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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可以操作的，《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价值，就在于让民主拥有可操作的策略与程序的可能性。4年前，《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者袁天鹏与纪录片导演寇延丁来到安徽阜阳南塘村，把罗伯特议事规则送下乡，让村民学习议事规则，进行民主训练，迈出了民权发达的第一步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孙中山（中国翻译运用罗伯特议事规则第一人）
动议，动议，行动的建议。”67岁的王秀华闲坐在南塘兴农合作社大堂里，听起来颇专业的议事规则词汇突然就从她嘴里蹦出来。
4年前，美国回来的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来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南塘村，给合作社的老头老太们培训如何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开会。听说这件事最近出了书《可操作的民主》，王秀华张口就甩起了民歌调子，是当年自己编曲的《萝卜白菜议事歌》：“有口难言，主持中立；要算本事，得算是动议；举手发言，一事一议；面向主持，免得生气；限时限次，公平合理；立马打断，不许跑题；主持叫停，得要服气；正反轮流，皆大的欢喜；首先表态，再说道理；依事论事，不许攻击；话都说完，再说决议；先正后反，弃权就没戏；多数通过，平局没过；萝卜白菜，开会顺利；萝卜白菜，开会顺利！”
这位10年前曾豪迈地带着5个人去大队查账反贪的农民维权协会骨干，现在是兴农合作社文艺演出队队长。用合作社理事长杨云标的话说，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弥合村庄的裂痕”。
“如果民主是不可操作的，走向专制是必然的。因为专制好操作，信服一个有能力的人是最省事的做法。”杨云标记得，一开始在村里讨论我们农村最缺什么时，结论居然是最缺“好领导”，大家觉得，有了好领导，钱、文化、技术等等问题都随之解决了。
现在，随着议事规则的推广，一种协商和相互理解的平权文化已经在南塘兴农合作社渗透开来。“大家学会了妥协，学会接纳不同的观点，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杨云标说，他们并不多想那些民主宪政的大词，议事规则的好处直接而实在，比如，开会的效率高多了。
回到家乡
阜阳市往南20公里，普普通通的南塘村夹杂在铺开的碧绿麦田间。兴农合作社矗在离村口百十米远的地方，三层小楼夏凉冬也凉，是前两年从社员中集资了二十多万元修建的。
21岁的张芳芳展着年轻姑娘特有的活泼笑容迎上来。在著名的劳务输出地阜阳，很不容易看到这样的年轻人留在家乡，在平均年龄近七十岁的合作社里更是如此。
芳芳是合作社里惟一拿工资的人，每月一千多元，还是靠一个项目支持，做秘书、宣传、留守儿童活动中心、青年中心等等工作。她17岁开始出门打工，去过南京和杭州，在流水线上做手机，每天工作12个小时，“跟个机器人似的，也没什么前途。”
她不喜欢那段生活，因为害怕一个人上夜班、一个人走夜路、一个人很孤单。两年前，有人推荐她来合作社工作，她很高兴回家乡，却发现还是很孤单，同龄人都在各地打工，家乡只有老人和孩子，没有共同语言。“其实家里要有工作，哪怕外面能挣两三千，回来只挣一千多，大家也都愿意回来，可是这也没有。”
合作社里第二年轻的面孔就是39岁的杨云标，尽管他的发际线已经退到了脑壳中央。那是维权时代刻在他身上的痕迹。
1998年，在西北政法大学拿到成人教育法律专业大专文凭的杨云标回到家乡，准备律师资格考试。因帮乡亲写上访信，考完就回西安的计划被意外打断了。
