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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官房、内阁府、财务省和厚生劳动省5月21日在分析预测2040年日本社会保障收支情况时，测算出到2040年，日本社会保障开支将从2018年的121.3万亿（日元，下同）增长到190万亿。
根据这项测算，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占GDP的比例，将从2018年度的21.5%（121.3万亿），增加到2025年度的21.7% ～ 21.8%（140.2万亿 ～ 140.6万亿）。此后15年，还将上升2.1 ～ 2.2个百分点，2040年度达到23.8% ～ 24%（188.2万亿 ～ 190.0万亿）。
即使日本未来经济增长如愿实现，社会保障支出费占GDP比例仍会以同样的趋势增加，但2040年大约可降低1个百分点（对GDP占比为22.6% ～ 23.2%；210.8万亿 ～ 215.8万亿）。
此间舆论认为，社保收支入不敷出、民众对社保信心下降，是日本社会保障体系必须面对的危机。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日本经济社会就长期受少子老龄化困扰，社会保障面临收支失衡窘境。因原有社保体系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变，“危机”之声不绝于耳。
日本社保体系为何受到冲击？面对问题日本又如何应对？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研究，听取了对日本社会保障体制和日本经济素有研究的日本女子大学社会福祉学科沈洁教授、拓殖大学政经学部朱炎教授的看法，分析问题发生的背景，梳理了日本采取的应对举措。
人口结构的“2040危机”
危机的发生，源于近20年来日本的两大基本国情：
一是少子老龄化。调研中记者从多方获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进行人口预测时的一个最大失误，是没有预测到人口问题会如此严重，出生率急剧下降，而且始终上不来。少子老龄化和高龄化来得如此之快之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
统计显示，日本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人口）1990年为1489万人，占1.2361亿总人口的12%。日本的团块世代（1947 ～ 1949年出生，为战后第一次“婴儿潮”）从2012年起进入65岁，开始领取国民年金（即国民基础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支付金额骤然增大。到2016年，日本老龄人口增加到345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升至27%。
据测算，到2025年，团块世代将全部进入75岁，75岁以上“后期高龄者”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8%。65 ～ 74岁的人口占12%，二者合计将达到3677万人，占比为30%。而到2040年，日本第二次“婴儿潮”（1971 ～ 1974年）出生的人也已全部进入老龄阶段，日本老龄人口将达到4000万人的顶峰。
虽然预测到2065年，日本老龄人口将减少到3381万人，不过由于预测总人口也将大幅下降为8808万人，老龄人口占比将高达39%。其时，75岁以上的“后期高龄者”，也将由1990年占总人口的5%上升到26%。
二是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社保资金来源窘迫。日本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于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国家有充足的财力支持社保支出。然而，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终结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19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将日本拉入泥潭，此后日本经济长期在负增长与低速增长之间徘徊。
专家认为，受到潜在经济增长率要素配置不合理、劳动力供给不足、社保压力过大、巨额国债尾大不掉、创新效率不高、国内消费不振等种种内在因素的影响，日本经济这种低速增长的局面还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也正因此，日本政府提出，要同时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减轻后代债务负担的财政健全化，进行社会保障与税的一体化改革。
正是这两大基本国情，决定了日本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入不敷出的根本性问题，“出”日益增大，“入”日益不足。
“五座大山”压顶社保
归纳起来看，当前困扰日本社保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财源不足、开支过大、供养压力、缓急不均和缺乏信心。
