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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共历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周恩来与李立三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两人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相识，其后并肩战斗于国民大革命中，接着携手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中共“六大”后又陆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联袂主持中央工作；再往后，受共产国际影响，李立三思想日益“左”倾，渐与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周恩来产生矛盾，待其“左”倾冒险主义给党造成惨重损失后，又是周恩来予以纠正补救；及至最后，李立三被共产国际调至苏联“学习”，于“肃反”中被关进监狱，也还是周恩来施以援手才得以出狱。周恩来与李立三的这段传奇交往，客观上反映了20世纪中国那纷纭复杂、变幻莫测的社会现实。
一
周恩来字翔宇，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回国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11月7日从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漫漫旅途。
而也正是由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历史机缘，周恩来结识了李立三，两人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倾心交往。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899年11月18日出生于湖南醴陵县，先后就读于醴陵渌江中学、长沙长郡中学和广益中学。待1917年学成毕业后，曾回乡当过小学教员，后弃笔从戎，在程潜的护国军中当了一名士兵。期间受到程潜的赏识、提携，又资助李立三赴北京上大学深造。也就是在北京求学时，李立三因机缘巧合，19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同徐特立等47名赴法学生，登上‘博多斯’号轮船，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途程，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到法国后，李立三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1921年春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坚等酝酿建立共产主义同盟，组织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成立华工组合书记部，为华工谋福利。而与此同时，著名共产党人张申府亦遵照陈独秀的嘱托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1921年二三月份首先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此后，他们和赵世炎、陈公培又组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在赵世炎和陈公培的介绍下，周恩来与李立三相识了。当时，见到周恩来时，李立三一阵兴奋。周恩来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精辟入里的分析，都让李立三深为叹服。而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的李立三，也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民主共和的向往，与对封建制度的反叛，使得两人迅速走在了一起。就这样，一直到1921年10月李立三回国前，周恩来都与其往来密切。两人常聚在一起交谈时事，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研讨对策。
学者杜魏华曾在《周恩来营救李立三出狱》一文中有以下记载：“1921年仲夏，周恩来开始和李立三、赵世炎、陈毅等为反对北洋军阀与法国政府秘谈购买军火等事宜而一起战斗。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就比李立三表现得沉着、冷静，策略性强。他提醒大家斗争要讲究策略，要注重团结……斗争失利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事后，周恩来还是满腔热情地为他们的战斗过程撰写了长达三万字的通信，寄往国内《益世报》刊登。”
不久，由于参与领导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李立三与周恩来和100多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在他们回国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回国后，倾心革命的李立三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毛泽东委派去安源，组织发动了中国产业工人的第一次大罢工——安源大罢工，由此名声大震。此后，李立三历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工人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书记等职，渐成中共中央一位重要领导人。
1924年7月，周恩来亦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由周恩来出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当时广东区委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是中共较为重要的一个组织。此后，周恩来又先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等职。周、李两人因工作关系，加上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那段并肩战斗的历史情缘，遂往来密切，感情日笃。
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蒋介石势力所及的各大城市都发生了针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
在汉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得知上海的消息后，立即派李立三、陈延年、维金斯基到上海，加上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16日，李立三即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特委会，会后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同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发出。意见书分析了当时军事势力的状况，强调趁蒋介石东南政权还没稳固，“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是在当时政治军事条件下，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但遗憾的是，这个意见没有被陈独秀采纳。
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进行改组，陈独秀被停职，由以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持中央工作。从此，李立三开始与周恩来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努力奋斗。两人常常通宵谈论当前形势及对策，感情不断加深。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初步决定，在“东征讨蒋”口号下聚集在九江、南昌一带，以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当时，会议还决定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亦受党派遣跟随周恩来筹备起义。
