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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拍电影的导演，“文革”后只有汤晓丹一个人还能拍这么多戏，从无声片时代一直到新时期的电影，他经历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全过程。
“牛肉干吃了吗?’’汤沐海的4岁女儿在电话那头，她的祖母蓝为洁在这头拎着话筒，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一般来说，她都是一个人住在延安路上的一座公寓里，她的先生著名导演汤晓丹长期住在华东医院，汤沐海和汤沐黎，她的两个孩子定居在外，终究不能经常见面。孤单，也许有的吧?
事实上她很忙，她现在正为汤晓丹整理日记，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将汤晓丹从1949年至1980年的日记仔仔细细地抄写、整理。100岁高龄的汤晓丹是目前国内年龄最大的电影导演，在这一个世纪中，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变故：抗战、解放、反右、“文革”、改革开放……历史都写在他的电影和人生中。
在“文革”前，汤晓丹一直是先进，他光做事，不说话，爱学习，不像别人爱发牢骚。这股劲头在他晚年也没有消失，这不，在医院里他更是爱上了英语，蓝为洁说：“他现在在医院里还被视作病人中间的标兵。他很执著。你看他现在，上海办世博会号召大家学英语，他也就很起劲地在复习。他原来是印尼侨民，6岁读书，学的是印尼语和英语，主要是英语。解放后不用英语，所以就生疏了。”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大寿星，养生的秘诀何在?蓝为洁乐呵呵地说：“他不是身体好。而是有一种毅力。医院几次病危通知下来，既然后来抢救过来，他就严格要求自己配合医生，学习啊、锻炼身体啊。”
香港电影开拓者
汤晓丹是印度尼西亚华侨，10岁时随父回国。1928年在厦门集美农林专科学校学习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后到上海，1931年入天一影片公司任布景师，次年任导演。1934年的夏天，上海“天一”公司老板邵醉翁的三弟邵仁枚突然找到年仅24岁的导演汤晓丹，请他到香港合作拍片。当时，汤晓丹导演的《白金龙》等影片在海外很受华人的欢迎，邵仁枚在马来西亚发行汤晓丹的影片也赚了一笔，所以才力邀他参与到他的香港计划中去。
汤晓丹称之为“冒险一试”，这一年的夏天来到香港。除了第一部影片《并蒂莲》放了哑炮之外，其他所有的影片都使出品方名利双收，其中尤以抗日三部曲(描写“一·二八”事变的《上海火线后》、描写东江游击队的《小广东》和描写全民抗日的《民族的吼声》)广受好评。
可以说，汤晓丹在香港的电影生涯证明，早在1949年之前，香港的电影业就已经起步并形成一定的规模。香港电影学者罗卡曾经断言：“香港的电影要从1949年之后算起。”蓝为洁看到了，当即给罗卡写信，说：“看来罗卡先生的判断有误。”罗卡拿着蓝为洁的信去图书馆查阅，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汤晓丹可能一直都住在香港。香港沦陷之前，汤晓丹在香港拍抗日三部曲，当时可没有哪个导演在香港拍这样题材的电影，可是他连广东东江游击队的故事都拍了，接下来是《民族的吼声》，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日本人勾结。发国难财。
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日本的一名高级将领矶谷廉介(在日军中地位大致相当于美军中的麦克阿瑟)请梅兰芳、金艳、电影皇后胡蝶和汤晓丹一起吃饭。饭毕问他：“愿不愿意给大日本皇军拍一部电影?”汤晓丹冷冷地问他：“是什么内容?”回答说就是日本人打败英国人。出于民族大义，这样的片子，汤晓丹打死也不会拍，自然，肯定就在香港待不下去。于是他化装成难民，先逃至桂林，然后到重庆。
“他在香港的电影没有保存下来，没有了，不可能保存的。”蓝为洁沉痛地说，“日本人见了这样的电影还不砸了扔了?那些资本家拿去的，那么多年了，也无从查起。不要说香港了，就是在上海拍的电影有些都没有了。解放之后，解放前拍的那些影片放在仓库里的费用很贵，付不起，所以就说要把那些底片给我们。我们家哪里有保存的条件?写了个条：毫无保留价值，一把火就烧掉了。就留了一点昆仑电影制片厂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那是因为夏衍要留下来，别人的几乎没有留下来。”
就这样逃难似的从香港回到内地，正巧，中国电影制片厂有一个摄制组到桂林拍戏，而导演苏怡生病，请汤晓丹代他导演这个片子，内容讲的是中国如何增强防空意识。
“其实苏怡是很早的地下党员，汤晓丹1929年到上海，认识苏怡。”谈到苏怡，蓝为洁想起了更多的往事，“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他是闸北区的区委书记。而中国电影制片厂原本是国民党的一个电影机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阳翰笙这些人带了一大批共产党员打入电影制片厂。结果解放以后这批人就成了一笔糊涂账，阳翰笙带去的共产党员全都说成了国民党，或者说有个暗中的国民党身份，简直荒谬到了极点，荒唐透顶!”