一是社会保障财源不足。日本社保财源主要由社会保险缴纳金、财政补贴和社会保险基金资产收益三部分构成。除收取缴纳金外，主要依靠公共资金投入，包括发行公债和国债。而为社会保障支出的公共资金占据了国家岁入的大部分。目前在国家岁入中，税收约占五成，公债、国债占四成强。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的资料，在岁入方面，近20年来日本公债、国债大幅增加，社会保障相关费用也大幅增加，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一半以上。1990年日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为71.7万亿日元，其中税收占83.8%，公债、国债只占10.2%，其他占6.0%。到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为96.7万亿，其中税收占59.6%，减少24.2个百分点；公债、国债占35.6%，大幅增加25.4个百分点；其他占4.8%。税收与公债、国债一减一增，皆十分巨大。
除了劳动人口本身在减少，日本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赖以为支柱的正式雇用、终身雇用正发生倾斜，大量劳动人口处于非正规就业和自谋职业状态，缴纳社保金的人口基数在减少。
二是社保开支过大。日本社会保障体系从开始时的以养老和医疗为主，发展到养老、医疗、失业、护理、育儿等全领域，社会保障支付费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例逐年增高。1970年国民收入为61万亿，社保支付总额为3.5万亿，占国民收入总额的5.77%。到2017年，這一比例已达29.79%。其中养老金由1970年的占24.3%，增加到2017年的占47.1%。在2000年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时，护理费用支出为3.6万亿，2017年增加到10.8万亿。国民医疗费从1995年的27万亿，增长到2015年的42.3万亿。2025年“团块世代”全部进入75岁后，预计国民医疗费将增至61.8万亿。
三是供养压力逐年加大。据厚生劳动省2017年版《厚生劳动白皮书》：1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对应的20 ～ 64岁的供养者人数，1980年为7.4人，1990年为5.8人，2000年为3.9人，2010年为2.8人，2015年为2.3人，2020年预计为2人，2030年预计为1.9人。 与此同时，全部家庭平均总收入长期呈下降趋势。近20年间，虽然户主为40 ～ 49岁年龄段的家庭，收入分布没有大的变化，但家庭总收入不满300万日元的低收入家庭占比大为增加。其中低收入高龄者家庭占比，由2000年的13.7%急剧增加到2016年的26.6%。
四是社保實行全覆盖，但缓急轻重不均现象突出。比如少子化是导致社会诸多问题的肇因，生育、养育、教育问题突出，但“待机儿童”（待在家里等候保育所空位的1 ～ 6岁的孩子）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严重影响了妇女重返工作岗位和人们的生育意愿，使人口问题陷入恶性循环怪圈。
五是许多人越来越对社保体系缺乏信心。特别是年轻群体，现在很多人没有固定工作单位，或者是自营业者，干脆就不交社保费了，或者说没有正常的途径去交。也有很多年轻人认为反正到退休时日还远，而且也拿不了多少钱，因此不入社保的比例在增加。
社保酝酿构建新模式
战后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经历过确立、发展、调整、重组、转型、改革等多个阶段，总体呈现出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构建安全屏障，同时又不断根据经济社会变化而调整的特征。
日本于1961年实现“全民保险、全民养老金”的社会保障体系，至1973年大幅改善了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付水准。在当时良好的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基础上，日本形成了男性劳动力正式、终身雇用，妻子为专业主妇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和“在职人员享受就业（收入）、退休者享受社会保险”的生活保障模式，即“70年代模式”。
但1990年以后，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作为社会保障基础的日本社会经济构造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核心家庭（一对夫妇带孩子）和高龄化家庭增加，双职工家庭增加，来自家族亲友的帮扶减少，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地方人口减少导致地方对社会保障的支持机能降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正规就业、终身雇用的生活保障模式，已不能适应在泡沫经济破灭、经济低迷下出现的非正式就业大量增加的新形势——这些非正式就业者都处于企业保护伞之外。
在“70年代模式”中，社会保障以养老金、医疗（后又增加了护理）为核心。而在新国情、新形势下，雇用问题、育儿支援、低收入阶层、贫富差距、居住问题，以及医疗、护理内容的变化等，均成为社会保障必须关注的内容。
当1990年“1.57冲击”（这年公布的1989年日本出生率为1.57‰，为战后日本最低）到来时，日本社会缺乏预见和心理准备，当时未能及时采取必要的对策。在急剧恶化的财政状况下，没有确保必要的财源来支撑社会保障，致使社保陷入今天之困境。
因此，在财源没有大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将经济政策、雇佣政策、地方振兴政策予以通盘考虑，突出对孩子和育儿的支援，成为了日本社保体系构建新模式的关键。
