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是艺术创新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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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定为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的“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形成了凝聚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巨大精神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将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作家、艺术家必须努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顺应历史潮流,身体力行,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艺术创新的灵魂,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艺术必须不断创新,否则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僵化、萎缩、凋零。然而,艺术创新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峰,立足于丰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以一定的核心价值取向为指南,才能顺利实现。任何艺术创新都不应该是为新而新,而是在一定的美学传统和艺术传统的土壤上进行的,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美学强调文艺的倾向性,至今为止的世界上并不存在没有倾向性的文艺,不过,文艺的倾向性应该以美学的方式显现出来。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的信中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1]
  实际上,从价值论和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文艺的倾向性及其美学显现方式就是恰当地处理人类的真、善、美的价值取向的关系。所谓价值就是事物与人类的需要的关系所形成的属性。所谓价值观就是一定历史时代人类关于价值的观念体系,而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一定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价值观念体系。按照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研究,人类的需要大致上可以分为7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相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前4种需要可以归纳为实用需要,它是物质需要或者缺失性需要,它所对应的价值是“利”;后3种需要是精神需要或者发展性需要,认知需要对应的价值是“真”,审美需要对应的价值是“美”,自我实现需要(即伦理需要)对应的价值是“善”;自我实现需要中还有一种非现实性需要或者信仰需要,它所对应的价值是“圣”。人类的这些需要及其所对应的价值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生产形式来予以实现:经济实现“利”,科学实现“真”,艺术实现“美”,伦理(政治和道德)实现“善”,宗教实现“圣”。因此,马克思把经济活动称为“物质生产”,而把科学、艺术、伦理(政治和道德)、宗教称为精神生产,即生产的特殊方式。从这样的社会生产的总体角度来看,艺术和艺术创新也就是以“美”的价值和方式来显现人类的利、真、善、圣等价值和价值观。那么,一个作家、艺术家,如果要在艺术上进行创新,就必须是以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价值观总体为基础和主导的,特别是要在真、善、美这样三种核心价值的总体上进行统筹规划,辩证处理人类社会的各种价值,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协调各种价值的关系,以美的价值和方式显现出先进的价值和价值观,也就是达到真、善、美的统一;也就是以核心价值观来促成和实现利、真、善、美、圣的统一,尤其是真、善、美的统一。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所有作家艺术家都是在一定的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自己的艺术创新。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就是一场以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文体改革和创新运动。韩愈所提出的“古文”,就是一种继承先秦两汉的质朴、自由、口语化的散文文体,反对魏晋南北朝所流行的绮靡、对偶、华丽、严整的“骈文”文体。韩愈大力提倡在前,柳宗元等人紧随其后,掀起了一股崇尚求真务实、因事陈词、文以载道、文从字顺,力戒华而不实、骈俪繁复、格律约束、无病呻吟的文章新风尚。这个古文运动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在内容上,尊孔崇儒,排斥佛老,文以载道,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儒家的“兴、观、群、怨”,“修辞立其诚”,“以言立德”的伦理型美学传统;在形式上,排斥骈俪绮靡,消解声韵格律,倡导自由散体,不以文辞害义,开创了一代文坛新风。韩愈提出“惟陈言之务去”,“修其辞以明其道”,“为文为人并重”,认为作家的思想道德修养是为文立言的根本。柳宗元亦强调:文以明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韩、柳“古文运动”的美学主张,也就是以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来达到文章的真、善、美统一,开辟了“由骈入散”,驱除陈词滥调的文学新风尚。
  五四新文学革命同样是以当时的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统一真、善、美的文艺创新运动。1919年以爱国学生反对军阀政府的“五四”运动为契机,一场以“言文一体”为要求的“白话文运动”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启蒙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骨干,他们团结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和进步力量,促使“五四新文学运动”逐步发展成为比较鲜明、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革命潮流。这场文学革命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赛先生”和“德先生”)的旗帜,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的决绝态度,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响亮口号,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学的僵尸,尖锐批判刚刚在神州大地传播的资产阶级文学“新毒”,深刻地表明了“五四新文学”的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主张:“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必须具备“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以《狂人日记》等文学作品为匕首投枪,逐渐成长为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主将。