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像，一个波希米亚艺术家、幸存者、女权主义、性自由者，这是社会给弗里达-卡洛的标签，根植于南美洲大地，让弗里达-卡洛像马尔克斯的作品一样，充满着奇幻现实主义。
　　连在一起的眉毛，头上顶着的鲜花，浓艳的唇色，夸张的配饰，浓艳的对比色，女扮男装……这一切讲述着她独立的时尚品位与形象气质，她凭借一己之力，让墨西哥著名，她借助其色彩斑斓的墨西哥裙装印花，彰显着自己的身份与政治立场，这位最早的网红的风格，一直延展到后世，直到现在。
　　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近日推出的年度重要时装展“弗里达-卡洛：建立自我”（Frinda Kahlo：Makinq Her Self Up），侧重点在于弗里达-卡洛独特的着装风格与个人经历，通过200多件弗里达私人物品，探讨她身上所体现的墨西哥传统文化与西方影响之间的复杂关系。
　　有人说，一看到连着眉毛的女人，就想起弗里达，嗯，她最著名的那幅作品，就挂在纽约MOMA一隅，当然是两道剑一样的眉毛，端正的半身像，画面的左边是一只正在扣手指的猴子，右边是一只眼神犀利的黑猫，她的眼睛深邃，嘴唇鲜红，嘴唇上面有一道胡须，头发是标志性盘发，上面镶嵌着蝴蝶，这幅画不是对称的，但是布局以及传递的讯息给人齐整和肃穆感受，在她头顶的两侧亦飞翔着造型奇异的像是蜻蜒或者什么花朵，非动物非植物的奇异物种，看起来也似乎是对称着生长的。唯有藤蔓缠绕着的藤蔓，能够让这幅画悲壮起来藤蔓像是带着尖锐边缘的铁丝一样嵌进她的皮肤中，有血缓慢流淌出来，在藤蔓的中间垂直吊着一只鸟，痛楚打破了画面中的平衡，也缔造了这种平衡，这个隐隐痛苦的美丽女性形象，隐匿着弗里达-卡洛本人的人生。
　　女诗人PascaIePetit为这幅作品创作了诗歌，名字为“有猴子的自画像”。“我画笔上的鬃毛；像怯手怯脚的乌儿般忙碌。叶子长得巨大而不安，似乎，它们在藏起一块森林的地被；在那里我活埋了一连的猴子。”
　　1929年她与墨西哥国宝级的壁画大师迭戈·里维拉结婚。迭戈风流成性，是一个结过两次婚，名声在外的浪子。两人义无反顾地选择结合，直到迭戈上了弗里达的亲妹妹，1939年他们离婚了，1940年又复婚，直到弗里达去世。这一段可以称作佳话，但也可以称作狗血，弗里达的一生都充斥着身心的创伤和痛苦，车祸、手术、截肢、流产、丈夫的背叛，以及缠绕她一生的后遗症。
　　有时候弗里达·卡洛传递出来的那种奇幻现实的讯息，很像是另外一个传奇的作家马尔克斯，“世界不过是身外之物，她的内心不再为任何苦痛而波动。她深深遗憾没能在多年前获得这样的领悟，那时还来得及净化记忆，在崭新的光芒下重建世界，平静地唤回傍晚时皮特罗·克雷斯皮身上的薰衣草味道，并将丽贝卡救出悲惨的境地，而这不是出于爱，也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对孤独的深切理解。”他在《百年孤独》中的这句话，好像也可以说给弗里达·卡洛听。而当你真正踏上南美洲的土地的时候，你是可以理解这种奇幻，可以理解这些人怎能如此沉着冷静地讲着一些令人毛骨悚然或者幽默荒谬的故事，像是根植在这片大地上的一切的植物、动物、山脉与湖泊一样，他们真的都是奇幻的啊！




　　“我有一张女人的脸，可我是一头小牡鹿，因为我足下有蛮勇，走入这深深密林，那里树木断折。我的鹿角上的九个叉，曾和我皮肤上，那九支箭战斗。”
