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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两朵，三朵……
矗立在美国犹他州锡达城城市公园西南角海伦·福斯特·斯诺的塑像前，我和来自中国的几位研学访问团成员，美国南犹他大学、杨伯翰大学师生以及海伦家人约30人，依次将手中鲜艳的黄玫瑰摆放在塑像前。阳光洒在被黄玫瑰簇拥的塑像上，海伦生前的种种一时间浮在眼前。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2日，犹他州在南犹他大学举行海伦·福斯特·斯诺纪念活动。
来自中国陕西的斯诺研学访问团团长、海伦生前的忘年之交安危先生动情介绍说，海伦生前带着他和中文教授雪莲看她的墓地时，曾指着这块墓地说，这里才是自己永久的住地。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来这里看望您的时候，您希望我给您带些什么？”
听到安危的问话，海伦微笑着回答：“我喜欢黄玫瑰，还有来自中国的好消息。”
1907年9月21日，海伦·福斯特·斯诺在美国犹他州锡达城呱呱坠地。
锡达城是个充满艺术情趣的城市。这里有着清冽的山地空气和世界一流的文化景点，在靠近犹他州西南部五大著名国家公园中，有众多户外探险地点。这里全年都举行着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和体育活动，包括音乐节、市中心游行和巡回自行车赛等，因此被冠以“美国节日之城”的美称。
在锡达城，最著名的节日就是荣获托尼奖的犹他州莎士比亚戏剧节，它为充满活力的居民们带来了许多个充实的日夜。在戏剧节期间，人们可以前往都铎式风格的亚当斯剧院（Adams Theater），在星空下欣赏现场艺术表演。
海伦的父亲约翰·穆迪·福斯特，曾就读于两所大学，因此获得了两个学位，后来当了律师，也遇见了海伦的母亲。
福斯特夫妇都是民间的领袖人物，很受人们尊重。海伦自幼受到父母爱护，学习也极为用功，多次被推选为班长，还当过学生会副主席。为了让海伦能够拥有更良好的教育环境，父母送她去教育条件较好的盐湖城西部高中读书。
海伦上中学时，就渴望去远方的国家旅行，立志要当一位大作家，所以到大学时，急性子的她还没毕业，就迫不及待离开校园开启梦想之旅。
1931年8月，年轻美貌的海伦只身来到中国，被推荐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当书记员。她本来只打算在中国待一年开开眼界，充实一下对世界的认识就回家的，但总领事保罗·休斯顿是位老资格的外交官，收藏着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好学的海伦没用多长时间，就读完了休斯顿先生的全部藏书，这些书使她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她决心在东方干出一番事业。
后来她担任了《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记者，写书评和文章，还定期给纽约出版的《亚洲》杂志撰稿，介绍中国的现代艺术和文学作品。
当时的中国风起云涌，海伦积极参与到“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那时的埃德加·斯诺因为身患重病刚刚从印度回到上海，却得到母亲病故的消息，加上回来的路上又被牲口踢了一蹄子，身心俱疲的他，对印度和中国都感到深深的绝望，一心想返回美国。
当时海伦是埃德加·斯诺的粉丝。她安慰他、鼓励他，让他看自己收藏的他的文章……
海伦的悉心照顾和耐心陪伴让埃德加重拾信心，给埃德加带来了新的希望。
由于志同道合，两人在事业和生活中相互帮助、互相扶持，爱情也悄悄在两个人心底萌发了。翌年圣诞节，他们在东京举行了婚礼。他们从日本到东南亚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蜜月旅行后，经香港过广州最终到达北平。
红军在中国西北革命的故事，让性格开朗的海伦产生了去西北苏区看看的想法。虽未成行，但她积极鼓动身为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兼记者的埃德加克服困难前往陕北，采访红军的故事。
1936年10月底，埃德加结束了历时4个月的西北之行，途经西安回到北平。为避开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埃德加躲在家里秘密写作，以便尽快将真实情况公之于世。
在埃德加紧张的创作过程中，海伦一直帮他打字、校对、撰写照片说明、翻译从苏区带回来的各种文字资料。丈夫所作的《西行漫记》手稿中涉及的中国工农红军及其长征的经历，苏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中国共产党领袖和普通战士传奇般的经历，像一块块强大的磁石，深深地吸引着海伦。
海伦在校对埃德加带回的素材时发现文稿中所缺资料太多，比如写红军的战斗，埃德加甚至连红军总司令朱德都没有采访到，这不禁让她感到有些遗憾。
她心潮澎湃，暗下决心自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一次类似的采访，弥补丈夫采访的不足。
1937年4月下旬，海伦离开北平，去延安采访收集丈夫前一年未采访到的所有红军领导人的情况。
