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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召开的一次行业内部会议披露，由于原料价格大幅上涨，钢铁行业2010年全年利润预计850亿元左右，扣除投资收益近80亿元，主业利润仅770亿元。而钢铁行业2010年前11个月消化进口矿石涨价付出26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750亿元，相当于钢铁行业主业利润两倍之多。
国际三大矿业巨头敲一阵涨价锣鼓，中国钢铁业就无奈地为之奉送261亿美元。长期以来，中国在铁矿石谈判中丧失定价权，任人宰割，其他行业也有类似遭遇，任凭国际巨头颐指气使，专横跋扈，处境十分尴尬，令人痛心。
（一）缺失话语权受制于人
作为连续10年钢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和需求国，中国因为国际价格话语权的缺失，倍感无奈。
中国钢铁企业与国际铁矿石巨头的谈判已经连续5年的讨价还价，但都以涨价结果而终。“涨价”已成为中国钢铁企业面临的一个无奈选择，几年下来，涨价使中国钢铁企业多支付了至少1000亿元的成本。中国成为国际矿业巨头的打工仔。
同样的，在广交会上，中国彩电行业痛感缺失话语权的尴尬。就数量而言，中国彩电生产总规模雄居全球第一；就品牌而言，中国彩电在国际市场也算是小有名气了。但在广交会上，中国彩电出口企业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切肤之痛——由于“标准”话语权的缺失，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却不敢伸手去挣。
这是因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早在几年前就宣布，在美国国内销售的所有电视机都必须是数字电视，要出口电视到美国市场，都要符合ATSC（数字电视）标准的技术规范。在欧洲，类似于美国ATSC标准的是DVB-T标准。有迹象表明，欧美标准开始向中国彩电企业伸出收费之手。 美国将对出口到其市场的所有彩电征收每台20至30美元的专利费。
中国彩电企业开始感受到来自国外的专利压力。拥有大量数字电视专利技术的汤姆逊已分别“约请”中国彩电企业，一对一进行技术宣传，展示汤姆逊所拥有的技术专利。临别时，汤姆逊还不忘叮嘱中国彩电企业代表：你们如果使用其中的某项技术，我们很“乐意”向你们授权。微笑中包藏着奸诈。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彩电企业不敢贸然接单，因为专利费可不是个小数，弄不好被“套”进去，人家吃肉，我们只能啃骨头。
中国IT产业就有这方面的教训，由于缺少核心技术专利，腰杆硬不起来，在国际市场上屡屡受制于人。最近，研究人员对一部iPhone4手机实施利润拆解，发现美国企业得360美元，德国、韩国和日本企业共得46.46美元，中国企业仅得6.54美元，占总利润的1.6%。
（二）底气不足 说话不硬
市场竞争从来就不是温文尔雅，而是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强者为王、弱者为寇的国际商业游戏规则中，底气足才能有话语权，就像在麻将桌上，谁手里有好牌，随时可以喊“和啦！”
然而，在国际市场上的许多行业，中国因为底气不足，所以说话不硬，甚至没有说话的权利。
目前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能源价格问题的尴尬。但同样的尴尬，日本的钢铁企业却能相对比较从容。
这是因为日本有战略眼光。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钢铁企业就打起了国际铁矿石的主意。30年来，日本钢铁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股了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乃至印度的铁矿。通过多年的努力，日本钢铁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上游资源产品走势，从而为挟制中国及其它亚洲国家钢铁企业创造了先决条件。
而中国钢铁行业目光短浅，只关注到现货交易。中国企业直接控制的海外铁矿石资源量只有5800万吨左右，仅占全年进口量的17.8%，而实际需要的比例要超过三分之一，甚至60%以上。上游资源产品掌控在别人手里，只有听命于人。
