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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在扮演着各自的社会角色,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笔下描写的那个管家一样。当我们完全以社会角色去定义彼此时,会发生什么?
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部心理学小说,作者是石黑一雄。石黑一雄笔下的人物看似在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却不自觉地道出了更深的意味。故事人物无法定义自己除了社会角色以外的身份。在小说中,所有的细节都在微妙处展露,像逐渐撕开的裂缝。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在小说《长日将尽》中绝妙地运用了这种写作技巧。《长日将尽》出版于1989年,是他写作的第三部小说,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名气,把他推到了虚构作品大师的宝座。小说讲述了1956年英国老管家史蒂芬先生在假期的几天时间中,向人们讲述了他当管家的回忆和对职业的思考。石黑一雄表示,他想透过神秘而鲜为人知的古老职业,描绘一种“被破坏的生活”,而当代人也正在遭遇这样的生活困境。
当然,石黑一雄特意把史蒂芬先生的案例描述得比较极端。没有人知道史蒂芬先生的姓氏,在那个年代里,他除了管家的身份,就不再有其他的角色了。然而,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被他们的社会角色磨灭了个性,史蒂芬先生的困境具有某种现世性,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任何时候,史蒂芬先生都尽力展现出他的勤劳、谦逊、能干、忠诚,他以拥有这些品质为荣。提供优质的管家服务,最重要的是在“表现殷勤”和“适度隐身”之间寻求平衡。因此,他真正的理想职业是做一个没有个性的“游魂”,从不显露出任何的欲望和意愿。
他不断地推出管家的最佳标准,他想要探究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做一个优秀的管家。答案就隐藏在主人公的性格中:优秀的管家做事得体稳重,而且最基本的原则是,永远不背离管家这个职业身份。
他的职业观让人想到了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理论。1959年,戈夫曼出版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一书,书中阐释我们每个人都在向其他人展现一种特定的面孔:我们扮演的角色通常情况下张扬了我们的长处,突出了我们的高尚精神、优良品格和卓越能力。一般说来,我们在人前展示的形象脆弱不堪: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我们时常脱离角色,摘掉面具。例如,政治家出人意料地辞职,咖啡店服务生在工作时间走神。
可是,史蒂芬先生却从未有过释放个性的时刻,即使独处时,他也维持着管家的形象和角色。他的悲剧就在于,“在管家的身份以外,他是谁?”这个问题始终无解。他不仅忽略自己其他的身份,而且也不愿意深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令他战栗。
初探作品,我们不禁感叹史蒂芬先生荒谬的职业使命感。然而,难道我们自己就不荒谬可笑了吗?我们还不是和史蒂芬先生一样,努力塑造着自己勤勉的形象,还说服自己,努力工作才能体现我们的价值感和尊严。
在社会上,我们通常都披着一件“演出服”,践行高尚的品德,树立良好的形象。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人们的公众形象越来越清晰可见。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流行,更造就了这样的现象。神经科学家莫里·克罗克特研究了“违反道德的事件”在越来越虚拟化的网络上的传播。愤怒的情绪氛围在网络上发酵,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又很少表达他们的愤怒。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以极少的成本和无限的机会标榜自己的道德标准,表达自己的谴责。几乎每天,我们都能遇到让我们反感和愤怒的事情,我们表达谴责的时候,仿佛一个伸张正义的英雄,但是有时候,表达谴责的行为并不能让我们的形象高大,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会适得其反。
长时间扮演社会角色后,我们就越来越强调自己的社会角色。哲学家贾斯丁·托西和布兰登·沃姆克将扮演行为称作“道德上的哗众取宠”。在一个人人都想营造高尚优雅形象的社会,人们很自然地想追求道德的纯洁性,每个人都想表现得比其他人更有洞见,更热爱正义。于是,我们按照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来构想自己,人际关系的本质因此改变,真实与扮演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也因此加深。
