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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赋宁（1917—2004），生于江苏南京，祖籍陕西蒲城。西方语言文学大师，著名教育家、翻译家。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生导师。通晓英、法、德、拉丁、希腊和古英语等多种外语。执教数十年，先后开设过十几门英法语言文学课程，教学艺术炉火纯青，蜚声学界，桃李满天下。
李赋宁辛勤笔耕60余年，主要研究成果包括《英语史》、《李赋宁论英语学习和西方文学》、《蜜与蜡：西方文学阅读心得》、《英国文学论述文集》、《漫谈英语学习》和《英语学习经验谈》等多部专著，《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和《约翰生〈莎士比亚戏剧集〉序》等多部译著，《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合编）和《英语学习指南》等多部编著；并发表评论莎士比亚、乔叟、荷马和有关西方语言文学及英语教学与研究的学术论文数十篇。《英语史》荣获国家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担任总主编的三卷四册《欧洲文学史》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文学类提名奖、第六届全国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72年，英国首相希思访华，其间突然提出一个要求，要到北京大学听一堂英语课。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学课程经常受到各种政治活动的冲击。希思希望通过听课来了解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中国大学英语状况。
让希思始料不及的是，他竟然听到了一堂高水准的英语课。授课的教师操一口漂亮的英式英语，纯正、优雅、平实，发音甚至比许多西方人还要标准。
这位令希思惊讶不已的教师，就是时年55岁的北大西语系教授李赋宁。
30多年后，北大英语系教授辜正坤在回忆当年这堂英语课时还很动情。他说，希思没有想到有能说如此漂亮英语的人，当时这件事一下就传开了，那些英国人也很震动，他们觉得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外语人才肯定是青黄不接，但是听了这堂课后，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
与国学大师吴宓先生的一生缘
有人说，李赋宁学习语言是有天赋的。11岁那年，他随全家从西安迁到北京。在国文课上，老师让他读课文，他不会北京话，就用西安话读，没想到刚一读完，全班同学都举手列举他的发音错误。李赋宁非常委屈，此后几天，他不再开口说话。一周后，再读课文，已经是标准的北京口音了。
在李赋宁的一生中，英语成为他除母语外最重要的生活工作语言。在他年幼的时候，最早听到的英语来自父亲一位同事的英籍夫人。但是，使李赋宁最终走上英语学习和教学生涯的，却是他父亲最好的朋友之一、著名国学大师吴宓先生。
李赋宁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仪祉曾留学德国，是近代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曾主持治理黄河、长江，主持导淮和陕西泾惠、洛惠、渭惠等灌溉工程，功勋卓著，名扬四海。
吴宓与李仪祉是同乡，他非常钦佩李仪祉的学问及为人，尤其感激李仪祉兴修泾惠、洛惠、渭惠等渠，造福国家，造福陕西。
20世纪20年代初，李仪祉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与留美归来的吴宓在南京鼓楼北二条巷24号合租一幢小楼，两家朝夕相处，关系非常密切。在吴宓的大女儿出生前，李赋宁是小楼里唯一的宝贝，三四岁时已会揺揺摆摆地独自上楼串门儿，有时还拖张凳子到吴夫人的五斗橱跟前，爬上去掏糖罐里的糖吃。五六十年后，李赋宁同吴夫人谈起这些有趣的往事，还很开心。
1935年，李赋宁按父亲的意愿，报考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为清华工学院的备取生，但在报到时，由于数理的分数稍差，学校建议他转系。
李赋宁的兴趣在英语，想转外文系。而父亲却认为理科实用，希望他学理科。另一位同乡教授、政治系的张奚若则劝他上政治系。
犹豫再三，李赋宁登门拜访了当时在外文系任教的吴宓。
吴宓得知他的来意后，把他让到客厅，用英语跟他对话，最后说了一句“那很好嘛”。于是，在吴宓的推荐下，李赋宁开始了他终其一生的英语学习和教学生涯。
“文化大革命”中，吴宓受到迫害，并于1978年1月含冤以终。李赋宁为吴宓的平反积极奔走，终于在1979年7月19日由西南师院召开全院教职员工大会，为吴宓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我这一生能考取清华大学
是十分幸运的”
李赋宁进入清华大学时，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师资力量之强，在国内的大学中是屈指可数的。