而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中国制造已经沦为中国打工，成为世界低端产品的加工厂。当美国西雅图的航空产业工人像玩堆积木一样在组装波音飞机时，数以万计的中国打工妹正拼命地劳作在缝纫机前。一边是技术含量极高的尖端产业，一边是人山人海般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其鲜明的对比，让国人汗颜。
因为缺少高端技术成分，缺少核心竞争力，中国制造成了低劣商品的代名词。而美国波音、欧洲空客则成为一代天骄，让中国人蒙羞。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衬衫的利润才能买回一架空客A380飞机，还要背上恶意倾销的黑锅，不得已用外汇去购买西方国家的昂贵产品，一次次采购波音和空客等大订单好像是在救火，是在“堵”欧美的嘴。
有道是“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品牌，三流企业卖产品，四流企业卖苦力”，这一金玉良言意味着标准是行业最高话语权，谁控制了行业标准就控制了整条产业链。如今许多行业的标准都是掌握在欧美国家，中国毫无发言权。
由于标准的缺失，导致在中国制造业的许多领域中科技水平跟世界的距离并没有缩小，在关键领域甚至还拉大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产业、精密仪器、生物科技等方面，我国只是一个工序的包装和组装，其他大约90％的产业价值都产生在中国之外。
对于尚在成长中的中国企业而言，跨国公司的标准大棒是一种比反倾销更具杀伤力的贸易壁垒。据统计，我国有60％的出口企业遭遇过国外技术壁垒，每年由此造成直接和潜在的出口经济损失约500亿美元。中国企业要成为全球产业的领导者，就必须在产业标准的制定方面有所作为，成为标准的参与者和主导力量。
（三）中国应有话语权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有着很强的话语权，中国经济已经甩掉落后的帽子，正在崛起。中国应当在国际市场上有自己的话语权，尽快结束大国小语时代，在各个行业应有中国的声音，有参与决定权，这才跟中国的大国地位相般配。
曾被誉为中国十大经济女性年度人物的郑莱莉，是康奈集团副总裁。她在西班牙焚烧温州鞋事件后，把目光聚焦于沙雀技术研究中心（SATRA）。 SATRA是一家1919年组建于英国的全球性鞋类认证机构，代表着世界鞋类认证的顶尖水平。
在康奈集团与SATRA的合作过程中，郑莱莉突然有了灵感：与其被动地受国际贸易技术门槛的限制，不如主动出击，深入“虎穴”，想办法打进国际技术标准的机构中，拼抢国际标准的话语权，这样就变消极挨整为主动融合。
经过郑莱莉的强力公关，SATRA终于伸出了橄榄枝。郑莱莉主动出击，为国家拼抢到鞋业技术标准话语权。
而在许多行业里，中国企业正试图凭借自身的努力，在制订行业标准、确定市场定价方面能有发言权，能有关键性的表决权，因而频频出招，显示出主导市场的大手笔，掌控市场话语权。
在煤炭行业，我国正在努力争取市场话语权。我国焦炭出口占世界总贸易量的57％，是唯一在世界能源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也是唯一具有国际话语权的能源产品。但长期以来，却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权威价格。有鉴于此，中国在太原城建立了国际煤炭交易中心，力图在国际煤炭市场出现“中国价格”。
浙江小商品市场也在拼抢国际市场话语权。“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已在浙江省义乌市正式发布。这个被誉为小商品业的“道琼斯指数”将作为“中国商务天气预报”每天在央视播报。
这是商务部单独就一类产品和一个市场发布的首个指数，对中国政府决策、企业生产经营和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它的编制与发布，将有利于增强中国小商品市场对于全球小商品定价的话语权，并对全球小商品价格形成机制产生积极影响。
而在争夺国际市场话语权中，政府应助企业一臂之力。比如稀土的国际定价，政府要有所作为。比如要建立稀土国家储备机制，对于稀土等战略性资源不仅不鼓励出口，而且采取收取资源费等方式控制出口。此举不仅有利于控制这些产品的定价权，更为未来我国液晶显示等产业的发展准备必需的原料。国家应鼓励民间储备，给储备企业政策上的支持。