自1918年5月第4卷第 5号起,《新青年》不再发表文言文文章,全部文章改用白话文。1919年1月,在李大钊、蔡元培的支持下,《国民》、《新潮》杂志创刊,刊发了激烈反对封建礼教、热情赞扬新文学和新文化的论文和文艺作品。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陆陆续续刊登白话文新文艺作品。1919年一年中,全国出现400余种白话刊物,蔚为大观,摧枯拉朽。胡适和陈独秀率先系统提出文学革命主张,建设新文学运动理论,树立明确的改革方向。他们一致主张:文学作品不能只讲求形式,文学作品应该内容充实,具有创意,表达明确,情感真挚。1917年1月号《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1918年胡适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八项主张概括为四项原则:一曰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曰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样说,就怎样说。三曰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曰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胡适进一步提出:要用一种新的文学史观,打倒古文学的正统,建立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另一方面,要用向被文人轻视的白话作为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创造中国的文学。1917年2月号《新青年》刊登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五四新文学革命”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确立,它是一次划时代的文学艺术创新运动。从价值论和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它实质上就是以“科学和民主”的“真和善”的核心价值观为主导来革新文学艺术的“美”的显现方式的文学革命运动,它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真和善”(科学和民主)与“美”的显现方式(白话文和自由诗)的统一。   西方现代主义的文艺创新也不例外,依然是以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真、善、美统一的创造。20世纪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传统”,即尼采所谓的“重估一切价值”和“上帝死了”,彻底反对西方封建专制主义,反思批判早期资本主义“启蒙现代性”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进步主义的“三大神话”,宣扬一种“审美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构成了超现实、为艺术而艺术、无意识的印象派、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达达主义、荒诞派、形式主义、抽象派、结构主义等艺术创新的流派,出现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对立的文艺思潮。比如,立体主义绘画可以说是标新立异、惊世骇俗的艺术流派了,它的艺术创新就是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典型。1908年,毕加索、布拉克等,在法国创立立体主义绘画流派。他们以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构成分离的画面,在组合几何立体碎片的型态中表达艺术家的真、善、美价值观念系统;艺术家在二维平面上呈现出多维角度的对象形象,引导人们从不同角度来感受事物的立体动态及其完整形象;他们把各个角度的物像抽象为交错叠放的垂直与平行的线条角度,以散乱错综的阴影将画面上的各类几何形体建构起立体形象,消解了西方传统绘画透视法造成的三维空间错觉;他们把正面不可能看到的几个侧面以并列或重叠的方式呈现出来,让画面的背景主题交互穿插,创造出立体、动势、独特二维空间。毕加索的油画《亚威农少女》(1907)是最早的立体主义绘画杰作,是西方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分水岭。该画的独特创新性在于毕加索组织画面的方式。五个裸体女人被置放于一个平面之中,就像粘贴上去似的,看不出确定的空间,光影和色调也不统一,人物之间没有任何相互交流,散点透视变化多端,简化的形体,稍微变化的色彩,平涂的颜色,竖立的带水果的景物,构成了一个整体;女人裸体与隔开它们的空间相互贯通,创造出了前所未见的全新造型空间;右边两个少女的头部酷似非洲面具,挑衅和挖苦了西方传统美女的价值观念。《亚威农的少女》以立体块面的结构关系解析人体和物体,达成了体面的重叠、交错的美和美感。毕加索的《格尔尼卡》(1937)是另一幅立体主义名画。画面上充满单纯的几何形体和游动的曲线,相互交错、平面拼贴,构成一些类似牛头、马面、兽身以及支离破碎的妇女、儿童的平面装饰性、半抽象的形体画面,表现痛苦、受难和兽性:画面右边是一个举手哭号的妇女从着火的屋上坠落,另一个拖着畸形腿脚的妇女悲惨地冲向画面中心;画面左边有一个母亲拉着她被炸死的孩子,地上有一个横尸疆场的战士,他的残手紧握断剑,剑旁开放着一朵鲜花。《格尔尼卡》的象征性的手法、变形的形体、灰暗的色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法西斯的罪恶和战争灾难以及人民的悲剧。画面上的牛头、马面、兽身象征着法西斯残暴,支离破碎的人体表现了无辜人民惨遭战争的生灵涂炭,画面上方灯泡一样的眼睛怒视着法西斯的暴行。画面上相互交错的变形形体,拼贴成了混乱的视觉效果,烘托出了德国法西斯大轰炸的残暴恐怖气氛,表现了毕加索的正义感和愤怒。这些极度夸张、变形的几何立体,表达了毕加索对德国法西斯轰炸西班牙城镇暴行的强烈仇恨。毕加索的这种艺术创新就是他的真、善、美统一的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古今中外的艺术创新历史昭示着我们:核心价值观就是艺术创新的灵魂。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民正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中华民族的力量和智慧,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创新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才可能保持先进文艺的正确方向,形成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从真、善、美的价值关系来看,历来的中外美学家都是强调美以真和善为基础,真、善、美三者有机统一。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西方美学家都是这样看待和处理真、善、美之间的关系的。尽管对于真、善、美的具体观念和理解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还是截然相反的,但是,西方美学家们都把真和善作为美的根本,而把美作为真和善的感性显现。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人康德就指出:美是道德的象征。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马克思主张: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在他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到自身。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传统更是在伦理型美学的模式中强调真、善、美的统一,真和善,尤其是善是美的根本和基础。孔子追求“尽善尽美”,主张“里仁为美”(接近“仁”才是美)。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荀子说:“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这就是先秦儒家所奠定的核心价值观和美学观。