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早年留学英国，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方戏剧；吴宓从美国留学归来，讲授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并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结合中国对外语人才的需要，制定了外文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主张中国文学系和外国语文学系共同培养通晓中西文化的通才。
钱钟书、曹禺、张骏祥以及后来一批优秀的外语教师、翻译家、外事工作者，都曾经受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李赋宁随学校迁往长沙。他的大三上学期，就是在南岳衡山圣经学院度过的。
当时南岳衡山上学术空气浓厚，讲学之风甚盛，学生可以自由聆听冯友兰讲中国哲学、汤用彤讲印度哲学、金岳霖讲逻辑、闻一多讲《诗经》、钱穆讲中国历史、吴宓讲西方文学史……
在外文系，剑桥大学毕业的青年诗人兼批评家燕卜荪讲授莎士比亚、英文诗歌、英文散文和作文课；吴达元讲授高年级法文课；柳无忌讲授现代英国文学课；吴宓开设西方古代文学课……
短短的一个学期，李赋宁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世界文学的精华。
多年后，在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时，李赋宁记忆犹新：“1937年11月初，我随吴宓先生和汤用彤先生（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自长沙赴南岳。汤先生和吴先生是清华学堂和美国哈佛大学两度同学。加上陈寅恪先生，他们三人当年曾被称为中国留美学生中的‘哈佛三杰’。在南岳山上，我有幸听到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的讲课。有一次钱先生讲宋朝农民运动时提到农民中有‘吃菜侍魔’的口号，类似李自成在陕北起义时提出的‘迎闯王、不纳粮’口号。钱先生用很重的无锡口音念出‘吃菜侍魔’四个字，我好不容易才听懂，至今记忆犹新。1938年春，长沙临时大学再迁云南，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和蒙自（文、法学院所在地）开学。1938年秋，蒙自分校迁回昆明。西南联大时期，三校名教授云集，教学质量堪称国际上第一流，同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师生勤奋学习、研究，基础理论和基本功结实、牢靠，有些成果几乎能和国际研究前沿接轨。”
对于那段岁月，李赋宁充满感激之情：“生活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耳濡目染，受到不自觉的熏陶，这对我们选择今后的生活道路无形中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1938年初，由于武汉失守，长沙危急，临时大学南迁昆明。李赋宁与许国璋等同学随学校绕道香港、越南前往昆明，开始了他们的西南联大生活。
得天独厚的师资、相对稳定的环境，为李赋宁后来从事英语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西南联大，他与许国璋、王佐良、李博高同住一个宿舍，学业上相互切磋，还联合政治系同学一起，组成英语俱乐部，取名为“湖畔绅士”，不定期举行英语报告会、讨论会和舞会。
1939年，李赋宁大学毕业，吴宓又一次成为他的人生导师，吴宓对李赋宁说：“你既然爱好法国文学，何不报考法国文学研究生？”于是，李赋宁投到吴达元门下，研究莫里哀的喜剧。
两年后，李赋宁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被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聘为教员，开始了他终生的外语教学生涯。
李赋宁在85岁高龄写作回顾一生的《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一书时，他这样写道：
我这一生能考取清华大学是十分幸运的……清华从30年代中叶开始在国内已成为第一流的大学，超过许多美国的小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联合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我有幸在这个学校先当学生、后当教师共达八年之久，对我的成长极为有利。这里有做学问的样板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楷模。许多人都称赞西南联大培养了杰出人才，这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外语界一代英才最完美的句号
李赋宁一生都在从事英语教学工作。1946年，他到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就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学习美国大学英文系的教学与科研的要求和方法，争取学成回国后有助于提高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学术水平。
