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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轩，1916年10月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仙女庙镇（今江都县江都镇），15岁参加革命工作。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他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委员、宣传部长，重庆新市区委委员。他坐牢9年，“宁关不屈”。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重庆白公馆监狱。牺牲时才34岁。
一
1935年，19岁的许晓轩来到无锡公益铁工厂工作。这是一所制造成套纺织机械和部分面粉加工机械的制造厂，当时可称得上是民营机械厂的佼佼者。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前线缺乏兵工器材和手榴弹等武器。兵工署与工厂洽谈，要求工厂承接军需制品支援前线，当时任财务会计的许晓轩积极支持，动员工人为抗日前线做兵工产品。
由于形势日渐紧迫，工厂决定将部分机器设备和全部技术资料转移到武汉。许晓轩也随厂到武汉。他除了坚持日常工作外，还积极组织职工以“无锡抗日后援队”名义，参加武汉各界发起的救亡、捐献、支前等活动。1938年秋，日军逼近武汉时，许晓轩又与工人一起，再次承担了迁厂的任务，想方设法把大批机器设备运往重庆。
1939年年初，许晓轩到重庆后，仍在铁工厂当会计。后经救国会负责人沙千里的介绍，认识了青年职业互助会的领导人杨修范，并参加了互助会的活动。互助会是在我党领导下，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宣传抗日的社会团体，经常开展演讲、座谈、出壁报、歌咏、演剧、街头宣传等活动。在一次以“我们要过集体生活”为题的座谈会上，许晓轩说：“只有在群众的、集体的生活中才能发挥青年人的热情。独乐乐乎？不乐也，群才是乐……集体生活是斗争的武器，生活就是斗争。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是北平学生集体生活的产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可以欺侮个别的中国人，但在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民面前，它就只好发抖。”由于他待人热情、诚恳，有组织能力，很快就成为互助会的一个核心人物。在他周围，聚集着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纯朴青年。5月，经杨修范介绍，许晓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青年职业互助会的党团成员，杨修范任书记。
许晓轩入党后，因为革命工作需要，经常更换职业。他先在复兴铁工厂，后到重庆当局办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再到民主人士黄炎培、杨卫玉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还在沙坪坝开过青年书店。每次他都非常愉快地接受任务，把工作开展起来。他常乐观地说：“工作的地方越多，认识的人就越广，更有机会接触群众，这才有意义呢！”
他平常生活非常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把积存的钱用在革命工作和解决同志的困难上，而对自己的家却从不花费过多的精力。母亲曾埋怨地说：“你一点不管家里的事情，简直不要家了。”许晓轩耐心地对母亲说：“帝国主义正在侵略中国，民族灾难这么深重，有国才有我们的家。只有国家富强了，才会有家庭的安宁。”同时，他还说服家庭，动员妹妹许永清参加进步活动。1938年12月21日他给三妹的信中写道：“……《子夜》今天寄给你。这书很好，虽然故事旧了一些，不适合目前的环境，但还是可以告诉你一些中国社会里各种代表人物，工人、老板、小姐……是怎样在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怎样组成的。中国的厂主是怎样一方面走到买办的路上去，一方面帮助敌人来压迫自己人，中国的工人是怎样在双层——国内和国外的压迫下生活着。中国的农村是怎样的在穷下去，而都市又是怎样的在畸形发展。这是一幅半殖民地的写生画……对于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有很大的帮助。关于中国问题，有两本书可读：1.《中国是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的》，2.《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在他的教育下，许永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9年5月，地下党川东特委青委决定创办刊物《青年生活》，由青委书记杨述任主编，编委有许立群，许晓轩。许晓轩还负责发行工作。每期稿件编好后，由许晓轩送到《新蜀报》或《商务日报》印刷厂排印，每期大约印二千份。除内部赠送外，大部交生活书店出售。同年9月25日，第一期《青年生活》月刊问世。