7月20日，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谈话会。在与谭平山、邓中夏研究当地军事政治形势后，李立三向中共中央建议组织南昌起义。据李立三后来回忆：鉴于张发奎日益右倾，谈话会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赴九江，向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研究了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结的部署，并派聂荣臻设法把在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翌日，周恩来到达南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他在江西大旅社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接着，前委会详细研讨了有关起义的事项，进行了周密部署，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正当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时，7月29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给中共前委接连发来两封密电，提出暴动宜慎重，要等他到达南昌后再决定。周恩来立即同李立三等前委成员商定，起义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准备工作。翌日，张国焘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周恩来和李立三以及前委其他成员一致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暴动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第二天早晨，周恩来主持中共前委紧急会议，继续争论了几个小时，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激烈的枪声划破南昌城的夜空，响彻动荡纷乱的中国大地，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李立三等领导两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经过４个多小时的激战，黎明时分战斗结束，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起义取得胜利。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此后，李立三跟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撤至潮汕突围后赴上海，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他和周恩来同时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他还与周恩来在莫斯科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国后，他们都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翌年6月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围绕取消和保留前委还是军委的问题，毛泽东与朱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随后，陈毅便奉中央之命赴上海汇报红四军情况。抵沪后，陈毅首先将情况向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李立三作了汇报。李立三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的重要，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来全权代表中央解决朱、毛的争议问题。经过三人讨论，由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周恩来修改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就这样，作为这一时期党的两位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与李立三分工合作，共同战斗，堪称“亲密无间”。
三
伴随着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分歧日益加剧，周恩来与李立三“左”倾观点的争论也日渐递增。还在赴莫斯科开会之前，周恩来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同在共产国际影响下极力要搞武装暴动的李立三发生了争论。当时，李立三曾提出要在南京搞武装暴动，周恩来则根据实际情况和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南京乃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反动统治力量雄厚之因素考虑，认为不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否定了在南京举行暴动的可行性。
1930年2月17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提出“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坚决决定……目前要以湖北为中心，布置暴动……同时也要注意山东、满洲工作的配合……在全国暴动中，江苏是主要领导力量”等主张，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周恩来则在会上强调力量不足，说：“江苏主要是农村不发展游击战争……武汉农村要纠正地方主义，城市铁路、海员工作不够……满洲缺点，反帝束缚在反日的合法运动内，铁路工作不够，大连、抚顺工作没有，这样缺点不克服，决不能组织满洲武装暴动。”
稍后中原大战爆发，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借道法国、德国，前往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的一些分歧问题。到了莫斯科后，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主张相反，周恩来在向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的报告大纲中还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伴着革命发展而产生也有‘左’倾盲动情绪与闭关主义。”
实事求是地说，周恩来的认识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但是，由于李立三“左”的错误来源于共产国际“左”的错误，且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因陈独秀“右”倾错误遭受惨痛损失，因此，为了申明李立三这种“左”倾错误的危害，周恩来怀着极大的勇气，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一连讲了三天。
李立三的火爆脾气是颇为著名的，陈云就曾说过“李立三是一部坦克车”。因此，周恩来在莫斯科对中国革命形势实事求是的报告引起了李立三很大的埋怨，他甚至公开在中央会议上讲：“国际之不了解中国的革命形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
此时的李立三已在中共中央内部开始了独断专行，1930年6月11日，他即主持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8月初，又做出决议，“决定坚决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随后，斗志高昂但不顾实际情况的李立三便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二军团攻打武汉，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桂林，幻想实现其“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军事冒险计划。同时，李立三还将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所谓的“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和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总行委，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还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李立三的这次“左”倾错误对党影响巨大，它使得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和牺牲，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十一个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以下的组织被破坏更多，党员大量减少。攻打中心城市的各地红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红二军团由于离开根据地去打武汉，部队由16000人减少到3000多人，丧失了洪湖根据地，只好退往鄂西北山区；红七军由6000多人减少到2000多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红十军在攻打九江时失利，由20000多人锐减到3000多人。
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毕竟违反革命规律，它从开始施行便受尽质疑，在给党带来惨痛损失的同时也渐渐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指责。还在其主持会议做出的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送到共产国际后，国际便进行了研究，在听取了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详细汇报后，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他的否定革命发展不平衡、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等是错误的，于是打电报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请其转告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也开始起草《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即著名的1930年7月23日决议），周恩来参加了这项工作。
