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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画家群体与笺扇庄
清末民初是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艺术大师不断涌现的年代，而上海却是这年代里社会的一个缩影。上海书画艺术品市场始发于清咸丰年间。清末文人袁翔甫在《望江南》云：“申江好，古玩尽搜探。商鼎周彝酬万镒，唐碑宋帖重千镰，真伪几曾谙。”充分反映了其时上海艺术市场的风貌。
自开埠以后，上海已是继扬州之后的一个重要艺术中心。清人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中记载：“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于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特殊的政治环境，使上海具有了中西交融的多元化特点，同时也赋予了它开放前沿的书画市场环境，而吸引了周边地区大量的文人画家来沪发展。
至同治光绪年间，时局动荡。当时有记载，来上海求生存的画家，共计六百余人，其中“书家如吴鞠潭、汤埙伯，画家如张子祥、胡公寿、任伯年、杨伯润、朱梦庐诸君，润笔皆有仿帖。以视雍、乾时之津门、袁浦、建业、维扬，局面虽微有不同，风气所趋，莫能相挽，要不失风雅本色云。”其中以江苏人最多，浙江人次之。因此，海派艺术也呈现出杂糅性和包容性的艺术特点。
来自各省不同类型的书画家形成了一个巨大群体，他们之间竞争激烈，为此都制订了润例，通过各种渠道宣传作品，期望能在上海滩占得一席之地。
然而，随着上海艺术品市场对书画需求的增大，一些画家应付不过来，以致出现代笔的现象。通过《吴昌硕致沈石友信札》，就可看出吴晚年经常请沈石友代笔的事实：再奉去曹氏寿启，请公一读，元忠名，君直其号也，博学孝廉，官为内阁中书。缶素不相识，不能不有诗，另纸录上，乞为改至典雅或略带恭维，或再充畅最佳。四月二十二日要寄苏，能早日掷下尤感，顷有商人（湖州人）造一生圹，圹旁造屋，颜其庐曰归牧轩，索弟制联题之中堂，且谓将来或做义庄云云。求公代联七八字，一纸可也。
此外，上海兴盛的市场也吸引了大批宫廷遗老画家的到来。如李瑞清、马友如、赵之谦等，他们都是因生活所迫，来上海以卖字画谋生。
那么，这些画家又是如何卖画的呢？
其时书画家大都集中在老城厢一带卖画，当时的“宝善街是鞋袜点、笺扇庄”，而“福州路西头三山会馆墙上，每到夜间，常有卖书画者挂满了堂幅轴对，有书有画，其中以笺扇庄为最”。这里提到的笺扇庄，在上海书画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是沟通书画家与买家的桥梁。外地画家初到上海，除了靠同乡关系或名流推荐外，主要就是借助于笺扇庄，可以说它是画家作品成功打入市场的平台。
此类的笺扇庄在上海的数量也较多。据清人葛元煦《沪游杂记》记述，至宣统元年（1909年），上海笺扇店字号达109家。其主要业务之一就是“代乞时人字画”，即直接雇佣画家绘制书画作品。此外，还担负着帮助画家谋生和建立声誉，为贫穷的新人提供食宿，并为他们的书画作品寻找固定的买主群。比如蒲华，从嘉兴来到上海，就借宿于戏鸿堂笺扇庄作画；又如任伯年1868年来上海时并无名气，画件也没有销路，他最初选择的落脚点即是当时社会上有较高声誉的古香室笺扇店，并“由胡公寿介绍在古香室笺扇店画扇为生计”。
除古香室之外，民国前期上海地区的笺扇庄还有锦润堂、戏鸿堂、大吉楼、得月楼、九华堂、朵云轩、怡春堂、青莲室、文华堂、吉羊楼、十二楼、两宜堂及锦仁堂等。这些笺扇庄在不同区域也有优劣之分：“洋场以古香室、缦云阁、丽华唐、锦润堂为最。城内以得月楼、飞云阁、老同椿为佳。”笺扇庄的老板大都具有一定的书画修养，也十分擅于书画。但为了获利，他们在画家身上尝试了各种办法。如笺扇店经常招揽来沪的大小书画家作品售卖，按十分之一收利。笺扇庄主人也经常邀请这些书画家到庄上做客，喝茶饮酒，共磋艺事，以诗画赠答。
这些扇庄还承担制订润格的业务。书画家一般制订好润例，送至笺扇庄制成价目表，顾客会根据此表向笺扇庄订购。但有的画家为了提高销量，甚至以润例打折来促销：“各界纷求画扇，同人坚请减润，以广流传，原润花鸟扇面二元，今减收一元，限于夏历四月初十止其余如例。”