在编印刊物期间，许晓轩给刊物撰写了不少文章，许晓轩曾在题为《“五四”在今年》的文章中写道：“‘五四’到今年，已经是二十年了。童年的中国，经过这二十年的奋斗也发育成一个朝气勃勃有作为的青年”。“按照现实环境所需要来完成‘五四’未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也是抗战过程所必须完成的。第一要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发挥民权以逐渐达到民主政治，第二要提倡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人生观，在进步了二十年的祖国，遭受空前大难的今天，我们更要学习前一辈青年英勇爱国的精神，为完成五四的任务，解放中华民族而工作”。后来由于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社会秩序很混乱，国民党特务肆意逮捕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刊物很难再出版，被迫停刊。1940年春，许晓轩担任了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后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二
许晓轩担任新市区委委员后，经常深入基层，特别是到工厂，领导工人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斗争。
1940年4月，他去大溪沟兵工厂开会，由于叛徒出卖，被早已埋伏在外面的特务逮捕。以后家人曾四处打听，都不知下落，通过狱中的秘密关系才得知他被关在重庆望龙门22号军统的一个看守所里。不久许晓轩从狱中带出消息：要见面是可以的，但不能到监狱里来，只有在空袭的时候见面。那时日寇的飞机常到重庆轰炸，特务要押“犯人”进防空洞，只能利用这个机会在途中见面。在一次躲警报进防空洞时，他意外地与哥哥许瘦峰见了一次面。
许晓轩在狱中得知亲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便用铅笔在包香烟的薄纸上写了“宁关不屈”四个字，托人捎出（现珍藏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展览大厅里）。许晓轩在以后给家人的信中告诉了一个秘密的联系办法，就是在收信后的几天，在《和平日报》（即《扫荡报》）的广告栏里连续登一星期这样的寻人广告：“庆辰X弟，自汝离家，已经数载，老母……妻……望速来信又XX处转。兄泰贞白。”许晓轩在狱中可以看敌人的报纸。如发现广告，可找人按上面的地址去取信。这样与家人取得过一些联系。他每次带出的口信都说：身体很好，生活也不差，以安慰亲人。他还曾在一封信里写道：“货殖为求慈母喜，时艰倍觉弟兄亲。”同时还把自己在除夕写的一首七律抄寄家人： 不悲身世不思乡，
百结愁成铁石肠。
止水生涯无节日，
强颜欢笑满歌场。
追寻旧事伤亡友，
向往新生梦北疆。
慰罢愁人情未己，
低徊哦诵“惯于”章。
他还请哥哥转告爱人美琦华，一、我无归期，请她早作打算；二、希望她能找点事做以谋自立；三、馨儿长大务必送到我的老友处去教育。
1941年10月，军统白公馆看守所的全部“犯人”转入息烽监狱。许晓轩也被解走。在息烽，国民党特务称牢房为斋房，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命名。囚犯在监狱里不准用真实姓名，用号码来代替名字。许晓轩编号是302号，囚在义斋。
1941年下半年，监狱主任周养浩以便于管理为由，提出“监狱学校化”“监狱生产化”口号。在加强所谓思想教育感化的同时，也搞些生产业务，如开办工厂、兼营商业和运输等。凡出来参加这些工作的都叫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当工作修养人，曾引起一些争论。许晓轩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的圈套，是剥削我们的劳动成果，主张不去。也有同志说，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下可以去。狱中党组织分析了国民党特务的用意和当时狱中的形势，认为党员是少数，只有因势利导，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机会团结更多的难友，开展斗争。最后决定除罗世文外（因他的身份在狱中是公开的），都可以当工作修养人。后来许晓轩被安排在印刷厂木刻部、铅印部。
有一次，监狱要许晓轩在一棵核桃树上刻下“先忧后乐、忠党爱国”八个字。当他把先忧后乐刻好后，故意从梯子上摔下来，把脚跌伤了，忠党爱国四字也就没有刻成。如今在集中营旧址的核桃树上，先忧后乐四个字还清晰可见。
许晓轩在狱中威信很高，难友们都尊敬他，每当危难的时候，他鼓励大家：“越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叫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一次有位叫文泽的难友，因不满特务的残暴，拒绝外出参加劳动，遭毒打昏倒在地。许晓轩挺身而出，怒斥敌人的蛮横无理。他说：“你们这样蛮干，干脆把我们枪毙好了！”特务无言以对，只好怏怏而去。事后许晓轩主动找文泽交换意见。肯定了他斗争坚决、勇敢，但也十分坦率地指出：“我们处在这样特殊的地方与凶残的敌人斗，不但要勇敢，更重要的是谋，要讲究斗争艺术。”
