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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是上届全运会的主办地，山东代表团拿到了上届全运会金牌总数第一。我曾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山东有山有水也有人。山有泰山，水有趵突泉，人有孔夫子，样样令人骄傲。
本届全运会在辽宁举行，作为传统体育大省，有着“辽老大”之美誉的辽宁，借助东道主的优势夺取金牌榜第一，本该如探囊取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本届全运会山东代表团却反客为主，自开幕之后就力压辽宁，稳据金牌榜首位。“辽老大”究竟怎么了？山东为何又如此“坚挺”？在金牌榜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奥妙？
总局要“政绩”，阻击东道主？
在十二运赛场上，记者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东道主队员几乎没有占到一丝主场优势。比如，在男子竞走、公开水域、击剑、柔道、跆拳道、武术等多个项目上，东道主重点夺金运动员都因裁判不利判罚而丢金。反观来势汹汹的山东队，似乎更像是主场作战，各个项目多点开花，金牌数节节攀升。顿时，外界一头雾水，东道主究竟怎么了？山东势头为何如此凶猛？表面上看，山东代表团金牌滚滚来，是依靠自身强大的综合实力，辽宁尽管作为东道主实力稍逊。实际上，东道主屈尊榜眼，山东一骑绝尘，隐藏着更多玄机。
翻开全运会历史，最开始被赋予的使命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自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举办全运会以来，一直到第九届都是在北、上、广三地轮流举办，为何？因为其地方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在前九届全运会中，北京举办了五次，上海和广东省各举办了两次。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九届全运会中，五次东道主北京没有一次获得金牌榜第一。一位已经退休的《光明日报》记者说，“当时北京办全运会，其实更多是国家体委（现体育总局）在办，北京只是出人协调一下场地问题。”在北京东道主的五届全运会中，解放军三次夺魁，广东和辽宁各一次占先。
关于东道主金牌榜第一的说法是从第八届上海全运会开始的。实际上，第一次东道主执牛耳是在第六届的广东全运会中。当时广东就获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第七届北京全运会，辽宁第一次在金牌榜上成为第一，这也是“辽老大”绰号的开始。第八届全运会，上海利用东道主身份击败了辽宁，东道主占据金牌榜第一的情况就开始延续了。实际上，那时运动员注册制度并没有完全放开，基本依靠本土队员在打全运会，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都市，繁华的商业之都，在全运会上拿第一也是顺理成章的。
真正靠东道主优势拿第一的是第一次走出北、上、广后的江苏十运会。当时，整体实力非常一般的江苏代表团居然也能获得第一，引来质疑声一片。在十运会上，东道主江苏夺金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之前两届全运会他们加起来仅拿到47.5金，而在家门口作战摘走了56金。同样在十运会上，当时山东拿到了42金，结果十一运会轮到山东举办时，山东的金牌数增长到了63枚，涨幅高达50%。尽管在开幕前山东方面曾经信誓旦旦宣称，不以拿金牌第一为指标，可是他们最终还是以绝对的优势拿了第一。
东道主为何能在短时间异军突起？这应该是得益于国家体育总局推出的一系列政策，说到底还是总局为东道主保驾护航。
首先，东道主可以利用政策大肆引进运动员。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总局对运动员实行的是注册制度，其核心就相当于我们签合同一样。哪里给的待遇高，自然就要去哪里。这与我是哪里人，就要为哪里效力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九届全运会中，财力强大的广东率先启动吸引人才机制，他们也如愿获得了金牌榜第一。可实际上，他们有2/3的运动员连一句粤语都不会说。当时的改革开放在广东是开先河的，有南国之风徐徐北进之说，当时广东引进人才的条件是，退役后解决工作，然后给一套住房。因此，九运会东道主广东代表团引进人才超过了100人。十运会江苏共引进140多名优秀运动员，这些引进人才有15人在十运会上获得金牌。十一届全运会东道主山东代表团人才引进数量又有了进一步提高，仅在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255人联合培养大名单中，山东与西部地区联合培养了184名运动员。