5年后一篇纪实文学记载了1994年临泉县农民因负担过重多次集体上访，与地方政府激烈冲突，酿成震惊中央的流血事件。临泉县就在南塘村西53公里外，相似的沉重负担也压在南塘人身上，每人每年要交三四百元，交不上常被打骂关押、牵猪挖粮。
杨云标只是帮忙写上访信寄出去，也被干部找上门来。这激起他的豪情壮志，越来越多人找他帮忙，一天最多接待过34个求助者。他闯去北京上访，有人在阜阳火车站设点检查，就绕去相邻的亳州。所有路都走了，最后，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犹豫着举起牌子“安徽农民告官”。
从反抗到建设
这些上访的最高成果是2000年得到常务副省长批示。省委督察室派人下来查账，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挪用贪污7万多元公款，被集体撤职，三合镇党委书记、镇长等分别受到党内或行政处分。
“开始时觉得，我们村碰到这事真倒霉，后来发现，基本上所有村都有这样的事，就觉得应该联合起来，成立维权协会。”杨云标向每一个找他帮忙的人讲成立协会，所有人都用沉默来回应，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敏感传统此刻显现：“他们觉得维权可以，要说成立组织，就是结党，犯了大忌，不行。”
2001年，农民维权协会终于成立起来。一次次告状，村干部扳倒二三十个，结果却是换了谁都一样。那不如自己干吧！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一同维权的唐殿林被高票选为村委会主任，杨云标被选为村文书。
杨云标开始体会到村干部受的折磨：“选的时候对农民负责，干的时候对上级负责，这肯定要扭曲变态。所以不管村干部选的时候民主竞争多激烈，干的时候永远都是跟乡里保持一致。”
后来成为兴农合作社骨干的邻村干部刘世勤记得，为了收提留款，镇里面曾把所有村干部全弄到镇政府，每村扣两人当人质，其他人下去借，交齐款才能放人。“有一年我不当了，那也不行，得先把今年任务完成。”
杨云标总结，从个人维权到合作维权，到组织维权，再到选举维权，最后会发现：“你要做改变，不是说你抗击了多少政府官员，那个需要勇气就够了，而是要回到自身一点点改变。”
维权协会开始转型。2004年，南塘成立了合作社，3年后在工商局注册成功，全称“南塘兴农农资专业合作社”，成为全国52万农业专业合作社中普通却特别的一员。
麻烦的民主
周日下午，七八个南塘村的孩子在合作社大堂里叽喳玩乐，或打乒乓，或爬化肥袋堆成的小山，不时被大人吼下来。每周末来支教的阜阳大学生刚刚离开，这是合作社留守儿童活动中心的固定活动。孩子们向新到的记者嘻笑打招呼：“又来大学生啦！”他们已经很习惯见到陌生人。合作社的非经营项目还有老年协会、妇女文艺队、青年中心……
隔壁的资金互助小组，83岁的业务总指导唐金铎正给人办贷款，退休前他是农行营业所副所长，熟悉这些。这个2005年开始运行的经营项目，吸引本地资金入股，贷款给合作社社员，利息比银行低，现在已经吸引两百多万存款。唐金铎说：“比信用社贷款快多了，3个理事同意，再找村里人了解情况，3个小时就能审批下来。”熟人社会的信用脉络，让贷款不还的风险极低，7年只有一笔2000元的没还，最终由担保人代还了。
合作社的另两个经营项目是高粱酒厂和农业物资服务，酒厂今年约产5吨纯高粱酒，农资服务今年预计销售300吨化肥。
有两千多名社员的合作社里，内部骨干已经出现了官僚倾向，不亲自去做工作，而是开会或电话传达会议。杨云标觉得，这可能导致离社区越来越远，“我们会不会很快走向我们所反对的？”
开会是大难题。杨云标总结出3点：跑题、一言堂、野蛮论争。“老是议而不决，老是一哄而散，出现分歧很容易吵起来，拖得事情办不成，搞得后来很多人不愿意来了。”
当年的几十位维权骨干只剩几位还在合作社里工作，离开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既伤和气又低效率的决策方式。
“大家很容易就说，咱们天天这么弄，又费事，又解决不了问题，又伤和气，还不如杨云标一个人说了算。甚至有人说，就是因为你杨云标不敢一个人说了算，不敢承担。可当年我们反对村干部，不就因为他们不民主吗？”杨云标说。