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应该停发，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应该停止，但是，“国际当时还是肯定了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认为其只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遂委派参加决议讨论的周恩来回国，以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待续）
（责编任志）
一
周恩来字翔宇，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回国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11月7日从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漫漫旅途。
而也正是由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历史机缘，周恩来结识了李立三，两人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倾心交往。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899年11月18日出生于湖南醴陵县，先后就读于醴陵渌江中学、长沙长郡中学和广益中学。待1917年学成毕业后，曾回乡当过小学教员，后弃笔从戎，在程潜的护国军中当了一名士兵。期间受到程潜的赏识、提携，又资助李立三赴北京上大学深造。也就是在北京求学时，李立三因机缘巧合，19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同徐特立等47名赴法学生，登上‘博多斯’号轮船，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途程，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到法国后，李立三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1921年春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坚等酝酿建立共产主义同盟，组织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成立华工组合书记部，为华工谋福利。而与此同时，著名共产党人张申府亦遵照陈独秀的嘱托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1921年二三月份首先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此后，他们和赵世炎、陈公培又组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在赵世炎和陈公培的介绍下，周恩来与李立三相识了。当时，见到周恩来时，李立三一阵兴奋。周恩来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精辟入里的分析，都让李立三深为叹服。而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的李立三，也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民主共和的向往，与对封建制度的反叛，使得两人迅速走在了一起。就这样，一直到1921年10月李立三回国前，周恩来都与其往来密切。两人常聚在一起交谈时事，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研讨对策。
学者杜魏华曾在《周恩来营救李立三出狱》一文中有以下记载：“1921年仲夏，周恩来开始和李立三、赵世炎、陈毅等为反对北洋军阀与法国政府秘谈购买军火等事宜而一起战斗。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就比李立三表现得沉着、冷静，策略性强。他提醒大家斗争要讲究策略，要注重团结……斗争失利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事后，周恩来还是满腔热情地为他们的战斗过程撰写了长达三万字的通信，寄往国内《益世报》刊登。”
不久，由于参与领导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李立三与周恩来和100多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在他们回国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回国后，倾心革命的李立三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毛泽东委派去安源，组织发动了中国产业工人的第一次大罢工——安源大罢工，由此名声大震。此后，李立三历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工人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书记等职，渐成中共中央一位重要领导人。
1924年7月，周恩来亦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由周恩来出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当时广东区委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是中共较为重要的一个组织。此后，周恩来又先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等职。周、李两人因工作关系，加上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那段并肩战斗的历史情缘，遂往来密切，感情日笃。
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蒋介石势力所及的各大城市都发生了针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
在汉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得知上海的消息后，立即派李立三、陈延年、维金斯基到上海，加上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16日，李立三即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特委会，会后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同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发出。意见书分析了当时军事势力的状况，强调趁蒋介石东南政权还没稳固，“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是在当时政治军事条件下，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但遗憾的是，这个意见没有被陈独秀采纳。
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进行改组，陈独秀被停职，由以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持中央工作。从此，李立三开始与周恩来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努力奋斗。两人常常通宵谈论当前形势及对策，感情不断加深。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初步决定，在“东征讨蒋”口号下聚集在九江、南昌一带，以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当时，会议还决定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亦受党派遣跟随周恩来筹备起义。
7月20日，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谈话会。在与谭平山、邓中夏研究当地军事政治形势后，李立三向中共中央建议组织南昌起义。据李立三后来回忆：鉴于张发奎日益右倾，谈话会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赴九江，向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研究了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结的部署，并派聂荣臻设法把在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翌日，周恩来到达南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他在江西大旅社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接着，前委会详细研讨了有关起义的事项，进行了周密部署，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正当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时，7月29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给中共前委接连发来两封密电，提出暴动宜慎重，要等他到达南昌后再决定。周恩来立即同李立三等前委成员商定，起义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准备工作。