如何解决社保资金缺口问题
一方面是急剧发展的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导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社会保险金缴纳跟不上，保险支出与保险金缴纳的收支之差年年扩大。这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来负担。国家负担每年以1万亿的规模持续增加，而填补缺口大量依靠举债，这也成为了日本财政赤字的一大要因。
怎么办？日本的主要思路，包括继续提高消费税，由现在的8%提高到10%；扩大征缴人群和范围，推迟养老金支付年龄；提高社会保险缴纳金的个人承担部分等。
据日本财务省资料，2015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费用总计116.8万亿，约占当年日本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其中，养老金为56.2万亿，医疗37.5万亿，护理、福祉和其他合计为23.1万亿（其中护理9.7万亿）。
这一年的社保财源总计为109.5万亿加社保基金运营收入。其中，保险金缴纳为64.8万亿，国库负担31.8万亿，地方负担12.8万亿。社保基金运营收入7.3万亿。其中，公费（国库和地方负担）负担部分，从1990年的23.3万亿，增长到2015年的44.6万亿（大部分为国债、公债等借款）。
财务省分析，日本经济若能维持良好发展，2025年GDP可达610.6万亿，为2012年GDP的1.27倍。而社保费用将增加到1.36倍，其中护理费用增加到2.34倍，医疗费用增加到1.54倍，养老金增加到1.12倍。总体入不敷出态势很明显。
为解决社保资金匮乏与财政赤字过大这一矛盾，日本推出“社会保障与税一体化改革”期望通过改革形成社保稳定财源，又达到财政健全化的目标。其中重要手段，就是将消费税率继续提高，由8%提高到10%。
据估算，消费税率提高两个百分点后，将可新增5万亿的税收。这部分钱大体上一半将用于财政重建，另一半将按《消费税法》对消费税用途的规定用于社会保障四项经费（养老金、医疗、护理、少子化对策）上。新增的1.7万亿左右，将用于“新经济政策包”里以幼儿教育免费为中心的支出，还有“待机儿童”消除、改善保育士和护理人员待遇、高等教育无偿化等。高等教育免费则限定于支援负担不起高额学费的低收入者。
不过，这些政策能否真正得到落实的前提，是消费税能如期提高2个百分点。如果届时提高消费税再次被推迟，这些政策就将继续是一个画饼。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实现社会保障各年龄层次全覆盖，期望形成不同代际间的相互支持。在社保支付上，从主要以老龄者为支付对象的社会保障，向全覆盖型社会保障转型。这一方面是出于社保体系必须因经济社会变化而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期望将所有人特别是青壮年劳动人口都纳入社保盘子，增加缴纳人口基数。
如，2017年8月，日本把国民年金领取资格年限从25年缩短到10年，这使相当一部分没有交满25年保费的劳动人口也能领取养老金，进而使他们在退休后能享受养老金的同时，也成为保险金缴纳的新生力量。又如在养老金起付时间上，已从60岁过渡到了65岁，实际上延长了人们缴纳社会保险金的年限。同时对65岁到70岁仍在继续工作的老人，推行“在职高龄老人养老金制度”，以解决一部分高收入老人负担不合理等问题。
在提高社会保险缴纳金的个人承担部分方面，2017年6月通过的《护理保险法修正案》，对护理保险个人承担部分做了调整，决定从2018年8月起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承担部分由20%提高到30%。在计算保险金缴纳比例上，推行按包含资产在内的经济负担能力来确定缴纳比例。同时，减轻企业养老费用的负担，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应指出的是，在应对社保财源危机时，日本中央政府特别强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联动。政府认为，育儿、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大部分内容都要通过地方政府向国民提供，因此提出中央政府和都道府县、市区町村两级地方政府应分担责任，在强化财源等方面地方政府也应发挥作用。
如在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改革方面，一方面政府宣布从2018年4月开始，国家每年追加约3400亿的财政支持，相当于现在国民健康保险费总额约3万亿的一成强。平均每名被保险者可获得约1万日元的财政改善效果。
另一方面，强调都道府县与市町村两级地方政府将共同成为国民健康保险的保险者，承担起各种责任。都道府县主要承担决定国民健康保险金运营方针，推进相应事务的效率化、标准化和广域化；测算决定各个市町村的标准保险费率；向市町村支付保险费。市町村主要承担向都道府县缴纳国保事业费缴纳金；被保险者资格管理（发放被保险者证等）；参考标准保险费率等决定个人应缴纳的保险费率；保险费的分派和征收；向被保险者支付保险费。
同时，将医疗、护理、福祉、育儿等纳入地方振兴战略中。政府认为，今后大都市75岁以上的“后期高龄者”会大量增多，而地方上75岁以上高龄者人数则增长缓慢，转为减少的地方也不少。在人口过疏地区，后期高龄者认知症等社会问题大量发生，护理需求大增，而提供基本生活服务有困难的地方政府也在增加。因此，地方政府根据本地高龄化情况和所拥有的资源，在地方振兴中应把重构包括地方护理系统等在内的医疗、护理供给体制置于重要位置。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第32期。作者为该刊驻东京记者）