　　1907年弗里达出生在墨西哥城，6岁得了小儿麻痹导致右腿不能正常行走，18岁的秋天，遭遇车祸，当时她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金属刺破了她的阴道，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11处粉碎性骨折、脱臼，弗里达不得不平卧，长期被固定在一个塑料的盒式装置中，经过几次手术和几个月的卧床休养，弗里达对生命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迷茫和无措，在父亲的鼓励下，从憧憬学医转而将精力投向绘画。
　　父亲为女儿准备了颜料、一个经过特别改装的画架和一面镜子，并把它们固定在她的四柱床上，以便于弗里达钻研绘画艺术。
　　在弗里达康复的过程中，她开始研究众多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肖像画，并开始审视自身。她说，“我画自画像，因为我是孤独的。”
　　展览找到了她的整形外科装置、医疗装置、药品、珠宝以及化妆品。弗里达是一位集魅力与品位于一身的女性。她超前于整个时代，这也是她在当代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她的风格充满了个人特色，独一无二、风格混杂又极具现代感。
　　由于自身的身体缺陷以及跨文化背景，她拥有混杂的政治信仰和复杂的个人经历，创造出了自己的风格。她穿着传统服饰彰显自己的风格，同时借此来笑对生活，处理政治信仰问题，抗争病魔和车祸，面对跌宕的婚姻以及生育能力的丧失。
　　很多时尚品牌都受其风格影响。她的作品和风格是很多设计师诸如让·保罗·高提耶（Jean-PaulGaultier）、里卡多·堤西（Riccardo Tisci）、罗兰·穆雷（Roland Mouret）等的灵感来源。
　　时尚反映的就是历史上的社会文化以及人們如今的生活方式。服装既是社会文化强有力的表现形式，又能向我们讲述许多关于穿戴者的故事。 　　“我娇小秀美，逃进这画布，在里面我回头看你；穿着钢铁束胸，给我的蹄；画上最后一抹。
　　”
　　Frida Kahlo：Makina Her Self Up展示了一对红靴子假肢，靴子的侧面装饰着大片中国龙型图案的丝绸刺绣，鞋带的顶端系着铃铛，她将自己的假肢改造成了一件前卫的艺术品，仿佛成了她个人身体的一部分延伸。这些假肢上的装饰“仿佛是她的第二层皮肤”。
　　她在自己的石膏紧身衣上面画上铁锤和婴儿，她应该是躺在病床上创作这个作品的，就在自己的身体上作画。隐喻抑或讽刺，车祸之后，破碎的脊椎连带着这样的那样的断裂，当她从手术台上醒过来的时候，弗里达成了一个拼图，弗里达利用她身体上的残疾来丰富其艺术作品并强化她的个人风格，其中包括腿部支架、假肢（卡洛在1935年经历了截肢手术）以及医用紧身胸衣等等。这些与病痛相关的物品，也成为了她创作的媒介。
　　“这是给那女人，一翅黑翼；栖坐她的双眼：可爱的弗里达，在鹦鹉间挺直，穿着紧身的乡村衬裙，她把自己画做一个礼物——野花缠绕石膏束胸，她的脊柱在镜花水月的情事中稳居。”
　　她说“我喝酒是想把痛苦淹没，但这该死的痛苦学会了游泳，现在我反而被酒征服。”弗里达是双性恋，在姐姐的婚礼上照全家福，她穿上男装，英气逼人。她穿着三件套西装（之后卡洛坦言她所穿着的是父亲的西装），一手插着裤袋，一手支着手杖，直面镜头，神态深沉而自信，显露强大的气场与男性气质。此外，具有挑衅意味的小胡子和固执的一字眉也显示了她性格中男性化的一面。她还是社交Queen，热衷交际，爱喝龙舌兰，情人无数。
　　在弗里达还是一位年轻女孩的时候，她就在研究如何打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在20世纪20年代，当她的姐妹们还剪着时髦的波波头、穿着直筒连衣裙的时候，卡洛就已经为自己塑造出了一副特立独行的形象。今天，这种雌雄同体的风格也使她成为了独立女性们所纷纷效仿的时尚偶像。




