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搪瓷原先叫珐琅，早期有的搪瓷厂叫珐琅厂，搪瓷产品应用很广，茶杯、漱口杯用搪瓷制作，叫搪瓷杯；脸盆用搪瓷制作，叫搪瓷脸盆；痰盂用搪瓷制作，叫搪瓷痰盂……我国民族搪瓷工业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最早的搪瓷厂叫中华珐琅厂，中华珐琅厂有一位关键人物叫方剑阁。
接盘中华职校珐琅科实习工场
方剑阁是嘉定南翔人，生于1886年12月14日。祖上在南翔开设方泰森绸布庄。方剑阁6岁时入私塾求学，1899年在私塾肄业后，远离家乡，赴上海大南门协泰衣庄当学徒，3年满师，成为该店职员。1909年，23岁的方剑阁因祖上留下的方泰森绸布店需要打理，他辞去了协泰衣庄的工作，回到家乡。方剑阁在上海10年，跌滚摸爬，经历了很多事，认识很多人，为他后来接盘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实习工场打下了良好基础。
1917年5月，黄炎培先生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作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教育与生活、生活与教育不应脱节”，主张“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职业教育理念。第二年，即191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的首任校长是顾树森，也是嘉定人。为了振兴我国民族工业，培养我国自己的珐琅工艺人才，他贯彻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作工两者联系起来”，开设珐琅科。开设珐琅科，还有一个原因，即当时我国搪瓷产品都是依赖进口。据海关贸易册记载，国外搪瓷器皿输入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每年进口价值不过几万两，到1913年骤增到121万两，大都来自德、奥等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日本搪瓷制品大量输入，占领了我国各地市场，使得国人民族主义激情高涨。
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开办是1919年，起初产品不稳定，后来产品质量稍有稳定，设立了营业部，对外销售。方剑阁是1920年8月进入珐琅科实习工场营业部担任职员的。这是他10年之后，重新闯荡上海滩。
中华职业学校珐琅工场设有圆炉一座，供学生实习搪烧，制成的成品用“双手牌”作为商标，作为商品供应市场。产品原料主要有铁坯与琅粉两种，铁坯向制坯厂购买，琅粉（原料）向专业商号购买。当时产品有方盘、平底饭锅、饭碗、汤盆、口杯、便壶及瓷牌、门牌等。工场雇用的工人中，有几位是富有经验的技工，他们除参加产品制造外，还辅导学生实习。学校学生分两种，甲种学生课堂学习与工场操作并重，时间安排各占一半，每周均为24小时；乙种学生白天随同工人劳动，晚上学习文化课。学生实习，由教师到场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劳动都计分，结业时基本上都能掌握生产技术和理论知识，独立工作。中华职业学校珐琅工场生产的双手牌搪瓷制品上市，虽受到消费者欢迎，但是产品品种少，质量不稳定，尚不足以与外货竞争，同时因产品系学生实习性质，废次品较多，成本高昂，致使学校经济上损失不赀，因此于1921年秋停办。
珐琅科实习工场停办时，方剑阁已经在这个工场营业部工作了一年多，那年他35岁，他与同事顾志廉感觉到这是一个机遇，感觉到搪瓷器皿是新式的日用品，颇受消费者欢迎，需求者多，市场宽广，大有发展前景，决定接办。有了这个想法，他随即与在中华职业学校的教员潘指行、潘仰尧及暨南大学教授黄允之商议投资入股，潘指行、潘仰尧、黄允之他们均表示赞同。经多方筹措，集资1万银元，成立了中华珐琅厂，方剑阁担任经理，顾志廉担任协理。1921年9月中华珐琅厂开工。
以商标“立鹤”取代“双手”
