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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段祺瑞同意南下，王揖唐说：“芝帅南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国民政府对您无恩，倒是日本人与您无怨，他们雪中送炭……”段祺瑞斥道：“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你自己也得好好想想，别对不起祖宗、父母、子孙后代。”
“九一八”事变后，段祺瑞虽说下野，但北洋元老声望犹在，同僚、部属、学生满天下，一呼百应。日本人为物色傀儡出任华北五省“领袖”，自然盯上了段祺瑞。
日本人先是让曹汝霖拉段祺瑞参加“中日密教研究会”并出任会长。该研究会由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组建，成员有日军军官和日本侨民，赋闲在津的前北洋军政大员孙传芳、陆宗舆、王揖唐、齐燮元等，经费由日本方面提供。名义上中日共同研究佛学，实质是笼络北洋下野政客、军人。没多久，段祺瑞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退出了研究会。
蒋介石担心日本侵略者与国内军阀相勾结，特派遣亲信钱永铭持由他签署的信件到天津，请段祺瑞南下“颐养”，以便随时“商谈国是”。段祺瑞看过蒋介石的亲笔信后，见条件优厚，乐于顺水推舟，避开日本人的纠缠。他对钱永铭道：“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我可以随时动身。”
南下之路
段祺瑞的言行均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钱永铭前脚离开段府，住在对门的王揖唐便赶紧向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打探消息。段宏纲告诉他，老爷子接受了蒋委员长的南下邀请。
王揖唐急得大嚷：“咱们一向是北方的，去南方能干啥？不要去南方，守在北方好。”
第二天，段府上下正忙着收拾行装，王揖唐又来了，见到段祺瑞，他忙道：“芝帅（段祺瑞字芝泉，被称为芝帅），想当年，袁大人就任总统，说什么也不肯去南京就职。咱们的基业在北方啊！”
段祺瑞爱理不理，只是闭目养神。王揖唐又说：“国民党就是要打倒北洋军阀，芝帅南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国民政府对您无恩，倒是日本人与您无怨，他们雪中送炭……”
段祺瑞突然睁眼，斥道：“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你自己也得好好想想，别对不起祖宗、父母、子孙后代。”
1933年1月21日，段祺瑞在国民政府特使钱永铭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天津赴南京。1月22日，专列到达浦口。国民政府要员朱培德、张群等及少将以上军官悉数到车站迎接。段祺瑞一行登上渡轮，直抵南京下关码头。蒋介石亲自上船迎接段祺瑞，并搀扶其走下渡轮。
这时，码头上鼓乐齐鸣，国民政府文武大员和社会各界代表夹道欢迎民国元老。有记者在警戒线后面大声发问：“国难当头，芝公将如何与国民政府合作？”
段祺瑞驻足，朗声答道：“值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与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出了下关码头，段祺瑞上了蒋介石的轿车，数十辆轿车直奔中山门励志社临时下榻处。
晚上，蒋介石在黄埔路宅邸设素宴为段祺瑞接风。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孙科、张群、何应钦陪同段祺瑞晋谒中山陵。当晚，蒋介石安排专列从南京开往上海，并亲自到火车站送行。
段祺瑞定居上海的消息很快传开，《申报》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
当问到抗日之事，段祺瑞铿锵作答：“日本人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保持晚节
段祺瑞为避开日本人而南下，但日本人和汉奸仍不死心。天津的“中日密教会”借段祺瑞的名义四处活动，组织便衣队，扰乱社会治安，助纣为虐。消息传到上海，段祺瑞断然致电王揖唐等人，表明自己的态度：“日下华北局势严重，恐有假借名义，为轨外行动者，殊非爱国之道。盼诸弟严密访察，告知地方当局，严加制止。”