他总结：“小农户们更容易产生造神的文化和背景，更不希望要民主。他们觉得开会麻烦，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他们觉得有个好领导人最好，又有本领，又关心我们，这样最简单，最省事，付出最少，回报最多。大农户对于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就更强一些。”
那场结论为农村最缺“好领导”的讨论当场继续。为什么缺好领导？德才兼备的人为什么难选上？结论是缺民主。再讨论为什么缺民主？好多人在投票时忙着赶集、喝喜酒，觉得随便投谁都一样，结论是缺公民。再讨论为什么缺公民？大家都种自己的地，过自己的小日子，缺公共生活。
“我一个嫂子，爱出来参加公共活动，讨论问题时就很自然关注修路等公共问题。另一个嫂子，天天抱孙子，说的就全是家里的事。”杨云标说。
看着辛苦做下来的合作社在无谓的内耗中磨损下去，杨云标很痛苦。他想干脆我说了算得了，但他知道，要不出错，一切都好，只要犯错，人们都会远离他。
萝卜白菜规则
2008年5月，经过自由作家、独立纪录片制片人寇延丁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发起人刘湘波介绍，杨云标认识了从美国回来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袁天鹏。
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的袁天鹏在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读研究生时，被学生议会的游戏规则震得目瞪口呆。他申请当上“议员”后，议会秘书给了他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后来，他成了这本书第10版的中文翻译者，致力于它在中国的本土化推广。
这套规则是1876年由美国人亨利·罗伯特将军以英美议会议事规则为基础推出的，规定了民主制衡的程序细节。核心原则是“谨慎仔细地平衡组织和会议当中人或者人群的权利”。
2008年10月，由香港乐施会出资，袁天鹏来到南塘村，给村民们培训4天。五六百页的原著被一再压缩，再换成通俗易懂的语言。罗伯特规则成了村民口中的“萝卜白菜规则”，最后成了挂在墙上的15条《兴农合作社开会制度》。
此后一年才加入合作社的唐治和没赶上这次培训，但他很快感受到这里开会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这位老强调自己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富户，在村里财产排进前三。现在，他是合作社的酒厂经理。
“以前我做生意，都是我说了算。我跟合作伙伴卖猪肉，我叫卖就卖，我叫不卖就不卖。因为我懂嘛，凭我经验，看着今天肉多要提前掉价，看着肉少要屯着等涨价。”唐治和踩踩酒窖的边：“现在不行了，合作社，合作社，得合作着来。”
第一窖酒开封后，大家开了一次会，讨论酒要不要包装。有人支持，因为谁办喜酒，拎个大桶散装，不好看，没档次。有人反对，一个瓶子两块多，一个铁盒四块多，再加外包装，一斤酒成本得增加十块左右，平常自己喝散酒的老人反对激烈。
最后的结论不是同意也不是反对，而是分两种卖，老人可以继续低价买散酒，娶媳妇的也可以有个体面样子。
更复杂的决议是一个多月前的合作社买车问题。因为资金互助组经常需要去银行取钱，老爷爷们觉得骑个自行车去太不安全，想买辆汽车。买车大家都同意，可具体到管理问题就麻烦了：谁来开车？给不给他工资？平常放家里还是合作社里？他开去办私事怎么办？专门请人开是不是成本太高？
想起来挺不好解决的难题，开了一上午会，居然创造性解决了。结果是：唐治和想买车自用，合作社借钱给他，5万元以内，不收利息。唐送人去银行取钱送钱，不收费。借款期限两三年，唐还钱后，再用车要付费。
“这就是大家的智慧！”杨云标很满意现在的开会效果：“关键是不能跑题了。以前我们都没有跑题的意识，比如说前几天开会谈养土鸡的奖励协议问题，刚来实习的小徐一张口就谈养土鸡技术，因为他以前养过鸡。如果是培训前，我们肯定不知道这是跑题，确实是在讲养鸡呀！现在马上提醒他，一事一议，现在谈协议，以后再谈技术。整个会议拉回他3次。”
