的帽子，贫困依然把你紧紧捆住没有放松”[3]（P26）因此，中国情人似乎更适合担当这个孩子情人之外的另一个角色—父亲。她只能向中国男人求助，寻求经济上“父亲式的保护”。文中，“他给我洗澡，冲浴，给我擦身，爱我，赞美我。我是他一生中最最宠爱的，他怕的不是因为我是白人，他怕的是我这样年幼。”[3]（P64）她对中国情人的呼风唤雨与依赖正是失父之后“我”之“恋父情结”的转移和嫁结。尽管拉康反对弗氏以陽具作为男性生殖力的特征，但他并不反对弗氏的“俄底浦斯情结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还肯定了这种象征结构即在一个家庭关系中，父亲的一方仍然是一个原初的、首要的他者。[11]（P93）
通过礼帽的易主，作者不动声色地对小女孩和“情人”进行了“性别倒置”，表达了“我”渴望获得男性主动权的内在心理诉求。我掌控着这场权力的一极，是精神上的“施虐方”。“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待，都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异己的存在。自我的构成最终都是某种建构，即确立自己的对立面和他者，每个时代和社会都在再创造自身的他者。[12]（P267）杜拉斯通过“性”话语完成中心制约边缘、西方控制东方的策略，始终戴着有色眼镜在窥视东方人，导演了这场力量悬殊的性爱游戏。
结论：总体的否定模式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曾说“每一个欧洲人，无论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二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12]（P260）无论是暴力的自述形式、还是对于权力的渴望，亦或是对“他者”奴性的阐释，杜拉斯总体上对于在中国的“他者”是总体的否定模式。
参考文献：
[1]吴家荣主编.比较文学新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2.
[2]陈惇主编.比较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3]杜拉斯.情人[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8.
[4]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5]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谢少波，韩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7]江媚.杜拉斯的东方小说与支那帝国[D].集美大学，2010：9-13.
[8]王泉、朱岩岩.女性话语.载于西方文论关键词[M].赵一凡等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9]李思孝.简明西方文论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范荣.父亲是一种隐喻——试析拉康的“父亲之名”在杜拉斯作品中的能指作用[J]，外国文学研究，2006.（5）
[11]黄汉平，拉康与弗洛伊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2]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
关键词：暴力；权力；他者；奴性
作者简介：葛姝圆（1995-），女，汉族，安徽合肥人，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译介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2
一、引言
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形象，指的是某国某民族文学中以及其他精神产品中，作家个人和集体所塑造、描述、阐释的异国异族形象。[1]（P131）因此，此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序均先存在于形象。[2]而法国是比较文学的故乡，是形象学的诞生地。[3]（P3）玛格丽特·杜拉斯作为法国女性作家，其作品《情人》充斥着殖民主义的叙事逻辑，弥散着浓重的帝国意识，作者多次在文中提到“形象”一词，不仅是通过对中国男人和“我”的悲剧爱情进行追忆，更是通过“中国情人”的“他者”形象肯定丰富自我认知，建构自我形象。
二、暴力的再现
歐洲各个帝国的崩溃；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崛起，与之相伴随的大规模全球移民和多元文化社会的创立等，导致了那个被想的很窄的西方文化经典被打开，以及各个“边缘”群体和人民的遭受围困的文化被找回。“他者”不再是一个理论概念，而是那些被从历史中涂抹掉的群体，他们遭受奴役、侮辱，被加以神秘化，甚至遭受种族灭绝。帝国意识不仅充斥在经济政治之中，在文学作品里也展示着其暴力行径。[4]（P205）法国批评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人之所以过着人的生活只是因为人不断地向前“投射”自己，不断地认识到和实现着存在的种种新的可能性，[4]（P55）杜拉斯长期置身于海外殖民地的“文化孤岛”之中，漂流的回忆贯穿在小说中各个间断的部分里，聚合在作者生命之中，不断地“投射”自我，宛如出现在一面镜子里。
赛义德曾经指出，“作者生活在他们的社会历史中，既在不同的程度上塑造那个历史和他们的社会经历，又被那个历史和经历塑造。”[5]（P175） 杜拉斯从小就被灌输了一整套法国式的价值观，父亲在来到西贡之前就陶醉在对孩子种族主义思想的教育之中，殖民情结决定了杜拉斯作为一个“东方主义者”的话语立场，作者的写作无法真正地超脱意识形态之外，文本也不可能脱离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力话语的影响。从故事的一开始，白人小女孩就处于强势的一方，作者把诸如爱情、形象、美德等重新纳入“暴力的非政治”倾向。
小说中的第一种暴力模式存在于“外部”世界。她遭遇的暴力表现为多种形式：坏大哥、坏母亲以及在较宽泛意义上操控她生活的对象。父亲的早逝和母亲不平衡的爱让作者的童年充满阴影，贫困的生活更是让她的精神世界不堪重负。作者渴望通过“他者”转而发泄来自内心深处的的暴力因素。“她呢，她一无所知，都看不见，真该把它关起来，狠狠的揍，杀掉”[3]（P25），“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3]（P9）在白人女孩主动走上中国男人的房间时，我们见证了白人女孩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发生的数次征服中的第一次。“他没有去脱她的衣服，只顾说爱她，疯了似的的爱她……她对他说：我宁可让你不要爱我。”[3]（P39）通过白人女孩命令式的叙述口吻，这场游戏关系中的暴力逐渐显现，而她不顾周围人和母亲的有色目光与中国男人来往，也是一种发泄。