在耶鲁大学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他在信中说：“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
多年后，他们成为中国外语教学的最佳搭档，被人们称为英语教学的“绝配”。
1949年底，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第二年4月，李赋宁也回到阔别多年的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调到北京大学任教。
20世纪50年代，国内的英语教学盛行苏联的教学法，使用的也是苏联的英语读本，比较浅显。李赋宁在教学中强调，学好英语，必须落实在笔头上，一定要打好听、说、读、写的基本功。
李赋宁让学生每周写一篇英文作文，并为他们批改作业。他希望他的学生能在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上，感受语言、体会英语的神韵。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李赋宁常常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与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一起讨论英语教学问题，并开始为青年读者编写英美文学活页文选。
不止一位学生回忆道，李赋宁在讲课时带给学生的那种来自情感的冲击：当他讲到德伯家的苔丝紧紧地抓住订婚戒指，生怕被未婚夫遗弃时；当他讲到奥德修斯漂泊10年回到家乡时容颜大改，只有他的老狗认出他，老狗扑向主人并死在主人的脚边时……李赋宁常会声泪俱下。
李赋宁为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所感动，而学生们则在他如此生动的授课中，一点一点地体会着另一种语言的神韵和魅力。
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曾经描述过他在北大读书时对李赋宁的印象：“铃声中，先生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向学生微微鞠躬问好后，说：‘Comrades，let me tell you a story，a very short story（同学们，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小故事）.’”
故事是关于古希腊诸神的。在李肇星听来，“先生的语言简洁流畅，语调平缓，并无刻意的抑扬顿挫，但在平实之中充盈着高雅。我和同学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
多年后，李肇星作为外交官，多次见到英国女王，他发现，李赋宁的英语竟然就像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皇家英语”或“钦定英语”那样，以简洁为美。
熟悉李赋宁的人都知道，他对于英语发音的要求是相当苛刻的。在留学耶鲁大学时，以英语好而闻世的林语堂来耶鲁演讲，李赋宁的评价居然是：“他的英文虽然写得很地道，但英语语音、语调却不很好。”
什么程度的英语才能叫做“学好了英语”？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在坊间流传：
有人说自己英语好，托福考了多少多少分、GRE考了多少多少分。英语系学生一听就笑了：那是哑巴英语！God，你能用英语自如交流吗？英语专家一听就笑了，跟谁交流？God，你能背诵莎士比亚吗？老先生一听就笑了，莎士比亚？God，你懂古英语吗？法语呢？德语呢？拉丁语呢？
于是有人问：抛开这个段子中的玩笑成分，能担当得起这般传奇式的“老先生”，除了李赋宁，还有谁呢？
李赋宁治学范围涉及哲学、伦理学、文学、美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通晓英、法、德、拉丁、希腊语和古英语等多种外语；执教数十年，他先后开设过专业英语、专业法语、古英语、拉丁语、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欧洲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和汉英翻译等十几门课程。
他的扛鼎之作《英语史》被誉为“英语史教学研究的里程碑”；他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闻名遐迩；他担任总主编的三卷四册《欧洲文学史》成为大学外语教学的重要教材……
2005年4月， 李赋宁去世周年前夕，他的遗作《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一书出版。那是李赋宁在晚年以85岁高龄的病弱之躯，用自传体的形式，为20世纪中国动荡苦难和跌跌撞撞的外语教学写下的一部历史。
人们非常怀念曾经有过的那个年代，中国英语学界人才济济：除了李赋宁，还有杨周翰、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查良铮（穆旦）……
但是，他们都在李赋宁之前逝去了。李赋宁独担重任，写下了这段历史，而他自己，也成为中国外语界一代英才最完美的句号。
著名女作家冰心曾经为李赋宁录书一段自己作品中的文字，那正是李赋宁一生的真实写照：“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的确，李赋宁的一生都献给了他深深热爱的外语教育事业。他留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他是外语界的泰斗、大师，他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呕心沥血、沟通中西文化的架桥人。
