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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文化区因为近代的巨大溃败后的自卑、自强的需要而被迫启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东方式民主就是描述儒家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在政治民主化中产生的民主样式的一种集合概念。东方式民主有其自身基于儒家文化背景的鲜明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它具有了不同于西方式民主的特质。当前，具体说来东方式民主有嫁接武生成和扦插式生成两种样式。东方式民主的前景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儒家文化；政治民主化；东方式民主；前景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8-0042-05
世界政治文明的进程陪伴着全球经济的巨大进步不断滚滚向前，政治民主化的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此起彼伏地席卷着世界政治舞台的每个角落。就像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把每一个地球上的经济实体联结起来一样，当今世界的政治实体好像也很难祛除政治民主的敲门。当今政治发展方向的主流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巨大影响力，而且对当今世界、尤其是东方世界还有深刻影响的文化，究竟适宜于发展什么样的民主呢?这种在儒家文化基础上衍生、撮合的民主与西方民主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作为这种东方式的民主，它具有、应该具有、可能具有哪些特征呢?
一、政治民主化——儒家文化溃败、自卑、自强的无奈选择
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从来就没有一种文明会永盛不衰。作为以儒家文化为特征的中华文明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同时也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过巨大的示范。在几千年的传承中，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区域。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火炮打破了中国这个天朝大国的红漆木门，随着中国这个儒家文化核心的陷落，整个儒家文化区迎来了儒家文化的百年退潮。中体西用、东道西器式的探索并没有引领儒家文化国家走向富强，但却证明了：不对儒家文化本位进行彻底反省、不对建立在儒家文化本位上的政治体制进行革新，就只有死路一条。日本的明治维新让其成为亚洲第一个站起来的国家，而中国的戊戌变法、朝鲜的甲申政变却胎死腹中。于是仁人志士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文明，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被引介到了东方社会，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引导着东方社会向着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目标越走越近。1945年10月25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陈仪在台北市公会堂接受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的投降书，台湾地区复归中国主权。1948年8月15日，南朝鲜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1959年8月新加坡开始自治，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在儒家文化全面溃败并陷入整体自卑的危难情势下。绝地重生的国家和地区经过了悲壮的斗争取得了独立与自主，但这并没有直接生成民主的制度。而只是为政治民主奠定了主权保障。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经济进步，儒家文化的地方在独立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前前后后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儒家文化国家和地区的自强运动。不进行政治民主的改革就不能进一步推进自身的发展与进步。而且在很多的时候政治民主化的滞缓也引发了重大的政权危机与社会动荡。所以儒家文化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深刻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比如，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发表了《六二九宣言》。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包括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自翌日零时起解除戒严。这两个事件分别标志着韩国和中国台湾先后启动了民主化进程，开始了新的民主转型时期。1984年新加坡的议会大选，惹耶勒南和民主党詹时中再次取得胜利，也标志着新加坡新的民主时期的来临。这都是儒家文化区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在新时期不断自强而被迫做出的选择。
二、关于东方式民主的界定
在学术界有两个相类似的概念，那就是“东亚式民主”和“亚洲式民主”。而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经常混用，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分明，究竟什么是东亚式民主，什么是亚洲式民主，在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基本上是各学者为了自己研究的需要而进行较自我的界定。比如有的学者对亚洲式民主的界定比较宽泛，认为“亚洲式民主的理念，是在亚洲这个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建立一个适合亚洲文化条件的独特政体，该政体将反映亚洲文化所强调的和谐稳定、服从权威、集体忠诚、吃苦耐劳、重视家庭等价值体系。亚洲式民主理念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伦理和威权主义领导方式”。而有的学者对亚洲式民主界定的就略显具体，认为“在东亚，‘亚洲式民主’特征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其他如马科斯实行军管后的菲律宾，朴正熙、卢泰愚执政时的韩国及蒋氏父子主政时的中国台湾等，也都带有‘亚洲式民主’的影子。”而有些学者只是很少谈及东亚式民主或亚洲式民主的内涵，而只是从特征上进行界定，比如有人述及，“‘东亚式民主’的倡导者认为个人主义是对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威胁，而集体、社会和国家利益远远高于个人利益。因此。把秩序和政治稳定放在个人权利和民主之上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否定了民主在构建有序社会时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反对把民主作为政治目标，而正确的政治目标，也就是‘东亚式民主’的政治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好政府。”