某日，上海总商会主席王晓籁造访，向段祺瑞出示几份日文报纸，上面刊登电通社东京消息，称日、中、俄、“满”将相互提携，实行“大亚细亚主义”……此议已得到中国政坛元老段祺瑞支持，段氏南下后，曾向蒋介石、张学良力主此方案。
段祺瑞想起前不久，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来沪拜访他，拐弯抹角要求他出山主持“华北五省自治”。同王晓籁、段宏纲等商量后，段祺瑞接受了中央社专访，予以辟谣。
再说王揖唐，段祺瑞南下后，他仍不遗余力为日本人效命，并试探段祺瑞对重返天津的意向。由此，还闹出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电报风波。
1935年的一天，王揖唐给段祺瑞发了一封非常古怪的电报，全文为：“玉裁诗集，已预约五部，余诗接洽，再待奉告。王赓。”这封在外人看了不知所云的电报，段祺瑞却一看便心知肚明。原来，王揖唐初名志洋，后改名王赓。“玉裁”原指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但此处则隐喻段祺瑞。“五部”是指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段祺瑞看出日本人仍要他出山，于是回了一封电报，断然拒绝了王揖唐的邀约。
王揖唐和段祺瑞的电报往来尽管都用了暗语，但还是被记者获悉了。一时猜测纷起，不少记者索性跑到段公馆探问究竟，段祺瑞干脆请《立报》记者把往来的电文公布于众，他的这一爱国举动深得人们的赞许。
八勿遗嘱盼复兴
1935年后，段祺瑞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体力日见衰弱，但他仍然关心华北时局。
段祺瑞的老友、懋业银行总经理沈吉甫和老部下李思浩结伴看望他，得知北方局势混乱，日军在华北搞了许多“事件”：在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各线驻扎重兵，威胁平津;日军和汉奸在平津滥捕抗日人士，浪人趁机兴风作浪，制造恐怖。听到老下属王揖唐当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成了日本人的走狗。段祺瑞不禁悲憤伤感，夜不成眠。
自知来日无多，段祺瑞命段宏纲磨墨铺纸，亲自写下“八勿遗嘱”：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病复发，大出血不止，医治无效，于11月2日晚病逝，时年71岁。
（水云间荐自《中外书摘》）
“九一八”事变后，段祺瑞虽说下野，但北洋元老声望犹在，同僚、部属、学生满天下，一呼百应。日本人为物色傀儡出任华北五省“领袖”，自然盯上了段祺瑞。
日本人先是让曹汝霖拉段祺瑞参加“中日密教研究会”并出任会长。该研究会由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组建，成员有日军军官和日本侨民，赋闲在津的前北洋军政大员孙传芳、陆宗舆、王揖唐、齐燮元等，经费由日本方面提供。名义上中日共同研究佛学，实质是笼络北洋下野政客、军人。没多久，段祺瑞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退出了研究会。
蒋介石担心日本侵略者与国内军阀相勾结，特派遣亲信钱永铭持由他签署的信件到天津，请段祺瑞南下“颐养”，以便随时“商谈国是”。段祺瑞看过蒋介石的亲笔信后，见条件优厚，乐于顺水推舟，避开日本人的纠缠。他对钱永铭道：“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我可以随时动身。”
南下之路
段祺瑞的言行均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钱永铭前脚离开段府，住在对门的王揖唐便赶紧向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打探消息。段宏纲告诉他，老爷子接受了蒋委员长的南下邀请。
王揖唐急得大嚷：“咱们一向是北方的，去南方能干啥？不要去南方，守在北方好。”
第二天，段府上下正忙着收拾行装，王揖唐又来了，见到段祺瑞，他忙道：“芝帅（段祺瑞字芝泉，被称为芝帅），想当年，袁大人就任总统，说什么也不肯去南京就职。咱们的基业在北方啊！”
段祺瑞爱理不理，只是闭目养神。王揖唐又说：“国民党就是要打倒北洋军阀，芝帅南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国民政府对您无恩，倒是日本人与您无怨，他们雪中送炭……”