有这一句就够了
香港呆不下去，只好退居重庆。正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汤晓丹和蓝为洁相识并相恋了，从此携手走过相濡以沫的50多年的春秋。
蓝为洁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和汤晓丹最初相识的那一年的情景。“哦，那早了。”蓝为洁爽朗地笑着说。那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他从香港到重庆，而蓝为洁是重庆人，在一家电影制片厂里工作，这家厂当时叫“中国电影制片厂”，其实就是现在的上海电影制片厂。
1944年冬天，蓝为洁去上班，在那碰上了早已名声大噪的汤晓丹。电影厂很小，“我在技术科，他在编导委员会。不用人介绍，就在一个厂里。那时的厂很小，现在不拍戏不拿薪水见不到人，那时几乎是天天见面。”
作为大后方的重庆也不怎么宁静。在重庆拍戏的时候，日本人的飞机还在轰炸，拍片的艰苦可见一斑。
重庆地方并不大，全国抗战的人都跑到那地方去，结果，四川人双重遭殃。一方面是日本的飞机，防空警报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另一方面是因为南京的中央大员逃到重庆，僧多粥少，如何安排工作?那只能舍车保帅。当地老百姓的工作都给辞退，位置留出来，留给那些下江人(下江：四川人对长江下流的称呼)。蓝为洁的父亲本来是银行职员，中央政府一来，也给遣散，根本不给工作机会，只好住到乡下去。不仅如此，住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问题，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还强占四川人的房子。刚开始讲得很好，可是一旦住进去又耍赖拖欠房租，甚至强占民居，一时间怨声载道。
汤晓丹在重庆，起先是无片可拍，后来拍了一个“谍战剧”。故事讲的是一名警官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在一个小地方，破获一起恶性案件的故事。案件定论一开始是情杀，分配去的小青年感觉疑点重重，一查就发现猫腻：这是日本间谍机关作的案!最后自然是一网打尽日本间谍，大快人心。披着“谍战剧”的外衣，其实还是要行宣传抗日之实。现在看来这部戏进步得不能再进步了，可是吊诡的是，解放后出 版的一本《中国电影史》上居然说这是反动影片!蓝为洁真是哭笑不得：“一网打尽日本间谍怎么反动?当时汤晓丹在重庆，国共合作时期，不是在延安，你要他一定要公开拍一个反对国民党的电影怎么可能?”
解放后，有人说：“汤晓丹你啊，拍过这么多好片子，但这个戏是反动的。”汤晓丹选择了沉默，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现在申辩不合时宜。”但是蓝为洁不买账，辗转找到《中国电影史》的主编程季华先生，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要有意见当面说，写文章说也可以。”程季华先生的回答非常含蓄，他说：“当时我们也没有看过这部影片。”
有这一句就够了。
汤晓丹和国民党毫无瓜葛。抗战结束后，汤晓丹一没有官方的支持，二没有资金，所以其他电影界的同仁很快就回到上海抢滩头、占地盘，可是汤晓丹走不了。这时，正好国民党社会部请他拍片，讲抗战时候的孤儿的生活，六集，名字叫《烽火幼苗》。汤晓丹提出：“我不要酬劳，但是戏完了之后给我一张从重庆到上海的机票。”这对政府部门来讲真是轻而易举小菜一碟，汤晓丹这才有机会重回上海。
可是，上海不是天堂。汤晓丹做百岁寿诞的时候放的电影就是他1946年回到上海后拍的进步影片《天堂春梦》。“天堂”自然指的是十里洋场的上海，春梦则暗喻易碎的泡沫。影片中的建筑工程师多多少少有一些当时汤晓丹内心苦闷的影子吧?对于上海，他有没有一些恐惧和绝望?工程师造了很多高楼大厦，可是他自己却没有房子住，最后，他被这恶魔一般的城市给吞没了。
拍这样一部影片，在当时，汤晓丹也冒着极大的风险。最后，不得已还是把结尾做了修改，原本结尾写主人公从他自己设计的房子高楼上跳下来，最后改成出走，消失在茫茫的雾气之中……
战争片专业户
提到汤晓丹，不得不提他在解放初期拍摄的几部战争片经典：《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与成荫合导)和《红日》，年纪大一些的观众对这些汤晓丹的代表作一定早就烂熟于胸。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些电影都不是汤晓丹本人提出的故事题材。“解放后汤晓丹没有自己找过题材，都是电影厂领导安排他来拍的。包括《不夜城》等等，都是这样的。”蓝为洁回忆说，“上面交下来的任务，汤晓丹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比他们提供的剧本拍得好，至少不能比它差。《渡江侦察记》的编剧是《南征北战》的编剧之一沈默君，那个编剧还是很有才华的。在当时，太有才华了也不行，后来被划为右派，真是很可惜。”
但是他心中有主见。《红日》中，石东根醉酒纵马的一场戏，主张删去的大有人在，可是他认为这是刻画人物心态最好的细节，所以尽管审查时褒贬不一，可是他仍然坚持将其保留了下来，只是70年代后期，上海电影局不知为何将这段戏给删了，惹得小说作者吴强很不高兴。汤晓丹很坦然地对他说：“我知道要剪，但是我没有参与。”