根据这项测算，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占GDP的比例，将从2018年度的21.5%（121.3万亿），增加到2025年度的21.7% ～ 21.8%（140.2万亿 ～ 140.6万亿）。此后15年，还将上升2.1 ～ 2.2个百分点，2040年度达到23.8% ～ 24%（188.2万亿 ～ 190.0万亿）。
即使日本未来经济增长如愿实现，社会保障支出费占GDP比例仍会以同样的趋势增加，但2040年大约可降低1个百分点（对GDP占比为22.6% ～ 23.2%；210.8万亿 ～ 215.8万亿）。
此间舆论认为，社保收支入不敷出、民众对社保信心下降，是日本社会保障体系必须面对的危机。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日本经济社会就长期受少子老龄化困扰，社会保障面临收支失衡窘境。因原有社保体系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变，“危机”之声不绝于耳。
日本社保体系为何受到冲击？面对问题日本又如何应对？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研究，听取了对日本社会保障体制和日本经济素有研究的日本女子大学社会福祉学科沈洁教授、拓殖大学政经学部朱炎教授的看法，分析问题发生的背景，梳理了日本采取的应对举措。
人口结构的“2040危机”
危机的发生，源于近20年来日本的两大基本国情：
一是少子老龄化。调研中记者从多方获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进行人口预测时的一个最大失误，是没有预测到人口问题会如此严重，出生率急剧下降，而且始终上不来。少子老龄化和高龄化来得如此之快之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
统计显示，日本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人口）1990年为1489万人，占1.2361亿总人口的12%。日本的团块世代（1947 ～ 1949年出生，为战后第一次“婴儿潮”）从2012年起进入65岁，开始领取国民年金（即国民基础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支付金额骤然增大。到2016年，日本老龄人口增加到345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升至27%。
据测算，到2025年，团块世代将全部进入75岁，75岁以上“后期高龄者”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8%。65 ～ 74岁的人口占12%，二者合计将达到3677万人，占比为30%。而到2040年，日本第二次“婴儿潮”（1971 ～ 1974年）出生的人也已全部进入老龄阶段，日本老龄人口将达到4000万人的顶峰。
虽然预测到2065年，日本老龄人口将减少到3381万人，不过由于预测总人口也将大幅下降为8808万人，老龄人口占比将高达39%。其时，75岁以上的“后期高龄者”，也将由1990年占总人口的5%上升到26%。
二是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社保资金来源窘迫。日本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于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国家有充足的财力支持社保支出。然而，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终结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19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将日本拉入泥潭，此后日本经济长期在负增长与低速增长之间徘徊。
专家认为，受到潜在经济增长率要素配置不合理、劳动力供给不足、社保压力过大、巨额国债尾大不掉、创新效率不高、国内消费不振等种种内在因素的影响，日本经济这种低速增长的局面还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也正因此，日本政府提出，要同时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减轻后代债务负担的财政健全化，进行社会保障与税的一体化改革。
正是这两大基本国情，决定了日本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入不敷出的根本性问题，“出”日益增大，“入”日益不足。
“五座大山”压顶社保
归纳起来看，当前困扰日本社保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财源不足、开支过大、供养压力、缓急不均和缺乏信心。