我们认为概念的混乱不利于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要求，毕竟对于概念的界定与分析是任何一种理论所必须要做的第一要务。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什么是我们所要指的东方式民主有一个哪怕是简易的交待。由于东亚式民主、亚洲式民主界限的不确定性与滥用，我们也不便于从我们所说的东方式民主和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在此我们只简单从研究的需要和研究价值的角度出发，对东方式民主做一个浅显的描述。关于我们所说的东方式民主所关涉的地理区域，我们知道历史上共同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国家或地区有很多，这些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含回归后的香港、澳门)、中国台湾、朝鲜、韩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方，但其中的朝鲜还处在政治民主转型前期，而现在的日本基本是一个西式民主的国家，所以东方式民主关涉的地理区域应该包括前面所述的除朝鲜和日本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所以此处说的东方式民主就是以上国家和地区进行现代民主化转型之后所建立或可能会建立、应该会建立的具有东方儒家文化气息的民主样式。在以上区域中走在现代民主转型进程前面且比较典型的国家和地区当数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所以我们在研究东方式民主的过程中主要取这三个地方作为实例。
三、东方式民主的特质
虽然学者们在论述“东亚式民主”和“亚洲式民主”的时候对概念界定不清、区域界限泛化，但其中对于各 自物质的分析确有许多是与我们所讲的东方式民主一致的。如李路曲强调亚洲式民主“有不同于西方民主的特点：在亚洲的社会政治关系中，人们尊重和服从权威，采取一党为主的政党制度，这是一种没有政权交替的民主形式，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具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他同时还认为，亚洲式民主“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放在个人权利和民主之上。它认为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远高于个人利益。他们把个人主义视作是对社会繁荣的威胁，也是对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威胁”。还有人对亚洲式民主的特质作如下概括：“由于亚洲的文化条件不同于西方，因此，亚洲国家应该建立起反映此地区价值观念的政治体系，亦即强调和谐一致、稳定、服从等价值，同时强调集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贬抑竞争；为了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许多公民自由权如言论、集会、自由参选等，必须受到限制，必要时政府也会介入个人生活；在运作机制上，实行一党优势的政治体制，依靠国家机器维护政府权威。”但毕竟，我们不可否认，东方式民主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模式，所以要想明确地说出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东方式民主的特征，我们认为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我们只是对已有的发展中的东方式民主的共性，以及可能会出现的共性进行一些包含了应然因素在内的归纳。
1 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无论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还是从制度与文化的现实联系来看，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即没有文化的制度和没有制度的文化都是不可能的，特定的制度总是以特定的文化作为基础，特定的文化必然要求特定的制度作保障。”所以，我们谁也不能否认的是，不管在儒家文化区最终实现何种形式、何种意义上的民主，它必定不能完全地剥离儒家文化这个大文化背景。也就是说东方式民主的文化基础或者说文化背景是东方特有的儒家文化。当然，“在儒家和现代民主政治之间，固然存在着诸如人性论、知识论等‘深层结构’方面的冲突。但儒家素朴的、‘日常生活’的智慧如‘恕道’、‘常道’精神，戒慎恐惧思想，以及中庸思想和‘民本合法性’思想等确实是构建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有益资源。”所以儒家文化的背景就成为了东方式民主最大的特质，换一种说法，也正是儒家文化使东方式民主这一集合性概念成为一种可能。
2 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虽然我们说，“很难有适用于不同文明的、一元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去指导构建或评价它们的制度规则，而自由主义的规则普遍主义也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但作为一个历史上曾经经受过长期西方侵略、占领、殖民统治的儒家文化区，西方文化从很久以前就在这些地方开始发生深刻影响，而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东西文化的交融也是一个谁也无法逃避的事实，所以东方式民主根本就不可能无视西方文化对它的先天影响与后天关联。而且，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对于东方式民主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更进一步说，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引入，东方式民主是不是还有可能发生?当然，如果发生，也极不可能是现在的东方式民主的形态。比如，在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基督教会在韩国政治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基督教的兴起是与韩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步的。……基督教势力积极参与政治。1965年教会参加了反对韩日外交正常化的斗争；1974115位主教领导5000名天主教徒举行反对朴正熙军事统治的大游行；1976年在明洞大教堂召开纪念‘三一运动’57周年大会上通过了《民主救国宣言》，谴责朴正熙军人专政，要求其释放民主人士，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
3 强调社会整体价值。儒家文化有一个强调社会整体价值的传统。儒家文化的社会既不过分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也不是把国家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就像其核心精神之一的中庸之道一样，儒家文化的社会强调社会整体的和谐一致。所以在儒家文化的社会，既要高度关注国家整体的利益，又要充分发挥社会的作用，更是重视家庭在基本保障、维护稳定的方面的主体性。它要实现的是一个和谐、宽容的社会影像。比如，1991年1月，新加坡就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个共同价值观，就是以社会和谐为理念，强调社会整体意识的宣言。所以研究东方式民主就不能不对其这一鲜明特质进行足够清楚的认识。这也形成了东方式民主区别于西式民主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个社会整体价值意识，使得东方式民主不会像西式民主一样那么强烈地关注于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被动维护，个人自我的空间比西式民主制度下的空间要小得多。