随着市场对书画需求的扩大，笺扇庄还会找一些著名书画家作为固定客户，有了他们的推荐，对画家销路的打开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由于笺扇庄经营各种文房用品，又承办一些与文事相关的业务，故而往来的客人频繁，书画家于此作画又十分方便。双方各获所需，满足了各自的需求。
二、交易方式与流通渠道
随着当时上海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书画交易亦呈现多样化，其流通也骤然加剧。书画交易方式除以上提到的笺扇庄外，还有通过古玩店铺、报纸，画展、社团等方式。
据记载，清末时上海书画古董及裱画店注册的商铺就达百余家。1860年前后，古玩商们由于资金有限，在老城隍庙以及西侧的侯家浜一带设地摊营业，货源往往是走街串巷收购而来的。《上海美术志》载，民国七年（1918年），徐道壶在宝善街棋盘街口怡珍茶楼上，开设一古玩书画流通处，“海内外藏家、好古之士纷至，生意日盛”。据资料，1921年有着最大古玩交易规模的怡园茶楼不敷应用，遂有古玩市场建立，大部分摊商、座商搬进市场营业。
除古玩店铺交易方式外，一些画家更是借助于传媒这种新颖的手段，大力宣传自己的画作。报纸的覆盖面广，出版周期短，流通速度快，宣传效果非常可观，成为市场交易的另一种方式。如《申报》1880年11月21日的广告：“点石斋所印各字画，允为名流所鉴赏，今又印成若干种，合即开列于左，赐顾者请就本报申昌书画可也……任伯年翔毛花舟真迹屏条四张，计洋二角，著色者五角，裱者加工洋四角五分。”画家通过这种方式印售作品，不仅可以让人们买到原稿，亦能得到书画印刷品，满足了更多人对绘画的需求。
同时，举办书画展览也是民国前期书画交易的重要方式之一。吴昌硕在沪举办画展时，吸引了人们的购买热潮，尤其是“日本人来定购的，几及画件的大半数，有若干幅定购了，再复定，三复四复甚至十复”。求购者之多，以致让吴昌硕应接不暇。据统计，上海举行的艺术展览由1919年的12个飙升至1933年的105个。这些艺术展览集中在繁华的商业中心南京路举行，而其中热门的展览场地还包括宁波同乡会、大新百货公司和新世界酒店等。 这种以画展形式卖画的，对于画家来讲堪称名利双收，而买方因选择性大，又便捷，故大受欢迎。当时的画展有“个展”、“会员展”、“同门展”和“师生展”等。销售书画因“其时日人既素嗜中国画，而伪方新贵又附庸风雅，每有展览会，莫不争购一空”。
除了画展，书画社团也成为艺术品流通的又一种方式。这些艺术社团为画家相聚、书画研讨提供场所，同时也代定润格销售画作。当然如果借用美术社团的名义售卖作品，“所收之润，半归作者，如偶指名专作，仍照各人自有润例，概归本人，与会无涉。”著名的美术社团有海上书画公会、文明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宛米山房书画会、上海书画研究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青漪馆书画会等十余家，涉及画家几百人。其中豫园书画善会还是基于慈善动机发起组织的，并“订定合作润例，售出之件，润资半数归作者，半数捐会储蓄，存钱庄生息，遇有慈善事宜，公议拨用。冬施米、夏施药，并助赈甘、浙、鲁、豫各省水旱之灾”。这些美术社团的出现，不仅代表了画坛规范的逐步完善，更为书画家提供了稳固的交流平台。他们以“捐赈之举”、“承接收发”为主要功能，真可谓慈善与利益双收。
这样繁荣的书画市场也催生出许多艺术品经纪人，即所谓的掮客——指替人介绍买卖，从中赚取佣金的人。当时掮客的活动是异常活跃的，市场中的“书画掮客几乎每晚拿金石书画、古玩到题襟馆兜售”。他们为画家介绍订户接受订件、转交作品和收受润金等事务，也是书画家进入市场的另一条渠道。
三、消费主体与海外贸易
当时的上海经济十分发达，素有“十里洋场”之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大量的财阀、政要、驻华使节和文人聚集于此，及众多外来的普通市民和外国人也都纷纷涌至上海，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消费市场。
