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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是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人物，曾参与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次中央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讨论和起草，最近高老写了《我亲历的中国改革的十个故事》，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名副其实的活字典。
在研讨会上，高尚全以85岁高龄全程脱稿演讲，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发表了三点看法：第一、如何评价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第二，如何营造创新的内在动力;第三，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的管理经验。
改革的广度、深度比预期好得多
高尚全首先回顾了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年的进展，在他看来，2014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下，改革的广度、深度都有了新的变化，进展比预期好得多。
他认为，过去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都作出了很好的决策，但是落实不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而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以来，与以前最不同的特殊之处在于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央领导小组，并且由习近平总书记挂帅。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开了九次会，这很重要，很不容易。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高老曾向中央两次建议，第一次建议是在2013年5月，题目是《关于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其一，他建议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要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二，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个时间表和突破口。突破口就是从老百姓意见最大的腐败问题入手，重要的是建立制度。首先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这在国外是常态，但是中国推进难度较大。为此他提出三个率先：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中实行公示，要当官就先公示;率先对新上任官员中的领导干部实行公示;率先公示不动产。其三，建议中央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改革领导机构，成立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小组，“由总书记当组长，总理当副组长”。高老说，他的这三条建议报上去，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看了，也作了批示。
2013年7月，高老第二次向中央提交《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议》，共30条意见，这是他通过自己创办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所做的研究，——《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30条建议）提供中央参考》。同时他向中央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如何进一步发挥智库的作用。此前他曾六次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成员都是国务院各部门的领导和少数专家学者，虽然大家能力很强，但部门利益突出。他建议应选择4～5个智库，智库和起草小组两条腿走路，可以丰富提高全面改革方案的质量。二是如何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参与改革的积极性。过去为了保密，中央文件的起草都是封闭式进行，一直到中央发布公报才知道中央作出的《决定》。当前，在不影响保密的情况下，应利用网络，让广大干部群众献计献策，使大家有一个参与感。高老的这两条建议，也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
让高尚全非常欣慰的是，现在的改革，有了坚实强硬的领导基础，总书记亲自抓，领导小组讨论的问题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到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建设，还有军队的改革，它的广度和深度不一样了，而且分工明确，强调督办，层层落实到每个部门，大家来承担这个责任。他说，一年多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展，为今后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对改革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更有信心。
“创业”“创新”“创牌”
本届政府特别强调创新驱动，高老在谈到如何营造创新的内在动力时说，他一直主张“三创”精神，即：创业、创新、创牌。创业是基础，创新是关键，创牌是目标。“三创”可以改变企业，也可以改变中国。他认为，经济新常态有两个转向，一个是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再一个是从追求速度转向效益和质量。提质增效创牌，是新常态下经济的必然要求。
高老回忆起自1997年开始对华为科技公司的案例研究，当年有同志给中央写信，说，“华为姓资不姓社”，理由是，华为是私人投资的企业;华为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当时高老正参与起草党的十五大报告，他想这个问题如果扣上“姓资”的帽子，改革就往回走了。所以他主动向起草小组提出要到华为去调查。华为所在地深圳的时任市委书记听说后，陪他一同前往。结果两人调查的实际情况是，第一，虽然国家没有给华为投入一分钱，但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税收;第二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第三让职工富起来了。于是，他提出，这样的企业有什么不好？这样的企业你要说不是社会主义的，那社会主义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在十五大报告里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劳动力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句话分量很重，对华为定了性，而且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理论上的突破。
现在华为在世界五百强里，占到了第284位。在世界一百个名牌中，排在94位，是唯一的中国企业。对于华为的成功因素，高老总结概括为：第一，华为地处深圳，有一个改革开放的环境。如果还是像别的地方什么都要审批的话，审批不出来华为这样的企业，它的内在创新动力也不可能激发出来。只有改革开放的环境，才可能生长出华为这样拼搏于国际市场的企业。第二，有一个好的领军人物，一心一意在创业。第三，有一个好的机制，华为实行员工和客户的共享机制，把广大员工和客户的积极性、创造性都调动起来了，这个力量是无穷的。员工的利益跟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员工的内在动力被激发出来。跟客户的关系也不再是甲乙方关系，而是共享关系。所以华为这样的企业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集体企业。第四，华为的创新动力还在于它对科研的高投入，华为的科研投入占了销售总收入的10%以上，每年都是如此。而且员工中48%都是在搞科研，力量很强。