4 浓厚的精英情结。在儒家文化的骨子里有一种深刻的精英主义思想在内。它强调在社会中精英的重要性、精英的稀缺性，并大量论述精英特质以及精英的培养，尤其是精英的选拔过程还形成了特有的制度而且还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行为实现了精英循环。我们还不可否认的是，在儒家文化背景的社会里有着强烈的精英专制传统。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发展的东方式民主或明或暗地会存在着浓厚的精英主义情结。比如，东方式民主的肇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精英推动的过程，如果中国台湾没有李登辉，新加坡没有李光耀，那么东方式民主的启动程序肯定还要放缓。而且尤其是新加坡现有的民主制度中对于精英治国的强调也是为世人所称道的。而韩国前总统卢武铉20091[5月23日的自杀事件引起的韩国国内动荡也是韩国精英情结的一个生动反映。
5 倾向于中央集权。儒家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中央集权的体制设计在儒家文化区有着普遍的认同。强调中央权力的统一性、核心性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一贯作风。即便是进行民主化改革，中央集权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无论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多党制；也不论是实行内阁制还是总统制，东方式民主的架构和权力设置都倾向于捍卫中央政府在国家和社会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韩国、中国台湾，还是新加坡，其中央政府对其礼会都具有绝对的控制力与影响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民主斗争也主要是围绕着对中央政府的领导权而展开的。
6 绩效合法性优位于程序合法性。实用主义也是儒家文化的一个较鲜明的特点，比如，在儒家文化影响强度比较大的地方，很难有一种宗教会成为核心信仰，因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们，哪怕是信仰大多都会从实用的角度去理解。这一点，我们从中国大陆民众的信仰状态中就有很好的体察：他们信仰某个神灵或宗教，首先要想到的是这个神灵或宗教能不能给自己解决问题，管不管用，究竟能不能让其成仙成佛。其次，或者很少想到的是其教义的真理性和终极价值问题。在这个实用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东方式民主的实用性理解也必然是很强的。东方式民主的实用性理解突出地表现为：在东方式民主中，政权的绩效合法性要优于其程序合 法性。执政韩国18年的朴正熙时代是军人当政的威权主义时代，但因为其执政期间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其政权的合法性并没有受到撼动性的威胁。而中国台湾的国民党从1987年解除党禁，到2000年陈水扁上台执政，国民党在中国台湾的执政地位相对还是比较稳固的，要不是李登辉的政策引起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国民党甚至至少在2000年还能保住其执政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执政绩效还是得到了台湾人民的肯定。
四、嫁接和扦插——东方式民主的两条路径
在植物繁殖学上有两种无性繁殖方式，一种叫做嫁接，还有一种叫做扦插。所谓嫁接是指把一种植物的芽或枝接在另一种植物的根或者茎上，而使两者生长为一体的繁殖方法。扦插是指截取可用此法进行繁殖的一些植物的叶、芽、茎或根等部分，而将这些截取的部分插在水里(待生出假根后再移到土里)，或直接插到土里而进行繁殖的方法。这两种方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嫁接需要考虑砧木与接穗的亲缘性，如果亲缘性差则会出现生出畸形果实甚至不可存活的后果。而扦插则只需要提供插条生长所需基本条件就可以使其变成在所进行扦插之土壤里的新植株。我们认为儒家文化区在进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与此相类似的两种路径。
1 嫁接式生成的东方式民主。作为西方文化枝条的政治民主，如果嫁接在和西方文化亲缘性相近的砧木文化上，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成功率是很高的。但作为有鲜明特征的儒家文化来说(当然现今儒家文化区的文化也是经过了西方文化高度冲击后的文化了，但毕竟还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简单地把西方政治民主体制照抄照搬过来的话，因为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缘性，必然就会产生排异性反应。这种排异性反应表现为：经济活动受冲击、政治过热、社会动荡、矛盾激化、贪腐盛行等等。在东方式民主中，这种嫁接式民主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韩国和中国台湾了。当然韩国与中国台湾的政治民主转型有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推动的差别，但在民主化中显现的问题上却有极大的共同：在韩国，“金泳三上台后。为了惩治政经勾结的‘韩国病’。把推进政治民主化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忽略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认识到政治民主化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人为地造成了民主主义阻碍经济正常发展。”韩国政府“朝小野大”的局面也是一个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造成了经常性的政局不稳。韩国区域性的政党结构也使得社会矛盾升级。其贪污腐败现象更是一个屡治不去的顽症，从卢泰愚、全斗焕的贪腐行为，到卢武铉的自杀事件，无一不是对韩国腐败政治的印证。而在中国台湾，“民进党上台后，台湾经济出现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成长率自2000年的5.8％，转变为2001年的负增长2.2％、2002年的3.59％，在亚洲排倒数第二名，经济衰退率在亚洲高居第一。失业率高居不下，一度升高至5.06％，失业人数超过50J7人，因失业剧升导致自杀、偷盗、犯罪等家庭悲剧发生率上升。”而且，台湾的议员们居然可以在立法院内拳脚相向，民众动不动就有几万规模的大游行，原先并不明显的族群矛盾被政党为争取选票而故意煽动起来，而陈水扁本人锒铛入狱也是由于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
