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叫牛根生
　　
　　好多人对我的名字好奇：姓“牛”不说，还叫“牛根生”，难道天生就是一个做牛奶的?姓与业的巧合，是本名就是牛根生还是做了与牛有关的事业而改名的呢?
　　我来到世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经历了人生的第一场变迁。
　　1958年，我出生在呼和浩特郊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亲当点小官，任生产队的小队长。那时候用现金代公粮，父亲作为小队长得带头交，可是又没钱。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把办法落在卖孩子上。我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出生还不到一个月。父亲狠狠心，就把我卖了，价钱是50元人民币。那时候的50元不得了。城市每人每月有5块钱生活费就够了，农村则只需3元。
　　买我的养父姓牛，职业是养牛，从此，我便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
　　“牛根生”这个名字是养父取的。由于养父养母自家未生孩子，期望通过抱养来栽根立后，所以给我取名“根生”。
　　
　　非常特殊的家庭
　　
　　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家庭：养父解放前被抓过壮丁，当过警察，在国民党逃离大陆前，阴差阳错，文档上给了他一个虚拟的头衔——警长；养母当过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在旧社会里就飞机上飞机下。这样两个特殊的人，处在那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自然没有好果子吃。
　　解放战争期间，身为官太太的养母曾把自己的财产广为散发，一部分直接送人，一部分作了寄存，东寄存一点，西寄存一点。20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养母领着我试图找回那些寄存的东西。人家不仅不认，还把我们母子俩轰了出去。
　　文革期间，养父养母被拉去批斗，并被责令扫马路。母亲病重，扫不了马路，就由我替她扫。我那时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怕同学们看见后取笑，我每天凌晨四点钟就起来替母亲扫大街。
　　即便这样，同学们还是知道了。我的噩梦随之来临。母亲挨批斗的时候，我就在一旁搀着，接受一阵又一阵唾骂……到了班里，不管男生女生，谁不高兴了都可以打我，有时甚至一群人围上来轮番打我，而我所能做的，就是蹲在墙角，抱紧脑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多年后，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还手呢?”我告诉他：不还手挨的打会少得多，一旦还手就可能没完没了地挨打!
　　我也不能总挨打呀。自己斗不过，就得想办法团结和发动别人。母亲给我一毛钱、两毛钱，我都和大家一起花，结果，大家都听我的话，时间长了，我让干啥就干啥，我让打谁就打谁。于是，我一步步成了“孩子王”，从此远近闻名。如果问我“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理念起自什么时候，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时候。
　　我14岁的时候，养母去世了；不满20岁，养父也离开了我。
　　养父死后，子承父业，我“顶班”进了养牛场。养父前前后后养牛、送奶38年，我到今年也与牛整整打了28年交道，父子两代人合起来，做“牛的事业”已有66年。
　　日月翻转，物去人非，抚今追昔，涕泪横生。惟养母嘱咐我的两句话终生难忘，一句是“要想知道，打个颠倒”，另一句是“吃亏是福，占便宜是祸”。
　　
　　我是怎样找到生身父母的
　　
　　小时候，四方邻居人多嘴杂，不少人说我是“抱养的”。养父母为了消除我的疑虑，专门找来证人，说我不是抱养的。
　　究竟是不是抱养的，我实际上一直没去深究。我对抱养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没生没养，都待你这么好，那应该比生的养的还要亲。
　　养母去世后，说“抱养”这种话的人就更多了。后来，养父续弦；不久，又得了重病。这时候，托克托县生父母那边，二哥捎话，要我相认。三叔(养父的弟弟)看我可怜，希望我有个好的归宿，也向我道出实情——于是，“抱养问题”第一次得到了确证。但我想，养父还活着，我又不太听话，此时若与生身父母相认，会让养父误解、伤心。所以，就没认。
　　养父去世后，生父母那边又来人，要相认。这时我又犯起了另一个嘀咕：生父母那边两哥两姐都成家了，而我还没成家呢，每月只挣个二三十元，还得养活继母，入不敷出，如果这时候相认，到底是想让人家给我娶媳妇呢，还是想让人家给我帮事业呢?所以，又没认。
　　1986年，我在原企业当了车间主任，雇了一帮临时工在公司院里搞循环水。中午在职工食堂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就听两个人相互攀谈：
　　“你是哪儿的?”
　　“托县的。”
　　“托县啥地方的?”
　　“什拉毫的。”……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动，因为三叔跟我说过，我的生父母就是“什拉毫村的”。
　　于是，我就向他们打听村里有没有姓秦的人家。工头见我问得仔细，便说“这事问拐子，他刚从什拉毫过来。”
　　于是，叫来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人。一问，他竟说：“秦老大和我住隔壁!听说老太太不行了，刚和我家借过二斤米，一个小闺女曾考过学校，没钱念，上不起学。”
　　我马上跟这个人说：“老兄，能不能帮个忙，我想到什拉毫村去办点事儿，也到老秦家去看看，明天你给做个向导，带个道。我不亏待你，工钱我来补，路上的吃喝我也包下了，你看怎么样?”
　　“真的?你跟老秦家是亲戚?”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嗯。”
　　当晚回到家，和媳妇说了这事，她把家里积攒的八十来块钱全都拿了出来，我又让她从岳父母那儿借了点。
　　第二天，我找了一辆客货两用车，买了一袋米，一袋面，还有粉条、肉，又找了个治病的大夫，然后，直奔什拉毫。
　　一路上，那个带路的人很好奇。他问：“你跟他们家啥亲戚？”我就说了实话。他听了特别高兴：“哦!老秦家卖过一个孩子，都管他叫‘老三’，那就是你了!”
　　到了生父母家门前，车子还没停稳，带路人头一个蹦下去了，边走边嚷：“老秦家!有人没?你们看谁来了?”
　　这是一个完全破败的院落。
　　屋门口坐着一个老头，正在补一个破筐。进到屋里，又黑又矮，炕上躺着一个老太太，蓬头垢面，瘦得皮包骨头。旁边一个闺女，穿得破破烂烂，正在给老太太喂水。
　　带路人指着我：“你们看看这是谁呀?”三个人懵住了：不认识啊。他转而对我说：“这是你爹，这是你妈，这是你妹子……”
　　全家人又惊又喜，一番询问下来，抱头痛哭。
　　医生检查，父母得的是慢性病，主要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卸下米、面、肉、粉，放下钱，见过两哥两姐。
　　自此，我就成了跨家庭的一员：既是牛姓大家庭的一员，也是秦姓大家庭的一员。
　　从此，我包揽了生父生母的全部生活费用，悉心照料他们。这样，生父又活了四年，生母则活了七年。
　　我把小妹接到了呼和浩特，后来找了工作，嫁了人。妹妹出嫁的时候，我承担了全部嫁妆，其中有洗衣机，也有戒指——当时我家生活也很困难，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共80来块钱，一家四口住在12平方米的平房里，全家只有一张床，既没有洗衣机，也没有戒指。
　　前后算起来，我共有七位爹娘——生父、生母、养父、养母、继母、岳父、岳母。七位老人中，养母对我影响最大。
　　（李 秦摘自《妇女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