商品经济催生的大买办和资产阶级，他们俨然已成为艺术品的消费阶层及书画消费市场的引导者。如民国时期上海房产大亨周湘云，曾收藏有大量的字画，有唐代名迹怀素的《苦笋帖》、宋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元赵孟手卷等；还有上海三大洋行买办之一的王一亭，家里收藏了丰富的书画藏品。热爱艺术的王一亭还创办了不少社团，例如“上海书画研究会”、“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清远艺社”和“观海谈艺社”等。王与日本商界接触紧密，并利用担任日本商务代理之便，为吴昌硕在日本刊印《昌硕画存》、《吴昌硕画谱》等，并赞助其在长崎、大阪等地开办画展。可以说，吴昌硕之所以能成功开拓日本书画市场，并带动日本的“吴昌硕热”，跟王一亭的帮助和推荐是分不开的；此外，还有“中国商父”之称的近代著名实业家盛宣怀，也十分热衷于书画的收藏，1900年前后，由他投资创办上海著名的书画团体“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就已十分闻名，参加书画会的先后有一百多人。
除买办性质的大资本家外，还有大批普通商人充斥着上海书画市场。他们附庸风雅，不惜高价求购书画，正如《寒松阁谈艺琐录》记载：“盖经商者皆思得一扇，出入怀袖以为荣也”；“一时走币相乞，得其寸缣尺幅，无不珍如球璧。”特别是粤商，在上海艺术市场中无处不在。方若在《海上画语》中记录了粤商乞求海派艺术家任伯年书画作品的趣闻：“粤商索画者累候不遇，值其自外归，尾之入。伯年即登楼，返顾曰：‘内房止步！内房止步’相传为笑柄。”
还有一大批官僚政客也成为上海书画市场的消费群体，如冯玉祥和张学良都非常热衷于书画古玩的收藏，还经常把自己收藏的书画古董等拿出售卖。
上海的经济、商业、交通开埠后规模迅速扩大，吸引了外省大量移民，他们后来都成了城镇普通市民，有了更多的艺术需求，也成为书画消费的一支主力军。他们会购买适合自己文化水准和欣赏口味的绘画作品，以彰显身份和品位，虽然其中不乏有附庸风雅、盲目跟风的心理，但是对书画市场的繁荣实有促进作用。
不仅国人消费书画艺术品，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更是成为当时上海书画市场的消费群体。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中对日本人购买书画古董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记述。据1862年日本“千岁”上海行的随行人员纳富介次郎的日记所载，他回国之前，在上海购得的物品中就包括元代高彦敬水墨米法云山帖册一页、明代王复元滕王阁图销金摺扇一面、明代陈嘉言写意花鸟纸卧轴一卷、清代周芝岩竹石寿带鸟大全纸一幅等；此外，日本人山崎和申川也“买了很多铜器、陶器，还买了一点玉器、书画、文具”；而其中提到的一个叫苍宇和的人曾“出北新门，过兴圣街扇铺，为他人买扇面若干”。
作为远东第一大贸易港，上海成为当时国内古董出口的第一大港，古玩艺术品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大量古玩商转向洋庄生意。其中规模最大的即是卢芹斋和张静江创办的上海“卢吴公司”，卢芹斋还在巴黎设立了运通贸易公司以及一家名为来远的古董公司。
卢芹斋1918年又开始经营“美国庄”，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改为专进书画、铜器、陶器和钧窑瓷器等。经过长期推广市场，卢吴公司在几十年时间里，迅速成为当时中国向海外贩运珍贵文物数量最多、经营时间最长及在外影响最大的私人公司。许多流传海外的书画名迹都与卢芹斋有着密切关系：宋人摹本《八公像图》、宋李公麟《华岩变相图》和《列仙图》、南宋米友仁《云山图》、元初钱舜举《王羲之观鹅图》、元赵雍临李公麟《五马图》之一等等。
当前上海书画市场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中国近现代书画已步入亿元时代，书画拍卖纪录屡屡被刷新。当地民间博物馆与艺术品市场也愈加繁荣，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收藏队伍，使上海享有“收藏半壁江山”的美誉。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一些拍卖会上存在着暗箱操作，造成赝品横流，扰乱了市场秩序，加之一些书画家不安心创作，靠包装炒作、沽名钓誉等手段出名，蒙骗消费者。因此对清末民国上海书画市场的探析，让我们知道近代书画买卖的市场机制如何运作，书画家又是如何介入到市场的。上海那种开放自由的艺术环境及多渠道的书画流通方式，都值得我们对比借鉴和学习。