在监狱里，许晓轩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每天早上天刚亮，他就开始学外文；晚上，利用走道上透进牢窗的微弱桐油灯光读书，天天如此。他在狱中两三年，通过自学已能翻译一般的俄文，同时还自学英文。他也认真阅读《孙子兵法》。有人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连这样的书都看？”他说：“我们搞政治的人，只要有时间，什么书都要看。既来之，则安之，应充分利用时间，为将来打好基础。”
一位难友回忆说：“许晓轩对人态度和蔼，肯帮助人。谁愿意学外文，他都热情地教。有次教我学俄文的弹音，由于我舌头不太灵活，他叫我把头闷在装有水的洗脸盆里反复练习。”在狱中，他常与罗世文接触，有时敌人发现他俩在谈话，走到旁边偷听，但一句也听不懂，原来他俩在用俄语对话。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无不欢欣鼓舞。许晓轩深情地说：“天快亮了。”大家笑逐颜开，都认为要释放政治犯了。谁知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暗地将一些政治犯秘密杀害或异地监禁。
1946年7月，军统息烽监狱撤销，除释放100多人外，剩下的70多人转重庆并入白公馆看守所。这里囚禁的大都是国民党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
许晓轩与罗世文、车耀先、谭沈明等都转囚重庆。由于斗争的需要，由许晓轩、谭沈明、韩子栋三人组成临时支部，许晓轩任书记。经临时支部研究决定，准备组织难友越狱逃跑。难友们为此三三两两在议论着，有的同志说不能犹豫，要果断。谭沈明回忆说：“从阳朗坝解重庆的那天中午，因天气太热，汽车经长途行驶，水箱的水沸腾了，车暂时停在名叫半壁山的陡坡处。几个狱卒像一滩烂泥，横七竖八躺在树荫下，许晓轩与我们商量想法逃走。因车耀先腿不方便，正在想办法的时候，汽车发动了，就这样，一次难得的逃跑机会错过了。根据敌人监狱警卫森严这一特殊情况，临时支部最后决定：跑一个是一个，谁有机会谁先逃。”
后来，许晓轩、谭沈明考虑到韩子栋有机会逃走，因为他当时在狱中小卖部和伙食团干一些杂活，于是告诉他做好一切准备。韩子栋利用可以进出监狱的机会，画了一张道路、壕沟、岗哨、四周环境的简图交许晓轩，并将他在狱中积存的钱换成了现钞。随后他们商量了几个具体意见：一、逃出后要想法化装，二、逃出后要向山多的地方跑，最好能准备一把刀子，遇上敌人可以跟他拚，三、四川山多易迷失方向，夜里要看准一个方向，一个星座，白天要想法与抬滑杆的人接近，他们都是穷人，可请他们帮忙。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随看守卢兆春等人去磁器口街上买菜，乘他们打牌之机，机智地逃脱了。以后历尽艰辛到了延安。许晓轩还曾和李子伯等难友筹划过集体越狱，因条件不成熟未能实现。1947年年底，李子伯转囚渣滓洞，临别时，许晓轩曾作《赠别》诗相送。
相逢狱里倍相亲，
共话雄图叹未成。
临别无言唯勉首，
联军已薄沈阳城。
在狱中，敌人曾要许晓轩保证不越狱逃跑。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后被罚带重镣，在烈日下做苦工，被关在终日不见阳光的地牢里。一次，他与难友们一起被押到外面做苦工，在回监狱的途中，他悄悄带回一株石榴树苗，种植在白公馆放风坝。这株石榴树苗经难友们精心培育，冬去春来，顶霜傲雪，逐渐根深叶茂，年年艳花硕果。解放后，当人们前来白公馆参观时，无不对这株象征着革命先烈碧血的不寻常的石榴树发出崇敬的赞叹。
有一天，狱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挺进报》白公馆版被敌人发现了。一位无辜的青年遭到敌人毒打。敌人追问他纸条上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写的？在这紧急关头，许晓轩胸有成竹地出来说是自己写的。看守进一步追问他消息从哪里来的？许晓轩从容地回答，是从你们的办公室、你们的报纸上看到的。接着，他厉声地说：“你们打报告枪毙我吧！我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看守们怕事态闹大了反而下不了台，当即居心叵测地宣布：今天停止放风。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下来。许晓轩这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高贵品质，使难友们十分感动，而他却因此被带重镣关地牢。敌人碰了一鼻子灰，无可奈何，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是一名不容易对付的共产党员，任何刑具对他是没有效果的。 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改用软的花招，派他当会计，并诱以相当高额的津贴。他却回答说：“我对倒马桶，洗茅房很有兴趣。”又有一次，中美合作所所长丁敏之说：“我们打算释放你，并介绍你去教书。”许晓轩答：“先无条件放出去，再谈工作吧！”
1948年7月21日，敌人在重庆大坪公开枪杀了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工运负责人许建业和共产党员李大荣。他们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狱中，许晓轩怀着对敌人的无比愤恨和对战友的深切悼念，写下了祭奠战友的七律一首：《吊许建业同志》：