华为现在每年给国家提供的税收是320亿，销售收入2890亿，利润330亿。高老指出，目前社会上存在一个普遍问题，是劳动者的收入跟资本收入不匹配，资本收入远远高于劳动力的收入。而华为解决了这个问题，提出保持“三比一”的比例，即劳动者是“三”，资本收益是“一”的收益平衡。目前，华为遇到的新问题是持股的老职工很多，华为就安排老职工退休时，让出一部分来给新职工。所以，作为企业，因为有这样的创新体制机制，才能够形成持续创新的内在动力。 要处理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高老认为我们党历来重视西方的管理经验。他告诉与会者，中共中央1984年作出的改革决定，是中国第一个改革的决定，他有幸参加。这个决定的最大突破，就是提出了搞商品经济。而且这个决定里讲到一条，就是“为了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为此，《人民日报》约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正确对待西方国家的管理经验》（1984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验”，并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的必然要求”。当有人批判股份制姓“资”不姓“社”时，十五大指出，股份制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是资产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后来我们改革的进展，从股份制到现代企业制度，都借鉴了西方的经验。
高老在1993年就曾提出过，要处理好“一般”跟“特殊”的关系。因为当时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此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一种理解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两种理解是不同的。高老说，他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在党的领导下搞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是“特殊”。因为很多市场的规律，包括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经济规律都是“一般”。那么我们首先要把一般的东西掌握好，学习好，运用好，同时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中国特色。而不是因为有中国特色，就去否定“一般”。“一般”是人类经过长期总结实践得出的经验，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既然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我们就应当认真地去借鉴，而不是说这都是资本主义的，搞社会主义不能用，不能那么傻。所以，我们是在“一般”的基础上，根据国情形成中国特色，而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就排除“一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这一论断，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定位。
当有人说，宪政姓“资”不姓“社”，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是坚持依宪执政。”高老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治国理政是不是也有一般规律？应该说有。法治和宪政就是一般规律。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但对世界上治国理政的一般规律也要借鉴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四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这样做，有利于彰显宪法，增强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法治和宪政都是人类长期积累的文明成果，我们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借鉴好。”
他说，最近习总书记讲“四个全面”，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四位一体”，我认为这个讲得很好。“四轮驱动”，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目标，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措施，“四位一体”，那么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够更好地实现。
在研讨会上，高尚全以85岁高龄全程脱稿演讲，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发表了三点看法：第一、如何评价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第二，如何营造创新的内在动力;第三，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的管理经验。
改革的广度、深度比预期好得多
高尚全首先回顾了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年的进展，在他看来，2014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下，改革的广度、深度都有了新的变化，进展比预期好得多。
他认为，过去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都作出了很好的决策，但是落实不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而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以来，与以前最不同的特殊之处在于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央领导小组，并且由习近平总书记挂帅。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开了九次会，这很重要，很不容易。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高老曾向中央两次建议，第一次建议是在2013年5月，题目是《关于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其一，他建议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要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二，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个时间表和突破口。突破口就是从老百姓意见最大的腐败问题入手，重要的是建立制度。首先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这在国外是常态，但是中国推进难度较大。为此他提出三个率先：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中实行公示，要当官就先公示;率先对新上任官员中的领导干部实行公示;率先公示不动产。其三，建议中央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改革领导机构，成立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小组，“由总书记当组长，总理当副组长”。高老说，他的这三条建议报上去，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看了，也作了批示。
2013年7月，高老第二次向中央提交《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议》，共30条意见，这是他通过自己创办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所做的研究，——《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30条建议）提供中央参考》。同时他向中央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如何进一步发挥智库的作用。此前他曾六次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成员都是国务院各部门的领导和少数专家学者，虽然大家能力很强，但部门利益突出。他建议应选择4～5个智库，智库和起草小组两条腿走路，可以丰富提高全面改革方案的质量。二是如何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参与改革的积极性。过去为了保密，中央文件的起草都是封闭式进行，一直到中央发布公报才知道中央作出的《决定》。当前，在不影响保密的情况下，应利用网络，让广大干部群众献计献策，使大家有一个参与感。高老的这两条建议，也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