清末民初是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艺术大师不断涌现的年代，而上海却是这年代里社会的一个缩影。上海书画艺术品市场始发于清咸丰年间。清末文人袁翔甫在《望江南》云：“申江好，古玩尽搜探。商鼎周彝酬万镒，唐碑宋帖重千镰，真伪几曾谙。”充分反映了其时上海艺术市场的风貌。
自开埠以后，上海已是继扬州之后的一个重要艺术中心。清人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中记载：“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于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特殊的政治环境，使上海具有了中西交融的多元化特点，同时也赋予了它开放前沿的书画市场环境，而吸引了周边地区大量的文人画家来沪发展。
至同治光绪年间，时局动荡。当时有记载，来上海求生存的画家，共计六百余人，其中“书家如吴鞠潭、汤埙伯，画家如张子祥、胡公寿、任伯年、杨伯润、朱梦庐诸君，润笔皆有仿帖。以视雍、乾时之津门、袁浦、建业、维扬，局面虽微有不同，风气所趋，莫能相挽，要不失风雅本色云。”其中以江苏人最多，浙江人次之。因此，海派艺术也呈现出杂糅性和包容性的艺术特点。
来自各省不同类型的书画家形成了一个巨大群体，他们之间竞争激烈，为此都制订了润例，通过各种渠道宣传作品，期望能在上海滩占得一席之地。
然而，随着上海艺术品市场对书画需求的增大，一些画家应付不过来，以致出现代笔的现象。通过《吴昌硕致沈石友信札》，就可看出吴晚年经常请沈石友代笔的事实：再奉去曹氏寿启，请公一读，元忠名，君直其号也，博学孝廉，官为内阁中书。缶素不相识，不能不有诗，另纸录上，乞为改至典雅或略带恭维，或再充畅最佳。四月二十二日要寄苏，能早日掷下尤感，顷有商人（湖州人）造一生圹，圹旁造屋，颜其庐曰归牧轩，索弟制联题之中堂，且谓将来或做义庄云云。求公代联七八字，一纸可也。
此外，上海兴盛的市场也吸引了大批宫廷遗老画家的到来。如李瑞清、马友如、赵之谦等，他们都是因生活所迫，来上海以卖字画谋生。
那么，这些画家又是如何卖画的呢？
其时书画家大都集中在老城厢一带卖画，当时的“宝善街是鞋袜点、笺扇庄”，而“福州路西头三山会馆墙上，每到夜间，常有卖书画者挂满了堂幅轴对，有书有画，其中以笺扇庄为最”。这里提到的笺扇庄，在上海书画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是沟通书画家与买家的桥梁。外地画家初到上海，除了靠同乡关系或名流推荐外，主要就是借助于笺扇庄，可以说它是画家作品成功打入市场的平台。
此类的笺扇庄在上海的数量也较多。据清人葛元煦《沪游杂记》记述，至宣统元年（1909年），上海笺扇店字号达109家。其主要业务之一就是“代乞时人字画”，即直接雇佣画家绘制书画作品。此外，还担负着帮助画家谋生和建立声誉，为贫穷的新人提供食宿，并为他们的书画作品寻找固定的买主群。比如蒲华，从嘉兴来到上海，就借宿于戏鸿堂笺扇庄作画；又如任伯年1868年来上海时并无名气，画件也没有销路，他最初选择的落脚点即是当时社会上有较高声誉的古香室笺扇店，并“由胡公寿介绍在古香室笺扇店画扇为生计”。
除古香室之外，民国前期上海地区的笺扇庄还有锦润堂、戏鸿堂、大吉楼、得月楼、九华堂、朵云轩、怡春堂、青莲室、文华堂、吉羊楼、十二楼、两宜堂及锦仁堂等。这些笺扇庄在不同区域也有优劣之分：“洋场以古香室、缦云阁、丽华唐、锦润堂为最。城内以得月楼、飞云阁、老同椿为佳。”笺扇庄的老板大都具有一定的书画修养，也十分擅于书画。但为了获利，他们在画家身上尝试了各种办法。如笺扇店经常招揽来沪的大小书画家作品售卖，按十分之一收利。笺扇庄主人也经常邀请这些书画家到庄上做客，喝茶饮酒，共磋艺事，以诗画赠答。
这些扇庄还承担制订润格的业务。书画家一般制订好润例，送至笺扇庄制成价目表，顾客会根据此表向笺扇庄订购。但有的画家为了提高销量，甚至以润例打折来促销：“各界纷求画扇，同人坚请减润，以广流传，原润花鸟扇面二元，今减收一元，限于夏历四月初十止其余如例。”
随着市场对书画需求的扩大，笺扇庄还会找一些著名书画家作为固定客户，有了他们的推荐，对画家销路的打开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由于笺扇庄经营各种文房用品，又承办一些与文事相关的业务，故而往来的客人频繁，书画家于此作画又十分方便。双方各获所需，满足了各自的需求。