很多观察员发现,社会角色扮演已经深化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各国紧张的政治关系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社交网络上,网民们时常集结成一个个群组或集体,但是群组内的成员却几乎没有交流——莫里·克罗克特称这种现象为“回声屋”效应,在“回声屋”中,人们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从一个隔墙板回荡到另一个隔墙板,连绵不绝。从某方面来说,我们大家都是“史蒂芬先生”,藏在我们为自己设定的躯壳中,按照我们认为的标准去苛求自己,殊不知,如此理想化的标准,让我们不堪重负,破坏力比所谓的“不道德”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高尚姿态这么有诱惑力?因为当我们扮演有高尚情操的人的时候,我们说服自己,这就是真实的自己,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映射。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妮娜·斯托名格和耶鲁大学的哲学家约书亚·科诺布近期进行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我们本能地认为我们向别人展现的自己就是“真实的自己”,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的内心深处拥有美德。
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研究员用歌舞喜剧《火爆浪子》中的剧情举了一个例子:故事主要人物桑迪一直是乖乖女的形象,但她却能跳起火辣的舞蹈。人们看到的只是她表面上的改变,却没意识到,她平时只是没有表现出“真我”。
真我作为“我”的一部分,包含着更多深藏于心的情绪和欲望,但是这些情绪和欲望都是建立在最基本的道德之上的。真我的概念适用于各种文化:当我们做了坏事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不是“真我”做的,恶行只反映着表面的自我。
一些指标揭示了我们多大程度上認为我们展现的美德就是真我,并且给予我们生活的意义。有些研究员还发现,当脑神经受损的病人,因为记忆或大脑机能缺失,丧失了部分判断道德的能力,他们的亲友就认为他们变了一个人,实际上,可能是他们掩饰真我的能力缺失了。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当我们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时,我们的内心会感到更幸福和充实。
问题在于,神秘的真我更像是一种迷信,而非科学。和社会角色相比,真我更触不可及。石黑一雄想象中的人物,让我们反思起了社会角色对真我的禁锢。史蒂芬先生严肃地恪守管家的职业观,最终毁灭了个人生活。史蒂芬先生禁锢在管家的社会角色中,所以没能与父亲建立起真诚的父子关系,与女家庭教师肯顿的爱情故事也无疾而终。其实,他的内心早已被悔恨和幻灭纠缠。当条条框框的原则代替真实的自我,它就成为了我们释放自己的障碍。在作品的尾声中,我们的主人公史蒂芬先生不禁自问:“而我要的体面又在何处呢?”
[译自法国《大脑与心理学》]
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部心理学小说,作者是石黑一雄。石黑一雄笔下的人物看似在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却不自觉地道出了更深的意味。故事人物无法定义自己除了社会角色以外的身份。在小说中,所有的细节都在微妙处展露,像逐渐撕开的裂缝。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在小说《长日将尽》中绝妙地运用了这种写作技巧。《长日将尽》出版于1989年,是他写作的第三部小说,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名气,把他推到了虚构作品大师的宝座。小说讲述了1956年英国老管家史蒂芬先生在假期的几天时间中,向人们讲述了他当管家的回忆和对职业的思考。石黑一雄表示,他想透过神秘而鲜为人知的古老职业,描绘一种“被破坏的生活”,而当代人也正在遭遇这样的生活困境。
人物剖析
当然,石黑一雄特意把史蒂芬先生的案例描述得比较极端。没有人知道史蒂芬先生的姓氏,在那个年代里,他除了管家的身份,就不再有其他的角色了。然而,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被他们的社会角色磨灭了个性,史蒂芬先生的困境具有某种现世性,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任何时候,史蒂芬先生都尽力展现出他的勤劳、谦逊、能干、忠诚,他以拥有这些品质为荣。提供优质的管家服务,最重要的是在“表现殷勤”和“适度隐身”之间寻求平衡。因此,他真正的理想职业是做一个没有个性的“游魂”,从不显露出任何的欲望和意愿。
他不断地推出管家的最佳标准,他想要探究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做一个优秀的管家。答案就隐藏在主人公的性格中:优秀的管家做事得体稳重,而且最基本的原则是,永远不背离管家这个职业身份。
他的职业观让人想到了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理论。1959年,戈夫曼出版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一书,书中阐释我们每个人都在向其他人展现一种特定的面孔:我们扮演的角色通常情况下张扬了我们的长处,突出了我们的高尚精神、优良品格和卓越能力。一般说来,我们在人前展示的形象脆弱不堪: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我们时常脱离角色,摘掉面具。例如,政治家出人意料地辞职,咖啡店服务生在工作时间走神。