开会吵架的事情也缓和多了，看到两人有了火药味，主持人就赶紧提醒：“要对着主持人说话啊！”就很难吵起来。
家里家外向来强势的唐治和也开始回家跟老婆商量事情了。他讲：“我还教育儿媳妇，我们合作社有问题都商量着来，有些事情不要硬着头皮去做，我们也商议着去做。”
民主不是灵丹妙药
当年卖掉自家猪做路费，同杨云标一起进京上访的唐殿林已经当了11年村干部。2007年，南塘村和周围两个村合并，改称三星村。现在，唐殿林是三星村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和文书，也是合作社监事会副监事长。
这个被称为“南塘110”的老好人电话不断，农民们总找他帮忙。去年底的人大代表选举公示也展示了他的好人缘，全选区1159张票，他得票1069张。
合作社的事儿他一直支持，但并不怎么赞成罗伯特议事规则，他觉得：“有时候民主必须得跟集中结合到一块，分散的民主感觉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
比如说修路问题，村里要修的路有5公里，今年只有钱修一公里，谁先修、谁后修让唐殿林头疼。去年3个村的群众去镇里、区里上访，都觉得自己该先修路。开会讨论，非常激烈，每个人都说自己多需要，最终谁也没修成。“我觉得这事要听大家意见，就没法办了，必须有人先修，有人后修。应该在听取村民意见的前提下，村委会拿出一个意见来。”
唐殿林还觉得：“不是大家觉得正确的事就一定正确。比如前几年种几十亩有机萝卜，以为销路会好，结果人家只按普通萝卜价格收，烂了好多。这也是大家决定的。”
杨云标知道，民主决议并不保证正确。“错了就要承担后果。现在的领导一个人作决定，其实也没问题，关键是你愿不愿承担这个后果。经常有了成绩是领导的，有了责任他不愿承担，这就有问题了。”
4月18日，《可操作的民主》北京研讨会上，曾在阿拉善生态协会推行过议事规则的前秘书长杨鹏讲，民主和企业逻辑是两回事，民主不解决经济问题。
这正是南塘兴农合作社的大问题。现在除了芳芳，合作社的骨干都是凭着热情在服务，没有补贴，只有和其他社员一样的入股分红。“所有项目里只有资金互助组赚的钱拿20%作为管理人员收入，去年规模小，三千多元分给五六个人。今年估计有一万元左右。”杨云标说：“杨鹏讲得特别对，有学者天然认为，只要一民主协商，农民就富起来了，这根本是两回事。”
这也是寇延丁担心的：“大家都期待民主是个灵丹妙药，水龙头一开，问题就解决，这不可能。我们当年开始做，只是对议事规则有工具式的期待，像木轮和橡胶轮的区别。”
研讨会前几天，袁天鹏连着接到几位记者电话，问实施效果。他打电话给寇延丁，情绪极低落，旁人对戏剧式效果的期待心让他觉得好像对公众无法交待。研讨会上，寇延丁讲，“我现在可以很平静地说，就是没有什么成果。”
杨云标和他的乡亲们没想民主宪政那么多：“我们只是觉得这规则好用，可以更好地去实现我们的经济目标。当时做这个项目，希望实践下来，扩散到更大范围。我们合作社，把规则换成了草根乡土版在用，也没怎么扩散。”
惟一要求扩散议事规则的是三合镇三合村的村委会主任、也是资金互助会的监事长唐殿成。从杨云标维权时代起，他就是政府中少数敢请杨吃饭的朋友。他刚刚和几个人共同成立了农用机械合作社，发起人主要是农机商人：“我们这些人会做事，但不知道如何合作。想请云标去讲讲课，也学学开会规则，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不能大户说了算。”唐殿成对自己的合作社颇有信心：“我们那边人年轻，有闯劲，不像这边，虽然稳，但发展速度慢。”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第二步培训已经在计划中，将制定一部“南塘宪法”，规定议事规则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时候不用，什么样的问题理事会总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各部门讨论即可，要清晰划分各部门的权力和责任。原来强调奉献精神，也要改成物质利益奖惩。