其次，东道主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与解放军联合培养更多运动员。曾经的解放军队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体育人才，一度有小国家队之称，现在尽管吸引力有一定下降，但军中仍然匯集着许多顶尖人才。因为体育总局有“解放军运动员双计分”政策的存在，因此争取解放军运动员也是各代表团的工作之一。即如果和解放军代表团签订共同培养协议后，该解放军运动员取得成绩后，就可以双计分。这一政策在上届山东全运会上达到了使用顶峰，解放军代表团也拿到了金牌榜第二。
另外，巨大主场优势也将帮助东道主取得好成绩。多年来，各项运动都要最终服从这一潜规则。当年，上海八运会男子水球半决赛，上海与广东死拼，随队亲征的广东体委主任以及一位女副省长潸然泪下，“四年后广东见”。果然4年后，广东金牌榜第一，上海跌到第4，比广东少了40金。
极其特殊而独具特色的“东道主现象”，引起外界极大的不满。为此，取消全运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全运会存废之争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甚至早在10年前，体育界知名人士张燮林、楼大鹏等人就曾提出了要求取消全运会的提案，提案中说，“全运会是前苏联体育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依靠国家的大量拨款，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然而，对于国家体育总局和地方体育局来说，全运会是万万取消不得的。一旦取消了全运会，总局及其官员在地方各省市体育局的影响力和地位，将一落千丈。试想，一旦没有了全运会，哪个地方政府还会一如既往地像对全运会那样对体育加大投入呢？一旦取消全运会，总局官员的权力和影响力将大打折扣，那不是在革自己的命吗？
由此可见，在全运会无法取消的情况下，总局总得推出一些改革来缓解舆论的压力。可是，改革又谈何容易啊？正在总局高层百思不得其解时，一位总局领导在陪同国家领导人视察上届全运会时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
当时，十一运开幕在即，国家领导人在山东视察时问了一句：“山东代表团在十一运会应该能获得第一吧？”得到的回答是“山东不一定能获得第一”。领导接着又问了一句：“谁是东道主谁就第一吧？”当时，陪同视察的总局领导一脸尴尬，如是这番，还用得着搞什么比赛呢？ 据说，正是从那一刻起，总局领导找到了全运会“改革”的突破口，那就是设法阻击东道主获得第一。于是，在十二运备战周期，总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第十二届全运会的相关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比如：取消了东道主与西部13个省的联合培养；取消了先期决赛；取消了冬季项目东道主的承办权；缩短了人才交流时间，提前了注册截止时间；取消了先期比赛（与国际大赛有冲突的项目先期进行）；奥运会联合培养政策在已经以正式文件下发的情况又突然取消……外界一眼就能看出，这些政策变化显然是针对东道主的。
对于总局方面来说，一旦“阻击”东道主成功，东道主无缘金牌榜第一，无疑是一个全新亮点，一大“政绩”。
然而，这样做有意义吗？
山东乘机上，领跑金牌榜
面对总局的“阻击”政策，上届东道主山东乘机而上，显示出了强劲的夺金势头。
据了解，早在伦敦奥运会之后，山东运动员就已经做好了与东道主决一死战的准备。本届各项比赛打响后，山东表现神勇，赛程过半时，就已经获得了43.5金。山东各级领导分赴各大赛场，只要举个例子，就足以证明山东方面对夺金有多么重视。9月6日，记者在沈阳柏叶基地射箭场，领略到山东选手崔圆圆扣人心弦的夺冠一幕，崔圆圆在决赛中几乎全部射出了10环，为了这一金，崔圆圆足足准备了4年，在现场，记者发现山东方面的领导、教练、队员、各类后勤保障人员，包括随队医生、心理医生、营养师、观摩人员共有近百人，组成了一个赛场拉拉队，远在山东大本营里，也有无数人在观看直播，崔圆圆夺冠后，家里放起了鞭炮，鞭炮声通过手机传到了比赛现场，传到崔圆圆的耳边。