说起最负盛名的《渡江侦察记》中让儒雅风格的孙道临来演解放军连长，还有一小段插曲。孙道临之前的形象，多以知识分子为主，因而当汤晓丹提议由孙道临担纲主角李连长时，当时的电影局的某位领导坚决反对。电影中的士兵全部是真正部队的士兵。拍摄《渡江侦察记》的过程中，真正的渡江英雄都在剧组里，好多人都负伤残废。在这样人群中，出现一位“柔弱书生”会不会太过突兀?渡江英雄们会不会接受?这在当时确实是一步险招。
但是汤晓丹坚信孙道临身上有一股阳刚之气一直没有被挖掘出来。在此之前，汤晓丹和孙道临曾经在同一个学习小组脱产学习三个月，孙道临的学习总结给汤晓丹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他也知道，孙道临曾经到抗美援朝的第一线去，非常危险，当时范正刚等好多位同志都牺牲在朝鲜。汤晓丹觉得孙道临很用功，形象也很大方，可以出演这个角色，汤晓丹拍了那么多电影，他当然知道演员的可塑性和潜力，这是做导演起码的眼光。他再一次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反复要求不果后，汤晓丹最后给上级领导写了一封保证书，信中担保说：“孙道临一定能演好。”这是汤晓丹的自信和对孙道临的信任的表现，但同时也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政治上，他确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压力之下，蓝为洁是他最有力的支撑。蓝为洁不仅在精神上支持汤晓丹，在技术上她也是一把好手，《不夜城》、《红日》、《南昌起义》、《廖仲恺》都由蓝为洁剪辑。蓝为洁当然不是科班出身，在重庆的时候她在办公室担任行政工作，解放后她曾想去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做俄文翻译，结果没有成功。最后，她去了剪辑厂里，原因是她觉得这至少可以接触到片子。“我还是比较好学的，我想，没有当过儿媳妇，我们不能当婆婆。当然当时也有同行的嫉妒，大家都不相信我，他们不相信，但汤晓丹相信我。”蓝为洁说。
即使是在“文革”中经历各种磨难，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电影的理想，因为他热爱电影。“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让他们拍戏，“有些导演说我以后再也不拍电影了”，汤晓丹在日记里写道，“看来我以后要再做导演是不可能了，但是我在摄影棚里做个长工，当工人还是可以的。”
他只有一个志愿就是当导演，从1932年开始，他就是导演，从来没有做过别的。有的老电影人当了领导，自然就没有时间来拍电影。但是汤晓丹不同，“文革”结束之后，他又执导了7部电影，第一部戏是重拍的《渡江侦察记》，然后是《难忘的战斗》、《祖国啊!母亲!》、《傲蕾·一兰》、《南昌起义》、《廖仲恺》、《肖尔布拉克》，依旧是战争片专业户。解放前拍电影的导演，“文革”后只有汤晓丹一个人还能拍这么多戏，从无声片时代一直到新时期的电影，他经历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全过程。
汤氏兄弟：主要还是自己闪光
汤晓丹和蓝为洁的两个孩子。一个是享誉海外的画家，一个是著名的华裔指挥家，名声在外，可是都和电影没有太大的关系。“干吗一定要搞电影?”蓝为洁反问，“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出人头地有什么不好呢?我的观点是借光可以，主要还是要自己闪光。”
汤沐黎是汤氏夫妇的大儿子，从小就爱画画，曾被评为英国年度十五位优秀画家之一，在伦敦引起的轰动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都在称赞他们父子、兄弟的天资聪颖，可是谁又明了其中的艰辛?
“文革”中，因为父亲靠边站的缘故，汤沐黎的正式职业是牧场搬运工。他住在虹桥路上海第二结核病医院标本室里，床边上就是骷髅，医用的瓶子里还用福尔马林浸着人类器官，这是一个怎样恐怖的血淋淋的场景?可是他从未放弃，白天去牧场干活，晚上和周末画画。父亲怀着满心的歉疚对儿子说：“你投错了娘胎，我们有冤无处伸，让你也受累。”懂事的儿子安慰伤心的父亲：“问题总会水落石出的。”
就是在这间标本室里，汤沐黎创作了他在“文革”时代的重要作品：《针刺麻 醉》。这幅油画在全国美展上好评如潮，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也曾被印成宣传画广为流传，可以说是“文革”时期最著名的宣传画之一。
1984年，汤沐黎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参加文化部留学生考试，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被送往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绘画系深造，成为我国派出的首批公费美术留学生之一。刚到英国，他所在的牛津大学罗斯金艺术学院的老师就对这位来自“红色中国”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他们相信，他能将中国的人生体验和西方的绘画技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他们期待着汤沐黎成为中英友好的使者，创作一幅反映中英人民友谊的主题画。
画什么呢?初到英国的汤沐黎犯了难。不断地去大英博物馆查资料，忽然，一个人名出现在他的眼前：孙中山。对，就画曾经在伦敦蒙难又得到英国友人康纳利医生相助的孙中山!