它在中国传承了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道家和佛家的价值观和美学观,虽然与儒家思想是针锋相对的,但是经过长期的文化交融也形成了对立统一的互补态势。老子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庄子所谓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慧能所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惹尘埃?”这些都是从相反相成或者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角度阐明了真和善是美的根基和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继承和发扬人类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遗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应该是在真和善的根基上追求美的形象显现以及真、善、美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观念系统,它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的真和善的价值观,因此它必须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创新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灵魂、根基,社会主义文艺创新离开了这个灵魂、根基,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者就成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理想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的大杂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艺创新的灵魂,它可以促成社会主义文艺的真、善、美的统一,它可以保证美丽中国的建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成,培养和造就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的层面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它是指导作家艺术家进行中华民族精神创新的指南,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保证。文艺是表现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和途径,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就应该以新观念、新方法、新风格来描绘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的新风貌和新精神。伟大的德国诗人、美学家席勒在《好的常设剧院究竟能够起什么作用?——论作为一种道德机构的剧院》(1784年)中高度评价了戏剧对民族精神的伟大作用。他指出:“在此我不能允许忽视一个好的常设剧院对民族精神所具有的巨大影响。我所指的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对对象的意见和爱好的类似和一致,而对这些对象在另一个民族则有不同的意见和感受。只有剧院才可能造成这种高度一致,因为它漫游人类知识的整个领域,详细探究生活的一切情况,并且照彻心灵的一切角落;因为它把一切等级和阶级联合在自身之中,并且具有达到理智和心灵的康庄大道。如果在我们的一切戏剧中充满一种特质,如果我们的诗人们意见一致成了自己人,并且为了这种最终目的而要求建立一个牢固的联盟——如果严格的选择引导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笔甚至只奉献给民族的对象——总而言之,如果到有一个民族剧院的那一天,那么我们也就会成为一个民族。是什么使希腊各邦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是什么吸引这个民族那么执著地追求自己的剧院呢?绝不是其它什么,而是戏剧中的祖国的内容,希腊的精神,国家的至高无上利益,在这种利益中显示的较好的人性。”[2]由此可见,文艺对于民族精神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如果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美学家能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来进行创作、欣赏、评论,那么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有了一种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保证,一个美丽的中国就会由蓝图逐步经过民族精神的升华而变为现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的层面上,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它是指导作家艺术家进行神州大地社会关系创新的灯塔,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成。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实质上也就是要建立起人们之间的新型的社会关系,让人们在社会的大家庭中,能够享受到社会主义的自由、社会主义的平等、社会主义的公正、社会主义的法治,人与人之间构成一种与以前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关系和金钱关系完全不同的新型的关系,这样才可能形成一个和谐社会,大家共同劳动,共同致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衣食无忧,居有其屋,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真正凸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和谐社会的新型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现成的,更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共同奋斗才能得到的。在大家的共同奋斗中,文学家、艺术家、美学家就必须以自己的文艺作品和美学理论来宣传、传播、阐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相关内容,以崭新的审美方式和艺术手法来显现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的层面上,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是指导作家艺术家进行个人自我实现创新的指路碑,可以促进培养和造就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每一个人的自我实现都是在为祖国和人民以及他人服务的事业中具体表现出来的,正是在这样的具体事业的实践过程中每一个人的价值得到实际表现,每一个人的品德和素质、智慧和能力得到实在的体现。不论是作家艺术家自己本身,还是作家艺术家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人物形象,都是这样成为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践行者和实现者,当然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和实现者。因此,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都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来创造出社会主义新人,以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性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这个人性理想的实现需要社会主义新人的榜样的示范和引导,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作用,也就是依靠着作家艺术家以全新的艺术方式塑造出来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社会主义新人,寓教于乐,怡情养性,潜移默化,得以实现的。与此同时,作家艺术家作为教育者,他们自己首先应该接受教育,他们的自我教育或者自我实现,同样也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才可能得以实现和完成。“文如其人”,要创造出社会主义新人的新颖艺术形象,作家艺术家自身就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新人。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艺创新的灵魂。没有了灵魂的作家艺术家就是行尸走肉,没有了灵魂的艺术形象就是木偶泥胎,没有了灵魂的艺术创新就会黔驴技穷。
