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存洪，南昌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教育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江西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入选“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政协江西省委员会委员。
　　现在一些学校对教育的理解存在“窄化”现象，似乎学生学习就是坐在课堂里听课，在他们看来，学校=课堂=座位。学生9～12年（义务教育9年，如上高中，则为12年）如一日，坐在自己1平方米左右的“私有化小空间”里，他们既是这个小空间的主人，也是这个小空间的奴隶。因为考虑安全问题，各种活动被缩减到了最低限度，更别奢谈什么春游、秋游了。这样的教育做下来，学生的考分虽然不低，但是因为缺乏体验、锻炼的机会，“提高能力”“全面发展”往往是一句空话，我们津津乐道的“质量好”其实就是“分数高”而已。
　　应该说，这有大环境的原因，但无需讳言，跟校长的办学思想也有直接的关系。一些校长觉得自己天天忙于管理，至于教育嘛，更多的应该是教师的事。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所以跟学生接触很少，学生只是在开大会的时候才有机会从远处“遥望”一下自己的校长。正因如此，毕业后回忆自己的中小学学习生活，往往写的是“我的老师”“我的班主任”，很少有写“我的校长”的。
　　其实，校长拥有最丰富的教育资源，按“学校无空地，处处可以教育人；学校无小事，事事可以教育人；学校无闲人，人人可以教育人”的理念，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把教育做足做优。
　　近代，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就积极创造条件使学生见世面，长才干。当时广州有学海堂、粤秀、粤华、菊坡和广雅等五大书院，其校长都是由督抚聘请的素有名望的学者，康有为每次同他们会面，都要带上几个学生同往，随行的学生“隅坐旁听，获益不少”。
　　北京十一学校的校长李希贵，是用好用足教育机会的典型。一些国家的大使来校参观，他让学生参与接待；杨利伟邀请他观摩“神九”发射，他带上酷爱航天的学生同往；担任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后，为了锻炼学生，他在学校成立了“人大代表助理团”，让学生帮助搜集舆情民意，调研、写提案；从自己稿费中拿出两万元钱，成立校园投资银行，聘任两名行长，由他们进行“资本运作”；毕业典礼上，为每个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合影留念，并送上几句祝贺或鼓励的话语；学生参加高考，校长与他们一一击掌鼓励；运动会上，穿上学生的校服，与学生一起活动；狂欢节，按照学生的要求扮演加勒比海盗杰克船长……
　　省内也有一些学校，这方面做得很好。南昌市育新学校、豫章小学等学校，在校史馆里，都是由学生向来宾介绍和讲解。看到学生彬彬有礼、落落大方，真从心底里替他们高兴。
　　校长在相关的活动中，提供机会甚至是创造机会安排学生参加，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全方位的锻炼——见识广了，胆量大了，表达、沟通、组织等能力提高了，自信心增强了……他们可能因此而受用终身。与此同时，校长的影响力、正能量也出来了，一举而两得，何乐而不为？
　　为此，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把握好：一是以转变观念为前提。过去我们总是说学生是“受教育者”，现在很多人很多时候还是这样用的。其实，“受教育者”的“受”，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被动的代名词。校长要从思想深处转变观念，真正将学生视为教育的主体，思想观念不端正，就会觉得“小孩子能懂什么，让他们参与活动算哪回事？”这样，“让学生平等参与”的教育行为就难以到位。二是以惠及多数为原则。教育机会应该是“普惠”的，要给更多的孩子以机会。现在一些学校搞活动，总是抽调几个长相好、成绩好的学生，多数孩子靠边站。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得好：“儿童所憎恨的教师，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从他那里得到表扬与承认的那些教师。”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谨记的。有人可能会质疑了：“校长只有一个，机会毕竟有限，那如何能惠及多数孩子呢？”的确，如果仅仅是校长一个人“用足教育机会”，你再怎么用足，机会总是有限的，校长应该引导并带动班子成员、中层干部甚至全体教职员工树立这种意识，强化这样的行为。如此，校园才能充满成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