埃德加也深知自己文稿素材欠缺的问题，在海伦临行前再三叮嘱她到延安后一定要收集一切可以收集的材料，收集得越多越好。
天不遂人愿，到达西安之后，海伦被国民党部队严加看管。情急之下，她与一位国际友人商量后，在一天半夜从自己所住的西京招待所二楼房间跳窗逃出，躲开守卫在门口的岗哨，在朋友的接应下乘车到达泾阳，然后直奔延安。
在延安，海伦采访了4个月，约见采访了六十多人，提出了上百个问题，写了34个人物小传。
埃德加根据妻子的建议，准备拾笔重写《西行漫记》的后四章。海伦则把丈夫急需的材料，委托他人从延安回北平时给丈夫捎回，包括她拍摄的14盒胶卷，并再三叮嘱帮忙捎回的人要注意保存。
八十多年来，当世界各国的读者阅读《西行漫记》时，并不知道书中部分章节的原始材料，都是埃德加的妻子海倫所提供的，书中几十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有十多幅为海伦拍摄。可以说，《西行漫记》是斯诺夫妇两次陕北之行的共同产物，并非是埃德加一人的成绩。
海伦自己也根据这次采访写成《西行漫记》的姊妹篇《续西行漫记》以及另外三本书。
1936年6月，埃德加秘密去陕北访问，数月杳无音信。9月的一天，海伦终于得到埃德加的消息，要求她立即去保安会合，共同考察西北的红军。
海伦满怀激情地到达西安后，红军派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却告诉她，去陕北实在太危险，何况埃德加将离开苏区，她不必再去陕北。
海伦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怎么会是这样？她一次次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刘鼎。功夫不负有心人。作为对海伦的补偿，经刘鼎、张兆麟联系安排，同意海伦在西安采访当时驻守陕西的国民党副帅张学良将军。
海伦喜出望外。她拟写了许多问题给张学良，采访中连连发问。其中一个问题问道：“最近在成都汉口、上海等地发生的八起事件，对中日关系已形成新的危机。您认为政府会拿出什么样的政策？是继续镇压抗日运动，还是反对日本的要求？”
张学良回答：“抱歉得很，我不是政府，我个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我坚信，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可能的，那时，我们就能成功地抗击侵略者。这一点，我是深信无疑的。自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以来，内战危机不绝。但因全体国民实想团结对敌，各种内战均被公众舆论所制止。唯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那么，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内战您如何看待？您是否认为中国真正的统一也包括停止这样的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愿这样打下去，而是想同红军合作，协力抗日？”
“我和我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绝对忠诚于政府。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也许会像最近的‘西南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
出席这次会见的中央社和《大公报》记者都未获允许报道，张学良却对海伦说：“您的报道发出之前，能否让我核对一下？”
海伦如获至宝。因为在西安发电报时被扣押内容，她当即决定返回北平，用无线电发走了这条独家新闻。伦敦《先驱日报》发表了这篇报道后世界各国的外交官大为震惊。
此后有关西安事变的背景说法众说纷纭，海伦以自己的亲历和见证，驳斥了各种对西安事变的背景猜测。
1937年11月，海伦搭乘汽轮从天津到达上海。埃德加和J.B鲍威尔去接站。一下船，海伦顾不得整理自己的行李箱，就迫不及待地去打听别的事情：“没有武器，中国如何对日作战？”
“中国70%的工厂在上海、无锡一带。”鲍威尔说，“其余的，多数在汉口。”
他们坐着出租车穿行在街上，一群群难民令人窒息。海伦非常担心这些上海市民变成战争难民。“如果他们变成难民随后都涌向农村可怎么生活啊？”海伦心想。
海伦抵达上海后的那个星期天，斯诺夫妇应邀同路易·艾黎共进午餐。路易·艾黎当时担任上海市政委员会工厂视察员，是中国工业及劳工方面的专家。
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在聊天中，谈到如何使中国政府利用其仅有的一点点运输力量，在日本占领诸如汉口之类的城市之前，把那些庞大的工厂统统迁走。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这样做的机会。因为日本征服中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摧毁中国的工业，因此，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把中国所有工厂夷为平地，把一切可以搬动的机器和废铁，统统运回日本为己所用。当日本占领了上海、无锡等地时，已经摧毁全国现代工业的70%。