二、交易方式与流通渠道
随着当时上海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书画交易亦呈现多样化，其流通也骤然加剧。书画交易方式除以上提到的笺扇庄外，还有通过古玩店铺、报纸，画展、社团等方式。
据记载，清末时上海书画古董及裱画店注册的商铺就达百余家。1860年前后，古玩商们由于资金有限，在老城隍庙以及西侧的侯家浜一带设地摊营业，货源往往是走街串巷收购而来的。《上海美术志》载，民国七年（1918年），徐道壶在宝善街棋盘街口怡珍茶楼上，开设一古玩书画流通处，“海内外藏家、好古之士纷至，生意日盛”。据资料，1921年有着最大古玩交易规模的怡园茶楼不敷应用，遂有古玩市场建立，大部分摊商、座商搬进市场营业。
除古玩店铺交易方式外，一些画家更是借助于传媒这种新颖的手段，大力宣传自己的画作。报纸的覆盖面广，出版周期短，流通速度快，宣传效果非常可观，成为市场交易的另一种方式。如《申报》1880年11月21日的广告：“点石斋所印各字画，允为名流所鉴赏，今又印成若干种，合即开列于左，赐顾者请就本报申昌书画可也……任伯年翔毛花舟真迹屏条四张，计洋二角，著色者五角，裱者加工洋四角五分。”画家通过这种方式印售作品，不仅可以让人们买到原稿，亦能得到书画印刷品，满足了更多人对绘画的需求。
同时，举办书画展览也是民国前期书画交易的重要方式之一。吴昌硕在沪举办画展时，吸引了人们的购买热潮，尤其是“日本人来定购的，几及画件的大半数，有若干幅定购了，再复定，三复四复甚至十复”。求购者之多，以致让吴昌硕应接不暇。据统计，上海举行的艺术展览由1919年的12个飙升至1933年的105个。这些艺术展览集中在繁华的商业中心南京路举行，而其中热门的展览场地还包括宁波同乡会、大新百货公司和新世界酒店等。 这种以画展形式卖画的，对于画家来讲堪称名利双收，而买方因选择性大，又便捷，故大受欢迎。当时的画展有“个展”、“会员展”、“同门展”和“师生展”等。销售书画因“其时日人既素嗜中国画，而伪方新贵又附庸风雅，每有展览会，莫不争购一空”。
除了画展，书画社团也成为艺术品流通的又一种方式。这些艺术社团为画家相聚、书画研讨提供场所，同时也代定润格销售画作。当然如果借用美术社团的名义售卖作品，“所收之润，半归作者，如偶指名专作，仍照各人自有润例，概归本人，与会无涉。”著名的美术社团有海上书画公会、文明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宛米山房书画会、上海书画研究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青漪馆书画会等十余家，涉及画家几百人。其中豫园书画善会还是基于慈善动机发起组织的，并“订定合作润例，售出之件，润资半数归作者，半数捐会储蓄，存钱庄生息，遇有慈善事宜，公议拨用。冬施米、夏施药，并助赈甘、浙、鲁、豫各省水旱之灾”。这些美术社团的出现，不仅代表了画坛规范的逐步完善，更为书画家提供了稳固的交流平台。他们以“捐赈之举”、“承接收发”为主要功能，真可谓慈善与利益双收。
这样繁荣的书画市场也催生出许多艺术品经纪人，即所谓的掮客——指替人介绍买卖，从中赚取佣金的人。当时掮客的活动是异常活跃的，市场中的“书画掮客几乎每晚拿金石书画、古玩到题襟馆兜售”。他们为画家介绍订户接受订件、转交作品和收受润金等事务，也是书画家进入市场的另一条渠道。
三、消费主体与海外贸易
当时的上海经济十分发达，素有“十里洋场”之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大量的财阀、政要、驻华使节和文人聚集于此，及众多外来的普通市民和外国人也都纷纷涌至上海，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消费市场。