噩耗传来入禁宫，
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
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
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
争睹英难万巷空。
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重庆解放在即。11月14日，蒋介石由台湾飞到重庆，亲自部署了对西南的应急措施，主要是对西南的重要工业城市重庆进行大破坏，安插一批特务游击潜伏和对革命者实行血腥大屠杀。
11月27日，解放军的炮声已隐约可闻。难友们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在这曙光即将到来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对集中营的革命者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一二七”大血案，300多人被残杀，连不满周岁的婴儿也未能幸免。白公馆的革命者一批批被押到松林坡附近杀害，顿时歌乐山麓枪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这杀人魔窟。
在生死关头，许晓轩从容地对难友说：如果在我临死的时候，敌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说，要看当天的《新华日报》，看后死无遗憾了！他在黑狱窗口凝视着新中国的曙光，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留下口头遗言：“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党在胜利以后，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提高党的战斗力，不断纯洁党的组织。”当刽子手叫他出来的时候，许晓轩把自己身上的一件棉衣脱下，披在一位难友身上说：“我穿着没多少用了，同志，你披上吧！能用多久就用它多久。”随后大步跨出牢房，气宇轩昂地走向刑场。他蔑视地声斥敌人说：“你们这狗东西也活不了几天，人民就要审判你们了！”
刽子手胆颤心惊地扣动了枪机，罪恶的子弹射向他的躯体。他高呼口号，倒在血泊中。
11月30日，重庆解放了，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收殓了死难烈士遗体。在收尸的时候，发现许晓轩烈士的双手被手铐紧锁着。1950年1月15日，在青年馆为死难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刘伯承、邓小平等亲往祭奠，并与张际春、李达联名送了挽联：
为烈士复仇，彻底消灭反动派；争人民幸福，努力建设新中国。
一
1935年，19岁的许晓轩来到无锡公益铁工厂工作。这是一所制造成套纺织机械和部分面粉加工机械的制造厂，当时可称得上是民营机械厂的佼佼者。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前线缺乏兵工器材和手榴弹等武器。兵工署与工厂洽谈，要求工厂承接军需制品支援前线，当时任财务会计的许晓轩积极支持，动员工人为抗日前线做兵工产品。
由于形势日渐紧迫，工厂决定将部分机器设备和全部技术资料转移到武汉。许晓轩也随厂到武汉。他除了坚持日常工作外，还积极组织职工以“无锡抗日后援队”名义，参加武汉各界发起的救亡、捐献、支前等活动。1938年秋，日军逼近武汉时，许晓轩又与工人一起，再次承担了迁厂的任务，想方设法把大批机器设备运往重庆。
1939年年初，许晓轩到重庆后，仍在铁工厂当会计。后经救国会负责人沙千里的介绍，认识了青年职业互助会的领导人杨修范，并参加了互助会的活动。互助会是在我党领导下，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宣传抗日的社会团体，经常开展演讲、座谈、出壁报、歌咏、演剧、街头宣传等活动。在一次以“我们要过集体生活”为题的座谈会上，许晓轩说：“只有在群众的、集体的生活中才能发挥青年人的热情。独乐乐乎？不乐也，群才是乐……集体生活是斗争的武器，生活就是斗争。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是北平学生集体生活的产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可以欺侮个别的中国人，但在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民面前，它就只好发抖。”由于他待人热情、诚恳，有组织能力，很快就成为互助会的一个核心人物。在他周围，聚集着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纯朴青年。5月，经杨修范介绍，许晓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青年职业互助会的党团成员，杨修范任书记。