（责任编辑谢文雄）
李赋宁辛勤笔耕60余年，主要研究成果包括《英语史》、《李赋宁论英语学习和西方文学》、《蜜与蜡：西方文学阅读心得》、《英国文学论述文集》、《漫谈英语学习》和《英语学习经验谈》等多部专著，《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和《约翰生〈莎士比亚戏剧集〉序》等多部译著，《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合编）和《英语学习指南》等多部编著；并发表评论莎士比亚、乔叟、荷马和有关西方语言文学及英语教学与研究的学术论文数十篇。《英语史》荣获国家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担任总主编的三卷四册《欧洲文学史》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文学类提名奖、第六届全国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72年，英国首相希思访华，其间突然提出一个要求，要到北京大学听一堂英语课。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学课程经常受到各种政治活动的冲击。希思希望通过听课来了解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中国大学英语状况。
让希思始料不及的是，他竟然听到了一堂高水准的英语课。授课的教师操一口漂亮的英式英语，纯正、优雅、平实，发音甚至比许多西方人还要标准。
这位令希思惊讶不已的教师，就是时年55岁的北大西语系教授李赋宁。
30多年后，北大英语系教授辜正坤在回忆当年这堂英语课时还很动情。他说，希思没有想到有能说如此漂亮英语的人，当时这件事一下就传开了，那些英国人也很震动，他们觉得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外语人才肯定是青黄不接，但是听了这堂课后，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
与国学大师吴宓先生的一生缘
有人说，李赋宁学习语言是有天赋的。11岁那年，他随全家从西安迁到北京。在国文课上，老师让他读课文，他不会北京话，就用西安话读，没想到刚一读完，全班同学都举手列举他的发音错误。李赋宁非常委屈，此后几天，他不再开口说话。一周后，再读课文，已经是标准的北京口音了。
在李赋宁的一生中，英语成为他除母语外最重要的生活工作语言。在他年幼的时候，最早听到的英语来自父亲一位同事的英籍夫人。但是，使李赋宁最终走上英语学习和教学生涯的，却是他父亲最好的朋友之一、著名国学大师吴宓先生。
李赋宁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仪祉曾留学德国，是近代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曾主持治理黄河、长江，主持导淮和陕西泾惠、洛惠、渭惠等灌溉工程，功勋卓著，名扬四海。
吴宓与李仪祉是同乡，他非常钦佩李仪祉的学问及为人，尤其感激李仪祉兴修泾惠、洛惠、渭惠等渠，造福国家，造福陕西。
20世纪20年代初，李仪祉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与留美归来的吴宓在南京鼓楼北二条巷24号合租一幢小楼，两家朝夕相处，关系非常密切。在吴宓的大女儿出生前，李赋宁是小楼里唯一的宝贝，三四岁时已会揺揺摆摆地独自上楼串门儿，有时还拖张凳子到吴夫人的五斗橱跟前，爬上去掏糖罐里的糖吃。五六十年后，李赋宁同吴夫人谈起这些有趣的往事，还很开心。
1935年，李赋宁按父亲的意愿，报考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为清华工学院的备取生，但在报到时，由于数理的分数稍差，学校建议他转系。
李赋宁的兴趣在英语，想转外文系。而父亲却认为理科实用，希望他学理科。另一位同乡教授、政治系的张奚若则劝他上政治系。
犹豫再三，李赋宁登门拜访了当时在外文系任教的吴宓。
吴宓得知他的来意后，把他让到客厅，用英语跟他对话，最后说了一句“那很好嘛”。于是，在吴宓的推荐下，李赋宁开始了他终其一生的英语学习和教学生涯。
“文化大革命”中，吴宓受到迫害，并于1978年1月含冤以终。李赋宁为吴宓的平反积极奔走，终于在1979年7月19日由西南师院召开全院教职员工大会，为吴宓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我这一生能考取清华大学
是十分幸运的”
李赋宁进入清华大学时，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师资力量之强，在国内的大学中是屈指可数的。
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早年留学英国，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方戏剧；吴宓从美国留学归来，讲授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并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结合中国对外语人才的需要，制定了外文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主张中国文学系和外国语文学系共同培养通晓中西文化的通才。