记者在1987年曾写过一篇报道山东射箭世界冠军马湘君的报告文学，在射箭这一领域，山东确实人杰地灵，培养出一个又一个神箭手。如今20多年过去了，山东的射箭依然保持着传统优势，你不得不惊喜，也不得不佩服，今天的崔圆圆就像是当年的马湘君，同样俊美，同样神奇。在耐力体能项目方面，如自行车、赛艇、公开水域等，山东也是最大赢家，共获9金；在打分计点项目上，如柔道、摔跤、跳水、体操等，山东也均有优异表现。这些华北平原上林冲、李逵、武松的后代，活跃在十二运各大赛场，正是赛场上浓缩出来的一个个“大汉”。
与争金夺银的赛场风云相比，涌动于幕后的“全运经济”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创造耀眼的“政绩”，代表团战绩指标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竞技体育的比拼，已升格为财力的较量，经济因素的超强介入已日渐成为全运会上夺冠争金不可漠视的现实。有人这样定义：全运会金牌就是用金钱打造的。近些年来，全运会被各个省市定位为一项重要的形象工程，4年一轮回的全国运动会展示的不仅是各省之间的体育竞技水平，更表明各个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于是就有了“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的说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省市经济实力的对比，也决定了该代表团在全运会上的表现。据山东媒体同行透露，山东为了“打破东道主第一”的神话，成为近20年来第一个非东道主身份的全运会王者，近几年投入大量资金。除了后勤保障、协调工作所需的高额费用外，用于队伍建设的资金同样惊人。
由此可见，俨然已经成为全国第一体育大省的山东代表团，在疯狂夺金的同时，也成為全运会“砸钱游戏”的冠军。
试问一块全运金牌究竟价值多少？近几届全运会，从奖励十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包括奖房、奖车、编制转正、级别提干等诸多追加悬赏，呈几何级数递增的“全运犒赏”已严重物超所值，却在攀比中居高不下，并演变为“全运成本”中有增无减的痼疾。早在上届全运会，陕西省就曾为自行车、中长跑等项目开出重奖百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承办十一运会的山东省虽然最终如愿获得第一，但对63金、44银、46铜的奖励，也是一笔不小的巨款，仅奖金一项就耗资数亿元人民币。反观本届全运会，山东的“砸钱游戏”似乎更抢眼了。
本届全运会在辽宁举行，作为传统体育大省，有着“辽老大”之美誉的辽宁，借助东道主的优势夺取金牌榜第一，本该如探囊取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本届全运会山东代表团却反客为主，自开幕之后就力压辽宁，稳据金牌榜首位。“辽老大”究竟怎么了？山东为何又如此“坚挺”？在金牌榜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奥妙？
总局要“政绩”，阻击东道主？
在十二运赛场上，记者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东道主队员几乎没有占到一丝主场优势。比如，在男子竞走、公开水域、击剑、柔道、跆拳道、武术等多个项目上，东道主重点夺金运动员都因裁判不利判罚而丢金。反观来势汹汹的山东队，似乎更像是主场作战，各个项目多点开花，金牌数节节攀升。顿时，外界一头雾水，东道主究竟怎么了？山东势头为何如此凶猛？表面上看，山东代表团金牌滚滚来，是依靠自身强大的综合实力，辽宁尽管作为东道主实力稍逊。实际上，东道主屈尊榜眼，山东一骑绝尘，隐藏着更多玄机。
翻开全运会历史，最开始被赋予的使命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自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举办全运会以来，一直到第九届都是在北、上、广三地轮流举办，为何？因为其地方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在前九届全运会中，北京举办了五次，上海和广东省各举办了两次。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九届全运会中，五次东道主北京没有一次获得金牌榜第一。一位已经退休的《光明日报》记者说，“当时北京办全运会，其实更多是国家体委（现体育总局）在办，北京只是出人协调一下场地问题。”在北京东道主的五届全运会中，解放军三次夺魁，广东和辽宁各一次占先。