许晓轩入党后，因为革命工作需要，经常更换职业。他先在复兴铁工厂，后到重庆当局办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再到民主人士黄炎培、杨卫玉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还在沙坪坝开过青年书店。每次他都非常愉快地接受任务，把工作开展起来。他常乐观地说：“工作的地方越多，认识的人就越广，更有机会接触群众，这才有意义呢！”
他平常生活非常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把积存的钱用在革命工作和解决同志的困难上，而对自己的家却从不花费过多的精力。母亲曾埋怨地说：“你一点不管家里的事情，简直不要家了。”许晓轩耐心地对母亲说：“帝国主义正在侵略中国，民族灾难这么深重，有国才有我们的家。只有国家富强了，才会有家庭的安宁。”同时，他还说服家庭，动员妹妹许永清参加进步活动。1938年12月21日他给三妹的信中写道：“……《子夜》今天寄给你。这书很好，虽然故事旧了一些，不适合目前的环境，但还是可以告诉你一些中国社会里各种代表人物，工人、老板、小姐……是怎样在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怎样组成的。中国的厂主是怎样一方面走到买办的路上去，一方面帮助敌人来压迫自己人，中国的工人是怎样在双层——国内和国外的压迫下生活着。中国的农村是怎样的在穷下去，而都市又是怎样的在畸形发展。这是一幅半殖民地的写生画……对于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有很大的帮助。关于中国问题，有两本书可读：1.《中国是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的》，2.《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在他的教育下，许永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9年5月，地下党川东特委青委决定创办刊物《青年生活》，由青委书记杨述任主编，编委有许立群，许晓轩。许晓轩还负责发行工作。每期稿件编好后，由许晓轩送到《新蜀报》或《商务日报》印刷厂排印，每期大约印二千份。除内部赠送外，大部交生活书店出售。同年9月25日，第一期《青年生活》月刊问世。在编印刊物期间，许晓轩给刊物撰写了不少文章，许晓轩曾在题为《“五四”在今年》的文章中写道：“‘五四’到今年，已经是二十年了。童年的中国，经过这二十年的奋斗也发育成一个朝气勃勃有作为的青年”。“按照现实环境所需要来完成‘五四’未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也是抗战过程所必须完成的。第一要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发挥民权以逐渐达到民主政治，第二要提倡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人生观，在进步了二十年的祖国，遭受空前大难的今天，我们更要学习前一辈青年英勇爱国的精神，为完成五四的任务，解放中华民族而工作”。后来由于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社会秩序很混乱，国民党特务肆意逮捕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刊物很难再出版，被迫停刊。1940年春，许晓轩担任了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后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二
许晓轩担任新市区委委员后，经常深入基层，特别是到工厂，领导工人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斗争。
1940年4月，他去大溪沟兵工厂开会，由于叛徒出卖，被早已埋伏在外面的特务逮捕。以后家人曾四处打听，都不知下落，通过狱中的秘密关系才得知他被关在重庆望龙门22号军统的一个看守所里。不久许晓轩从狱中带出消息：要见面是可以的，但不能到监狱里来，只有在空袭的时候见面。那时日寇的飞机常到重庆轰炸，特务要押“犯人”进防空洞，只能利用这个机会在途中见面。在一次躲警报进防空洞时，他意外地与哥哥许瘦峰见了一次面。
许晓轩在狱中得知亲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便用铅笔在包香烟的薄纸上写了“宁关不屈”四个字，托人捎出（现珍藏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展览大厅里）。许晓轩在以后给家人的信中告诉了一个秘密的联系办法，就是在收信后的几天，在《和平日报》（即《扫荡报》）的广告栏里连续登一星期这样的寻人广告：“庆辰X弟，自汝离家，已经数载，老母……妻……望速来信又XX处转。兄泰贞白。”许晓轩在狱中可以看敌人的报纸。如发现广告，可找人按上面的地址去取信。这样与家人取得过一些联系。他每次带出的口信都说：身体很好，生活也不差，以安慰亲人。他还曾在一封信里写道：“货殖为求慈母喜，时艰倍觉弟兄亲。”同时还把自己在除夕写的一首七律抄寄家人： 不悲身世不思乡，
百结愁成铁石肠。
止水生涯无节日，
强颜欢笑满歌场。
追寻旧事伤亡友，
向往新生梦北疆。
慰罢愁人情未己，
低徊哦诵“惯于”章。
他还请哥哥转告爱人美琦华，一、我无归期，请她早作打算；二、希望她能找点事做以谋自立；三、馨儿长大务必送到我的老友处去教育。