钱钟书、曹禺、张骏祥以及后来一批优秀的外语教师、翻译家、外事工作者，都曾经受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李赋宁随学校迁往长沙。他的大三上学期，就是在南岳衡山圣经学院度过的。
当时南岳衡山上学术空气浓厚，讲学之风甚盛，学生可以自由聆听冯友兰讲中国哲学、汤用彤讲印度哲学、金岳霖讲逻辑、闻一多讲《诗经》、钱穆讲中国历史、吴宓讲西方文学史……
在外文系，剑桥大学毕业的青年诗人兼批评家燕卜荪讲授莎士比亚、英文诗歌、英文散文和作文课；吴达元讲授高年级法文课；柳无忌讲授现代英国文学课；吴宓开设西方古代文学课……
短短的一个学期，李赋宁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世界文学的精华。
多年后，在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时，李赋宁记忆犹新：“1937年11月初，我随吴宓先生和汤用彤先生（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自长沙赴南岳。汤先生和吴先生是清华学堂和美国哈佛大学两度同学。加上陈寅恪先生，他们三人当年曾被称为中国留美学生中的‘哈佛三杰’。在南岳山上，我有幸听到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的讲课。有一次钱先生讲宋朝农民运动时提到农民中有‘吃菜侍魔’的口号，类似李自成在陕北起义时提出的‘迎闯王、不纳粮’口号。钱先生用很重的无锡口音念出‘吃菜侍魔’四个字，我好不容易才听懂，至今记忆犹新。1938年春，长沙临时大学再迁云南，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和蒙自（文、法学院所在地）开学。1938年秋，蒙自分校迁回昆明。西南联大时期，三校名教授云集，教学质量堪称国际上第一流，同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师生勤奋学习、研究，基础理论和基本功结实、牢靠，有些成果几乎能和国际研究前沿接轨。”
对于那段岁月，李赋宁充满感激之情：“生活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耳濡目染，受到不自觉的熏陶，这对我们选择今后的生活道路无形中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1938年初，由于武汉失守，长沙危急，临时大学南迁昆明。李赋宁与许国璋等同学随学校绕道香港、越南前往昆明，开始了他们的西南联大生活。
得天独厚的师资、相对稳定的环境，为李赋宁后来从事英语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西南联大，他与许国璋、王佐良、李博高同住一个宿舍，学业上相互切磋，还联合政治系同学一起，组成英语俱乐部，取名为“湖畔绅士”，不定期举行英语报告会、讨论会和舞会。
1939年，李赋宁大学毕业，吴宓又一次成为他的人生导师，吴宓对李赋宁说：“你既然爱好法国文学，何不报考法国文学研究生？”于是，李赋宁投到吴达元门下，研究莫里哀的喜剧。
两年后，李赋宁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被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聘为教员，开始了他终生的外语教学生涯。
李赋宁在85岁高龄写作回顾一生的《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一书时，他这样写道：
我这一生能考取清华大学是十分幸运的……清华从30年代中叶开始在国内已成为第一流的大学，超过许多美国的小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联合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我有幸在这个学校先当学生、后当教师共达八年之久，对我的成长极为有利。这里有做学问的样板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楷模。许多人都称赞西南联大培养了杰出人才，这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外语界一代英才最完美的句号
李赋宁一生都在从事英语教学工作。1946年，他到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就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学习美国大学英文系的教学与科研的要求和方法，争取学成回国后有助于提高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学术水平。
在耶鲁大学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他在信中说：“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
多年后，他们成为中国外语教学的最佳搭档，被人们称为英语教学的“绝配”。