　　“他的皮毛有着和我的头发一样的质地。他的左手看上去像一根松散的辫子；可能会让我窒息。有时候，就像这样——我黑色的头发；必须用红丝带系起。”
　　卡洛的密友奥尔加·坎波（Olga Campos）曾说：“她（弗里达）有一种特殊的化妆技巧，可以让妆容显得十分自然，为此需要花上很长时间”。弗里达对于颜色的象征意义也十分关注。在日记中，她对洋红色的联想是——“鲜血？谁知道呢？”红色也在她的画作中时常出现，比如人物衬衫上的红色刺绣，散布在诸多作品中的红丝带、红花、血滴和静脉等元素。她在自画像中总是把自己的嘴唇和脸颊都涂上热情奔放的颜色，展现出对于生活的强烈掌控欲。
　　弗里达在自己的装扮上花了不少心思——她将长长的黑发编织成髻，并用花卉装饰她自少女时代起就一直保持的中分发型。化妆则是她的另一件武器。1948年，露华浓品牌在墨西哥城开办彩妆制造工厂，成为了卡洛最中意的化妆品品牌。她喜欢用乌木色眉笔勾勒其具标志性的一字眉，拿色彩亮丽的口红、腮红和指甲油点缀自己的妆容。
　　彩妆给卡洛带来快乐，据策展人克莱尔-威尔考克斯（Claire Wilcox）描述：“卡洛极度喜爱口红，她经常亲吻信件和相片，从而留下鲜红的印记”。
　　在2004年发现的卡洛的私藏彩妆，包括：
　　一瓶露华浓“Raven Red”指甲油，一支被频繁使用过的、已然污迹斑斑的“Everything’s Rosy”色号露华浓口红，以及几乎空瓶的配套指甲油。
　　“而仙人掌果的果实，火龙果——它们包含着什么？我的玩偶新娘和糖做的躯壳，坐在一瓣香蕉上，思考红色的外庋，切开——白色的宇宙们，塞满黑色的星星，这一早的丰盛。”
　　46岁的弗里达穿着那标志性的红色墨西哥盛装被连人带床拾着去参加一生第一次也是她参加的唯一一次画展，Tehuana服饰是墨西哥瓦哈卡族女性的传统着装，反映了部落中女性的权力和独立精神，这深深吸引了弗里达。她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墨西哥女人，借助墨西哥传统手工织物来表达政治诉求。她一生始终拒绝流行服饰而永远身着墨西哥盛装。她就像是一个墨西哥的彩饰瓷器，有着漂亮热闹的装饰，有着缤纷炫目的色彩，却注定要粉碎。1939年，与丈夫离婚后不久创作了《两个弗里达》。这幅画展现了她的两面性。画中，一个弗里达身着欧洲服饰，另一个则身穿传统Tehuana服饰。她是两个种族的混血，因此这幅画展现的不仅是她衣柜里的服装，还有她跨文化的背景。她的作品完全就是自传，画出了真实的自我。她曾说过：“我画自己是因为我总是独自一人，同时我最了解的也是自己。”
　　小儿麻痹症使得弗里达的右腿萎缩，一直比左腿短，后来的车祸索性让她截肢。长长的Tehuana风格长裙可以遮住她的下半身，而宽松的无腰衬衫可以掩盖她为了支撑受损的脊柱而被迫穿着的医用束胸。据说，1910年，墨西哥通过革命摆脱了独裁统治，在政府的资助下，艺术被用来进一步拓展革命。弗里达从传统女性服饰入手，加入了这场运动，还在三十年代这样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墨西哥社会中彰显了自己的女性魅力，她引人注目的外表像是一种政治宣言。
　　弗里达鲜明的个人形象为她赢得了时尚界的青睐，巩固了她作为20世纪时尚偶像的地位。匈牙利时尚摄影师尼古拉斯·穆雷（NickoIas Muray）为美国版Vogue封面拍摄了肖像，向全世界展示了卡洛标志性的服装、发型、首饰和妆容，展现了这位传奇女艺术家的神秘莫测的风情。
　　而弗里達与穆雷也建立了暖昧的关系，早在1931年，卡洛就给穆雷写了一封情书，并与之保有长期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