1941年10月，军统白公馆看守所的全部“犯人”转入息烽监狱。许晓轩也被解走。在息烽，国民党特务称牢房为斋房，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命名。囚犯在监狱里不准用真实姓名，用号码来代替名字。许晓轩编号是302号，囚在义斋。
1941年下半年，监狱主任周养浩以便于管理为由，提出“监狱学校化”“监狱生产化”口号。在加强所谓思想教育感化的同时，也搞些生产业务，如开办工厂、兼营商业和运输等。凡出来参加这些工作的都叫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当工作修养人，曾引起一些争论。许晓轩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的圈套，是剥削我们的劳动成果，主张不去。也有同志说，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下可以去。狱中党组织分析了国民党特务的用意和当时狱中的形势，认为党员是少数，只有因势利导，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机会团结更多的难友，开展斗争。最后决定除罗世文外（因他的身份在狱中是公开的），都可以当工作修养人。后来许晓轩被安排在印刷厂木刻部、铅印部。
有一次，监狱要许晓轩在一棵核桃树上刻下“先忧后乐、忠党爱国”八个字。当他把先忧后乐刻好后，故意从梯子上摔下来，把脚跌伤了，忠党爱国四字也就没有刻成。如今在集中营旧址的核桃树上，先忧后乐四个字还清晰可见。
许晓轩在狱中威信很高，难友们都尊敬他，每当危难的时候，他鼓励大家：“越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叫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一次有位叫文泽的难友，因不满特务的残暴，拒绝外出参加劳动，遭毒打昏倒在地。许晓轩挺身而出，怒斥敌人的蛮横无理。他说：“你们这样蛮干，干脆把我们枪毙好了！”特务无言以对，只好怏怏而去。事后许晓轩主动找文泽交换意见。肯定了他斗争坚决、勇敢，但也十分坦率地指出：“我们处在这样特殊的地方与凶残的敌人斗，不但要勇敢，更重要的是谋，要讲究斗争艺术。”
在监狱里，许晓轩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每天早上天刚亮，他就开始学外文；晚上，利用走道上透进牢窗的微弱桐油灯光读书，天天如此。他在狱中两三年，通过自学已能翻译一般的俄文，同时还自学英文。他也认真阅读《孙子兵法》。有人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连这样的书都看？”他说：“我们搞政治的人，只要有时间，什么书都要看。既来之，则安之，应充分利用时间，为将来打好基础。”
一位难友回忆说：“许晓轩对人态度和蔼，肯帮助人。谁愿意学外文，他都热情地教。有次教我学俄文的弹音，由于我舌头不太灵活，他叫我把头闷在装有水的洗脸盆里反复练习。”在狱中，他常与罗世文接触，有时敌人发现他俩在谈话，走到旁边偷听，但一句也听不懂，原来他俩在用俄语对话。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无不欢欣鼓舞。许晓轩深情地说：“天快亮了。”大家笑逐颜开，都认为要释放政治犯了。谁知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暗地将一些政治犯秘密杀害或异地监禁。
1946年7月，军统息烽监狱撤销，除释放100多人外，剩下的70多人转重庆并入白公馆看守所。这里囚禁的大都是国民党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
许晓轩与罗世文、车耀先、谭沈明等都转囚重庆。由于斗争的需要，由许晓轩、谭沈明、韩子栋三人组成临时支部，许晓轩任书记。经临时支部研究决定，准备组织难友越狱逃跑。难友们为此三三两两在议论着，有的同志说不能犹豫，要果断。谭沈明回忆说：“从阳朗坝解重庆的那天中午，因天气太热，汽车经长途行驶，水箱的水沸腾了，车暂时停在名叫半壁山的陡坡处。几个狱卒像一滩烂泥，横七竖八躺在树荫下，许晓轩与我们商量想法逃走。因车耀先腿不方便，正在想办法的时候，汽车发动了，就这样，一次难得的逃跑机会错过了。根据敌人监狱警卫森严这一特殊情况，临时支部最后决定：跑一个是一个，谁有机会谁先逃。”
后来，许晓轩、谭沈明考虑到韩子栋有机会逃走，因为他当时在狱中小卖部和伙食团干一些杂活，于是告诉他做好一切准备。韩子栋利用可以进出监狱的机会，画了一张道路、壕沟、岗哨、四周环境的简图交许晓轩，并将他在狱中积存的钱换成了现钞。随后他们商量了几个具体意见：一、逃出后要想法化装，二、逃出后要向山多的地方跑，最好能准备一把刀子，遇上敌人可以跟他拚，三、四川山多易迷失方向，夜里要看准一个方向，一个星座，白天要想法与抬滑杆的人接近，他们都是穷人，可请他们帮忙。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随看守卢兆春等人去磁器口街上买菜，乘他们打牌之机，机智地逃脱了。以后历尽艰辛到了延安。许晓轩还曾和李子伯等难友筹划过集体越狱，因条件不成熟未能实现。1947年年底，李子伯转囚渣滓洞，临别时，许晓轩曾作《赠别》诗相送。
相逢狱里倍相亲，
共话雄图叹未成。
临别无言唯勉首，
联军已薄沈阳城。