一是社会保障财源不足。日本社保财源主要由社会保险缴纳金、财政补贴和社会保险基金资产收益三部分构成。除收取缴纳金外，主要依靠公共资金投入，包括发行公债和国债。而为社会保障支出的公共资金占据了国家岁入的大部分。目前在国家岁入中，税收约占五成，公债、国债占四成强。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的资料，在岁入方面，近20年来日本公债、国债大幅增加，社会保障相关费用也大幅增加，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一半以上。1990年日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为71.7万亿日元，其中税收占83.8%，公债、国债只占10.2%，其他占6.0%。到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为96.7万亿，其中税收占59.6%，减少24.2个百分点；公债、国债占35.6%，大幅增加25.4个百分点；其他占4.8%。税收与公债、国债一减一增，皆十分巨大。
除了劳动人口本身在减少，日本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赖以为支柱的正式雇用、终身雇用正发生倾斜，大量劳动人口处于非正规就业和自谋职业状态，缴纳社保金的人口基数在减少。
二是社保开支过大。日本社会保障体系从开始时的以养老和医疗为主，发展到养老、医疗、失业、护理、育儿等全领域，社会保障支付费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例逐年增高。1970年国民收入为61万亿，社保支付总额为3.5万亿，占国民收入总额的5.77%。到2017年，這一比例已达29.79%。其中养老金由1970年的占24.3%，增加到2017年的占47.1%。在2000年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时，护理费用支出为3.6万亿，2017年增加到10.8万亿。国民医疗费从1995年的27万亿，增长到2015年的42.3万亿。2025年“团块世代”全部进入75岁后，预计国民医疗费将增至61.8万亿。
三是供养压力逐年加大。据厚生劳动省2017年版《厚生劳动白皮书》：1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对应的20 ～ 64岁的供养者人数，1980年为7.4人，1990年为5.8人，2000年为3.9人，2010年为2.8人，2015年为2.3人，2020年预计为2人，2030年预计为1.9人。 与此同时，全部家庭平均总收入长期呈下降趋势。近20年间，虽然户主为40 ～ 49岁年龄段的家庭，收入分布没有大的变化，但家庭总收入不满300万日元的低收入家庭占比大为增加。其中低收入高龄者家庭占比，由2000年的13.7%急剧增加到2016年的26.6%。
四是社保實行全覆盖，但缓急轻重不均现象突出。比如少子化是导致社会诸多问题的肇因，生育、养育、教育问题突出，但“待机儿童”（待在家里等候保育所空位的1 ～ 6岁的孩子）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严重影响了妇女重返工作岗位和人们的生育意愿，使人口问题陷入恶性循环怪圈。
五是许多人越来越对社保体系缺乏信心。特别是年轻群体，现在很多人没有固定工作单位，或者是自营业者，干脆就不交社保费了，或者说没有正常的途径去交。也有很多年轻人认为反正到退休时日还远，而且也拿不了多少钱，因此不入社保的比例在增加。
社保酝酿构建新模式
战后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经历过确立、发展、调整、重组、转型、改革等多个阶段，总体呈现出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构建安全屏障，同时又不断根据经济社会变化而调整的特征。
日本于1961年实现“全民保险、全民养老金”的社会保障体系，至1973年大幅改善了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付水准。在当时良好的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基础上，日本形成了男性劳动力正式、终身雇用，妻子为专业主妇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和“在职人员享受就业（收入）、退休者享受社会保险”的生活保障模式，即“70年代模式”。
但1990年以后，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作为社会保障基础的日本社会经济构造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核心家庭（一对夫妇带孩子）和高龄化家庭增加，双职工家庭增加，来自家族亲友的帮扶减少，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地方人口减少导致地方对社会保障的支持机能降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正规就业、终身雇用的生活保障模式，已不能适应在泡沫经济破灭、经济低迷下出现的非正式就业大量增加的新形势——这些非正式就业者都处于企业保护伞之外。
在“70年代模式”中，社会保障以养老金、医疗（后又增加了护理）为核心。而在新国情、新形势下，雇用问题、育儿支援、低收入阶层、贫富差距、居住问题，以及医疗、护理内容的变化等，均成为社会保障必须关注的内容。
当1990年“1.57冲击”（这年公布的1989年日本出生率为1.57‰，为战后日本最低）到来时，日本社会缺乏预见和心理准备，当时未能及时采取必要的对策。在急剧恶化的财政状况下，没有确保必要的财源来支撑社会保障，致使社保陷入今天之困境。
因此，在财源没有大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将经济政策、雇佣政策、地方振兴政策予以通盘考虑，突出对孩子和育儿的支援，成为了日本社保体系构建新模式的关键。
如何解决社保资金缺口问题