2 扦插式生成的东方式民主。而扦插式生成的政治民主，与嫁接式生成的政治民主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扦插式的政治民主生成方式，是把西方政治民主的插条截取之后，放在了精心培育的东方儒家新文化的土壤里。这样在两者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政治民主的插条不断直接地从东方儒家文化的土壤里吸取养分。而东方儒家文化也为了让政治民主成活而不断地改变着自己。如此培育出的政治民主样式，是与嫁接式生成的民主样式有很大不同的东方式民主。这种扦插式生成的东方式民主的代表者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长期实行一党执政，但却坚持一人一票的全国选举。而且这种一党执政的现象使得新加坡社会避免了其内部复杂的种族、宗教群体的分裂与冲突，极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这与内部族群矛盾远简单于新加坡的韩国、中国台湾来比较的话，一个是使矛盾内敛化，而另外两个则是使矛盾放大化。这个好处是不证自明的。而且新加坡成功地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接起来，形成了其全社会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观，这与韩国、中国台湾的政治信仰混乱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加坡以法治权、惩治贪污腐败的方法与手段也受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赞誉，新加坡政府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新加坡的东方式民主的主要特征是，精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巧妙结合。一方面建立健全了民主框架下的精英治国体制；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社会的积极性，将个人与家庭相结合，提高了社会的整合度。应该说新加坡的东方式民主是程序性民主与绩效性民主的成功结合，是后发国家进行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极佳样板。
五、东方式民主的前景
政治发展模式和市场经济体制明显的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作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它具有各地通用的性质，因为它更倾向于是一种工具意义，与哪个民族、哪种文化并不相关。而政治发展模式则属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深深受制于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活习惯、发展阶段，所以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的政治发展模式就必然地会表现出多样性的特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发展模式必须要与其所在地方的文化样式相一致。
关于东方式民主，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东方式民主徒有民主之形、不是真正民主、不会长久。比如，有人认为，“在西方学者看来，‘东亚式民主’只是具有某些民主形式的政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还有人认为，“要想长久地维持‘亚洲式民主’是有困难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更在于‘亚洲式民主’并非独立的民主形态。而只是贴上了民主标签的一种或开明或极权的专制。”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根本就不会滋生民主，如“在费正清看来，儒学根本不可能成为民主理念滋生的温床，相反却是中国社会长久停滞不前的文化因素。儒学是一种具有窒息一切生命力量的惰性的文化”。也有人讲，“儒家文化不能为在‘亚洲式民主’中所看到的不民主的实践辩解，也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儒家的民主’既是真正的民主，又比西方‘过分个人主义’的民主优越。”
但儒家文化并不是不能与政治民主共存的文化样式，这已经为儒家文化区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民主实践所证明了。因为我们相信，“儒学与现代民主的比较研究应建立在更深刻、更深层次的中西文化比较的认知基础之上。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不具有普世的价值和意义，儒学作为一种与西方文化具有同等价值的文化形态，将发展出一种与之相对应的社群民主理念。”社群民主有可能成为东方式民主的一个发展方向，就像著名政治学家伯林就“认为自由和社群形式满足了人类不同但同样深刻的需要，它们是能够而且也是应该平衡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儒家文化与政治民主融合的政治转型过程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我们现在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不就此证明我们已经大功告成了。毕竟“政治转型是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的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政治转型的过程也并非只是从极权政体到威权政体，再到民主政体这样一条直线或不可逆转的过程，有许多案例显示出民主——威权——民主这样一条变迁路径。”所以有人认为韩国金泳三政权时期是韩国完成民主化的时期，说中国台湾2000年的政党交替是其完成政治民主化转型的标志的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东方式民主建设的困难性，我们知道，“西方的民主制度已有一二百年的经验，民主选举，是政党在执政技巧上的比拼，是民众根据不同的政策进行权衡与判断的结果，是政策之争，并非核心价值之争。而对于从殖民或者战争阴影走出来的亚洲国家来说，短短几十年的民主尝试，不足以化解民族仇恨以及以宗法、王权、血缘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秩序。”设置此事实于不顾，而对民主制度生吞活剥地移植，则必然会造成不成熟的东方式民主样式。比如在“韩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与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不同，并不是由人民自下而上参与政治而开始渐进发展的，而是在解放后的短时间内，借助经济发展和对西方现代化的追求而展开。结果导致传统的儒教思想与现代化及政治发展格格不入，获得的评价不高甚至是批判性的，在韩国形成了一个不成熟的民主社会”。这都是以巨大社会成本换取的经验，对此，每一个正在致力推进政治民主建设的儒家文化国家或地区都是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
【责任编辑：闫生金】
关键词：儒家文化；政治民主化；东方式民主；前景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8-0042-05
世界政治文明的进程陪伴着全球经济的巨大进步不断滚滚向前，政治民主化的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此起彼伏地席卷着世界政治舞台的每个角落。就像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把每一个地球上的经济实体联结起来一样，当今世界的政治实体好像也很难祛除政治民主的敲门。当今政治发展方向的主流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巨大影响力，而且对当今世界、尤其是东方世界还有深刻影响的文化，究竟适宜于发展什么样的民主呢?这种在儒家文化基础上衍生、撮合的民主与西方民主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作为这种东方式的民主，它具有、应该具有、可能具有哪些特征呢?