从“水泊梁山”走过来的杨云标一直被政府视为“贼心不改”。“在官方解读里，维权的是刁民，是自己混得不行，其实我们恰恰因为热爱，不接纳生活中黑暗龌龊的东西，宁愿费点儿劲，希望村庄更美好。”院子里的斗鸡不住打鸣，杨云标坐在自家裂着大缝的墙根下：“激烈的成果像烟花，漂亮是漂亮，可会迅速消散。建设是平淡持久的事，不急。”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孙中山（中国翻译运用罗伯特议事规则第一人）
动议，动议，行动的建议。”67岁的王秀华闲坐在南塘兴农合作社大堂里，听起来颇专业的议事规则词汇突然就从她嘴里蹦出来。
4年前，美国回来的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来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南塘村，给合作社的老头老太们培训如何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开会。听说这件事最近出了书《可操作的民主》，王秀华张口就甩起了民歌调子，是当年自己编曲的《萝卜白菜议事歌》：“有口难言，主持中立；要算本事，得算是动议；举手发言，一事一议；面向主持，免得生气；限时限次，公平合理；立马打断，不许跑题；主持叫停，得要服气；正反轮流，皆大的欢喜；首先表态，再说道理；依事论事，不许攻击；话都说完，再说决议；先正后反，弃权就没戏；多数通过，平局没过；萝卜白菜，开会顺利；萝卜白菜，开会顺利！”
这位10年前曾豪迈地带着5个人去大队查账反贪的农民维权协会骨干，现在是兴农合作社文艺演出队队长。用合作社理事长杨云标的话说，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弥合村庄的裂痕”。
“如果民主是不可操作的，走向专制是必然的。因为专制好操作，信服一个有能力的人是最省事的做法。”杨云标记得，一开始在村里讨论我们农村最缺什么时，结论居然是最缺“好领导”，大家觉得，有了好领导，钱、文化、技术等等问题都随之解决了。
现在，随着议事规则的推广，一种协商和相互理解的平权文化已经在南塘兴农合作社渗透开来。“大家学会了妥协，学会接纳不同的观点，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杨云标说，他们并不多想那些民主宪政的大词，议事规则的好处直接而实在，比如，开会的效率高多了。
回到家乡
阜阳市往南20公里，普普通通的南塘村夹杂在铺开的碧绿麦田间。兴农合作社矗在离村口百十米远的地方，三层小楼夏凉冬也凉，是前两年从社员中集资了二十多万元修建的。
21岁的张芳芳展着年轻姑娘特有的活泼笑容迎上来。在著名的劳务输出地阜阳，很不容易看到这样的年轻人留在家乡，在平均年龄近七十岁的合作社里更是如此。
芳芳是合作社里惟一拿工资的人，每月一千多元，还是靠一个项目支持，做秘书、宣传、留守儿童活动中心、青年中心等等工作。她17岁开始出门打工，去过南京和杭州，在流水线上做手机，每天工作12个小时，“跟个机器人似的，也没什么前途。”
她不喜欢那段生活，因为害怕一个人上夜班、一个人走夜路、一个人很孤单。两年前，有人推荐她来合作社工作，她很高兴回家乡，却发现还是很孤单，同龄人都在各地打工，家乡只有老人和孩子，没有共同语言。“其实家里要有工作，哪怕外面能挣两三千，回来只挣一千多，大家也都愿意回来，可是这也没有。”
合作社里第二年轻的面孔就是39岁的杨云标，尽管他的发际线已经退到了脑壳中央。那是维权时代刻在他身上的痕迹。
1998年，在西北政法大学拿到成人教育法律专业大专文凭的杨云标回到家乡，准备律师资格考试。因帮乡亲写上访信，考完就回西安的计划被意外打断了。
5年后一篇纪实文学记载了1994年临泉县农民因负担过重多次集体上访，与地方政府激烈冲突，酿成震惊中央的流血事件。临泉县就在南塘村西53公里外，相似的沉重负担也压在南塘人身上，每人每年要交三四百元，交不上常被打骂关押、牵猪挖粮。
杨云标只是帮忙写上访信寄出去，也被干部找上门来。这激起他的豪情壮志，越来越多人找他帮忙，一天最多接待过34个求助者。他闯去北京上访，有人在阜阳火车站设点检查，就绕去相邻的亳州。所有路都走了，最后，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犹豫着举起牌子“安徽农民告官”。