中华珐琅厂创办初期是向中华职业学校租赁原珐琅科实习工场的房屋及设备开办起来的，设备简陋，规模甚小。但由于方剑阁等人的努力，不断改进生产技术，革新制造工艺，同时重视商情调查，力求产品适销对路，树立商业信誉，使得销售业务逐步扩大，后来又打开了外销门路。在经营管理上讲求经济效益，资金周转快，经过几年的努力，得以从一个小厂发展成为具有完整生产体系有一定规模的大厂。1925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为立鹤牌，立鹤牌商标取代了原有的双手牌商标。
方剑阁在经营中华珐琅厂的短短几年里，营业额升幅较大。1921年接盘时，注册资本银元1万元，两年以后，1923年调整为3万元，到1934年调整资本为法币24万元。生产能力，也从开创之初的圆炉一座，发展到1928年为炉窑4座。他有两个举动使得中华珐琅厂面貌改观，一是辞退了日本技师，二是研究发现了国产琅粉。
1925年五卅运动后，全国上下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高潮，使得国货产品市场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当时中华珐琅厂雇用了一名日本技师，这名日本技师薪水是一般职工的几十倍，而且欺负中华珐琅厂职工不懂日文，不传授技术，不给中文配方。他的配方不仅严格保密，连所用原料的名称也不被人知，厂里所采购的原料只凭他开具的日文单子向日商购买。方剑阁觉得这样下去，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于是他一方面请懂日文的朋友将日文配方翻译成中文配方，另一方面自己培养技术人员。当举国上下一片抵制日货声中，他利用这一契机，果断辞退了日本技师。方剑阁还留心一种叫琅粉的生产原料，有一次，他经过外滩，看到有一大堆绿色的石块，正在装船运往日本，经他仔细辨认，发现这个绿色的石块很像自己厂里制粉用的原料。他向装运的工人打听，工人说不清楚，他又向调度人员打听，才知道这种石块叫“萤石”。萤石又称氟石，是一种矿物质，其主要成分是氟化钙，含杂质较多，自然界中的萤石常显鲜艳的颜色，国内产量丰富，每年被日商买去数量很大。于是，他打听采购方式，知道“世界萤石在中国，中国萤石在浙江，浙江萤石在金华，金华萤石在武义。”从此，他不再向日商采购萤石，自行碾粉自己配方，降低了琅粉的成本。方剑阁这一发现，使得依赖进口的原料有了国产原料替代。
中华珐琅厂原有厂房在南市迎勋路，1928年，在徽宁路建设第二厂，1934年又在国货路建第三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狂轰滥炸，中华珐琅厂第一、二厂全部被毁，第三厂损失也很严重。为了继续生产，方剑阁于1938年在租界内重建厂房，选择了西康路，把原来三个分散生产的厂并为一个综合性的工厂，内部布局完全按照搪瓷工艺流程依次排列，减少了不必要的搬运劳动，提高了生产效率。 担任上海市搪瓷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位于西康路的中华珐琅厂新厂于1938年9月投入使用，复工后，业务虽然开展顺利，但因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重要铁路线、交通受阻，内地客商只能通过福州、泉州、汕头、温州、宁波等地的水路来沪采购，也有从昆明、贵阳、重庆、成都等地经过香港、仰光、海防等口岸来沪采购的，因而外销业务仍有所开展。此后因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国内地城镇，内销市场日益缩小，为了维持生产，中华珐琅厂的业务不得不改以外销为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销停滞，本市各搪瓷制品厂因原料断绝，先后停工，中华珐琅厂因尚有剩余原料，还维持2个窑的生产，到1944年底被迫全部停工。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各业恢复同业公会活动。1946年4月15日由益丰搪瓷厂、铸丰搪瓷厂、中华珐琅厂、华丰搪瓷厂、久新珐琅厂、九丰搪瓷厂、义生搪瓷厂、顺风珐琅厂、伟大搪瓷厂等9厂推出代表23人组织成立上海市搪瓷工业同业公会，选出理事9人，成立理事会，推选方剑阁为理事长。在1947年《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理监事名录》上有方剑阁的大名，该名录显示：上海市搪瓷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方剑阁，地址河南南路60号，电话：八二○三六。当选同业公会理事长意味着理事长所在企业是行业龙头，具有代表性。这一年方剑阁60岁，他目睹我国搪瓷工业行业发展的25年历史，应该讲，他最有发言权，最有权威性。