和两位男士考虑的问题不同，海伦一直苦思冥想的，不是如何搬迁那些大工厂，而是如何去组织失业难民生产自给，支援抗战。
海伦想到自己的先辈开拓西部的经历，提出了组织工业合作社的主张，失业工人可以和农民一起，建立小型企业和作坊，自己拥有，自己管理。
海伦苦口婆心动员埃德加和路易·艾黎，一起说服国民党和共产党，接受合作主张，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利。
在海伦看来，上海的少数工人到内地去，用自己的双手，建起自己的工厂，生产战时经济急需的物资，繁荣市场，是符合逻辑的事情。在没有文化的广大农民之中，大规模地培育自己管理、发展经济的模式，系统孵化合作社的工合制度，是20世纪发展合作经济的第一次重大尝试。海伦坚信，工合可以成为不同政治群体、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桥梁，也是在中国基层建设民主的好办法。
有关海伦首创工合、如何把战时救济与建立合作社组织结合起来，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所描述。埃德加·斯诺曾经写道：“工业合作使数以百计的、自力更生的生产小作坊在全中国兴起，如果没有她的坚定信念和热情，这一场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1938年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后，数以千计的工业合作社在全国相继建立起来，各种各样的生活日用品被合作社大批地生产出来，及时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军民的需要。
海伦没有像路易·艾黎那样在现场组织合作社，而是不知疲倦地开展求援活动，在美国、菲律宾等地为工合筹措资助。这些活动，都是在以宋庆龄为主席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海伦等人一起在纽约成立了美国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并担任副主席。美国总统的母亲安娜·罗斯福担任荣誉主席，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是赞助人。该委员会为中国工合筹集了五百万美元的战时救济金。
海伦还以尼姆·韦尔斯为笔名，撰写了许多关于工合的文章。她的《中国为民主奠基》（1940年纽约出版），是唯一一部关于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专著。后来，这本书在印度再版，印度总理尼赫鲁还为其写了前言，把它作为印度工业发展的教科书。因此在海伦1972年访问印度时，受到了贵宾级待遇，還被印度誉为“工合之母”。
因为发起工合运动及其对工合的持续报道，海伦于1981年和1982年连续两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2001年9月7日，联合国决定自2002年起，国际和平日为9月21日。
也许是巧合，这一天，正好是海伦的生日。
海伦不仅仅是一名记者和作家，她还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独立的思想家。她不仅看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能想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绝妙主意。
继工合之后，她关于新中国经济模式的思想是最具历史意义，最为重要的思想。
早在20世纪60年代，当西方国家就中国能否蜕变为資本主义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海伦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改革，工业合作社在中国也得以恢复。
海伦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中国仍在‘摸索着前进，仍在实验，仍在改革’。它能够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可是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其他的历史上的西方制度。”
十三年后的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混合所有制经济”确立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把“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海伦自1940年回国到1997年逝世，一直在观察中国，研究中国，撰写中国的过去及未来。
1986年夏天的一天，海伦带领安危先生去北麦迪逊公墓。她指着自己的墓地说：“这才是我永久性的住所。”安危先生知道海伦已是风烛残年，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他笑问：“当某一天我不得不来这儿看望您的时候，您期望我给您带些什么？”海伦毫不犹豫地答道：“我喜欢黄玫瑰，还有关于中国的好消息。”