  艺术创新的途径主要有:推陈出新和返本开新。推陈出新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革故鼎新,创造出内容和形式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新型的文艺、美学和文艺学。返本开新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化和“五四”以来新文化的美学和艺术传统的精华,创造出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有崭新时代特色和鲜明民族风格的新文艺、新美学。
  推陈出新就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要去掉那些已经不适应新时代、新生活的陈年老套、陈词滥调、僵化程式,革除那些过时了的旧习惯、老套套、死框框、旧观念、老作风、死教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我们现在用以区分新与旧、死与活、老与新的根本标准就只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文艺创新当然就要以社会主义时代的真、善、美来排除、代替一切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共产党宣言》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5]毛泽东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6]因此,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社会主义文艺创新的根本,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艺创新的灵魂。这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转换生成的过程,尤其是在处理真、善、美的关系方面的转换生成的过程,必须破旧立新,推陈出新。
  从“五四”运动以来,在革命阵营内部流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口号和观念,即所谓“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种说法,作为激励大胆斗争的号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确实具有振聋发聩的历史作用,但是,这个口号和观念却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成为了一种偏颇的时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就成为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借口和幌子,因而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从“打倒孔家店”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清除旧文化、旧习俗、旧风气的污泥浊水的同时,也把一些世界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美好传统、良好风俗都一起给扫荡了。在今天,我们必须在破除一切旧的假、恶、丑的同时,及时地确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起社会主义真、善、美的价值体系,否则,没有根基就不可能建设起社会主义大厦,没有灵魂就不可能建构起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体。
  返本开新就是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源上,创造出合乎马克思主义学说基本原理,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能够解决中国当代现实问题的新思想、新理论、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根本,第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就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合理成分及其优秀文化;第三就是当今社会现实状况,即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再出发和新征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依据着这三大根本而形成的合理、科学、系统的价值观念整体。因此,社会主义文艺创新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和灵魂来进行,也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回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回到中国当代现实来践行和实现。   首先,社会主义文艺创新应该以科学、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审美观为指导,“回到马克思”来创新。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美学家尤其应该深入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审美观,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最近网上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美学不能成立”的糊涂观点,其理由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没有写出一本《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之类的论著,只有一些关于美学的片言只语。这种糊涂观点实际上早已被事实驳倒了,现在又在某些年轻人中间冒出头来,这表明一种信仰危机,值得在社会主义文艺创新实践过程中引起高度重视。