再说，方剑阁也为搪瓷工业行业发展做出成绩，无论是原料分配问题，还是会所场地问题、同业技术改造问题……他都有一套解决办法，他曾将中华珐琅厂新厂部分房屋供同业公会作为会所；在原料分配上，打破日本技术垄断……因此，这一时期，方剑阁的影响较大。
与潘指行、顾吉生、童世亨是同行
方剑阁也是提倡国货运动的骨干人物。在创办中华珐琅厂的过程中，与他志同道合的有潘指行。潘指行是建国后嘉定县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任主任委员，1921年时，潘指行在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他赞同方剑阁接办珐琅科实习工场为中华珐琅厂，潘指行比方剑阁小6岁，但是方剑阁非常尊敬他，处处向他请教，请他出任董事。潘指行作为投资人在1943年中华珐琅厂困难时期，出任董事长，并驻厂管理。
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在中华珐琅厂创办之前，嘉定商人顾吉生与周辛伯、李伯森合资接办一家叫华商铸丰搪瓷股份有限公司，时间是1919年，这个公司在闸北顾康湾设立工厂，制造搪瓷口杯等产品。由于这家公司的英国人麦克利凭借自己有技术专长，往往自作主张，工厂出现亏损，顾吉生等人不得不将机器设备及原物料以低价出让。无巧不成书，接盘的也是嘉定人，他叫童世亨，1924年童世亨接办铸丰搪瓷股份有限公司，加了“通记”2字，全称叫“铸丰（通记）搪瓷股份有限公司”。
顾吉生后来创办了大名鼎鼎的嘉丰纱厂，童世亨成为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发电厂的实际掌门人。现在人们都认为顾吉生是纱厂大佬，童世亨是上海电力工业的先驱，殊不知当初，他们与方剑阁都一样有一段从事民族搪瓷工业的经历，都是同行。只是方剑阁将搪瓷工业进行到底，而顾吉生和童世亨从事其他更高端、更有发展前景的行业而已。
出席1956年上海市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
方剑阁的住处在金门路10-12号，金门路原来叫典当街，在今河南南路以西，金门街是条不足百米的小路。方剑阁入住是1937年。这是一栋由江西商人建造的客栈，4层楼高，离金陵东路很近。方家房间很多，从2楼至4楼，有16间，但每间房子都不大，只有10多平方米，有的10平方米都不到。他们家大大小小都住在一起。为什么方剑阁选择这个地方居住？原因是中华珐琅厂的门市部在河南南路民国路转角处，民国路即现在的人民路，方剑阁家离门市部仅几分钟便能抵达。方剑阁可以随时观察门市部展示的产品，便于管理，所以他选择这个住处。
方剑阁有3次婚姻，前两任太太分别因病去世，陪伴他到晚年的太太叫周永珠。方剑阁生有四儿四女，儿女都受过高等教育，新中国诞生，儿女有的留在上海，有的支援东北，有的赴南京，有的去合肥，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1956年，方剑阁70岁时，参加了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他是列席代表，表格显示他月薪是280元，职务是企业董事，投资额5981元。企业地址是西康路1371号，职工人数为300人。同时，他投资的企业还有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萃众织造厂和鸿新染织厂，投资额在3千多、2千多、2千元。他直到晚年还惦记着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社员是他的一种荣誉。这是因为他的企业是在中华职教社这座摇篮里发展而来的，有着深深的情结。1967年他在上海逝世，享年80岁。
“我女儿的嫁妆是每人一张大学文凭”