他把全部的精神与精力都投入到创作这幅巨幅油画之中，也许是太过投入，有段时间，他竟然会“仿佛看到孙先生的背影就在前面的路上走，激励我奋笔捕捉他那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
从英国学成后，他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艺术系工作了4年，在康奈尔大学留下了8幅大作。1988年，汤沐海到辛辛那提市指挥俄罗斯交响乐专场，汤沐黎也到现场捧场。记者济济一堂，汤沐黎谈考察世界美术史的观感，汤沐海谈对古典音乐的独特见解，高谈阔论，一时风头无两。BBC电台以“汤氏兄弟向世界挑战”为题，报道汤沐海和汤沐黎这一对艺术兄弟闯荡西方的传奇，使得两兄弟在欧美身价倍增。
说到1994年汤沐海的伦敦之行，当然不仅仅为了和兄长见面一叙制造新闻话题。那次他是应英国爱乐乐团邀请，在伦敦阿尔伯音乐厅指挥一场纪念苏联已故小提琴家大卫-奥依斯特拉赫逝世10周年的音乐会。担任独奏的是世界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另一位小提琴独奏则是依戈尔·奥依斯特拉赫，也就是大卫·奥依斯特拉赫的儿子。
很快，汤沐黎的肖像画就被迎进了该市大学董事会议室、宝洁公司总部肖像廊和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大厅中。在加拿大，他为加拿大前总理阿博特所绘的肖像画非常传神，在加拿大历史上，由一名华裔画家来绘制总理肖像还是第一次。
汤沐海：卡拉扬关门弟子
与共和国风雨同龄的汤沐海和他的哥哥一样，汤沐海从未沾过大导演父亲的。光，却没少受政治运动的罪。
四清运动的时候，汤晓丹在外拍戏，蓝为洁在农村参加运动，新疆军区文工团看中汤沐海招他去当文艺兵，母亲才匆匆忙忙赶回，看着16岁的孩子换上军装马上就要出发，难舍，蓝为洁为此哭了整整一个星期。
“文革”一开始，汤沐海就遭了殃。在新疆，他得干着最重最累的活，仅仅因为自己有一个“反动的”父亲。但是也算是因祸得福，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岁月中，唯有音乐成为抚慰他心灵的良方。稍有些空，他就一头扎进音乐的世界。有一天，汤沐海对妈妈说：“我想要作曲，想要一架手风琴。”母亲没有吱声，一架手风琴在当时要500多元，可以说是天文数字。但是蓝为洁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她相信，自己的儿子提出这样的要求，一定有他的自信。为了了他的心愿，她开始筹集500元手风琴费。怎么筹钱呢?只能从牙缝里省。中午不吃菜，光喝一分钱的汤，每天外出捡废纸去卖钱。一日复一日，攒下300元钱，然后又从亲朋好友处东拼西凑了200元钱，给汤沐海买来了手风琴。
父母的一片爱心激励着汤沐海在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文革”结束后，他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深造，毕业后得到奖学金赴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留学。正巧，当时柏林要举办卡拉扬国际青年指挥比赛，他也符合条件，可是没想到临近考试时，他才被告知，比赛延期一年，这一延期却闹出一桩事端。
第二年，汤沐海准备充分来参赛。第一轮他名列第一，可是第二轮时，苏联评委提出要取消他的比赛资格，他们的理由是他的年龄超出比赛规定的年龄限制。德国方面的评委不同意，他们觉得汤沐海的超龄问题是因为比赛延期造成的，并非他本人的过错，如果因此取消他的比赛资格显然有失公允。最后争执不下的双方只得请求“指挥皇帝”卡拉扬出面仲裁。
在卡拉扬面前指挥卡氏的拿手好戏《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让汤沐海日后回想起来还吓出一身冷汗。当时的汤沐海初生牛犊不怕虎，紧张是有的，可是也顾不了那么多，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是他唯一的念头。一曲奏罢，卡拉扬非常热情地走到他面前，握住汤沐海的手：“很好，确实不错。”
此时的卡拉扬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他给汤沐海指出了两条光明大道：一是在慕尼黑音乐学院毕业后到柏林来跟他学两年，驻团学习和工作。二是邀请他在明年演出季上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正式套票音乐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汤沐海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代宗师卡拉扬的关门弟子。他感慨地说：“一毕业就指挥世界顶尖级的乐团，是无上的荣誉，也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环。”卡拉扬逝世时汤沐海正在国外开音乐会，无法赶去参加葬礼，他一直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遗憾的事。卡拉扬被葬在萨尔茨堡的一个小镇安静的小山冈上，两年之后，姗姗来迟的汤沐海来到了在萨尔茨堡恩师的墓前，放声大哭了一场，百感交集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滋味，也只有汤沐海自己清楚。
事实上，不仅卡拉扬对汤沐海青睐有加，远在美国的指挥大师伯恩斯坦也开始了解到汤沐海这个天资非凡的中国小伙子，而伯恩斯坦和卡拉扬一直被认为是两个对立学派的代表人物。受到两位音乐指挥界的大师的指点，汤沐海的音乐才华得以充分发挥，和汉堡、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和慕尼黑几乎所有重要的交响乐团都合作了，2000年后国交的艺术总监指挥棒落入汤沐海之手，定居瑞士的游子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为祖国指挥一场精彩的音乐盛宴。
“牛肉干吃了吗?’’汤沐海的4岁女儿在电话那头，她的祖母蓝为洁在这头拎着话筒，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一般来说，她都是一个人住在延安路上的一座公寓里，她的先生著名导演汤晓丹长期住在华东医院，汤沐海和汤沐黎，她的两个孩子定居在外，终究不能经常见面。孤单，也许有的吧?