从反抗到建设
这些上访的最高成果是2000年得到常务副省长批示。省委督察室派人下来查账，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挪用贪污7万多元公款，被集体撤职，三合镇党委书记、镇长等分别受到党内或行政处分。
“开始时觉得，我们村碰到这事真倒霉，后来发现，基本上所有村都有这样的事，就觉得应该联合起来，成立维权协会。”杨云标向每一个找他帮忙的人讲成立协会，所有人都用沉默来回应，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敏感传统此刻显现：“他们觉得维权可以，要说成立组织，就是结党，犯了大忌，不行。”
2001年，农民维权协会终于成立起来。一次次告状，村干部扳倒二三十个，结果却是换了谁都一样。那不如自己干吧！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一同维权的唐殿林被高票选为村委会主任，杨云标被选为村文书。
杨云标开始体会到村干部受的折磨：“选的时候对农民负责，干的时候对上级负责，这肯定要扭曲变态。所以不管村干部选的时候民主竞争多激烈，干的时候永远都是跟乡里保持一致。”
后来成为兴农合作社骨干的邻村干部刘世勤记得，为了收提留款，镇里面曾把所有村干部全弄到镇政府，每村扣两人当人质，其他人下去借，交齐款才能放人。“有一年我不当了，那也不行，得先把今年任务完成。”
杨云标总结，从个人维权到合作维权，到组织维权，再到选举维权，最后会发现：“你要做改变，不是说你抗击了多少政府官员，那个需要勇气就够了，而是要回到自身一点点改变。”
维权协会开始转型。2004年，南塘成立了合作社，3年后在工商局注册成功，全称“南塘兴农农资专业合作社”，成为全国52万农业专业合作社中普通却特别的一员。
麻烦的民主
周日下午，七八个南塘村的孩子在合作社大堂里叽喳玩乐，或打乒乓，或爬化肥袋堆成的小山，不时被大人吼下来。每周末来支教的阜阳大学生刚刚离开，这是合作社留守儿童活动中心的固定活动。孩子们向新到的记者嘻笑打招呼：“又来大学生啦！”他们已经很习惯见到陌生人。合作社的非经营项目还有老年协会、妇女文艺队、青年中心……
隔壁的资金互助小组，83岁的业务总指导唐金铎正给人办贷款，退休前他是农行营业所副所长，熟悉这些。这个2005年开始运行的经营项目，吸引本地资金入股，贷款给合作社社员，利息比银行低，现在已经吸引两百多万存款。唐金铎说：“比信用社贷款快多了，3个理事同意，再找村里人了解情况，3个小时就能审批下来。”熟人社会的信用脉络，让贷款不还的风险极低，7年只有一笔2000元的没还，最终由担保人代还了。
合作社的另两个经营项目是高粱酒厂和农业物资服务，酒厂今年约产5吨纯高粱酒，农资服务今年预计销售300吨化肥。
有两千多名社员的合作社里，内部骨干已经出现了官僚倾向，不亲自去做工作，而是开会或电话传达会议。杨云标觉得，这可能导致离社区越来越远，“我们会不会很快走向我们所反对的？”
开会是大难题。杨云标总结出3点：跑题、一言堂、野蛮论争。“老是议而不决，老是一哄而散，出现分歧很容易吵起来，拖得事情办不成，搞得后来很多人不愿意来了。”
当年的几十位维权骨干只剩几位还在合作社里工作，离开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既伤和气又低效率的决策方式。
“大家很容易就说，咱们天天这么弄，又费事，又解决不了问题，又伤和气，还不如杨云标一个人说了算。甚至有人说，就是因为你杨云标不敢一个人说了算，不敢承担。可当年我们反对村干部，不就因为他们不民主吗？”杨云标说。
他总结：“小农户们更容易产生造神的文化和背景，更不希望要民主。他们觉得开会麻烦，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他们觉得有个好领导人最好，又有本领，又关心我们，这样最简单，最省事，付出最少，回报最多。大农户对于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就更强一些。”