段祺瑞突然睁眼，斥道：“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你自己也得好好想想，别对不起祖宗、父母、子孙后代。”
1933年1月21日，段祺瑞在国民政府特使钱永铭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天津赴南京。1月22日，专列到达浦口。国民政府要员朱培德、张群等及少将以上军官悉数到车站迎接。段祺瑞一行登上渡轮，直抵南京下关码头。蒋介石亲自上船迎接段祺瑞，并搀扶其走下渡轮。
这时，码头上鼓乐齐鸣，国民政府文武大员和社会各界代表夹道欢迎民国元老。有记者在警戒线后面大声发问：“国难当头，芝公将如何与国民政府合作？”
段祺瑞驻足，朗声答道：“值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与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出了下关码头，段祺瑞上了蒋介石的轿车，数十辆轿车直奔中山门励志社临时下榻处。
晚上，蒋介石在黄埔路宅邸设素宴为段祺瑞接风。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孙科、张群、何应钦陪同段祺瑞晋谒中山陵。当晚，蒋介石安排专列从南京开往上海，并亲自到火车站送行。
段祺瑞定居上海的消息很快传开，《申报》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
当问到抗日之事，段祺瑞铿锵作答：“日本人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保持晚节
段祺瑞为避开日本人而南下，但日本人和汉奸仍不死心。天津的“中日密教会”借段祺瑞的名义四处活动，组织便衣队，扰乱社会治安，助纣为虐。消息传到上海，段祺瑞断然致电王揖唐等人，表明自己的态度：“日下华北局势严重，恐有假借名义，为轨外行动者，殊非爱国之道。盼诸弟严密访察，告知地方当局，严加制止。”
某日，上海总商会主席王晓籁造访，向段祺瑞出示几份日文报纸，上面刊登电通社东京消息，称日、中、俄、“满”将相互提携，实行“大亚细亚主义”……此议已得到中国政坛元老段祺瑞支持，段氏南下后，曾向蒋介石、张学良力主此方案。
段祺瑞想起前不久，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来沪拜访他，拐弯抹角要求他出山主持“华北五省自治”。同王晓籁、段宏纲等商量后，段祺瑞接受了中央社专访，予以辟谣。
再说王揖唐，段祺瑞南下后，他仍不遗余力为日本人效命，并试探段祺瑞对重返天津的意向。由此，还闹出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电报风波。
1935年的一天，王揖唐给段祺瑞发了一封非常古怪的电报，全文为：“玉裁诗集，已预约五部，余诗接洽，再待奉告。王赓。”这封在外人看了不知所云的电报，段祺瑞却一看便心知肚明。原来，王揖唐初名志洋，后改名王赓。“玉裁”原指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但此处则隐喻段祺瑞。“五部”是指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段祺瑞看出日本人仍要他出山，于是回了一封电报，断然拒绝了王揖唐的邀约。
王揖唐和段祺瑞的电报往来尽管都用了暗语，但还是被记者获悉了。一时猜测纷起，不少记者索性跑到段公馆探问究竟，段祺瑞干脆请《立报》记者把往来的电文公布于众，他的这一爱国举动深得人们的赞许。
八勿遗嘱盼复兴
1935年后，段祺瑞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体力日见衰弱，但他仍然关心华北时局。
段祺瑞的老友、懋业银行总经理沈吉甫和老部下李思浩结伴看望他，得知北方局势混乱，日军在华北搞了许多“事件”：在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各线驻扎重兵，威胁平津;日军和汉奸在平津滥捕抗日人士，浪人趁机兴风作浪，制造恐怖。听到老下属王揖唐当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成了日本人的走狗。段祺瑞不禁悲憤伤感，夜不成眠。
自知来日无多，段祺瑞命段宏纲磨墨铺纸，亲自写下“八勿遗嘱”：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病复发，大出血不止，医治无效，于11月2日晚病逝，时年71岁。
（水云间荐自《中外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