事实上她很忙，她现在正为汤晓丹整理日记，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将汤晓丹从1949年至1980年的日记仔仔细细地抄写、整理。100岁高龄的汤晓丹是目前国内年龄最大的电影导演，在这一个世纪中，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变故：抗战、解放、反右、“文革”、改革开放……历史都写在他的电影和人生中。
在“文革”前，汤晓丹一直是先进，他光做事，不说话，爱学习，不像别人爱发牢骚。这股劲头在他晚年也没有消失，这不，在医院里他更是爱上了英语，蓝为洁说：“他现在在医院里还被视作病人中间的标兵。他很执著。你看他现在，上海办世博会号召大家学英语，他也就很起劲地在复习。他原来是印尼侨民，6岁读书，学的是印尼语和英语，主要是英语。解放后不用英语，所以就生疏了。”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大寿星，养生的秘诀何在?蓝为洁乐呵呵地说：“他不是身体好。而是有一种毅力。医院几次病危通知下来，既然后来抢救过来，他就严格要求自己配合医生，学习啊、锻炼身体啊。”
香港电影开拓者
汤晓丹是印度尼西亚华侨，10岁时随父回国。1928年在厦门集美农林专科学校学习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后到上海，1931年入天一影片公司任布景师，次年任导演。1934年的夏天，上海“天一”公司老板邵醉翁的三弟邵仁枚突然找到年仅24岁的导演汤晓丹，请他到香港合作拍片。当时，汤晓丹导演的《白金龙》等影片在海外很受华人的欢迎，邵仁枚在马来西亚发行汤晓丹的影片也赚了一笔，所以才力邀他参与到他的香港计划中去。
汤晓丹称之为“冒险一试”，这一年的夏天来到香港。除了第一部影片《并蒂莲》放了哑炮之外，其他所有的影片都使出品方名利双收，其中尤以抗日三部曲(描写“一·二八”事变的《上海火线后》、描写东江游击队的《小广东》和描写全民抗日的《民族的吼声》)广受好评。
可以说，汤晓丹在香港的电影生涯证明，早在1949年之前，香港的电影业就已经起步并形成一定的规模。香港电影学者罗卡曾经断言：“香港的电影要从1949年之后算起。”蓝为洁看到了，当即给罗卡写信，说：“看来罗卡先生的判断有误。”罗卡拿着蓝为洁的信去图书馆查阅，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汤晓丹可能一直都住在香港。香港沦陷之前，汤晓丹在香港拍抗日三部曲，当时可没有哪个导演在香港拍这样题材的电影，可是他连广东东江游击队的故事都拍了，接下来是《民族的吼声》，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日本人勾结。发国难财。
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日本的一名高级将领矶谷廉介(在日军中地位大致相当于美军中的麦克阿瑟)请梅兰芳、金艳、电影皇后胡蝶和汤晓丹一起吃饭。饭毕问他：“愿不愿意给大日本皇军拍一部电影?”汤晓丹冷冷地问他：“是什么内容?”回答说就是日本人打败英国人。出于民族大义，这样的片子，汤晓丹打死也不会拍，自然，肯定就在香港待不下去。于是他化装成难民，先逃至桂林，然后到重庆。
“他在香港的电影没有保存下来，没有了，不可能保存的。”蓝为洁沉痛地说，“日本人见了这样的电影还不砸了扔了?那些资本家拿去的，那么多年了，也无从查起。不要说香港了，就是在上海拍的电影有些都没有了。解放之后，解放前拍的那些影片放在仓库里的费用很贵，付不起，所以就说要把那些底片给我们。我们家哪里有保存的条件?写了个条：毫无保留价值，一把火就烧掉了。就留了一点昆仑电影制片厂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那是因为夏衍要留下来，别人的几乎没有留下来。”
就这样逃难似的从香港回到内地，正巧，中国电影制片厂有一个摄制组到桂林拍戏，而导演苏怡生病，请汤晓丹代他导演这个片子，内容讲的是中国如何增强防空意识。
“其实苏怡是很早的地下党员，汤晓丹1929年到上海，认识苏怡。”谈到苏怡，蓝为洁想起了更多的往事，“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他是闸北区的区委书记。而中国电影制片厂原本是国民党的一个电影机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阳翰笙这些人带了一大批共产党员打入电影制片厂。结果解放以后这批人就成了一笔糊涂账，阳翰笙带去的共产党员全都说成了国民党，或者说有个暗中的国民党身份，简直荒谬到了极点，荒唐透顶!”