以马克思命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是马克思或者恩格斯个人的论著的表述,而是几代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导师、思想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爱好文学艺术的人民大众的实践和理论的总结,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逐步建构起来的关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理论观点概括和理论体系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包括了“劳动创造美”(劳动生产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等美论观点,“人在他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到自身”、人的审美感觉和审美器官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人的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等美感论观点,艺术生产论、艺术意识形态论、艺术掌握世界特殊方式论、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相统一批评原则、艺术的政治功能论、道德功能论、审美功能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艺术和诗歌与资本主义相敌对、悲剧表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喜剧是“让人们笑着向过去诀别”等艺术论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起来的,它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真、善、美及其关系的价值观和美学观,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家、艺术家、美学家、批评家、文艺理论家都应该自觉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来进行社会主义文艺创新,尤其应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以此具体指导自己的文艺创作、文艺欣赏、文艺批评、审美活动、审美教育、美学理论的创新。只有这样“回到马克思”的返本开新,才可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可能是真正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发展规律、美的规律,显示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创新,也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
  其次,社会主义文艺创新应该以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特别是以“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优秀传统为基础,“回到孔夫子、孙中山和鲁迅”,即“回到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土壤”来创新。中国当代的文学家、艺术家、美学家、批评家、文艺理论家的创新,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就需要大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导,在处理真、善、美及其相互关系上显示出不同于西方核心价值观和西方美学的独特之处。从先秦时代开始,一直到“五四新文学革命”,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就是“向内求善”的伦理型美学思想。因此,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创新,也就应该充分发挥“向内求善”伦理型美学思想的优长之处,以崭新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来形象显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真和善,创造出尽善尽美的艺术作品,以新型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方式来“诗言志”,“文载道”,“经夫妇”,“成孝敬”,“美教化”,“厚人伦”,“移风俗”,“兴、观、群、怨”,“美善相乐”,“陶冶心灵,从容讽谏”,“情欲信,辞欲巧”,“劝善惩恶”,“文质彬彬”,“比德于玉”,“文以意为主”,“文如其人”,“意在笔先”,“文章之道,与政通矣”,“诗缘情”,“以形传神”,“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弘扬“科学和民主”的精神,继承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的革命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新理论、新批评,以完全新颖的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艺术之林。
  再次,社会主义文艺创新应该以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状况为出发点,特别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崭新现实为切入点,“回到社会现实实践”来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于中国新时期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所造就的大好形势下,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现实要求的直接产物,它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集结号,它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指路灯,它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发动机。社会主义文艺创新就应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接地气,触民心,得民意,下基层,转作风,开新风,创造出反映伟大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建设起新型的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和文艺学,展开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美学批评和历史批评相统一的文艺评论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发挥文学艺术、美学理论、审美教育的巨大力量。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7]我们应该把社会主义文艺创新,作为一种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现实状况,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培养和造就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创造性的,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真、善、美相统一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艺创新的灵魂。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1]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页。
  [2][德]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第2011年11月版,第14-15页。
  [3]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4页。
  [5]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第160页。