方剑阁平生有三大爱好，爱好旅游、爱好听评弹、爱好收藏字画。他爱好旅游可以从他的众多照片中发现，莫干山、西湖、故宫、鼋头渚……都留下了他和太太周永珠的足迹。1938年8月黄炎培、顾吉生、朱吟江在广东、广西旅游，同行的也有方剑阁、蔡声白等人。朱吟江是木业巨子，蔡声白是美亚织绸厂的经理，他们结伴旅游。蔡声白是美国留学生，会白相照相机，摄影技术很高，那一次旅游，蔡声白因游兴正浓，一不小心，遗失了一架德国的蔡司照相机，成为一段花絮。
在行文之前，笔者有幸见到方剑阁的女儿方任吉大姐。方任吉的生母是周永珠，方任吉是双胞胎，她有一个妹妹叫方任庆。在女儿的眼里，方剑阁教育子女的方法有独特的地方。方剑阁大儿子与南京路新新公司老板的女儿自由恋爱结婚，新新公司是广东人开设的，为了体面，儿媳家的陪嫁物品用卡车装了一车，送嫁妆那天，金门路鞭炮响起，热闹非凡。邻里街坊喜气洋洋围着观看，赞许的、羡慕的、夸奖的……方剑阁自然高兴，但是他却用不同的方法对女儿说：“我以后嫁女儿的嫁妆是一张大学文凭。”别小瞧这一朴素的语言，实际上包含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予以鱼，不如予以渔”，而这样的话，在方任吉幼小的心灵却记得特别清晰。方剑阁的儿女确实都是大学毕业。他的小儿子方任秋成绩优秀，是光华中学的优秀生，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就在他毕业时，方剑阁让他报考农科，去了哈尔滨农业大学，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以农为本。他最小两个女儿是孪生姐妹，一个就是方任吉，她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后，执教于西南大学，西南大学农植物专业闻名于世，水稻专家袁隆平就是这所大学的校友。方任吉同胞妹妹叫方任庆，也是大学毕业，是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留在南京，现在退休都回到上海。
可以看出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教育子女不仅仅是生活上抚育，更重要的是培养儿女自立自强，好男儿志在四方。这是老一辈工商业者传递给下一代的正能量。
接盘中华职校珐琅科实习工场
方剑阁是嘉定南翔人，生于1886年12月14日。祖上在南翔开设方泰森绸布庄。方剑阁6岁时入私塾求学，1899年在私塾肄业后，远离家乡，赴上海大南门协泰衣庄当学徒，3年满师，成为该店职员。1909年，23岁的方剑阁因祖上留下的方泰森绸布店需要打理，他辞去了协泰衣庄的工作，回到家乡。方剑阁在上海10年，跌滚摸爬，经历了很多事，认识很多人，为他后来接盘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实习工场打下了良好基础。
1917年5月，黄炎培先生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作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教育与生活、生活与教育不应脱节”，主张“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职业教育理念。第二年，即191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的首任校长是顾树森，也是嘉定人。为了振兴我国民族工业，培养我国自己的珐琅工艺人才，他贯彻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作工两者联系起来”，开设珐琅科。开设珐琅科，还有一个原因，即当时我国搪瓷产品都是依赖进口。据海关贸易册记载，国外搪瓷器皿输入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每年进口价值不过几万两，到1913年骤增到121万两，大都来自德、奥等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日本搪瓷制品大量输入，占领了我国各地市场，使得国人民族主义激情高涨。