鲁迅先生曾经写道：“有两个外国朋友之爱中国，远胜于我们有些同胞自己。”鲁迅先生所指的这两个外国朋友，就是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
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使海伦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与埃德加离婚后，她只身独居在一个1752年建成的小农舍中，她使用其中的一间房子，为的是节省暖气。20世纪60年代起，她每月只靠70美金生活，80年代初才增加到150美金。她的电视机是黑白的，图像不清楚。看新闻节目的时候，她必须把电视后背拍拍，才能出现图像。
有一次陕西外办的安危先生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应邀去看望海伦，临别时，中国代表给她赠送礼品，可她没有什么可回赠他们，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在地下捡起一支圆珠笔，擦了擦上面的泥巴送给安危。回国后，代表团成员把这个令人感动的场面当作故事，给人们讲了好多年。
虽然过着清贫艰苦的生活，海伦却从不接受他人包括中国政府的馈赠和经济援助。中国几任驻美大使，前后不下三次登门看望，并提出给她资助，她都没有接受。
1972年和1978年，全国友协两次邀请海伦访华，但她还是坚持自筹资金来华访问。她没有钱，就把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收藏的字画、在中国买的地毯和青铜器等物品卖了，筹够了旅费来中国。
我心中不解，这位新中国的有功之臣为什么坚决拒绝中国政府的资助呢？
安危先生告诉我，在后来的一次深谈中，他与海伦提到了这个问题。海伦很坚决地回答说：“我是作家，是新闻记者，我的一贯原则是如实报道和独立思考。对发生的任何事件，首先要搞清楚事实，然后再独立思考，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
海伦说，她一直是这样做的。如果她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助，即使她的文章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别人也会说她是为中国说话，是因为她拿了中国政府的钱。如果是这样，她就会失去她的读者。
“如果一个作家、一个新闻记者失去他的读者，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责任编辑：柴思轲
矗立在美国犹他州锡达城城市公园西南角海伦·福斯特·斯诺的塑像前，我和来自中国的几位研学访问团成员，美国南犹他大学、杨伯翰大学师生以及海伦家人约30人，依次将手中鲜艳的黄玫瑰摆放在塑像前。阳光洒在被黄玫瑰簇拥的塑像上，海伦生前的种种一时间浮在眼前。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2日，犹他州在南犹他大学举行海伦·福斯特·斯诺纪念活动。
来自中国陕西的斯诺研学访问团团长、海伦生前的忘年之交安危先生动情介绍说，海伦生前带着他和中文教授雪莲看她的墓地时，曾指着这块墓地说，这里才是自己永久的住地。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来这里看望您的时候，您希望我给您带些什么？”
听到安危的问话，海伦微笑着回答：“我喜欢黄玫瑰，还有来自中国的好消息。”
一
1907年9月21日，海伦·福斯特·斯诺在美国犹他州锡达城呱呱坠地。
锡达城是个充满艺术情趣的城市。这里有着清冽的山地空气和世界一流的文化景点，在靠近犹他州西南部五大著名国家公园中，有众多户外探险地点。这里全年都举行着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和体育活动，包括音乐节、市中心游行和巡回自行车赛等，因此被冠以“美国节日之城”的美称。
在锡达城，最著名的节日就是荣获托尼奖的犹他州莎士比亚戏剧节，它为充满活力的居民们带来了许多个充实的日夜。在戏剧节期间，人们可以前往都铎式风格的亚当斯剧院（Adams Theater），在星空下欣赏现场艺术表演。
海伦的父亲约翰·穆迪·福斯特，曾就读于两所大学，因此获得了两个学位，后来当了律师，也遇见了海伦的母亲。
福斯特夫妇都是民间的领袖人物，很受人们尊重。海伦自幼受到父母爱护，学习也极为用功，多次被推选为班长，还当过学生会副主席。为了让海伦能够拥有更良好的教育环境，父母送她去教育条件较好的盐湖城西部高中读书。
海伦上中学时，就渴望去远方的国家旅行，立志要当一位大作家，所以到大学时，急性子的她还没毕业，就迫不及待离开校园开启梦想之旅。
1931年8月，年轻美貌的海伦只身来到中国，被推荐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当书记员。她本来只打算在中国待一年开开眼界，充实一下对世界的认识就回家的，但总领事保罗·休斯顿是位老资格的外交官，收藏着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好学的海伦没用多长时间，就读完了休斯顿先生的全部藏书，这些书使她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她决心在东方干出一番事业。