（作者简介：蔡恩泽，汉语言文学、工商管理双学士，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秘书、中学校长、文教专干、纪委书记、镇长、企业内刊主编、财经媒体专栏作家，现为晶苏传媒首席分析师）
国际三大矿业巨头敲一阵涨价锣鼓，中国钢铁业就无奈地为之奉送261亿美元。长期以来，中国在铁矿石谈判中丧失定价权，任人宰割，其他行业也有类似遭遇，任凭国际巨头颐指气使，专横跋扈，处境十分尴尬，令人痛心。
（一）缺失话语权受制于人
作为连续10年钢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和需求国，中国因为国际价格话语权的缺失，倍感无奈。
中国钢铁企业与国际铁矿石巨头的谈判已经连续5年的讨价还价，但都以涨价结果而终。“涨价”已成为中国钢铁企业面临的一个无奈选择，几年下来，涨价使中国钢铁企业多支付了至少1000亿元的成本。中国成为国际矿业巨头的打工仔。
同样的，在广交会上，中国彩电行业痛感缺失话语权的尴尬。就数量而言，中国彩电生产总规模雄居全球第一；就品牌而言，中国彩电在国际市场也算是小有名气了。但在广交会上，中国彩电出口企业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切肤之痛——由于“标准”话语权的缺失，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却不敢伸手去挣。
这是因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早在几年前就宣布，在美国国内销售的所有电视机都必须是数字电视，要出口电视到美国市场，都要符合ATSC（数字电视）标准的技术规范。在欧洲，类似于美国ATSC标准的是DVB-T标准。有迹象表明，欧美标准开始向中国彩电企业伸出收费之手。 美国将对出口到其市场的所有彩电征收每台20至30美元的专利费。
中国彩电企业开始感受到来自国外的专利压力。拥有大量数字电视专利技术的汤姆逊已分别“约请”中国彩电企业，一对一进行技术宣传，展示汤姆逊所拥有的技术专利。临别时，汤姆逊还不忘叮嘱中国彩电企业代表：你们如果使用其中的某项技术，我们很“乐意”向你们授权。微笑中包藏着奸诈。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彩电企业不敢贸然接单，因为专利费可不是个小数，弄不好被“套”进去，人家吃肉，我们只能啃骨头。
中国IT产业就有这方面的教训，由于缺少核心技术专利，腰杆硬不起来，在国际市场上屡屡受制于人。最近，研究人员对一部iPhone4手机实施利润拆解，发现美国企业得360美元，德国、韩国和日本企业共得46.46美元，中国企业仅得6.54美元，占总利润的1.6%。
（二）底气不足 说话不硬
市场竞争从来就不是温文尔雅，而是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强者为王、弱者为寇的国际商业游戏规则中，底气足才能有话语权，就像在麻将桌上，谁手里有好牌，随时可以喊“和啦！”
然而，在国际市场上的许多行业，中国因为底气不足，所以说话不硬，甚至没有说话的权利。
目前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能源价格问题的尴尬。但同样的尴尬，日本的钢铁企业却能相对比较从容。
这是因为日本有战略眼光。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钢铁企业就打起了国际铁矿石的主意。30年来，日本钢铁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股了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乃至印度的铁矿。通过多年的努力，日本钢铁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上游资源产品走势，从而为挟制中国及其它亚洲国家钢铁企业创造了先决条件。
而中国钢铁行业目光短浅，只关注到现货交易。中国企业直接控制的海外铁矿石资源量只有5800万吨左右，仅占全年进口量的17.8%，而实际需要的比例要超过三分之一，甚至60%以上。上游资源产品掌控在别人手里，只有听命于人。
而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中国制造已经沦为中国打工，成为世界低端产品的加工厂。当美国西雅图的航空产业工人像玩堆积木一样在组装波音飞机时，数以万计的中国打工妹正拼命地劳作在缝纫机前。一边是技术含量极高的尖端产业，一边是人山人海般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其鲜明的对比，让国人汗颜。