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开办是1919年，起初产品不稳定，后来产品质量稍有稳定，设立了营业部，对外销售。方剑阁是1920年8月进入珐琅科实习工场营业部担任职员的。这是他10年之后，重新闯荡上海滩。
中华职业学校珐琅工场设有圆炉一座，供学生实习搪烧，制成的成品用“双手牌”作为商标，作为商品供应市场。产品原料主要有铁坯与琅粉两种，铁坯向制坯厂购买，琅粉（原料）向专业商号购买。当时产品有方盘、平底饭锅、饭碗、汤盆、口杯、便壶及瓷牌、门牌等。工场雇用的工人中，有几位是富有经验的技工，他们除参加产品制造外，还辅导学生实习。学校学生分两种，甲种学生课堂学习与工场操作并重，时间安排各占一半，每周均为24小时；乙种学生白天随同工人劳动，晚上学习文化课。学生实习，由教师到场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劳动都计分，结业时基本上都能掌握生产技术和理论知识，独立工作。中华职业学校珐琅工场生产的双手牌搪瓷制品上市，虽受到消费者欢迎，但是产品品种少，质量不稳定，尚不足以与外货竞争，同时因产品系学生实习性质，废次品较多，成本高昂，致使学校经济上损失不赀，因此于1921年秋停办。
珐琅科实习工场停办时，方剑阁已经在这个工场营业部工作了一年多，那年他35岁，他与同事顾志廉感觉到这是一个机遇，感觉到搪瓷器皿是新式的日用品，颇受消费者欢迎，需求者多，市场宽广，大有发展前景，决定接办。有了这个想法，他随即与在中华职业学校的教员潘指行、潘仰尧及暨南大学教授黄允之商议投资入股，潘指行、潘仰尧、黄允之他们均表示赞同。经多方筹措，集资1万银元，成立了中华珐琅厂，方剑阁担任经理，顾志廉担任协理。1921年9月中华珐琅厂开工。
以商标“立鹤”取代“双手”
中华珐琅厂创办初期是向中华职业学校租赁原珐琅科实习工场的房屋及设备开办起来的，设备简陋，规模甚小。但由于方剑阁等人的努力，不断改进生产技术，革新制造工艺，同时重视商情调查，力求产品适销对路，树立商业信誉，使得销售业务逐步扩大，后来又打开了外销门路。在经营管理上讲求经济效益，资金周转快，经过几年的努力，得以从一个小厂发展成为具有完整生产体系有一定规模的大厂。1925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为立鹤牌，立鹤牌商标取代了原有的双手牌商标。
方剑阁在经营中华珐琅厂的短短几年里，营业额升幅较大。1921年接盘时，注册资本银元1万元，两年以后，1923年调整为3万元，到1934年调整资本为法币24万元。生产能力，也从开创之初的圆炉一座，发展到1928年为炉窑4座。他有两个举动使得中华珐琅厂面貌改观，一是辞退了日本技师，二是研究发现了国产琅粉。
1925年五卅运动后，全国上下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高潮，使得国货产品市场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当时中华珐琅厂雇用了一名日本技师，这名日本技师薪水是一般职工的几十倍，而且欺负中华珐琅厂职工不懂日文，不传授技术，不给中文配方。他的配方不仅严格保密，连所用原料的名称也不被人知，厂里所采购的原料只凭他开具的日文单子向日商购买。方剑阁觉得这样下去，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于是他一方面请懂日文的朋友将日文配方翻译成中文配方，另一方面自己培养技术人员。当举国上下一片抵制日货声中，他利用这一契机，果断辞退了日本技师。方剑阁还留心一种叫琅粉的生产原料，有一次，他经过外滩，看到有一大堆绿色的石块，正在装船运往日本，经他仔细辨认，发现这个绿色的石块很像自己厂里制粉用的原料。他向装运的工人打听，工人说不清楚，他又向调度人员打听，才知道这种石块叫“萤石”。萤石又称氟石，是一种矿物质，其主要成分是氟化钙，含杂质较多，自然界中的萤石常显鲜艳的颜色，国内产量丰富，每年被日商买去数量很大。于是，他打听采购方式，知道“世界萤石在中国，中国萤石在浙江，浙江萤石在金华，金华萤石在武义。”从此，他不再向日商采购萤石，自行碾粉自己配方，降低了琅粉的成本。方剑阁这一发现，使得依赖进口的原料有了国产原料替代。
