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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是1897年出生的。他投靠国民党后，于1948年随国民党到台湾，时年51岁。从此时起，到1979年他82岁去世时止，是张国焘的最后31年。这31年中，张国焘一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期间，他曾有过多次选择。最后，他凭自己的意志所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凄惨的命运。
试图回大陆养老
上世纪50年代，因找不到赚钱的门路，张国焘生活一度陷入困境之中。他只好拼命写稿，期望通过稿费收入维持，并还上债务。但香港几家大报刊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用他的稿子了，收到退稿信是家常便饭。张国焘走投无路，便想到了共产党，想到了毛泽东。
正好，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张国焘通过报纸很认真地研究了一番，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倡“双百”方针，政策方面放宽了，毛泽东可能会不计前嫌，容纳他，以自己的老资格，中国共产党方面至少会养活他。于是，他开始寻找香港与中共有联系的人士，以便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回大陆定居养老的意向。但是，张国焘仍然脚踩两只船，他也通过一些关系，与美国人联系，试探能否与美国人合作。一些在香港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方面愿意帮助他，并给了他一些生活补助。
经过一年多，到了1958年，张国焘终于同共产党方面联系上了。当年10月，他在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人员接触中表示，愿意为新中国做点事情，并请求中共中央提供生活补助。中共中央于1959年1月5日将张国焘表达的意思印成内部情况简报，报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知道张国焘与美国人有联系，对张国焘生活困难的处境也很清楚。当时，中美关系十分紧张，当简报传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根据他已经想好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提出过的意见，提笔在简报上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0页）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并且很快就由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向张国焘转达了。张国焘考虑再三，最后向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我是一个观众了，我还是当个观众吧，希望少看到些悲剧。张国焘说这些话，已经是明确表示不再打算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了，更谈不到为新中国做点事情了。关于给张国焘生活补助的事情，也只好作罢。
与美国人合作
1961年的一天，张国焘正在家中闲坐，听见有人敲门，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跛一拐地去开了房门。门口站着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此人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员，特来拜访张先生。二人整整谈了半天。最后，来人对张国焘说：“你在中国共产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离开你，任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不完整，我建议你写回忆录，写出来是很有价值的。出版的事情我帮你解决，现在，算堪萨斯大学向你约稿，每月给你2000港元，作为生活费用，书出版后，稿费照样付给你。”
第二天，张国焘就动起笔来。他从自己的童年写起，一路写下去。写作中，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他时常心潮起伏，不能自禁，经常在写作时，不知不觉之间，眼泪就流了下来。
这样，张国焘连写了4年，到1965年基本脱稿。美国堪萨斯大学并未食言，每月给他2000港元。最后完稿时，又付给他一笔可观的稿费，取走了张国焘的手稿。
自从与美国人开始合作后，张国焘的经济收入直线上升。有此经历后，张国焘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头脑。
惊走加拿大
1966年，中国大陆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张国焘每天都读报纸，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十分关注。他也为大陆的动乱担心，但是一想到自己已经是局外人了，也就不去多想了。至于他个人的安危，张国焘是这样认为的：香港归英国人管，大陆不管怎么闹，也闹不到英国的地盘上来。红卫兵是不敢跑到香港来揪斗自己的，自己可以安心在香港当“寓公”了。
到了1967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闹得更厉害了，什么打砸抢抄抓，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一天，张国焘到街上闲逛，突然见到香港街头也贴出了大字报。他不禁脸色大变，气喘吁吁地跑回家中，告诉杨子烈这一情况。杨子烈的心情也紧张起来。从此，二人一直心神不宁，关了房门，不再出屋。这段时间，张国焘对报纸看得更细了，对一些报道，还反复看，琢磨字里行间的意思。
有一天，邻居来告诉杨子烈说，前几天，有两个陌生人来此打听张国焘的住址。杨子烈赶紧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张国焘。张国焘越想越不对劲，自己在香港的住址是不对外宣传的，只有少数亲友知道，怎么会有陌生人来这一带打听他的住址呢？莫非是大陆的红卫兵或者其他什么造反组织派人来香港了？他和杨子烈越想越害怕。这一惊，可了不得，张国焘几乎每天都睡不着觉，心惊胆战地过日子。于是夫妻俩考虑，到加拿大投奔他的儿子去。