关于东道主金牌榜第一的说法是从第八届上海全运会开始的。实际上，第一次东道主执牛耳是在第六届的广东全运会中。当时广东就获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第七届北京全运会，辽宁第一次在金牌榜上成为第一，这也是“辽老大”绰号的开始。第八届全运会，上海利用东道主身份击败了辽宁，东道主占据金牌榜第一的情况就开始延续了。实际上，那时运动员注册制度并没有完全放开，基本依靠本土队员在打全运会，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都市，繁华的商业之都，在全运会上拿第一也是顺理成章的。
真正靠东道主优势拿第一的是第一次走出北、上、广后的江苏十运会。当时，整体实力非常一般的江苏代表团居然也能获得第一，引来质疑声一片。在十运会上，东道主江苏夺金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之前两届全运会他们加起来仅拿到47.5金，而在家门口作战摘走了56金。同样在十运会上，当时山东拿到了42金，结果十一运会轮到山东举办时，山东的金牌数增长到了63枚，涨幅高达50%。尽管在开幕前山东方面曾经信誓旦旦宣称，不以拿金牌第一为指标，可是他们最终还是以绝对的优势拿了第一。
东道主为何能在短时间异军突起？这应该是得益于国家体育总局推出的一系列政策，说到底还是总局为东道主保驾护航。
首先，东道主可以利用政策大肆引进运动员。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总局对运动员实行的是注册制度，其核心就相当于我们签合同一样。哪里给的待遇高，自然就要去哪里。这与我是哪里人，就要为哪里效力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九届全运会中，财力强大的广东率先启动吸引人才机制，他们也如愿获得了金牌榜第一。可实际上，他们有2/3的运动员连一句粤语都不会说。当时的改革开放在广东是开先河的，有南国之风徐徐北进之说，当时广东引进人才的条件是，退役后解决工作，然后给一套住房。因此，九运会东道主广东代表团引进人才超过了100人。十运会江苏共引进140多名优秀运动员，这些引进人才有15人在十运会上获得金牌。十一届全运会东道主山东代表团人才引进数量又有了进一步提高，仅在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255人联合培养大名单中，山东与西部地区联合培养了184名运动员。
其次，东道主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与解放军联合培养更多运动员。曾经的解放军队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体育人才，一度有小国家队之称，现在尽管吸引力有一定下降，但军中仍然匯集着许多顶尖人才。因为体育总局有“解放军运动员双计分”政策的存在，因此争取解放军运动员也是各代表团的工作之一。即如果和解放军代表团签订共同培养协议后，该解放军运动员取得成绩后，就可以双计分。这一政策在上届山东全运会上达到了使用顶峰，解放军代表团也拿到了金牌榜第二。
另外，巨大主场优势也将帮助东道主取得好成绩。多年来，各项运动都要最终服从这一潜规则。当年，上海八运会男子水球半决赛，上海与广东死拼，随队亲征的广东体委主任以及一位女副省长潸然泪下，“四年后广东见”。果然4年后，广东金牌榜第一，上海跌到第4，比广东少了40金。
极其特殊而独具特色的“东道主现象”，引起外界极大的不满。为此，取消全运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全运会存废之争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甚至早在10年前，体育界知名人士张燮林、楼大鹏等人就曾提出了要求取消全运会的提案，提案中说，“全运会是前苏联体育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依靠国家的大量拨款，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然而，对于国家体育总局和地方体育局来说，全运会是万万取消不得的。一旦取消了全运会，总局及其官员在地方各省市体育局的影响力和地位，将一落千丈。试想，一旦没有了全运会，哪个地方政府还会一如既往地像对全运会那样对体育加大投入呢？一旦取消全运会，总局官员的权力和影响力将大打折扣，那不是在革自己的命吗？
由此可见，在全运会无法取消的情况下，总局总得推出一些改革来缓解舆论的压力。可是，改革又谈何容易啊？正在总局高层百思不得其解时，一位总局领导在陪同国家领导人视察上届全运会时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