那场结论为农村最缺“好领导”的讨论当场继续。为什么缺好领导？德才兼备的人为什么难选上？结论是缺民主。再讨论为什么缺民主？好多人在投票时忙着赶集、喝喜酒，觉得随便投谁都一样，结论是缺公民。再讨论为什么缺公民？大家都种自己的地，过自己的小日子，缺公共生活。
“我一个嫂子，爱出来参加公共活动，讨论问题时就很自然关注修路等公共问题。另一个嫂子，天天抱孙子，说的就全是家里的事。”杨云标说。
看着辛苦做下来的合作社在无谓的内耗中磨损下去，杨云标很痛苦。他想干脆我说了算得了，但他知道，要不出错，一切都好，只要犯错，人们都会远离他。
萝卜白菜规则
2008年5月，经过自由作家、独立纪录片制片人寇延丁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发起人刘湘波介绍，杨云标认识了从美国回来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袁天鹏。
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的袁天鹏在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读研究生时，被学生议会的游戏规则震得目瞪口呆。他申请当上“议员”后，议会秘书给了他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后来，他成了这本书第10版的中文翻译者，致力于它在中国的本土化推广。
这套规则是1876年由美国人亨利·罗伯特将军以英美议会议事规则为基础推出的，规定了民主制衡的程序细节。核心原则是“谨慎仔细地平衡组织和会议当中人或者人群的权利”。
2008年10月，由香港乐施会出资，袁天鹏来到南塘村，给村民们培训4天。五六百页的原著被一再压缩，再换成通俗易懂的语言。罗伯特规则成了村民口中的“萝卜白菜规则”，最后成了挂在墙上的15条《兴农合作社开会制度》。
此后一年才加入合作社的唐治和没赶上这次培训，但他很快感受到这里开会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这位老强调自己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富户，在村里财产排进前三。现在，他是合作社的酒厂经理。
“以前我做生意，都是我说了算。我跟合作伙伴卖猪肉，我叫卖就卖，我叫不卖就不卖。因为我懂嘛，凭我经验，看着今天肉多要提前掉价，看着肉少要屯着等涨价。”唐治和踩踩酒窖的边：“现在不行了，合作社，合作社，得合作着来。”
第一窖酒开封后，大家开了一次会，讨论酒要不要包装。有人支持，因为谁办喜酒，拎个大桶散装，不好看，没档次。有人反对，一个瓶子两块多，一个铁盒四块多，再加外包装，一斤酒成本得增加十块左右，平常自己喝散酒的老人反对激烈。
最后的结论不是同意也不是反对，而是分两种卖，老人可以继续低价买散酒，娶媳妇的也可以有个体面样子。
更复杂的决议是一个多月前的合作社买车问题。因为资金互助组经常需要去银行取钱，老爷爷们觉得骑个自行车去太不安全，想买辆汽车。买车大家都同意，可具体到管理问题就麻烦了：谁来开车？给不给他工资？平常放家里还是合作社里？他开去办私事怎么办？专门请人开是不是成本太高？
想起来挺不好解决的难题，开了一上午会，居然创造性解决了。结果是：唐治和想买车自用，合作社借钱给他，5万元以内，不收利息。唐送人去银行取钱送钱，不收费。借款期限两三年，唐还钱后，再用车要付费。
“这就是大家的智慧！”杨云标很满意现在的开会效果：“关键是不能跑题了。以前我们都没有跑题的意识，比如说前几天开会谈养土鸡的奖励协议问题，刚来实习的小徐一张口就谈养土鸡技术，因为他以前养过鸡。如果是培训前，我们肯定不知道这是跑题，确实是在讲养鸡呀！现在马上提醒他，一事一议，现在谈协议，以后再谈技术。整个会议拉回他3次。”
开会吵架的事情也缓和多了，看到两人有了火药味，主持人就赶紧提醒：“要对着主持人说话啊！”就很难吵起来。
家里家外向来强势的唐治和也开始回家跟老婆商量事情了。他讲：“我还教育儿媳妇，我们合作社有问题都商量着来，有些事情不要硬着头皮去做，我们也商议着去做。”
民主不是灵丹妙药