1949年底，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第二年4月，李赋宁也回到阔别多年的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调到北京大学任教。
20世纪50年代，国内的英语教学盛行苏联的教学法，使用的也是苏联的英语读本，比较浅显。李赋宁在教学中强调，学好英语，必须落实在笔头上，一定要打好听、说、读、写的基本功。
李赋宁让学生每周写一篇英文作文，并为他们批改作业。他希望他的学生能在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上，感受语言、体会英语的神韵。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李赋宁常常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与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一起讨论英语教学问题，并开始为青年读者编写英美文学活页文选。
不止一位学生回忆道，李赋宁在讲课时带给学生的那种来自情感的冲击：当他讲到德伯家的苔丝紧紧地抓住订婚戒指，生怕被未婚夫遗弃时；当他讲到奥德修斯漂泊10年回到家乡时容颜大改，只有他的老狗认出他，老狗扑向主人并死在主人的脚边时……李赋宁常会声泪俱下。
李赋宁为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所感动，而学生们则在他如此生动的授课中，一点一点地体会着另一种语言的神韵和魅力。
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曾经描述过他在北大读书时对李赋宁的印象：“铃声中，先生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向学生微微鞠躬问好后，说：‘Comrades，let me tell you a story，a very short story（同学们，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小故事）.’”
故事是关于古希腊诸神的。在李肇星听来，“先生的语言简洁流畅，语调平缓，并无刻意的抑扬顿挫，但在平实之中充盈着高雅。我和同学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
多年后，李肇星作为外交官，多次见到英国女王，他发现，李赋宁的英语竟然就像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皇家英语”或“钦定英语”那样，以简洁为美。
熟悉李赋宁的人都知道，他对于英语发音的要求是相当苛刻的。在留学耶鲁大学时，以英语好而闻世的林语堂来耶鲁演讲，李赋宁的评价居然是：“他的英文虽然写得很地道，但英语语音、语调却不很好。”
什么程度的英语才能叫做“学好了英语”？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在坊间流传：
有人说自己英语好，托福考了多少多少分、GRE考了多少多少分。英语系学生一听就笑了：那是哑巴英语！God，你能用英语自如交流吗？英语专家一听就笑了，跟谁交流？God，你能背诵莎士比亚吗？老先生一听就笑了，莎士比亚？God，你懂古英语吗？法语呢？德语呢？拉丁语呢？
于是有人问：抛开这个段子中的玩笑成分，能担当得起这般传奇式的“老先生”，除了李赋宁，还有谁呢？
李赋宁治学范围涉及哲学、伦理学、文学、美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通晓英、法、德、拉丁、希腊语和古英语等多种外语；执教数十年，他先后开设过专业英语、专业法语、古英语、拉丁语、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欧洲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和汉英翻译等十几门课程。
他的扛鼎之作《英语史》被誉为“英语史教学研究的里程碑”；他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闻名遐迩；他担任总主编的三卷四册《欧洲文学史》成为大学外语教学的重要教材……
2005年4月， 李赋宁去世周年前夕，他的遗作《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一书出版。那是李赋宁在晚年以85岁高龄的病弱之躯，用自传体的形式，为20世纪中国动荡苦难和跌跌撞撞的外语教学写下的一部历史。
人们非常怀念曾经有过的那个年代，中国英语学界人才济济：除了李赋宁，还有杨周翰、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查良铮（穆旦）……
但是，他们都在李赋宁之前逝去了。李赋宁独担重任，写下了这段历史，而他自己，也成为中国外语界一代英才最完美的句号。
著名女作家冰心曾经为李赋宁录书一段自己作品中的文字，那正是李赋宁一生的真实写照：“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的确，李赋宁的一生都献给了他深深热爱的外语教育事业。他留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他是外语界的泰斗、大师，他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呕心沥血、沟通中西文化的架桥人。
（责任编辑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