商品经济催生的大买办和资产阶级，他们俨然已成为艺术品的消费阶层及书画消费市场的引导者。如民国时期上海房产大亨周湘云，曾收藏有大量的字画，有唐代名迹怀素的《苦笋帖》、宋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元赵孟手卷等；还有上海三大洋行买办之一的王一亭，家里收藏了丰富的书画藏品。热爱艺术的王一亭还创办了不少社团，例如“上海书画研究会”、“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清远艺社”和“观海谈艺社”等。王与日本商界接触紧密，并利用担任日本商务代理之便，为吴昌硕在日本刊印《昌硕画存》、《吴昌硕画谱》等，并赞助其在长崎、大阪等地开办画展。可以说，吴昌硕之所以能成功开拓日本书画市场，并带动日本的“吴昌硕热”，跟王一亭的帮助和推荐是分不开的；此外，还有“中国商父”之称的近代著名实业家盛宣怀，也十分热衷于书画的收藏，1900年前后，由他投资创办上海著名的书画团体“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就已十分闻名，参加书画会的先后有一百多人。
除买办性质的大资本家外，还有大批普通商人充斥着上海书画市场。他们附庸风雅，不惜高价求购书画，正如《寒松阁谈艺琐录》记载：“盖经商者皆思得一扇，出入怀袖以为荣也”；“一时走币相乞，得其寸缣尺幅，无不珍如球璧。”特别是粤商，在上海艺术市场中无处不在。方若在《海上画语》中记录了粤商乞求海派艺术家任伯年书画作品的趣闻：“粤商索画者累候不遇，值其自外归，尾之入。伯年即登楼，返顾曰：‘内房止步！内房止步’相传为笑柄。”
还有一大批官僚政客也成为上海书画市场的消费群体，如冯玉祥和张学良都非常热衷于书画古玩的收藏，还经常把自己收藏的书画古董等拿出售卖。
上海的经济、商业、交通开埠后规模迅速扩大，吸引了外省大量移民，他们后来都成了城镇普通市民，有了更多的艺术需求，也成为书画消费的一支主力军。他们会购买适合自己文化水准和欣赏口味的绘画作品，以彰显身份和品位，虽然其中不乏有附庸风雅、盲目跟风的心理，但是对书画市场的繁荣实有促进作用。
不仅国人消费书画艺术品，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更是成为当时上海书画市场的消费群体。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中对日本人购买书画古董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记述。据1862年日本“千岁”上海行的随行人员纳富介次郎的日记所载，他回国之前，在上海购得的物品中就包括元代高彦敬水墨米法云山帖册一页、明代王复元滕王阁图销金摺扇一面、明代陈嘉言写意花鸟纸卧轴一卷、清代周芝岩竹石寿带鸟大全纸一幅等；此外，日本人山崎和申川也“买了很多铜器、陶器，还买了一点玉器、书画、文具”；而其中提到的一个叫苍宇和的人曾“出北新门，过兴圣街扇铺，为他人买扇面若干”。
作为远东第一大贸易港，上海成为当时国内古董出口的第一大港，古玩艺术品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大量古玩商转向洋庄生意。其中规模最大的即是卢芹斋和张静江创办的上海“卢吴公司”，卢芹斋还在巴黎设立了运通贸易公司以及一家名为来远的古董公司。
卢芹斋1918年又开始经营“美国庄”，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改为专进书画、铜器、陶器和钧窑瓷器等。经过长期推广市场，卢吴公司在几十年时间里，迅速成为当时中国向海外贩运珍贵文物数量最多、经营时间最长及在外影响最大的私人公司。许多流传海外的书画名迹都与卢芹斋有着密切关系：宋人摹本《八公像图》、宋李公麟《华岩变相图》和《列仙图》、南宋米友仁《云山图》、元初钱舜举《王羲之观鹅图》、元赵雍临李公麟《五马图》之一等等。
当前上海书画市场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中国近现代书画已步入亿元时代，书画拍卖纪录屡屡被刷新。当地民间博物馆与艺术品市场也愈加繁荣，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收藏队伍，使上海享有“收藏半壁江山”的美誉。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一些拍卖会上存在着暗箱操作，造成赝品横流，扰乱了市场秩序，加之一些书画家不安心创作，靠包装炒作、沽名钓誉等手段出名，蒙骗消费者。因此对清末民国上海书画市场的探析，让我们知道近代书画买卖的市场机制如何运作，书画家又是如何介入到市场的。上海那种开放自由的艺术环境及多渠道的书画流通方式，都值得我们对比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