当年卖掉自家猪做路费，同杨云标一起进京上访的唐殿林已经当了11年村干部。2007年，南塘村和周围两个村合并，改称三星村。现在，唐殿林是三星村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和文书，也是合作社监事会副监事长。
这个被称为“南塘110”的老好人电话不断，农民们总找他帮忙。去年底的人大代表选举公示也展示了他的好人缘，全选区1159张票，他得票1069张。
合作社的事儿他一直支持，但并不怎么赞成罗伯特议事规则，他觉得：“有时候民主必须得跟集中结合到一块，分散的民主感觉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
比如说修路问题，村里要修的路有5公里，今年只有钱修一公里，谁先修、谁后修让唐殿林头疼。去年3个村的群众去镇里、区里上访，都觉得自己该先修路。开会讨论，非常激烈，每个人都说自己多需要，最终谁也没修成。“我觉得这事要听大家意见，就没法办了，必须有人先修，有人后修。应该在听取村民意见的前提下，村委会拿出一个意见来。”
唐殿林还觉得：“不是大家觉得正确的事就一定正确。比如前几年种几十亩有机萝卜，以为销路会好，结果人家只按普通萝卜价格收，烂了好多。这也是大家决定的。”
杨云标知道，民主决议并不保证正确。“错了就要承担后果。现在的领导一个人作决定，其实也没问题，关键是你愿不愿承担这个后果。经常有了成绩是领导的，有了责任他不愿承担，这就有问题了。”
4月18日，《可操作的民主》北京研讨会上，曾在阿拉善生态协会推行过议事规则的前秘书长杨鹏讲，民主和企业逻辑是两回事，民主不解决经济问题。
这正是南塘兴农合作社的大问题。现在除了芳芳，合作社的骨干都是凭着热情在服务，没有补贴，只有和其他社员一样的入股分红。“所有项目里只有资金互助组赚的钱拿20%作为管理人员收入，去年规模小，三千多元分给五六个人。今年估计有一万元左右。”杨云标说：“杨鹏讲得特别对，有学者天然认为，只要一民主协商，农民就富起来了，这根本是两回事。”
这也是寇延丁担心的：“大家都期待民主是个灵丹妙药，水龙头一开，问题就解决，这不可能。我们当年开始做，只是对议事规则有工具式的期待，像木轮和橡胶轮的区别。”
研讨会前几天，袁天鹏连着接到几位记者电话，问实施效果。他打电话给寇延丁，情绪极低落，旁人对戏剧式效果的期待心让他觉得好像对公众无法交待。研讨会上，寇延丁讲，“我现在可以很平静地说，就是没有什么成果。”
杨云标和他的乡亲们没想民主宪政那么多：“我们只是觉得这规则好用，可以更好地去实现我们的经济目标。当时做这个项目，希望实践下来，扩散到更大范围。我们合作社，把规则换成了草根乡土版在用，也没怎么扩散。”
惟一要求扩散议事规则的是三合镇三合村的村委会主任、也是资金互助会的监事长唐殿成。从杨云标维权时代起，他就是政府中少数敢请杨吃饭的朋友。他刚刚和几个人共同成立了农用机械合作社，发起人主要是农机商人：“我们这些人会做事，但不知道如何合作。想请云标去讲讲课，也学学开会规则，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不能大户说了算。”唐殿成对自己的合作社颇有信心：“我们那边人年轻，有闯劲，不像这边，虽然稳，但发展速度慢。”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第二步培训已经在计划中，将制定一部“南塘宪法”，规定议事规则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时候不用，什么样的问题理事会总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各部门讨论即可，要清晰划分各部门的权力和责任。原来强调奉献精神，也要改成物质利益奖惩。
从“水泊梁山”走过来的杨云标一直被政府视为“贼心不改”。“在官方解读里，维权的是刁民，是自己混得不行，其实我们恰恰因为热爱，不接纳生活中黑暗龌龊的东西，宁愿费点儿劲，希望村庄更美好。”院子里的斗鸡不住打鸣，杨云标坐在自家裂着大缝的墙根下：“激烈的成果像烟花，漂亮是漂亮，可会迅速消散。建设是平淡持久的事，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