可是,史蒂芬先生却从未有过释放个性的时刻,即使独处时,他也维持着管家的形象和角色。他的悲剧就在于,“在管家的身份以外,他是谁?”这个问题始终无解。他不仅忽略自己其他的身份,而且也不愿意深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令他战栗。
初探作品,我们不禁感叹史蒂芬先生荒谬的职业使命感。然而,难道我们自己就不荒谬可笑了吗?我们还不是和史蒂芬先生一样,努力塑造着自己勤勉的形象,还说服自己,努力工作才能体现我们的价值感和尊严。
在社会上,我们通常都披着一件“演出服”,践行高尚的品德,树立良好的形象。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人们的公众形象越来越清晰可见。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流行,更造就了这样的现象。神经科学家莫里·克罗克特研究了“违反道德的事件”在越来越虚拟化的网络上的传播。愤怒的情绪氛围在网络上发酵,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又很少表达他们的愤怒。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以极少的成本和无限的机会标榜自己的道德标准,表达自己的谴责。几乎每天,我们都能遇到让我们反感和愤怒的事情,我们表达谴责的时候,仿佛一个伸张正义的英雄,但是有时候,表达谴责的行为并不能让我们的形象高大,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会适得其反。
分裂的自我
长时间扮演社会角色后,我们就越来越强调自己的社会角色。哲学家贾斯丁·托西和布兰登·沃姆克将扮演行为称作“道德上的哗众取宠”。在一个人人都想营造高尚优雅形象的社会,人们很自然地想追求道德的纯洁性,每个人都想表现得比其他人更有洞见,更热爱正义。于是,我们按照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来构想自己,人际关系的本质因此改变,真实与扮演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也因此加深。
回声效应
很多观察员发现,社会角色扮演已经深化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各国紧张的政治关系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社交网络上,网民们时常集结成一个个群组或集体,但是群组内的成员却几乎没有交流——莫里·克罗克特称这种现象为“回声屋”效应,在“回声屋”中,人们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从一个隔墙板回荡到另一个隔墙板,连绵不绝。从某方面来说,我们大家都是“史蒂芬先生”,藏在我们为自己设定的躯壳中,按照我们认为的标准去苛求自己,殊不知,如此理想化的标准,让我们不堪重负,破坏力比所谓的“不道德”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高尚姿态这么有诱惑力?因为当我们扮演有高尚情操的人的时候,我们说服自己,这就是真实的自己,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映射。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妮娜·斯托名格和耶鲁大学的哲学家约书亚·科诺布近期进行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我们本能地认为我们向别人展现的自己就是“真实的自己”,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的内心深处拥有美德。
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研究员用歌舞喜剧《火爆浪子》中的剧情举了一个例子:故事主要人物桑迪一直是乖乖女的形象,但她却能跳起火辣的舞蹈。人们看到的只是她表面上的改变,却没意识到,她平时只是没有表现出“真我”。
真我作为“我”的一部分,包含着更多深藏于心的情绪和欲望,但是这些情绪和欲望都是建立在最基本的道德之上的。真我的概念适用于各种文化:当我们做了坏事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不是“真我”做的,恶行只反映着表面的自我。
一些指标揭示了我们多大程度上認为我们展现的美德就是真我,并且给予我们生活的意义。有些研究员还发现,当脑神经受损的病人,因为记忆或大脑机能缺失,丧失了部分判断道德的能力,他们的亲友就认为他们变了一个人,实际上,可能是他们掩饰真我的能力缺失了。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当我们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时,我们的内心会感到更幸福和充实。
触不可及的真我
问题在于,神秘的真我更像是一种迷信,而非科学。和社会角色相比,真我更触不可及。石黑一雄想象中的人物,让我们反思起了社会角色对真我的禁锢。史蒂芬先生严肃地恪守管家的职业观,最终毁灭了个人生活。史蒂芬先生禁锢在管家的社会角色中,所以没能与父亲建立起真诚的父子关系,与女家庭教师肯顿的爱情故事也无疾而终。其实,他的内心早已被悔恨和幻灭纠缠。当条条框框的原则代替真实的自我,它就成为了我们释放自己的障碍。在作品的尾声中,我们的主人公史蒂芬先生不禁自问:“而我要的体面又在何处呢?”
[译自法国《大脑与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