一方面是急剧发展的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导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社会保险金缴纳跟不上，保险支出与保险金缴纳的收支之差年年扩大。这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来负担。国家负担每年以1万亿的规模持续增加，而填补缺口大量依靠举债，这也成为了日本财政赤字的一大要因。
怎么办？日本的主要思路，包括继续提高消费税，由现在的8%提高到10%；扩大征缴人群和范围，推迟养老金支付年龄；提高社会保险缴纳金的个人承担部分等。
据日本财务省资料，2015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费用总计116.8万亿，约占当年日本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其中，养老金为56.2万亿，医疗37.5万亿，护理、福祉和其他合计为23.1万亿（其中护理9.7万亿）。
这一年的社保财源总计为109.5万亿加社保基金运营收入。其中，保险金缴纳为64.8万亿，国库负担31.8万亿，地方负担12.8万亿。社保基金运营收入7.3万亿。其中，公费（国库和地方负担）负担部分，从1990年的23.3万亿，增长到2015年的44.6万亿（大部分为国债、公债等借款）。
财务省分析，日本经济若能维持良好发展，2025年GDP可达610.6万亿，为2012年GDP的1.27倍。而社保费用将增加到1.36倍，其中护理费用增加到2.34倍，医疗费用增加到1.54倍，养老金增加到1.12倍。总体入不敷出态势很明显。
为解决社保资金匮乏与财政赤字过大这一矛盾，日本推出“社会保障与税一体化改革”期望通过改革形成社保稳定财源，又达到财政健全化的目标。其中重要手段，就是将消费税率继续提高，由8%提高到10%。
据估算，消费税率提高两个百分点后，将可新增5万亿的税收。这部分钱大体上一半将用于财政重建，另一半将按《消费税法》对消费税用途的规定用于社会保障四项经费（养老金、医疗、护理、少子化对策）上。新增的1.7万亿左右，将用于“新经济政策包”里以幼儿教育免费为中心的支出，还有“待机儿童”消除、改善保育士和护理人员待遇、高等教育无偿化等。高等教育免费则限定于支援负担不起高额学费的低收入者。
不过，这些政策能否真正得到落实的前提，是消费税能如期提高2个百分点。如果届时提高消费税再次被推迟，这些政策就将继续是一个画饼。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实现社会保障各年龄层次全覆盖，期望形成不同代际间的相互支持。在社保支付上，从主要以老龄者为支付对象的社会保障，向全覆盖型社会保障转型。这一方面是出于社保体系必须因经济社会变化而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期望将所有人特别是青壮年劳动人口都纳入社保盘子，增加缴纳人口基数。
如，2017年8月，日本把国民年金领取资格年限从25年缩短到10年，这使相当一部分没有交满25年保费的劳动人口也能领取养老金，进而使他们在退休后能享受养老金的同时，也成为保险金缴纳的新生力量。又如在养老金起付时间上，已从60岁过渡到了65岁，实际上延长了人们缴纳社会保险金的年限。同时对65岁到70岁仍在继续工作的老人，推行“在职高龄老人养老金制度”，以解决一部分高收入老人负担不合理等问题。
在提高社会保险缴纳金的个人承担部分方面，2017年6月通过的《护理保险法修正案》，对护理保险个人承担部分做了调整，决定从2018年8月起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承担部分由20%提高到30%。在计算保险金缴纳比例上，推行按包含资产在内的经济负担能力来确定缴纳比例。同时，减轻企业养老费用的负担，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应指出的是，在应对社保财源危机时，日本中央政府特别强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联动。政府认为，育儿、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大部分内容都要通过地方政府向国民提供，因此提出中央政府和都道府县、市区町村两级地方政府应分担责任，在强化财源等方面地方政府也应发挥作用。
如在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改革方面，一方面政府宣布从2018年4月开始，国家每年追加约3400亿的财政支持，相当于现在国民健康保险费总额约3万亿的一成强。平均每名被保险者可获得约1万日元的财政改善效果。
另一方面，强调都道府县与市町村两级地方政府将共同成为国民健康保险的保险者，承担起各种责任。都道府县主要承担决定国民健康保险金运营方针，推进相应事务的效率化、标准化和广域化；测算决定各个市町村的标准保险费率；向市町村支付保险费。市町村主要承担向都道府县缴纳国保事业费缴纳金；被保险者资格管理（发放被保险者证等）；参考标准保险费率等决定个人应缴纳的保险费率；保险费的分派和征收；向被保险者支付保险费。
同时，将医疗、护理、福祉、育儿等纳入地方振兴战略中。政府认为，今后大都市75岁以上的“后期高龄者”会大量增多，而地方上75岁以上高龄者人数则增长缓慢，转为减少的地方也不少。在人口过疏地区，后期高龄者认知症等社会问题大量发生，护理需求大增，而提供基本生活服务有困难的地方政府也在增加。因此，地方政府根据本地高龄化情况和所拥有的资源，在地方振兴中应把重构包括地方护理系统等在内的医疗、护理供给体制置于重要位置。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第32期。作者为该刊驻东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