翌日，张国焘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周恩来和李立三以及前委其他成员一致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暴动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第二天早晨，周恩来主持中共前委紧急会议，继续争论了几个小时，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激烈的枪声划破南昌城的夜空，响彻动荡纷乱的中国大地，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李立三等领导两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经过４个多小时的激战，黎明时分战斗结束，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起义取得胜利。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此后，李立三跟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撤至潮汕突围后赴上海，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他和周恩来同时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他还与周恩来在莫斯科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国后，他们都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翌年6月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围绕取消和保留前委还是军委的问题，毛泽东与朱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随后，陈毅便奉中央之命赴上海汇报红四军情况。抵沪后，陈毅首先将情况向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李立三作了汇报。李立三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的重要，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来全权代表中央解决朱、毛的争议问题。经过三人讨论，由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周恩来修改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就这样，作为这一时期党的两位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与李立三分工合作，共同战斗，堪称“亲密无间”。
三
伴随着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分歧日益加剧，周恩来与李立三“左”倾观点的争论也日渐递增。还在赴莫斯科开会之前，周恩来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同在共产国际影响下极力要搞武装暴动的李立三发生了争论。当时，李立三曾提出要在南京搞武装暴动，周恩来则根据实际情况和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南京乃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反动统治力量雄厚之因素考虑，认为不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否定了在南京举行暴动的可行性。
1930年2月17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提出“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坚决决定……目前要以湖北为中心，布置暴动……同时也要注意山东、满洲工作的配合……在全国暴动中，江苏是主要领导力量”等主张，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周恩来则在会上强调力量不足，说：“江苏主要是农村不发展游击战争……武汉农村要纠正地方主义，城市铁路、海员工作不够……满洲缺点，反帝束缚在反日的合法运动内，铁路工作不够，大连、抚顺工作没有，这样缺点不克服，决不能组织满洲武装暴动。”
稍后中原大战爆发，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借道法国、德国，前往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的一些分歧问题。到了莫斯科后，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主张相反，周恩来在向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的报告大纲中还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伴着革命发展而产生也有‘左’倾盲动情绪与闭关主义。”
实事求是地说，周恩来的认识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但是，由于李立三“左”的错误来源于共产国际“左”的错误，且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因陈独秀“右”倾错误遭受惨痛损失，因此，为了申明李立三这种“左”倾错误的危害，周恩来怀着极大的勇气，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一连讲了三天。
李立三的火爆脾气是颇为著名的，陈云就曾说过“李立三是一部坦克车”。因此，周恩来在莫斯科对中国革命形势实事求是的报告引起了李立三很大的埋怨，他甚至公开在中央会议上讲：“国际之不了解中国的革命形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
此时的李立三已在中共中央内部开始了独断专行，1930年6月11日，他即主持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8月初，又做出决议，“决定坚决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随后，斗志高昂但不顾实际情况的李立三便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二军团攻打武汉，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桂林，幻想实现其“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军事冒险计划。同时，李立三还将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所谓的“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和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总行委，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还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李立三的这次“左”倾错误对党影响巨大，它使得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和牺牲，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十一个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以下的组织被破坏更多，党员大量减少。攻打中心城市的各地红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红二军团由于离开根据地去打武汉，部队由16000人减少到3000多人，丧失了洪湖根据地，只好退往鄂西北山区；红七军由6000多人减少到2000多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红十军在攻打九江时失利，由20000多人锐减到3000多人。
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毕竟违反革命规律，它从开始施行便受尽质疑，在给党带来惨痛损失的同时也渐渐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指责。还在其主持会议做出的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送到共产国际后，国际便进行了研究，在听取了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详细汇报后，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他的否定革命发展不平衡、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等是错误的，于是打电报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请其转告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也开始起草《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即著名的1930年7月23日决议），周恩来参加了这项工作。
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应该停发，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应该停止，但是，“国际当时还是肯定了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认为其只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遂委派参加决议讨论的周恩来回国，以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待续）
（责编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