当飞机起飞时，张国焘流了泪，他心里知道，此一去，再也回不了中国了。正如张国焘所预感的那样，去了加拿大以后，虽说有妻子杨子烈和两个儿子相伴，每日仍倍感孤独与凄凉。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加拿大一所基督教会办的养老院被活活冻死，时年82岁。
摘自《老人报》
试图回大陆养老
上世纪50年代，因找不到赚钱的门路，张国焘生活一度陷入困境之中。他只好拼命写稿，期望通过稿费收入维持，并还上债务。但香港几家大报刊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用他的稿子了，收到退稿信是家常便饭。张国焘走投无路，便想到了共产党，想到了毛泽东。
正好，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张国焘通过报纸很认真地研究了一番，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倡“双百”方针，政策方面放宽了，毛泽东可能会不计前嫌，容纳他，以自己的老资格，中国共产党方面至少会养活他。于是，他开始寻找香港与中共有联系的人士，以便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回大陆定居养老的意向。但是，张国焘仍然脚踩两只船，他也通过一些关系，与美国人联系，试探能否与美国人合作。一些在香港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方面愿意帮助他，并给了他一些生活补助。
经过一年多，到了1958年，张国焘终于同共产党方面联系上了。当年10月，他在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人员接触中表示，愿意为新中国做点事情，并请求中共中央提供生活补助。中共中央于1959年1月5日将张国焘表达的意思印成内部情况简报，报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知道张国焘与美国人有联系，对张国焘生活困难的处境也很清楚。当时，中美关系十分紧张，当简报传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根据他已经想好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提出过的意见，提笔在简报上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0页）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并且很快就由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向张国焘转达了。张国焘考虑再三，最后向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我是一个观众了，我还是当个观众吧，希望少看到些悲剧。张国焘说这些话，已经是明确表示不再打算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了，更谈不到为新中国做点事情了。关于给张国焘生活补助的事情，也只好作罢。
与美国人合作
1961年的一天，张国焘正在家中闲坐，听见有人敲门，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跛一拐地去开了房门。门口站着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此人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员，特来拜访张先生。二人整整谈了半天。最后，来人对张国焘说：“你在中国共产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离开你，任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不完整，我建议你写回忆录，写出来是很有价值的。出版的事情我帮你解决，现在，算堪萨斯大学向你约稿，每月给你2000港元，作为生活费用，书出版后，稿费照样付给你。”
第二天，张国焘就动起笔来。他从自己的童年写起，一路写下去。写作中，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他时常心潮起伏，不能自禁，经常在写作时，不知不觉之间，眼泪就流了下来。
这样，张国焘连写了4年，到1965年基本脱稿。美国堪萨斯大学并未食言，每月给他2000港元。最后完稿时，又付给他一笔可观的稿费，取走了张国焘的手稿。
自从与美国人开始合作后，张国焘的经济收入直线上升。有此经历后，张国焘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头脑。
惊走加拿大
1966年，中国大陆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张国焘每天都读报纸，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十分关注。他也为大陆的动乱担心，但是一想到自己已经是局外人了，也就不去多想了。至于他个人的安危，张国焘是这样认为的：香港归英国人管，大陆不管怎么闹，也闹不到英国的地盘上来。红卫兵是不敢跑到香港来揪斗自己的，自己可以安心在香港当“寓公”了。
到了1967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闹得更厉害了，什么打砸抢抄抓，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一天，张国焘到街上闲逛，突然见到香港街头也贴出了大字报。他不禁脸色大变，气喘吁吁地跑回家中，告诉杨子烈这一情况。杨子烈的心情也紧张起来。从此，二人一直心神不宁，关了房门，不再出屋。这段时间，张国焘对报纸看得更细了，对一些报道，还反复看，琢磨字里行间的意思。
有一天，邻居来告诉杨子烈说，前几天，有两个陌生人来此打听张国焘的住址。杨子烈赶紧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张国焘。张国焘越想越不对劲，自己在香港的住址是不对外宣传的，只有少数亲友知道，怎么会有陌生人来这一带打听他的住址呢？莫非是大陆的红卫兵或者其他什么造反组织派人来香港了？他和杨子烈越想越害怕。这一惊，可了不得，张国焘几乎每天都睡不着觉，心惊胆战地过日子。于是夫妻俩考虑，到加拿大投奔他的儿子去。
当飞机起飞时，张国焘流了泪，他心里知道，此一去，再也回不了中国了。正如张国焘所预感的那样，去了加拿大以后，虽说有妻子杨子烈和两个儿子相伴，每日仍倍感孤独与凄凉。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加拿大一所基督教会办的养老院被活活冻死，时年82岁。
摘自《老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