有这一句就够了
香港呆不下去，只好退居重庆。正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汤晓丹和蓝为洁相识并相恋了，从此携手走过相濡以沫的50多年的春秋。
蓝为洁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和汤晓丹最初相识的那一年的情景。“哦，那早了。”蓝为洁爽朗地笑着说。那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他从香港到重庆，而蓝为洁是重庆人，在一家电影制片厂里工作，这家厂当时叫“中国电影制片厂”，其实就是现在的上海电影制片厂。
1944年冬天，蓝为洁去上班，在那碰上了早已名声大噪的汤晓丹。电影厂很小，“我在技术科，他在编导委员会。不用人介绍，就在一个厂里。那时的厂很小，现在不拍戏不拿薪水见不到人，那时几乎是天天见面。”
作为大后方的重庆也不怎么宁静。在重庆拍戏的时候，日本人的飞机还在轰炸，拍片的艰苦可见一斑。
重庆地方并不大，全国抗战的人都跑到那地方去，结果，四川人双重遭殃。一方面是日本的飞机，防空警报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另一方面是因为南京的中央大员逃到重庆，僧多粥少，如何安排工作?那只能舍车保帅。当地老百姓的工作都给辞退，位置留出来，留给那些下江人(下江：四川人对长江下流的称呼)。蓝为洁的父亲本来是银行职员，中央政府一来，也给遣散，根本不给工作机会，只好住到乡下去。不仅如此，住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问题，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还强占四川人的房子。刚开始讲得很好，可是一旦住进去又耍赖拖欠房租，甚至强占民居，一时间怨声载道。
汤晓丹在重庆，起先是无片可拍，后来拍了一个“谍战剧”。故事讲的是一名警官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在一个小地方，破获一起恶性案件的故事。案件定论一开始是情杀，分配去的小青年感觉疑点重重，一查就发现猫腻：这是日本间谍机关作的案!最后自然是一网打尽日本间谍，大快人心。披着“谍战剧”的外衣，其实还是要行宣传抗日之实。现在看来这部戏进步得不能再进步了，可是吊诡的是，解放后出 版的一本《中国电影史》上居然说这是反动影片!蓝为洁真是哭笑不得：“一网打尽日本间谍怎么反动?当时汤晓丹在重庆，国共合作时期，不是在延安，你要他一定要公开拍一个反对国民党的电影怎么可能?”
解放后，有人说：“汤晓丹你啊，拍过这么多好片子，但这个戏是反动的。”汤晓丹选择了沉默，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现在申辩不合时宜。”但是蓝为洁不买账，辗转找到《中国电影史》的主编程季华先生，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要有意见当面说，写文章说也可以。”程季华先生的回答非常含蓄，他说：“当时我们也没有看过这部影片。”
有这一句就够了。
汤晓丹和国民党毫无瓜葛。抗战结束后，汤晓丹一没有官方的支持，二没有资金，所以其他电影界的同仁很快就回到上海抢滩头、占地盘，可是汤晓丹走不了。这时，正好国民党社会部请他拍片，讲抗战时候的孤儿的生活，六集，名字叫《烽火幼苗》。汤晓丹提出：“我不要酬劳，但是戏完了之后给我一张从重庆到上海的机票。”这对政府部门来讲真是轻而易举小菜一碟，汤晓丹这才有机会重回上海。
可是，上海不是天堂。汤晓丹做百岁寿诞的时候放的电影就是他1946年回到上海后拍的进步影片《天堂春梦》。“天堂”自然指的是十里洋场的上海，春梦则暗喻易碎的泡沫。影片中的建筑工程师多多少少有一些当时汤晓丹内心苦闷的影子吧?对于上海，他有没有一些恐惧和绝望?工程师造了很多高楼大厦，可是他自己却没有房子住，最后，他被这恶魔一般的城市给吞没了。
拍这样一部影片，在当时，汤晓丹也冒着极大的风险。最后，不得已还是把结尾做了修改，原本结尾写主人公从他自己设计的房子高楼上跳下来，最后改成出走，消失在茫茫的雾气之中……
战争片专业户
提到汤晓丹，不得不提他在解放初期拍摄的几部战争片经典：《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与成荫合导)和《红日》，年纪大一些的观众对这些汤晓丹的代表作一定早就烂熟于胸。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些电影都不是汤晓丹本人提出的故事题材。“解放后汤晓丹没有自己找过题材，都是电影厂领导安排他来拍的。包括《不夜城》等等，都是这样的。”蓝为洁回忆说，“上面交下来的任务，汤晓丹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比他们提供的剧本拍得好，至少不能比它差。《渡江侦察记》的编剧是《南征北战》的编剧之一沈默君，那个编剧还是很有才华的。在当时，太有才华了也不行，后来被划为右派，真是很可惜。”
但是他心中有主见。《红日》中，石东根醉酒纵马的一场戏，主张删去的大有人在，可是他认为这是刻画人物心态最好的细节，所以尽管审查时褒贬不一，可是他仍然坚持将其保留了下来，只是70年代后期，上海电影局不知为何将这段戏给删了，惹得小说作者吴强很不高兴。汤晓丹很坦然地对他说：“我知道要剪，但是我没有参与。”