要理解主人公的行动策略对读者的魔力，我们必须识别第二种形态的暴力。尽管小说以《情人》为题，但“情人”在文本中已经完完全全地退居次要地位：他的存在就是为“我”和“我”的家人所用。他不顾一切爱着“我”，为了“我”可以丢弃尊严，忍受家人对他的轻侮，甚至无权反驳。再现的暴力就是差异实施的压制。[6]（P421）当作者用处于殖民地的贫困白人女孩第二人称诉诸情感时，其效果相当于火力十足的攻击性行为。为了赢得叙述者的地位，她必须战胜口中的第三世界。因此，整部小说的叙述视角、叙述语态是属于那个小姑娘的，华人青年没有言说的权利。所以，情人根本不是主角，他是中介、“过渡”。[7]直到小说的末尾，白人小女孩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对“他者”的掌控，如同她作为叙述者权威一样，完全取决于她自己本人握有的真理。杜拉斯随心所欲地描绘“中国情人”，将他们身上的个性品格放大为族群的共同特征，从而使这些形象演变成为种族主义的文化符号。作者渴望回归帝国叙事中心的期盼使她最终成为一个具有浓厚殖民意识的文化掮客。[7]
三、权力的两极
“弗洛伊德”创立的人格的三重结构里，“本我”受本能驱使，遵循“享乐原则”，施虐欲、死亡欲、征服欲则是本我的极好宣泄。[6]（P147）作者围绕“虐恋”的形式，展示了专制、极权对个人意识的强大控制力，又将极权话语对个人的控制转换为一场悲剧的两性游戏。
虐恋情节是权力对个人作用的最为微观的呈现方式，通过施虐者对受虐者的指令，隐喻了极权力量与个人之间紧张的密不可分又不可调和的关系。《情人》中的“我”只有15岁，渴望在性爱关系中占据主导，“她不慌不忙，既坚决又耐心，把他拉到身前，伸手给他脱衣服……她要他。”[3]（P40）在传统的男权话语中，女性一直扮演着“他者”和“被看者”的角色，在两性关系中，女性通常处在被动和从属地位。在以身体、视觉和欲望为书写内核的身体写作中，杜拉斯笔下性别身份的独特性在于对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身份的颠覆与重构，这种以女性的欲望和观看为中心的颠覆性写作是对社会传统性别观念的冲击。描写躯体、表现欲望的身体写作，是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因而它是反理性的、无规范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破坏和颠覆着父权制文化。[8]（P381）在同混血姑娘海伦的交往过程中，“我”表现出与海伦截然不同的男性气概，甚至对她产生了男性之于女性的肉体欲望：“海伦·拉戈奈尔的乳房我真想嚼食吞下去……我因为对海伦·拉戈奈尔的欲望感到衰竭无力。”[3]（P74）诸如此类，小说中色情场景叙述的慢镜头试图以语言的不断滑动和游移而分解种种压抑性的思想体系，诠释着虐恋的暴力美学。 玫瑰木色的“男帽”是“我”追求男性权力的外在表征。“在男人戴的帽子下，形体上那种讨厌的纤弱柔细，童年时期带来的缺陷，就换了一个模样。”[3]（P15）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在生殖器崇拜阶段，会出现所谓的恋母情结，弗洛伊德又称之为俄底浦斯情结。”[9]（P394）与之相对的是，女儿对父亲却有一种本能上的恋父情结。杜拉斯的童年缺乏父爱，母亲对她的忽视又让作者对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冷漠感同身受，杜拉斯在现实中说“我没有父亲。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10]因此，作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形成了即坚强又脆弱的双重人格：“我”一生都在渴望突破自我，拥有男性力量。通过“男帽”这种标新立异，作者渴望能够填补自己父亲的地位。但是“戴上一顶男人戴的帽子，贫困依然把你紧紧捆住没有放松”[3]（P26）因此，中国情人似乎更适合担当这个孩子情人之外的另一个角色—父亲。她只能向中国男人求助，寻求经济上“父亲式的保护”。文中，“他给我洗澡，冲浴，给我擦身，爱我，赞美我。我是他一生中最最宠爱的，他怕的不是因为我是白人，他怕的是我这样年幼。”[3]（P64）她对中国情人的呼风唤雨与依赖正是失父之后“我”之“恋父情结”的转移和嫁结。尽管拉康反对弗氏以陽具作为男性生殖力的特征，但他并不反对弗氏的“俄底浦斯情结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还肯定了这种象征结构即在一个家庭关系中，父亲的一方仍然是一个原初的、首要的他者。[11]（P93）
通过礼帽的易主，作者不动声色地对小女孩和“情人”进行了“性别倒置”，表达了“我”渴望获得男性主动权的内在心理诉求。我掌控着这场权力的一极，是精神上的“施虐方”。“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待，都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异己的存在。自我的构成最终都是某种建构，即确立自己的对立面和他者，每个时代和社会都在再创造自身的他者。[12]（P267）杜拉斯通过“性”话语完成中心制约边缘、西方控制东方的策略，始终戴着有色眼镜在窥视东方人，导演了这场力量悬殊的性爱游戏。
结论：总体的否定模式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曾说“每一个欧洲人，无论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二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12]（P260）无论是暴力的自述形式、还是对于权力的渴望，亦或是对“他者”奴性的阐释，杜拉斯总体上对于在中国的“他者”是总体的否定模式。
参考文献：
[1]吴家荣主编.比较文学新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2.
[2]陈惇主编.比较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3]杜拉斯.情人[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8.
[4]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5]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谢少波，韩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7]江媚.杜拉斯的东方小说与支那帝国[D].集美大学，2010：9-13.
[8]王泉、朱岩岩.女性话语.载于西方文论关键词[M].赵一凡等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9]李思孝.简明西方文论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范荣.父亲是一种隐喻——试析拉康的“父亲之名”在杜拉斯作品中的能指作用[J]，外国文学研究，2006.（5）
[11]黄汉平，拉康与弗洛伊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2]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