后来她担任了《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记者，写书评和文章，还定期给纽约出版的《亚洲》杂志撰稿，介绍中国的现代艺术和文学作品。
当时的中国风起云涌，海伦积极参与到“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那时的埃德加·斯诺因为身患重病刚刚从印度回到上海，却得到母亲病故的消息，加上回来的路上又被牲口踢了一蹄子，身心俱疲的他，对印度和中国都感到深深的绝望，一心想返回美国。
当时海伦是埃德加·斯诺的粉丝。她安慰他、鼓励他，让他看自己收藏的他的文章……
海伦的悉心照顾和耐心陪伴让埃德加重拾信心，给埃德加带来了新的希望。
由于志同道合，两人在事业和生活中相互帮助、互相扶持，爱情也悄悄在两个人心底萌发了。翌年圣诞节，他们在东京举行了婚礼。他们从日本到东南亚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蜜月旅行后，经香港过广州最终到达北平。
二
红军在中国西北革命的故事，让性格开朗的海伦产生了去西北苏区看看的想法。虽未成行，但她积极鼓动身为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兼记者的埃德加克服困难前往陕北，采访红军的故事。
1936年10月底，埃德加结束了历时4个月的西北之行，途经西安回到北平。为避开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埃德加躲在家里秘密写作，以便尽快将真实情况公之于世。
在埃德加紧张的创作过程中，海伦一直帮他打字、校对、撰写照片说明、翻译从苏区带回来的各种文字资料。丈夫所作的《西行漫记》手稿中涉及的中国工农红军及其长征的经历，苏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中国共产党领袖和普通战士传奇般的经历，像一块块强大的磁石，深深地吸引着海伦。
海伦在校对埃德加带回的素材时发现文稿中所缺资料太多，比如写红军的战斗，埃德加甚至连红军总司令朱德都没有采访到，这不禁让她感到有些遗憾。
她心潮澎湃，暗下决心自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一次类似的采访，弥补丈夫采访的不足。
1937年4月下旬，海伦离开北平，去延安采访收集丈夫前一年未采访到的所有红军领导人的情况。
埃德加也深知自己文稿素材欠缺的问题，在海伦临行前再三叮嘱她到延安后一定要收集一切可以收集的材料，收集得越多越好。
天不遂人愿，到达西安之后，海伦被国民党部队严加看管。情急之下，她与一位国际友人商量后，在一天半夜从自己所住的西京招待所二楼房间跳窗逃出，躲开守卫在门口的岗哨，在朋友的接应下乘车到达泾阳，然后直奔延安。
在延安，海伦采访了4个月，约见采访了六十多人，提出了上百个问题，写了34个人物小传。
埃德加根据妻子的建议，准备拾笔重写《西行漫记》的后四章。海伦则把丈夫急需的材料，委托他人从延安回北平时给丈夫捎回，包括她拍摄的14盒胶卷，并再三叮嘱帮忙捎回的人要注意保存。
八十多年来，当世界各国的读者阅读《西行漫记》时，并不知道书中部分章节的原始材料，都是埃德加的妻子海倫所提供的，书中几十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有十多幅为海伦拍摄。可以说，《西行漫记》是斯诺夫妇两次陕北之行的共同产物，并非是埃德加一人的成绩。
海伦自己也根据这次采访写成《西行漫记》的姊妹篇《续西行漫记》以及另外三本书。
三
说到作为记者的海伦，不得不说海伦提前几个月预报西安事变的故事。1936年6月，埃德加秘密去陕北访问，数月杳无音信。9月的一天，海伦终于得到埃德加的消息，要求她立即去保安会合，共同考察西北的红军。
海伦满怀激情地到达西安后，红军派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却告诉她，去陕北实在太危险，何况埃德加将离开苏区，她不必再去陕北。
海伦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怎么会是这样？她一次次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刘鼎。功夫不负有心人。作为对海伦的补偿，经刘鼎、张兆麟联系安排，同意海伦在西安采访当时驻守陕西的国民党副帅张学良将军。
海伦喜出望外。她拟写了许多问题给张学良，采访中连连发问。其中一个问题问道：“最近在成都汉口、上海等地发生的八起事件，对中日关系已形成新的危机。您认为政府会拿出什么样的政策？是继续镇压抗日运动，还是反对日本的要求？”
张学良回答：“抱歉得很，我不是政府，我个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我坚信，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可能的，那时，我们就能成功地抗击侵略者。这一点，我是深信无疑的。自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以来，内战危机不绝。但因全体国民实想团结对敌，各种内战均被公众舆论所制止。唯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那么，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内战您如何看待？您是否认为中国真正的统一也包括停止这样的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愿这样打下去，而是想同红军合作，协力抗日？”
