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分五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最早的翻译家十八世纪英国的威廉·琼斯爵士是梵文学家、诗人和近代比较语言学的鼻祖。他学习各种语言是将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宝库来看待的。他的诗对拜伦、雪莱、坦尼孙等诗人颇有影响。他翻译过我国《诗经》,其中一篇是《卫风·淇奥》。他先是译成拉丁文,共有两种译本。一是散文本,另一种是韵文本。后来,琼斯又根据拉丁文译本作出两种英译本,仍然是散文本和韵文本。他每次翻译都作出两种译本,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对得起亚洲人的诗作。但是他的英文韵文本将原诗的九个句子扩充为六节民谣体的诗。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兼批评家德莱顿曾将翻译分为直译、意译和拟作三类。琼斯的韵文译本是介于意译和拟作之间的。十七,八世纪的英国名作家德莱顿、斯威夫特、蒲伯和约翰逊等都曾倡导拟作。实际上,琼斯的韵文译本是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在中国古诗的影响之下为十八世纪的英国读者所写的诗,严格来讲,不是翻译。2.进一步的尝试琼斯以后的一些汉学家忙于别的工作,来不及颐到中国诗词,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詹姆士·莱格(后任牛津大学的中文教授)才又开始翻译《诗经》。他比较拘泥。他用维多利亚时代冗长累赘的词句来翻译《诗经》简朴的诗行。其所译《关睢》是一个例子。十九世纪末期赫伯特·翟理斯对《诗经》作了较好的翻译。他还译了李白、王维、李商隐等诗人的名篇,都能抓住读者,有其独特的风格,颇得评论界的赞赏。翟理斯的译作堪称再现了中国诗的忧郁、沉思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之美,从而表达了中国诗的神韵。他还著有中国文学史,其中提供了不少中国诗的译文。他善于将词义和韵律巧妙地结合起来。其后有海伦·沃德尔女士。她翻译了《诗经》中的《小雅·庭燎》和《小雅·宾之初筵》,译笔优美,但欠精确,尤其后一篇,可称是一种改作,类似费兹杰拉德的《鲁拜集》。3.一些试验美国作家路易斯·斯特朗·哈蒙德女士在翻译《诗经》的(《郑风·叔于田》和《邶风·式微》篇时,试图用一个音节代表一个汉字,并保留原诗的韵律。但她用这个方法翻译李白和贾岛的诗时,则不免多所丢失。其次是美国印象派诗人艾米·洛厄尔女士。她用英诗的自由体来翻译中国诗。她认为再现“诗的芳香比韵律形式”更为重要。她的翻译强调所谓“无韵的节奏”。她虽然摆脱了韵律的束缚,但由于她自己不懂汉语,只能通过一个朋友的转述,因此其译作仅能准确而明晰地表现了客观事物的形象,带有印象派的特征,其所译陶潜的《归园田居》,又只着重表达诗的语调和感情而不够精确。至于另一位美国印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则更加“自由”,只是随意仿效而已。4.阿瑟·韦利的理论与实践二十世纪英国的汉诗翻译家阿瑟·韦利进行了卓越的试验。他试图建立自己的翻译理论,对汉、英诗韵学进行过比较研究。他发现汉诗和英诗的共同之处在于押韵,但汉诗的韵又不同于英诗的韵;因此,若用韵则不可能不因声而损义。然而,他仍然试图在翻译中再现原诗的格律。他从中国五言诗中发展出一种“弹跳式的节奏”,即:用一个重读音节来代表一个汉字,在每行译诗中含有一定数目的重读音节和不定数目的非重读音节。他将这种格律比之于英诗的无韵体,但并不到处拘泥于格式。另一方面,他进行有选择的翻译:他很少翻译七言诗;同时,对于那些炫示古典文学造诣或韵律熟巧的诗,他认为不宜翻译,他较多地翻译明确易懂,并能引起兴趣的诗,如白居易的作品。但是,尽管韦利对历代汉诗都很熟悉,翻译时仍不免失误,亦未能免于作出不正确的评论。例如,他认为汉诗不谈爱情,只谈友情。这个论点就受到阿瑟·奎勒·柯切等批评家的驳斥。中国虽没有奥维德、乔叟和斯宾塞式的爱情寓言诗,但描述婚后爱情的诗篇则不少。这是因为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和社会习俗不同于西方。而且中国不是也有《高唐赋》、《崔莺莺传》和《白娘娘》等作品吗?但总起来说,韦利是个对二十世纪英、美诗人有影响的作家。5.笔者的学步诗人罗伯特·彭斯认为诗有因愿望而作,有因冲动而作,没有诗的冲动是写不出好诗的。A·E·豪斯曼亦持此说。赫伯特·格里尔逊教授进一步认为译诗也是这样,译者往往是在心胸完全为某些诗篇所占有时,感到必需一译为快。笔者幼年喜读自居易、范成大等唐宋诗人的诗。这里所译白居易的《采地黄者》,取法韦利。但也作过押韵的尝试,如将范成大的《田园杂兴》,每首七言四句,译作两节四行体诗,并大体上用一个音节代表一个汉字。这里除两首讽刺诗外,并附所译白居易和韦庄的抒情诗各一首。6.几点体会笔者认为:(1)译者既要考虑原作品的语言,又要考虑自己所用的语言。要吃透原作品的精神并把它移植到另一种语言,这连德莱顿也认为并非易事。(2)笔者并不认为诗是无法翻译的,但正如韦利所说,有些诗着实难译,尤其是模棱两可之诃和历史引喻较多的诗,李商隐的《锦瑟》和柳亚子的《感事呈毛主席》即属此类。(3)笔者认为,译者除了译诗的冲动外,还得下苦功夫,我国不是有贾岛、杜甫等苦吟成功的诗人吗?笔者最后引用格里尔逊教授的话,作为结束:诗的翻译,虽然有时是不可能的,但因此而不去尝试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有些译诗经过译者的再创造,还可以胜过原作。英诗曾从乔叟的《特洛以勒斯》到费兹杰拉德的《鲁拜集》的译作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