说起最负盛名的《渡江侦察记》中让儒雅风格的孙道临来演解放军连长，还有一小段插曲。孙道临之前的形象，多以知识分子为主，因而当汤晓丹提议由孙道临担纲主角李连长时，当时的电影局的某位领导坚决反对。电影中的士兵全部是真正部队的士兵。拍摄《渡江侦察记》的过程中，真正的渡江英雄都在剧组里，好多人都负伤残废。在这样人群中，出现一位“柔弱书生”会不会太过突兀?渡江英雄们会不会接受?这在当时确实是一步险招。
但是汤晓丹坚信孙道临身上有一股阳刚之气一直没有被挖掘出来。在此之前，汤晓丹和孙道临曾经在同一个学习小组脱产学习三个月，孙道临的学习总结给汤晓丹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他也知道，孙道临曾经到抗美援朝的第一线去，非常危险，当时范正刚等好多位同志都牺牲在朝鲜。汤晓丹觉得孙道临很用功，形象也很大方，可以出演这个角色，汤晓丹拍了那么多电影，他当然知道演员的可塑性和潜力，这是做导演起码的眼光。他再一次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反复要求不果后，汤晓丹最后给上级领导写了一封保证书，信中担保说：“孙道临一定能演好。”这是汤晓丹的自信和对孙道临的信任的表现，但同时也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政治上，他确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压力之下，蓝为洁是他最有力的支撑。蓝为洁不仅在精神上支持汤晓丹，在技术上她也是一把好手，《不夜城》、《红日》、《南昌起义》、《廖仲恺》都由蓝为洁剪辑。蓝为洁当然不是科班出身，在重庆的时候她在办公室担任行政工作，解放后她曾想去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做俄文翻译，结果没有成功。最后，她去了剪辑厂里，原因是她觉得这至少可以接触到片子。“我还是比较好学的，我想，没有当过儿媳妇，我们不能当婆婆。当然当时也有同行的嫉妒，大家都不相信我，他们不相信，但汤晓丹相信我。”蓝为洁说。
即使是在“文革”中经历各种磨难，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电影的理想，因为他热爱电影。“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让他们拍戏，“有些导演说我以后再也不拍电影了”，汤晓丹在日记里写道，“看来我以后要再做导演是不可能了，但是我在摄影棚里做个长工，当工人还是可以的。”
他只有一个志愿就是当导演，从1932年开始，他就是导演，从来没有做过别的。有的老电影人当了领导，自然就没有时间来拍电影。但是汤晓丹不同，“文革”结束之后，他又执导了7部电影，第一部戏是重拍的《渡江侦察记》，然后是《难忘的战斗》、《祖国啊!母亲!》、《傲蕾·一兰》、《南昌起义》、《廖仲恺》、《肖尔布拉克》，依旧是战争片专业户。解放前拍电影的导演，“文革”后只有汤晓丹一个人还能拍这么多戏，从无声片时代一直到新时期的电影，他经历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全过程。
汤氏兄弟：主要还是自己闪光
汤晓丹和蓝为洁的两个孩子。一个是享誉海外的画家，一个是著名的华裔指挥家，名声在外，可是都和电影没有太大的关系。“干吗一定要搞电影?”蓝为洁反问，“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出人头地有什么不好呢?我的观点是借光可以，主要还是要自己闪光。”
汤沐黎是汤氏夫妇的大儿子，从小就爱画画，曾被评为英国年度十五位优秀画家之一，在伦敦引起的轰动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都在称赞他们父子、兄弟的天资聪颖，可是谁又明了其中的艰辛?
“文革”中，因为父亲靠边站的缘故，汤沐黎的正式职业是牧场搬运工。他住在虹桥路上海第二结核病医院标本室里，床边上就是骷髅，医用的瓶子里还用福尔马林浸着人类器官，这是一个怎样恐怖的血淋淋的场景?可是他从未放弃，白天去牧场干活，晚上和周末画画。父亲怀着满心的歉疚对儿子说：“你投错了娘胎，我们有冤无处伸，让你也受累。”懂事的儿子安慰伤心的父亲：“问题总会水落石出的。”
就是在这间标本室里，汤沐黎创作了他在“文革”时代的重要作品：《针刺麻 醉》。这幅油画在全国美展上好评如潮，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也曾被印成宣传画广为流传，可以说是“文革”时期最著名的宣传画之一。
1984年，汤沐黎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参加文化部留学生考试，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被送往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绘画系深造，成为我国派出的首批公费美术留学生之一。刚到英国，他所在的牛津大学罗斯金艺术学院的老师就对这位来自“红色中国”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他们相信，他能将中国的人生体验和西方的绘画技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他们期待着汤沐黎成为中英友好的使者，创作一幅反映中英人民友谊的主题画。
画什么呢?初到英国的汤沐黎犯了难。不断地去大英博物馆查资料，忽然，一个人名出现在他的眼前：孙中山。对，就画曾经在伦敦蒙难又得到英国友人康纳利医生相助的孙中山!