一、政治民主化——儒家文化溃败、自卑、自强的无奈选择
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从来就没有一种文明会永盛不衰。作为以儒家文化为特征的中华文明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同时也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过巨大的示范。在几千年的传承中，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区域。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火炮打破了中国这个天朝大国的红漆木门，随着中国这个儒家文化核心的陷落，整个儒家文化区迎来了儒家文化的百年退潮。中体西用、东道西器式的探索并没有引领儒家文化国家走向富强，但却证明了：不对儒家文化本位进行彻底反省、不对建立在儒家文化本位上的政治体制进行革新，就只有死路一条。日本的明治维新让其成为亚洲第一个站起来的国家，而中国的戊戌变法、朝鲜的甲申政变却胎死腹中。于是仁人志士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文明，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被引介到了东方社会，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引导着东方社会向着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目标越走越近。1945年10月25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陈仪在台北市公会堂接受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的投降书，台湾地区复归中国主权。1948年8月15日，南朝鲜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1959年8月新加坡开始自治，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在儒家文化全面溃败并陷入整体自卑的危难情势下。绝地重生的国家和地区经过了悲壮的斗争取得了独立与自主，但这并没有直接生成民主的制度。而只是为政治民主奠定了主权保障。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经济进步，儒家文化的地方在独立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前前后后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儒家文化国家和地区的自强运动。不进行政治民主的改革就不能进一步推进自身的发展与进步。而且在很多的时候政治民主化的滞缓也引发了重大的政权危机与社会动荡。所以儒家文化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深刻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比如，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发表了《六二九宣言》。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包括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自翌日零时起解除戒严。这两个事件分别标志着韩国和中国台湾先后启动了民主化进程，开始了新的民主转型时期。1984年新加坡的议会大选，惹耶勒南和民主党詹时中再次取得胜利，也标志着新加坡新的民主时期的来临。这都是儒家文化区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在新时期不断自强而被迫做出的选择。
二、关于东方式民主的界定
在学术界有两个相类似的概念，那就是“东亚式民主”和“亚洲式民主”。而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经常混用，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分明，究竟什么是东亚式民主，什么是亚洲式民主，在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基本上是各学者为了自己研究的需要而进行较自我的界定。比如有的学者对亚洲式民主的界定比较宽泛，认为“亚洲式民主的理念，是在亚洲这个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建立一个适合亚洲文化条件的独特政体，该政体将反映亚洲文化所强调的和谐稳定、服从权威、集体忠诚、吃苦耐劳、重视家庭等价值体系。亚洲式民主理念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伦理和威权主义领导方式”。而有的学者对亚洲式民主界定的就略显具体，认为“在东亚，‘亚洲式民主’特征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其他如马科斯实行军管后的菲律宾，朴正熙、卢泰愚执政时的韩国及蒋氏父子主政时的中国台湾等，也都带有‘亚洲式民主’的影子。”而有些学者只是很少谈及东亚式民主或亚洲式民主的内涵，而只是从特征上进行界定，比如有人述及，“‘东亚式民主’的倡导者认为个人主义是对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威胁，而集体、社会和国家利益远远高于个人利益。因此。把秩序和政治稳定放在个人权利和民主之上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否定了民主在构建有序社会时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反对把民主作为政治目标，而正确的政治目标，也就是‘东亚式民主’的政治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好政府。”
我们认为概念的混乱不利于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要求，毕竟对于概念的界定与分析是任何一种理论所必须要做的第一要务。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什么是我们所要指的东方式民主有一个哪怕是简易的交待。由于东亚式民主、亚洲式民主界限的不确定性与滥用，我们也不便于从我们所说的东方式民主和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在此我们只简单从研究的需要和研究价值的角度出发，对东方式民主做一个浅显的描述。关于我们所说的东方式民主所关涉的地理区域，我们知道历史上共同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国家或地区有很多，这些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含回归后的香港、澳门)、中国台湾、朝鲜、韩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方，但其中的朝鲜还处在政治民主转型前期，而现在的日本基本是一个西式民主的国家，所以东方式民主关涉的地理区域应该包括前面所述的除朝鲜和日本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所以此处说的东方式民主就是以上国家和地区进行现代民主化转型之后所建立或可能会建立、应该会建立的具有东方儒家文化气息的民主样式。在以上区域中走在现代民主转型进程前面且比较典型的国家和地区当数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所以我们在研究东方式民主的过程中主要取这三个地方作为实例。