“我和我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绝对忠诚于政府。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也许会像最近的‘西南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
出席这次会见的中央社和《大公报》记者都未获允许报道，张学良却对海伦说：“您的报道发出之前，能否让我核对一下？”
海伦如获至宝。因为在西安发电报时被扣押内容，她当即决定返回北平，用无线电发走了这条独家新闻。伦敦《先驱日报》发表了这篇报道后世界各国的外交官大为震惊。
此后有关西安事变的背景说法众说纷纭，海伦以自己的亲历和见证，驳斥了各种对西安事变的背景猜测。
四
1937年11月，海伦搭乘汽轮从天津到达上海。埃德加和J.B鲍威尔去接站。一下船，海伦顾不得整理自己的行李箱，就迫不及待地去打听别的事情：“没有武器，中国如何对日作战？”
“中国70%的工厂在上海、无锡一带。”鲍威尔说，“其余的，多数在汉口。”
他们坐着出租车穿行在街上，一群群难民令人窒息。海伦非常担心这些上海市民变成战争难民。“如果他们变成难民随后都涌向农村可怎么生活啊？”海伦心想。
海伦抵达上海后的那个星期天，斯诺夫妇应邀同路易·艾黎共进午餐。路易·艾黎当时担任上海市政委员会工厂视察员，是中国工业及劳工方面的专家。
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在聊天中，谈到如何使中国政府利用其仅有的一点点运输力量，在日本占领诸如汉口之类的城市之前，把那些庞大的工厂统统迁走。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这样做的机会。因为日本征服中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摧毁中国的工业，因此，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把中国所有工厂夷为平地，把一切可以搬动的机器和废铁，统统运回日本为己所用。当日本占领了上海、无锡等地时，已经摧毁全国现代工业的70%。
和两位男士考虑的问题不同，海伦一直苦思冥想的，不是如何搬迁那些大工厂，而是如何去组织失业难民生产自给，支援抗战。
海伦想到自己的先辈开拓西部的经历，提出了组织工业合作社的主张，失业工人可以和农民一起，建立小型企业和作坊，自己拥有，自己管理。
海伦苦口婆心动员埃德加和路易·艾黎，一起说服国民党和共产党，接受合作主张，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利。
在海伦看来，上海的少数工人到内地去，用自己的双手，建起自己的工厂，生产战时经济急需的物资，繁荣市场，是符合逻辑的事情。在没有文化的广大农民之中，大规模地培育自己管理、发展经济的模式，系统孵化合作社的工合制度，是20世纪发展合作经济的第一次重大尝试。海伦坚信，工合可以成为不同政治群体、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桥梁，也是在中国基层建设民主的好办法。
有关海伦首创工合、如何把战时救济与建立合作社组织结合起来，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所描述。埃德加·斯诺曾经写道：“工业合作使数以百计的、自力更生的生产小作坊在全中国兴起，如果没有她的坚定信念和热情，这一场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1938年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后，数以千计的工业合作社在全国相继建立起来，各种各样的生活日用品被合作社大批地生产出来，及时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军民的需要。
海伦没有像路易·艾黎那样在现场组织合作社，而是不知疲倦地开展求援活动，在美国、菲律宾等地为工合筹措资助。这些活动，都是在以宋庆龄为主席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海伦等人一起在纽约成立了美国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并担任副主席。美国总统的母亲安娜·罗斯福担任荣誉主席，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是赞助人。该委员会为中国工合筹集了五百万美元的战时救济金。
海伦还以尼姆·韦尔斯为笔名，撰写了许多关于工合的文章。她的《中国为民主奠基》（1940年纽约出版），是唯一一部关于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专著。后来，这本书在印度再版，印度总理尼赫鲁还为其写了前言，把它作为印度工业发展的教科书。因此在海伦1972年访问印度时，受到了贵宾级待遇，還被印度誉为“工合之母”。