让高尚全非常欣慰的是，现在的改革，有了坚实强硬的领导基础，总书记亲自抓，领导小组讨论的问题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到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建设，还有军队的改革，它的广度和深度不一样了，而且分工明确，强调督办，层层落实到每个部门，大家来承担这个责任。他说，一年多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展，为今后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对改革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更有信心。
“创业”“创新”“创牌”
本届政府特别强调创新驱动，高老在谈到如何营造创新的内在动力时说，他一直主张“三创”精神，即：创业、创新、创牌。创业是基础，创新是关键，创牌是目标。“三创”可以改变企业，也可以改变中国。他认为，经济新常态有两个转向，一个是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再一个是从追求速度转向效益和质量。提质增效创牌，是新常态下经济的必然要求。
高老回忆起自1997年开始对华为科技公司的案例研究，当年有同志给中央写信，说，“华为姓资不姓社”，理由是，华为是私人投资的企业;华为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当时高老正参与起草党的十五大报告，他想这个问题如果扣上“姓资”的帽子，改革就往回走了。所以他主动向起草小组提出要到华为去调查。华为所在地深圳的时任市委书记听说后，陪他一同前往。结果两人调查的实际情况是，第一，虽然国家没有给华为投入一分钱，但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税收;第二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第三让职工富起来了。于是，他提出，这样的企业有什么不好？这样的企业你要说不是社会主义的，那社会主义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在十五大报告里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劳动力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句话分量很重，对华为定了性，而且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理论上的突破。
现在华为在世界五百强里，占到了第284位。在世界一百个名牌中，排在94位，是唯一的中国企业。对于华为的成功因素，高老总结概括为：第一，华为地处深圳，有一个改革开放的环境。如果还是像别的地方什么都要审批的话，审批不出来华为这样的企业，它的内在创新动力也不可能激发出来。只有改革开放的环境，才可能生长出华为这样拼搏于国际市场的企业。第二，有一个好的领军人物，一心一意在创业。第三，有一个好的机制，华为实行员工和客户的共享机制，把广大员工和客户的积极性、创造性都调动起来了，这个力量是无穷的。员工的利益跟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员工的内在动力被激发出来。跟客户的关系也不再是甲乙方关系，而是共享关系。所以华为这样的企业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集体企业。第四，华为的创新动力还在于它对科研的高投入，华为的科研投入占了销售总收入的10%以上，每年都是如此。而且员工中48%都是在搞科研，力量很强。
华为现在每年给国家提供的税收是320亿，销售收入2890亿，利润330亿。高老指出，目前社会上存在一个普遍问题，是劳动者的收入跟资本收入不匹配，资本收入远远高于劳动力的收入。而华为解决了这个问题，提出保持“三比一”的比例，即劳动者是“三”，资本收益是“一”的收益平衡。目前，华为遇到的新问题是持股的老职工很多，华为就安排老职工退休时，让出一部分来给新职工。所以，作为企业，因为有这样的创新体制机制，才能够形成持续创新的内在动力。 要处理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高老认为我们党历来重视西方的管理经验。他告诉与会者，中共中央1984年作出的改革决定，是中国第一个改革的决定，他有幸参加。这个决定的最大突破，就是提出了搞商品经济。而且这个决定里讲到一条，就是“为了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为此，《人民日报》约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正确对待西方国家的管理经验》（1984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验”，并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的必然要求”。当有人批判股份制姓“资”不姓“社”时，十五大指出，股份制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是资产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后来我们改革的进展，从股份制到现代企业制度，都借鉴了西方的经验。
高老在1993年就曾提出过，要处理好“一般”跟“特殊”的关系。因为当时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此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一种理解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两种理解是不同的。高老说，他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在党的领导下搞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是“特殊”。因为很多市场的规律，包括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经济规律都是“一般”。那么我们首先要把一般的东西掌握好，学习好，运用好，同时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中国特色。而不是因为有中国特色，就去否定“一般”。“一般”是人类经过长期总结实践得出的经验，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既然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我们就应当认真地去借鉴，而不是说这都是资本主义的，搞社会主义不能用，不能那么傻。所以，我们是在“一般”的基础上，根据国情形成中国特色，而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就排除“一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这一论断，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定位。
当有人说，宪政姓“资”不姓“社”，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是坚持依宪执政。”高老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治国理政是不是也有一般规律？应该说有。法治和宪政就是一般规律。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但对世界上治国理政的一般规律也要借鉴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四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这样做，有利于彰显宪法，增强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法治和宪政都是人类长期积累的文明成果，我们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借鉴好。”
他说，最近习总书记讲“四个全面”，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四位一体”，我认为这个讲得很好。“四轮驱动”，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目标，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措施，“四位一体”，那么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够更好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