三、东方式民主的特质
虽然学者们在论述“东亚式民主”和“亚洲式民主”的时候对概念界定不清、区域界限泛化，但其中对于各 自物质的分析确有许多是与我们所讲的东方式民主一致的。如李路曲强调亚洲式民主“有不同于西方民主的特点：在亚洲的社会政治关系中，人们尊重和服从权威，采取一党为主的政党制度，这是一种没有政权交替的民主形式，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具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他同时还认为，亚洲式民主“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放在个人权利和民主之上。它认为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远高于个人利益。他们把个人主义视作是对社会繁荣的威胁，也是对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威胁”。还有人对亚洲式民主的特质作如下概括：“由于亚洲的文化条件不同于西方，因此，亚洲国家应该建立起反映此地区价值观念的政治体系，亦即强调和谐一致、稳定、服从等价值，同时强调集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贬抑竞争；为了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许多公民自由权如言论、集会、自由参选等，必须受到限制，必要时政府也会介入个人生活；在运作机制上，实行一党优势的政治体制，依靠国家机器维护政府权威。”但毕竟，我们不可否认，东方式民主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模式，所以要想明确地说出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东方式民主的特征，我们认为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我们只是对已有的发展中的东方式民主的共性，以及可能会出现的共性进行一些包含了应然因素在内的归纳。
1 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无论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还是从制度与文化的现实联系来看，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即没有文化的制度和没有制度的文化都是不可能的，特定的制度总是以特定的文化作为基础，特定的文化必然要求特定的制度作保障。”所以，我们谁也不能否认的是，不管在儒家文化区最终实现何种形式、何种意义上的民主，它必定不能完全地剥离儒家文化这个大文化背景。也就是说东方式民主的文化基础或者说文化背景是东方特有的儒家文化。当然，“在儒家和现代民主政治之间，固然存在着诸如人性论、知识论等‘深层结构’方面的冲突。但儒家素朴的、‘日常生活’的智慧如‘恕道’、‘常道’精神，戒慎恐惧思想，以及中庸思想和‘民本合法性’思想等确实是构建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有益资源。”所以儒家文化的背景就成为了东方式民主最大的特质，换一种说法，也正是儒家文化使东方式民主这一集合性概念成为一种可能。
2 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虽然我们说，“很难有适用于不同文明的、一元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去指导构建或评价它们的制度规则，而自由主义的规则普遍主义也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但作为一个历史上曾经经受过长期西方侵略、占领、殖民统治的儒家文化区，西方文化从很久以前就在这些地方开始发生深刻影响，而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东西文化的交融也是一个谁也无法逃避的事实，所以东方式民主根本就不可能无视西方文化对它的先天影响与后天关联。而且，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对于东方式民主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更进一步说，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引入，东方式民主是不是还有可能发生?当然，如果发生，也极不可能是现在的东方式民主的形态。比如，在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基督教会在韩国政治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基督教的兴起是与韩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步的。……基督教势力积极参与政治。1965年教会参加了反对韩日外交正常化的斗争；1974115位主教领导5000名天主教徒举行反对朴正熙军事统治的大游行；1976年在明洞大教堂召开纪念‘三一运动’57周年大会上通过了《民主救国宣言》，谴责朴正熙军人专政，要求其释放民主人士，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
3 强调社会整体价值。儒家文化有一个强调社会整体价值的传统。儒家文化的社会既不过分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也不是把国家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就像其核心精神之一的中庸之道一样，儒家文化的社会强调社会整体的和谐一致。所以在儒家文化的社会，既要高度关注国家整体的利益，又要充分发挥社会的作用，更是重视家庭在基本保障、维护稳定的方面的主体性。它要实现的是一个和谐、宽容的社会影像。比如，1991年1月，新加坡就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个共同价值观，就是以社会和谐为理念，强调社会整体意识的宣言。所以研究东方式民主就不能不对其这一鲜明特质进行足够清楚的认识。这也形成了东方式民主区别于西式民主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个社会整体价值意识，使得东方式民主不会像西式民主一样那么强烈地关注于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被动维护，个人自我的空间比西式民主制度下的空间要小得多。
