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胡耀邦老家所在的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建了一座小型水库，但在当地买不到发电机，经大队党支部研究，便请胡耀邦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耀简两人一同去北京，向胡耀邦求助。
　　因为这是给公家办事，路费可以报销。当时胡耀邦的母亲也在北京居住，所以就顺便给老人家捎了一些冬笋和芋头。同时，公社党委也准备了一些家乡的土特产送给老人。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一直想找机会退回这些款物，便于1961年11月12日给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光繁写了一封信：
　　光繁同志并党支部同志：
　　现在耀简先回来，耀福过四五天后也要回来。不久前，我曾给公社党委详细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持劝阻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这样会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就更不对了。中央曾三番五令要求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坚决退赔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外出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政策的啊！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24元钱，交给耀简带回去，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也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
　　胡耀邦虽然帮助买了发电机，但他不同意大队为耀福、耀简解决路费。
　　他在信中还对龚光繁提出了批评：
　　要写实在的情况，不许虚夸，也不许隐瞒。你们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一切不合乎事实的东西都叫虚夸……听说我叔叔的儿子耀焘哥生活较为贫困，我没有能力过多地帮助他，送给他两件旧衣服，请你们转告他，让他好好生产，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至于其他亲属，我实在无力接济，如有人提出再来找我，也请你们劝阻，再三地希望你们搞好社员的生活和全队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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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胡耀邦对家人和亲属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
　　1974年，胡耀邦的小儿子胡德华给母亲写信说，让父母为妹妹上学托人找个门路。不久，德华便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如果你相信这种没落的东西会永远存在下去，你就不但不配做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甚至连一名资产阶级进化主义者都不如。”德华看完信，头上直冒汗。直到1976年，胡耀邦的小女儿才由工厂推荐入学。
　　对于亲友，胡耀邦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许亲友进京找他办私事，更不许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私事。
　　1982年的一天，胡耀邦的侄子去看望一位在某县当领导的亲戚，言谈中透露出想找个工作的念头，那位领导曾与胡耀邦相熟，便答应了。后来，胡耀邦得知此事很生气，坚持要这位领导把侄子退回农村去。
　　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后，曾专门给家里写信说：“这意味着我们把尾巴夹得更紧了。”
　　有一次，胡耀邦的侄子从家乡来看他，交谈了一阵子后，他便严肃地对侄子说：“你来看我，我欢迎。但是，如果你要打着我的旗号搞东西，我不同意。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摘自《党的生活》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