中华珐琅厂原有厂房在南市迎勋路，1928年，在徽宁路建设第二厂，1934年又在国货路建第三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狂轰滥炸，中华珐琅厂第一、二厂全部被毁，第三厂损失也很严重。为了继续生产，方剑阁于1938年在租界内重建厂房，选择了西康路，把原来三个分散生产的厂并为一个综合性的工厂，内部布局完全按照搪瓷工艺流程依次排列，减少了不必要的搬运劳动，提高了生产效率。 担任上海市搪瓷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位于西康路的中华珐琅厂新厂于1938年9月投入使用，复工后，业务虽然开展顺利，但因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重要铁路线、交通受阻，内地客商只能通过福州、泉州、汕头、温州、宁波等地的水路来沪采购，也有从昆明、贵阳、重庆、成都等地经过香港、仰光、海防等口岸来沪采购的，因而外销业务仍有所开展。此后因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国内地城镇，内销市场日益缩小，为了维持生产，中华珐琅厂的业务不得不改以外销为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销停滞，本市各搪瓷制品厂因原料断绝，先后停工，中华珐琅厂因尚有剩余原料，还维持2个窑的生产，到1944年底被迫全部停工。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各业恢复同业公会活动。1946年4月15日由益丰搪瓷厂、铸丰搪瓷厂、中华珐琅厂、华丰搪瓷厂、久新珐琅厂、九丰搪瓷厂、义生搪瓷厂、顺风珐琅厂、伟大搪瓷厂等9厂推出代表23人组织成立上海市搪瓷工业同业公会，选出理事9人，成立理事会，推选方剑阁为理事长。在1947年《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理监事名录》上有方剑阁的大名，该名录显示：上海市搪瓷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方剑阁，地址河南南路60号，电话：八二○三六。当选同业公会理事长意味着理事长所在企业是行业龙头，具有代表性。这一年方剑阁60岁，他目睹我国搪瓷工业行业发展的25年历史，应该讲，他最有发言权，最有权威性。
再说，方剑阁也为搪瓷工业行业发展做出成绩，无论是原料分配问题，还是会所场地问题、同业技术改造问题……他都有一套解决办法，他曾将中华珐琅厂新厂部分房屋供同业公会作为会所；在原料分配上，打破日本技术垄断……因此，这一时期，方剑阁的影响较大。
与潘指行、顾吉生、童世亨是同行
方剑阁也是提倡国货运动的骨干人物。在创办中华珐琅厂的过程中，与他志同道合的有潘指行。潘指行是建国后嘉定县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任主任委员，1921年时，潘指行在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他赞同方剑阁接办珐琅科实习工场为中华珐琅厂，潘指行比方剑阁小6岁，但是方剑阁非常尊敬他，处处向他请教，请他出任董事。潘指行作为投资人在1943年中华珐琅厂困难时期，出任董事长，并驻厂管理。
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在中华珐琅厂创办之前，嘉定商人顾吉生与周辛伯、李伯森合资接办一家叫华商铸丰搪瓷股份有限公司，时间是1919年，这个公司在闸北顾康湾设立工厂，制造搪瓷口杯等产品。由于这家公司的英国人麦克利凭借自己有技术专长，往往自作主张，工厂出现亏损，顾吉生等人不得不将机器设备及原物料以低价出让。无巧不成书，接盘的也是嘉定人，他叫童世亨，1924年童世亨接办铸丰搪瓷股份有限公司，加了“通记”2字，全称叫“铸丰（通记）搪瓷股份有限公司”。
顾吉生后来创办了大名鼎鼎的嘉丰纱厂，童世亨成为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发电厂的实际掌门人。现在人们都认为顾吉生是纱厂大佬，童世亨是上海电力工业的先驱，殊不知当初，他们与方剑阁都一样有一段从事民族搪瓷工业的经历，都是同行。只是方剑阁将搪瓷工业进行到底，而顾吉生和童世亨从事其他更高端、更有发展前景的行业而已。