4 浓厚的精英情结。在儒家文化的骨子里有一种深刻的精英主义思想在内。它强调在社会中精英的重要性、精英的稀缺性，并大量论述精英特质以及精英的培养，尤其是精英的选拔过程还形成了特有的制度而且还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行为实现了精英循环。我们还不可否认的是，在儒家文化背景的社会里有着强烈的精英专制传统。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发展的东方式民主或明或暗地会存在着浓厚的精英主义情结。比如，东方式民主的肇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精英推动的过程，如果中国台湾没有李登辉，新加坡没有李光耀，那么东方式民主的启动程序肯定还要放缓。而且尤其是新加坡现有的民主制度中对于精英治国的强调也是为世人所称道的。而韩国前总统卢武铉20091[5月23日的自杀事件引起的韩国国内动荡也是韩国精英情结的一个生动反映。
5 倾向于中央集权。儒家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中央集权的体制设计在儒家文化区有着普遍的认同。强调中央权力的统一性、核心性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一贯作风。即便是进行民主化改革，中央集权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无论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多党制；也不论是实行内阁制还是总统制，东方式民主的架构和权力设置都倾向于捍卫中央政府在国家和社会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韩国、中国台湾，还是新加坡，其中央政府对其礼会都具有绝对的控制力与影响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民主斗争也主要是围绕着对中央政府的领导权而展开的。
6 绩效合法性优位于程序合法性。实用主义也是儒家文化的一个较鲜明的特点，比如，在儒家文化影响强度比较大的地方，很难有一种宗教会成为核心信仰，因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们，哪怕是信仰大多都会从实用的角度去理解。这一点，我们从中国大陆民众的信仰状态中就有很好的体察：他们信仰某个神灵或宗教，首先要想到的是这个神灵或宗教能不能给自己解决问题，管不管用，究竟能不能让其成仙成佛。其次，或者很少想到的是其教义的真理性和终极价值问题。在这个实用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东方式民主的实用性理解也必然是很强的。东方式民主的实用性理解突出地表现为：在东方式民主中，政权的绩效合法性要优于其程序合 法性。执政韩国18年的朴正熙时代是军人当政的威权主义时代，但因为其执政期间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其政权的合法性并没有受到撼动性的威胁。而中国台湾的国民党从1987年解除党禁，到2000年陈水扁上台执政，国民党在中国台湾的执政地位相对还是比较稳固的，要不是李登辉的政策引起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国民党甚至至少在2000年还能保住其执政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执政绩效还是得到了台湾人民的肯定。
四、嫁接和扦插——东方式民主的两条路径
在植物繁殖学上有两种无性繁殖方式，一种叫做嫁接，还有一种叫做扦插。所谓嫁接是指把一种植物的芽或枝接在另一种植物的根或者茎上，而使两者生长为一体的繁殖方法。扦插是指截取可用此法进行繁殖的一些植物的叶、芽、茎或根等部分，而将这些截取的部分插在水里(待生出假根后再移到土里)，或直接插到土里而进行繁殖的方法。这两种方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嫁接需要考虑砧木与接穗的亲缘性，如果亲缘性差则会出现生出畸形果实甚至不可存活的后果。而扦插则只需要提供插条生长所需基本条件就可以使其变成在所进行扦插之土壤里的新植株。我们认为儒家文化区在进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与此相类似的两种路径。
1 嫁接式生成的东方式民主。作为西方文化枝条的政治民主，如果嫁接在和西方文化亲缘性相近的砧木文化上，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成功率是很高的。但作为有鲜明特征的儒家文化来说(当然现今儒家文化区的文化也是经过了西方文化高度冲击后的文化了，但毕竟还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简单地把西方政治民主体制照抄照搬过来的话，因为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缘性，必然就会产生排异性反应。这种排异性反应表现为：经济活动受冲击、政治过热、社会动荡、矛盾激化、贪腐盛行等等。在东方式民主中，这种嫁接式民主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韩国和中国台湾了。当然韩国与中国台湾的政治民主转型有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推动的差别，但在民主化中显现的问题上却有极大的共同：在韩国，“金泳三上台后。为了惩治政经勾结的‘韩国病’。把推进政治民主化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忽略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认识到政治民主化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人为地造成了民主主义阻碍经济正常发展。”韩国政府“朝小野大”的局面也是一个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造成了经常性的政局不稳。韩国区域性的政党结构也使得社会矛盾升级。其贪污腐败现象更是一个屡治不去的顽症，从卢泰愚、全斗焕的贪腐行为，到卢武铉的自杀事件，无一不是对韩国腐败政治的印证。而在中国台湾，“民进党上台后，台湾经济出现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成长率自2000年的5.8％，转变为2001年的负增长2.2％、2002年的3.59％，在亚洲排倒数第二名，经济衰退率在亚洲高居第一。失业率高居不下，一度升高至5.06％，失业人数超过50J7人，因失业剧升导致自杀、偷盗、犯罪等家庭悲剧发生率上升。”而且，台湾的议员们居然可以在立法院内拳脚相向，民众动不动就有几万规模的大游行，原先并不明显的族群矛盾被政党为争取选票而故意煽动起来，而陈水扁本人锒铛入狱也是由于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