他把全部的精神与精力都投入到创作这幅巨幅油画之中，也许是太过投入，有段时间，他竟然会“仿佛看到孙先生的背影就在前面的路上走，激励我奋笔捕捉他那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
从英国学成后，他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艺术系工作了4年，在康奈尔大学留下了8幅大作。1988年，汤沐海到辛辛那提市指挥俄罗斯交响乐专场，汤沐黎也到现场捧场。记者济济一堂，汤沐黎谈考察世界美术史的观感，汤沐海谈对古典音乐的独特见解，高谈阔论，一时风头无两。BBC电台以“汤氏兄弟向世界挑战”为题，报道汤沐海和汤沐黎这一对艺术兄弟闯荡西方的传奇，使得两兄弟在欧美身价倍增。
说到1994年汤沐海的伦敦之行，当然不仅仅为了和兄长见面一叙制造新闻话题。那次他是应英国爱乐乐团邀请，在伦敦阿尔伯音乐厅指挥一场纪念苏联已故小提琴家大卫-奥依斯特拉赫逝世10周年的音乐会。担任独奏的是世界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另一位小提琴独奏则是依戈尔·奥依斯特拉赫，也就是大卫·奥依斯特拉赫的儿子。
很快，汤沐黎的肖像画就被迎进了该市大学董事会议室、宝洁公司总部肖像廊和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大厅中。在加拿大，他为加拿大前总理阿博特所绘的肖像画非常传神，在加拿大历史上，由一名华裔画家来绘制总理肖像还是第一次。
汤沐海：卡拉扬关门弟子
与共和国风雨同龄的汤沐海和他的哥哥一样，汤沐海从未沾过大导演父亲的。光，却没少受政治运动的罪。
四清运动的时候，汤晓丹在外拍戏，蓝为洁在农村参加运动，新疆军区文工团看中汤沐海招他去当文艺兵，母亲才匆匆忙忙赶回，看着16岁的孩子换上军装马上就要出发，难舍，蓝为洁为此哭了整整一个星期。
“文革”一开始，汤沐海就遭了殃。在新疆，他得干着最重最累的活，仅仅因为自己有一个“反动的”父亲。但是也算是因祸得福，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岁月中，唯有音乐成为抚慰他心灵的良方。稍有些空，他就一头扎进音乐的世界。有一天，汤沐海对妈妈说：“我想要作曲，想要一架手风琴。”母亲没有吱声，一架手风琴在当时要500多元，可以说是天文数字。但是蓝为洁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她相信，自己的儿子提出这样的要求，一定有他的自信。为了了他的心愿，她开始筹集500元手风琴费。怎么筹钱呢?只能从牙缝里省。中午不吃菜，光喝一分钱的汤，每天外出捡废纸去卖钱。一日复一日，攒下300元钱，然后又从亲朋好友处东拼西凑了200元钱，给汤沐海买来了手风琴。
父母的一片爱心激励着汤沐海在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文革”结束后，他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深造，毕业后得到奖学金赴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留学。正巧，当时柏林要举办卡拉扬国际青年指挥比赛，他也符合条件，可是没想到临近考试时，他才被告知，比赛延期一年，这一延期却闹出一桩事端。
第二年，汤沐海准备充分来参赛。第一轮他名列第一，可是第二轮时，苏联评委提出要取消他的比赛资格，他们的理由是他的年龄超出比赛规定的年龄限制。德国方面的评委不同意，他们觉得汤沐海的超龄问题是因为比赛延期造成的，并非他本人的过错，如果因此取消他的比赛资格显然有失公允。最后争执不下的双方只得请求“指挥皇帝”卡拉扬出面仲裁。
在卡拉扬面前指挥卡氏的拿手好戏《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让汤沐海日后回想起来还吓出一身冷汗。当时的汤沐海初生牛犊不怕虎，紧张是有的，可是也顾不了那么多，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是他唯一的念头。一曲奏罢，卡拉扬非常热情地走到他面前，握住汤沐海的手：“很好，确实不错。”
此时的卡拉扬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他给汤沐海指出了两条光明大道：一是在慕尼黑音乐学院毕业后到柏林来跟他学两年，驻团学习和工作。二是邀请他在明年演出季上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正式套票音乐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汤沐海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代宗师卡拉扬的关门弟子。他感慨地说：“一毕业就指挥世界顶尖级的乐团，是无上的荣誉，也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环。”卡拉扬逝世时汤沐海正在国外开音乐会，无法赶去参加葬礼，他一直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遗憾的事。卡拉扬被葬在萨尔茨堡的一个小镇安静的小山冈上，两年之后，姗姗来迟的汤沐海来到了在萨尔茨堡恩师的墓前，放声大哭了一场，百感交集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滋味，也只有汤沐海自己清楚。
事实上，不仅卡拉扬对汤沐海青睐有加，远在美国的指挥大师伯恩斯坦也开始了解到汤沐海这个天资非凡的中国小伙子，而伯恩斯坦和卡拉扬一直被认为是两个对立学派的代表人物。受到两位音乐指挥界的大师的指点，汤沐海的音乐才华得以充分发挥，和汉堡、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和慕尼黑几乎所有重要的交响乐团都合作了，2000年后国交的艺术总监指挥棒落入汤沐海之手，定居瑞士的游子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为祖国指挥一场精彩的音乐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