在狱中，敌人曾要许晓轩保证不越狱逃跑。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后被罚带重镣，在烈日下做苦工，被关在终日不见阳光的地牢里。一次，他与难友们一起被押到外面做苦工，在回监狱的途中，他悄悄带回一株石榴树苗，种植在白公馆放风坝。这株石榴树苗经难友们精心培育，冬去春来，顶霜傲雪，逐渐根深叶茂，年年艳花硕果。解放后，当人们前来白公馆参观时，无不对这株象征着革命先烈碧血的不寻常的石榴树发出崇敬的赞叹。
有一天，狱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挺进报》白公馆版被敌人发现了。一位无辜的青年遭到敌人毒打。敌人追问他纸条上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写的？在这紧急关头，许晓轩胸有成竹地出来说是自己写的。看守进一步追问他消息从哪里来的？许晓轩从容地回答，是从你们的办公室、你们的报纸上看到的。接着，他厉声地说：“你们打报告枪毙我吧！我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看守们怕事态闹大了反而下不了台，当即居心叵测地宣布：今天停止放风。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下来。许晓轩这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高贵品质，使难友们十分感动，而他却因此被带重镣关地牢。敌人碰了一鼻子灰，无可奈何，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是一名不容易对付的共产党员，任何刑具对他是没有效果的。 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改用软的花招，派他当会计，并诱以相当高额的津贴。他却回答说：“我对倒马桶，洗茅房很有兴趣。”又有一次，中美合作所所长丁敏之说：“我们打算释放你，并介绍你去教书。”许晓轩答：“先无条件放出去，再谈工作吧！”
1948年7月21日，敌人在重庆大坪公开枪杀了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工运负责人许建业和共产党员李大荣。他们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狱中，许晓轩怀着对敌人的无比愤恨和对战友的深切悼念，写下了祭奠战友的七律一首：《吊许建业同志》：
噩耗传来入禁宫，
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
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
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
争睹英难万巷空。
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重庆解放在即。11月14日，蒋介石由台湾飞到重庆，亲自部署了对西南的应急措施，主要是对西南的重要工业城市重庆进行大破坏，安插一批特务游击潜伏和对革命者实行血腥大屠杀。
11月27日，解放军的炮声已隐约可闻。难友们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在这曙光即将到来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对集中营的革命者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一二七”大血案，300多人被残杀，连不满周岁的婴儿也未能幸免。白公馆的革命者一批批被押到松林坡附近杀害，顿时歌乐山麓枪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这杀人魔窟。
在生死关头，许晓轩从容地对难友说：如果在我临死的时候，敌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说，要看当天的《新华日报》，看后死无遗憾了！他在黑狱窗口凝视着新中国的曙光，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留下口头遗言：“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党在胜利以后，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提高党的战斗力，不断纯洁党的组织。”当刽子手叫他出来的时候，许晓轩把自己身上的一件棉衣脱下，披在一位难友身上说：“我穿着没多少用了，同志，你披上吧！能用多久就用它多久。”随后大步跨出牢房，气宇轩昂地走向刑场。他蔑视地声斥敌人说：“你们这狗东西也活不了几天，人民就要审判你们了！”
刽子手胆颤心惊地扣动了枪机，罪恶的子弹射向他的躯体。他高呼口号，倒在血泊中。
11月30日，重庆解放了，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收殓了死难烈士遗体。在收尸的时候，发现许晓轩烈士的双手被手铐紧锁着。1950年1月15日，在青年馆为死难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刘伯承、邓小平等亲往祭奠，并与张际春、李达联名送了挽联：
为烈士复仇，彻底消灭反动派；争人民幸福，努力建设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