2 扦插式生成的东方式民主。而扦插式生成的政治民主，与嫁接式生成的政治民主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扦插式的政治民主生成方式，是把西方政治民主的插条截取之后，放在了精心培育的东方儒家新文化的土壤里。这样在两者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政治民主的插条不断直接地从东方儒家文化的土壤里吸取养分。而东方儒家文化也为了让政治民主成活而不断地改变着自己。如此培育出的政治民主样式，是与嫁接式生成的民主样式有很大不同的东方式民主。这种扦插式生成的东方式民主的代表者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长期实行一党执政，但却坚持一人一票的全国选举。而且这种一党执政的现象使得新加坡社会避免了其内部复杂的种族、宗教群体的分裂与冲突，极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这与内部族群矛盾远简单于新加坡的韩国、中国台湾来比较的话，一个是使矛盾内敛化，而另外两个则是使矛盾放大化。这个好处是不证自明的。而且新加坡成功地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接起来，形成了其全社会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观，这与韩国、中国台湾的政治信仰混乱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加坡以法治权、惩治贪污腐败的方法与手段也受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赞誉，新加坡政府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新加坡的东方式民主的主要特征是，精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巧妙结合。一方面建立健全了民主框架下的精英治国体制；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社会的积极性，将个人与家庭相结合，提高了社会的整合度。应该说新加坡的东方式民主是程序性民主与绩效性民主的成功结合，是后发国家进行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极佳样板。
五、东方式民主的前景
政治发展模式和市场经济体制明显的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作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它具有各地通用的性质，因为它更倾向于是一种工具意义，与哪个民族、哪种文化并不相关。而政治发展模式则属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深深受制于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活习惯、发展阶段，所以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的政治发展模式就必然地会表现出多样性的特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发展模式必须要与其所在地方的文化样式相一致。
关于东方式民主，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东方式民主徒有民主之形、不是真正民主、不会长久。比如，有人认为，“在西方学者看来，‘东亚式民主’只是具有某些民主形式的政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还有人认为，“要想长久地维持‘亚洲式民主’是有困难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更在于‘亚洲式民主’并非独立的民主形态。而只是贴上了民主标签的一种或开明或极权的专制。”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根本就不会滋生民主，如“在费正清看来，儒学根本不可能成为民主理念滋生的温床，相反却是中国社会长久停滞不前的文化因素。儒学是一种具有窒息一切生命力量的惰性的文化”。也有人讲，“儒家文化不能为在‘亚洲式民主’中所看到的不民主的实践辩解，也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儒家的民主’既是真正的民主，又比西方‘过分个人主义’的民主优越。”
但儒家文化并不是不能与政治民主共存的文化样式，这已经为儒家文化区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民主实践所证明了。因为我们相信，“儒学与现代民主的比较研究应建立在更深刻、更深层次的中西文化比较的认知基础之上。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不具有普世的价值和意义，儒学作为一种与西方文化具有同等价值的文化形态，将发展出一种与之相对应的社群民主理念。”社群民主有可能成为东方式民主的一个发展方向，就像著名政治学家伯林就“认为自由和社群形式满足了人类不同但同样深刻的需要，它们是能够而且也是应该平衡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儒家文化与政治民主融合的政治转型过程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我们现在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不就此证明我们已经大功告成了。毕竟“政治转型是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的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政治转型的过程也并非只是从极权政体到威权政体，再到民主政体这样一条直线或不可逆转的过程，有许多案例显示出民主——威权——民主这样一条变迁路径。”所以有人认为韩国金泳三政权时期是韩国完成民主化的时期，说中国台湾2000年的政党交替是其完成政治民主化转型的标志的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东方式民主建设的困难性，我们知道，“西方的民主制度已有一二百年的经验，民主选举，是政党在执政技巧上的比拼，是民众根据不同的政策进行权衡与判断的结果，是政策之争，并非核心价值之争。而对于从殖民或者战争阴影走出来的亚洲国家来说，短短几十年的民主尝试，不足以化解民族仇恨以及以宗法、王权、血缘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秩序。”设置此事实于不顾，而对民主制度生吞活剥地移植，则必然会造成不成熟的东方式民主样式。比如在“韩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与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不同，并不是由人民自下而上参与政治而开始渐进发展的，而是在解放后的短时间内，借助经济发展和对西方现代化的追求而展开。结果导致传统的儒教思想与现代化及政治发展格格不入，获得的评价不高甚至是批判性的，在韩国形成了一个不成熟的民主社会”。这都是以巨大社会成本换取的经验，对此，每一个正在致力推进政治民主建设的儒家文化国家或地区都是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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