因为缺少高端技术成分，缺少核心竞争力，中国制造成了低劣商品的代名词。而美国波音、欧洲空客则成为一代天骄，让中国人蒙羞。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衬衫的利润才能买回一架空客A380飞机，还要背上恶意倾销的黑锅，不得已用外汇去购买西方国家的昂贵产品，一次次采购波音和空客等大订单好像是在救火，是在“堵”欧美的嘴。
有道是“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品牌，三流企业卖产品，四流企业卖苦力”，这一金玉良言意味着标准是行业最高话语权，谁控制了行业标准就控制了整条产业链。如今许多行业的标准都是掌握在欧美国家，中国毫无发言权。
由于标准的缺失，导致在中国制造业的许多领域中科技水平跟世界的距离并没有缩小，在关键领域甚至还拉大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产业、精密仪器、生物科技等方面，我国只是一个工序的包装和组装，其他大约90％的产业价值都产生在中国之外。
对于尚在成长中的中国企业而言，跨国公司的标准大棒是一种比反倾销更具杀伤力的贸易壁垒。据统计，我国有60％的出口企业遭遇过国外技术壁垒，每年由此造成直接和潜在的出口经济损失约500亿美元。中国企业要成为全球产业的领导者，就必须在产业标准的制定方面有所作为，成为标准的参与者和主导力量。
（三）中国应有话语权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有着很强的话语权，中国经济已经甩掉落后的帽子，正在崛起。中国应当在国际市场上有自己的话语权，尽快结束大国小语时代，在各个行业应有中国的声音，有参与决定权，这才跟中国的大国地位相般配。
曾被誉为中国十大经济女性年度人物的郑莱莉，是康奈集团副总裁。她在西班牙焚烧温州鞋事件后，把目光聚焦于沙雀技术研究中心（SATRA）。 SATRA是一家1919年组建于英国的全球性鞋类认证机构，代表着世界鞋类认证的顶尖水平。
在康奈集团与SATRA的合作过程中，郑莱莉突然有了灵感：与其被动地受国际贸易技术门槛的限制，不如主动出击，深入“虎穴”，想办法打进国际技术标准的机构中，拼抢国际标准的话语权，这样就变消极挨整为主动融合。
经过郑莱莉的强力公关，SATRA终于伸出了橄榄枝。郑莱莉主动出击，为国家拼抢到鞋业技术标准话语权。
而在许多行业里，中国企业正试图凭借自身的努力，在制订行业标准、确定市场定价方面能有发言权，能有关键性的表决权，因而频频出招，显示出主导市场的大手笔，掌控市场话语权。
在煤炭行业，我国正在努力争取市场话语权。我国焦炭出口占世界总贸易量的57％，是唯一在世界能源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也是唯一具有国际话语权的能源产品。但长期以来，却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权威价格。有鉴于此，中国在太原城建立了国际煤炭交易中心，力图在国际煤炭市场出现“中国价格”。
浙江小商品市场也在拼抢国际市场话语权。“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已在浙江省义乌市正式发布。这个被誉为小商品业的“道琼斯指数”将作为“中国商务天气预报”每天在央视播报。
这是商务部单独就一类产品和一个市场发布的首个指数，对中国政府决策、企业生产经营和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它的编制与发布，将有利于增强中国小商品市场对于全球小商品定价的话语权，并对全球小商品价格形成机制产生积极影响。
而在争夺国际市场话语权中，政府应助企业一臂之力。比如稀土的国际定价，政府要有所作为。比如要建立稀土国家储备机制，对于稀土等战略性资源不仅不鼓励出口，而且采取收取资源费等方式控制出口。此举不仅有利于控制这些产品的定价权，更为未来我国液晶显示等产业的发展准备必需的原料。国家应鼓励民间储备，给储备企业政策上的支持。
（作者简介：蔡恩泽，汉语言文学、工商管理双学士，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秘书、中学校长、文教专干、纪委书记、镇长、企业内刊主编、财经媒体专栏作家，现为晶苏传媒首席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