出席1956年上海市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
方剑阁的住处在金门路10-12号，金门路原来叫典当街，在今河南南路以西，金门街是条不足百米的小路。方剑阁入住是1937年。这是一栋由江西商人建造的客栈，4层楼高，离金陵东路很近。方家房间很多，从2楼至4楼，有16间，但每间房子都不大，只有10多平方米，有的10平方米都不到。他们家大大小小都住在一起。为什么方剑阁选择这个地方居住？原因是中华珐琅厂的门市部在河南南路民国路转角处，民国路即现在的人民路，方剑阁家离门市部仅几分钟便能抵达。方剑阁可以随时观察门市部展示的产品，便于管理，所以他选择这个住处。
方剑阁有3次婚姻，前两任太太分别因病去世，陪伴他到晚年的太太叫周永珠。方剑阁生有四儿四女，儿女都受过高等教育，新中国诞生，儿女有的留在上海，有的支援东北，有的赴南京，有的去合肥，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1956年，方剑阁70岁时，参加了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他是列席代表，表格显示他月薪是280元，职务是企业董事，投资额5981元。企业地址是西康路1371号，职工人数为300人。同时，他投资的企业还有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萃众织造厂和鸿新染织厂，投资额在3千多、2千多、2千元。他直到晚年还惦记着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社员是他的一种荣誉。这是因为他的企业是在中华职教社这座摇篮里发展而来的，有着深深的情结。1967年他在上海逝世，享年80岁。
“我女儿的嫁妆是每人一张大学文凭”
方剑阁平生有三大爱好，爱好旅游、爱好听评弹、爱好收藏字画。他爱好旅游可以从他的众多照片中发现，莫干山、西湖、故宫、鼋头渚……都留下了他和太太周永珠的足迹。1938年8月黄炎培、顾吉生、朱吟江在广东、广西旅游，同行的也有方剑阁、蔡声白等人。朱吟江是木业巨子，蔡声白是美亚织绸厂的经理，他们结伴旅游。蔡声白是美国留学生，会白相照相机，摄影技术很高，那一次旅游，蔡声白因游兴正浓，一不小心，遗失了一架德国的蔡司照相机，成为一段花絮。
在行文之前，笔者有幸见到方剑阁的女儿方任吉大姐。方任吉的生母是周永珠，方任吉是双胞胎，她有一个妹妹叫方任庆。在女儿的眼里，方剑阁教育子女的方法有独特的地方。方剑阁大儿子与南京路新新公司老板的女儿自由恋爱结婚，新新公司是广东人开设的，为了体面，儿媳家的陪嫁物品用卡车装了一车，送嫁妆那天，金门路鞭炮响起，热闹非凡。邻里街坊喜气洋洋围着观看，赞许的、羡慕的、夸奖的……方剑阁自然高兴，但是他却用不同的方法对女儿说：“我以后嫁女儿的嫁妆是一张大学文凭。”别小瞧这一朴素的语言，实际上包含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予以鱼，不如予以渔”，而这样的话，在方任吉幼小的心灵却记得特别清晰。方剑阁的儿女确实都是大学毕业。他的小儿子方任秋成绩优秀，是光华中学的优秀生，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就在他毕业时，方剑阁让他报考农科，去了哈尔滨农业大学，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以农为本。他最小两个女儿是孪生姐妹，一个就是方任吉，她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后，执教于西南大学，西南大学农植物专业闻名于世，水稻专家袁隆平就是这所大学的校友。方任吉同胞妹妹叫方任庆，也是大学毕业，是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留在南京，现在退休都回到上海。
可以看出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教育子女不仅仅是生活上抚育，更重要的是培养儿女自立自强，好男儿志在四方。这是老一辈工商业者传递给下一代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