因为发起工合运动及其对工合的持续报道，海伦于1981年和1982年连续两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2001年9月7日，联合国决定自2002年起，国际和平日为9月21日。
也许是巧合，这一天，正好是海伦的生日。
五
海伦不仅仅是一名记者和作家，她还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独立的思想家。她不仅看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能想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绝妙主意。
继工合之后，她关于新中国经济模式的思想是最具历史意义，最为重要的思想。
早在20世纪60年代，当西方国家就中国能否蜕变为資本主义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海伦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改革，工业合作社在中国也得以恢复。
海伦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中国仍在‘摸索着前进，仍在实验，仍在改革’。它能够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可是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其他的历史上的西方制度。”
十三年后的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混合所有制经济”确立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把“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海伦自1940年回国到1997年逝世，一直在观察中国，研究中国，撰写中国的过去及未来。
1986年夏天的一天，海伦带领安危先生去北麦迪逊公墓。她指着自己的墓地说：“这才是我永久性的住所。”安危先生知道海伦已是风烛残年，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他笑问：“当某一天我不得不来这儿看望您的时候，您期望我给您带些什么？”海伦毫不犹豫地答道：“我喜欢黄玫瑰，还有关于中国的好消息。”
鲁迅先生曾经写道：“有两个外国朋友之爱中国，远胜于我们有些同胞自己。”鲁迅先生所指的这两个外国朋友，就是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
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使海伦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与埃德加离婚后，她只身独居在一个1752年建成的小农舍中，她使用其中的一间房子，为的是节省暖气。20世纪60年代起，她每月只靠70美金生活，80年代初才增加到150美金。她的电视机是黑白的，图像不清楚。看新闻节目的时候，她必须把电视后背拍拍，才能出现图像。
有一次陕西外办的安危先生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应邀去看望海伦，临别时，中国代表给她赠送礼品，可她没有什么可回赠他们，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在地下捡起一支圆珠笔，擦了擦上面的泥巴送给安危。回国后，代表团成员把这个令人感动的场面当作故事，给人们讲了好多年。
虽然过着清贫艰苦的生活，海伦却从不接受他人包括中国政府的馈赠和经济援助。中国几任驻美大使，前后不下三次登门看望，并提出给她资助，她都没有接受。
1972年和1978年，全国友协两次邀请海伦访华，但她还是坚持自筹资金来华访问。她没有钱，就把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收藏的字画、在中国买的地毯和青铜器等物品卖了，筹够了旅费来中国。
我心中不解，这位新中国的有功之臣为什么坚决拒绝中国政府的资助呢？
安危先生告诉我，在后来的一次深谈中，他与海伦提到了这个问题。海伦很坚决地回答说：“我是作家，是新闻记者，我的一贯原则是如实报道和独立思考。对发生的任何事件，首先要搞清楚事实，然后再独立思考，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
海伦说，她一直是这样做的。如果她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助，即使她的文章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别人也会说她是为中国说话，是因为她拿了中国政府的钱。如果是这样，她就会失去她的读者。
“如果一个作家、一个新闻记者失去他的读者，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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