  [7]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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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价值转换的过渡期,赵力平拥有很多身份标志,既是策划者和创意者,又是具有开拓性的组织者,她广泛涉猎文学、影视、法学和数字文化,组织创作过长篇小说、影视剧本和中国首部数学文化电视片。做到这一点需要认真、耐心和勇气,而耐心和勇气的首要条件是充沛的生命力。应当承认,赵力平始终把文艺传统的成规与嬗变,理解为一种变动的文化生成概念,以一种心灵在场的审美视觉,把自己的创作理念、文艺思想和意义追求,体现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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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学者、人类学教授潘年英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他从事人类学研究30年,研究的重点和中心始终围绕他的故乡展开。从上世纪80年代初,潘年英就在黔东南开展田野考察,他在大山的皱褶里行走了30年,走遍了黔东南的3000多个村庄。他的新书—《从文学自觉到文化自觉》,就是他对黔东南少数民族30年来文化变迁进行观察和思考的产物。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关山阻隔的黔东南,十里之外,风俗迥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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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曹俊峰先生的《康德美学引论》(以下简称《引论》)一书是我踏足康德美学的指引者与敲门砖。康德的博大精深,和他的艰奥晦涩,往往让人对之既爱且怯。涉猎康德美学之初,怯犹大于爱,几至于望而却步。所幸的是,今天的我们,站立于巨人的肩膀之上。曹先生以其平实质朴的语言向我展现了一个焕然一新的康德。读《引论》,使你能体会到仿佛那位哥尼斯堡的老人在向你娓娓细谈,——虽然还是同样的谨严审慎,却不复晦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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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传性是民歌最大的特点,这是任何书面文学都难以媲美的。由此决定了它表述的语言必须通俗易懂,生动流畅。究其因,一方面是有的民族没有文字,无法书写,只能根据发音交流,故而音质清朗,动听。另一方面是即使有文字的民族,对那些底层劳动者来说,没有接受识字书写的教育,也不具备阅读、书写的条件。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在相对狭窄范围内说话的条件和机会。当思想情感需要表达,就只能借助口头言说。语言简明扼要,意义明确。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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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查新昌:赵力平女士你好,我们都知道你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不仅创作了《超越--献给2002年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赵力平七国摄影展》,还策划和组织创作了《血脉国魂》、《郑和大航海》、《现代妇女儿童维权指南》等作品。我们今天的对话从我的第一张相片开始,相片上我穿的是膝盖处有补丁的裤子,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学雷锋,渴望成为崇高伟大的人,对价值还没有作出奴性和势利的区别。你还记得第一次去照相的情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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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是先民在生产、生活、生育过程中,为了保存信息,交流思想发明创造的文化瑰宝。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除了表达语义外,还有“非功利性”的视觉美感。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它文字大都从象形阶段走向表音的符号体系,而汉字则仍然沿着象形的轨道演化成丰富的抽象化的形象体系。既然存在形象,就有可视性。是否值得一看,这就是字的魅力所在。  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看字中的门道和奥妙。  一看字的点画  字的点画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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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很小又很大》增补版自序  1995年,冰心老人在世时,主编过一套《新时期儿童文学名家作品选》(樊发稼任执行主编),其中小说类选了曹文轩、张之路、沈石溪、程玮、罗辰生、秦文君六位;童话类选了孙幼军、周锐、冰波、葛冰、张秋生五位;诗歌选了金波和我;散文只选了吴然一人,共有十四位作家入选。依照当时的年龄来看,我是其中最年轻者,能有幸忝列这套丛书中,真是不胜荣幸之至!这套书由冰心老人故乡的出版社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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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时代的数码转型,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一个是2011年《时代周刊》刊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开篇说“如果我们要为正在经历的10年和未来的10年、20年寻找到文化的关键词,那么这个文化关键词是Ipad。”另一个是在2012年1月份奥斯卡颁奖仪式上有一个不可见的变化,好莱坞和奥斯卡颁奖礼上最重要的角色——柯达胶片公司破产了。我总是列举这两个事件说明什么?说明一个重大的转型正在发生,这个转型我们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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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末期以来,当代诗歌的叙事性特征日趋强烈。叙事,我以为并非是一种文类,而是一种写作策略。美国著名叙事学家布赖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说:“有很多诗歌是叙事的,而也有很多叙事是诗歌的。”[1]著名新叙事学家戴维 赫尔曼(David Herman)也指出:“叙事学的基本假设是,人们能够把形形色色的艺术品当作故事来阐释,是因为隐隐约约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2]虽然叙事理论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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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刘国安先生的诗文集《放飞炊烟》以及多篇新作,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以故乡为元素,以一种繁茂的诗意状态来抒写故土、田园、村落、乡情。像这样以故乡贯穿一线的文学作品似乎不多见,因而自然而然成为了他写作的一个特色。在质朴、亲切、原汁原味的大自然中落笔摇情,直抒胸臆,对生活的赞美,大地的亲近,把一个记忆与现实中的情景浓缩和再现在万花筒的时光里,可以任意随时取景,成为我们抵达心灵的黑白底片,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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