当时，十一运开幕在即，国家领导人在山东视察时问了一句：“山东代表团在十一运会应该能获得第一吧？”得到的回答是“山东不一定能获得第一”。领导接着又问了一句：“谁是东道主谁就第一吧？”当时，陪同视察的总局领导一脸尴尬，如是这番，还用得着搞什么比赛呢？ 据说，正是从那一刻起，总局领导找到了全运会“改革”的突破口，那就是设法阻击东道主获得第一。于是，在十二运备战周期，总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第十二届全运会的相关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比如：取消了东道主与西部13个省的联合培养；取消了先期决赛；取消了冬季项目东道主的承办权；缩短了人才交流时间，提前了注册截止时间；取消了先期比赛（与国际大赛有冲突的项目先期进行）；奥运会联合培养政策在已经以正式文件下发的情况又突然取消……外界一眼就能看出，这些政策变化显然是针对东道主的。
对于总局方面来说，一旦“阻击”东道主成功，东道主无缘金牌榜第一，无疑是一个全新亮点，一大“政绩”。
然而，这样做有意义吗？
山东乘机上，领跑金牌榜
面对总局的“阻击”政策，上届东道主山东乘机而上，显示出了强劲的夺金势头。
据了解，早在伦敦奥运会之后，山东运动员就已经做好了与东道主决一死战的准备。本届各项比赛打响后，山东表现神勇，赛程过半时，就已经获得了43.5金。山东各级领导分赴各大赛场，只要举个例子，就足以证明山东方面对夺金有多么重视。9月6日，记者在沈阳柏叶基地射箭场，领略到山东选手崔圆圆扣人心弦的夺冠一幕，崔圆圆在决赛中几乎全部射出了10环，为了这一金，崔圆圆足足准备了4年，在现场，记者发现山东方面的领导、教练、队员、各类后勤保障人员，包括随队医生、心理医生、营养师、观摩人员共有近百人，组成了一个赛场拉拉队，远在山东大本营里，也有无数人在观看直播，崔圆圆夺冠后，家里放起了鞭炮，鞭炮声通过手机传到了比赛现场，传到崔圆圆的耳边。
记者在1987年曾写过一篇报道山东射箭世界冠军马湘君的报告文学，在射箭这一领域，山东确实人杰地灵，培养出一个又一个神箭手。如今20多年过去了，山东的射箭依然保持着传统优势，你不得不惊喜，也不得不佩服，今天的崔圆圆就像是当年的马湘君，同样俊美，同样神奇。在耐力体能项目方面，如自行车、赛艇、公开水域等，山东也是最大赢家，共获9金；在打分计点项目上，如柔道、摔跤、跳水、体操等，山东也均有优异表现。这些华北平原上林冲、李逵、武松的后代，活跃在十二运各大赛场，正是赛场上浓缩出来的一个个“大汉”。
与争金夺银的赛场风云相比，涌动于幕后的“全运经济”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创造耀眼的“政绩”，代表团战绩指标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竞技体育的比拼，已升格为财力的较量，经济因素的超强介入已日渐成为全运会上夺冠争金不可漠视的现实。有人这样定义：全运会金牌就是用金钱打造的。近些年来，全运会被各个省市定位为一项重要的形象工程，4年一轮回的全国运动会展示的不仅是各省之间的体育竞技水平，更表明各个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于是就有了“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的说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省市经济实力的对比，也决定了该代表团在全运会上的表现。据山东媒体同行透露，山东为了“打破东道主第一”的神话，成为近20年来第一个非东道主身份的全运会王者，近几年投入大量资金。除了后勤保障、协调工作所需的高额费用外，用于队伍建设的资金同样惊人。
由此可见，俨然已经成为全国第一体育大省的山东代表团，在疯狂夺金的同时，也成為全运会“砸钱游戏”的冠军。
试问一块全运金牌究竟价值多少？近几届全运会，从奖励十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包括奖房、奖车、编制转正、级别提干等诸多追加悬赏，呈几何级数递增的“全运犒赏”已严重物超所值，却在攀比中居高不下，并演变为“全运成本”中有增无减的痼疾。早在上届全运会，陕西省就曾为自行车、中长跑等项目开出重奖百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承办十一运会的山东省虽然最终如愿获得第一，但对63金、44银、46铜的奖励，也是一笔不小的巨款，仅奖金一项就耗资数亿元人民币。反观本届全运会，山东的“砸钱游戏”似乎更抢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