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明代教育思想家认为，宫廷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格正君心”和“懋修圣德”来培养君主的道德人格；而宫廷教育的意义则是强调帝王虽然天生聪明，但也必须实行后天教育，即所谓“虽云天笃其资，实由学得其大”，保证帝王“日新不已”；对于宫廷教育的途径，则认定尊师重道和重视经筵日讲为必由之路；宫廷教育的方法则强调学用结合和知行合一。尽管明代针对帝王和太子的教育思想比较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宫廷教育的成效就很大。相反，其宫廷教育思想是在皇帝的消积怠学和怠政的情势下激发出来的，多具有说理性和劝说成分，难以落到实处，但其毕竟贡献了一些宝贵的观念和思路。
关键词：明代；宫廷；教育；思想
作者简介：谢贵安，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2-0163-09
宫廷教育思想，是指针对宫廷中皇帝、太子、后妃和宦官进行教育所形成的思想和观念。包括教育目的、教育意义、教育途径和教育方法等。明代是程朱理学十分发达的朝代，因此在宫廷教育上形成了有特色和成系统的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社会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小农经济基础、君主上层建筑和儒家意识形态。宫廷教育思想是由作为上层建筑的代表皇帝与作为意识形态的代表儒臣共同制订和相约执行的。君主“私天下”的实质与儒家“公天下”（大同）的品格之间虽有终级目标上的分歧，但在近期目标上却是目标一致的同路人，都强调加强皇权并通过提高皇帝的仁心和素养来实行仁政，维护王朝的和平与安宁，让百姓安居乐业，达到“小康”的盛世。因此君主与儒臣在宫廷教育上，具有相同的“致君尧舜”的教育思想。明代建立后，开国之君太祖朱元璋不仅主动进行自我道德的提升和文化修养的提高，而且大力兴建完善的皇帝经筵日讲教育、东宫的储君教育、皇子宗室的教育、后妃宫女的内训教育和宦官的约束性教育，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宫廷教育体系。永乐宣德以后，随着皇帝集权的极致化，作为皇权不可分割的力量的宦官，其道德文化教育也出现了制度化的倾向。然而，在整个明代，最为重视的还是帝王太子的道德教育，因为皇帝和太子的教育是现任和未来最高统治者的教育，直接关系到当下和未来的政治兴衰和国力强弱。本文宫廷教育的内容以皇帝和太子的教育为重点。
明代宫廷教育史的研究，学界已有比较多的成果1，其中对明代宫廷教育思想有所涉及，但迄今为止，对该问题的研究未见专门而系统的论文和专著。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
明代宫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朱明王朝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以确保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生活稳定。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首先就是塑造道德高尚的皇帝和太子。皇帝和太子的教育是最高端的国家教育，关乎帝国的兴亡和民众的生死，因此明代儒臣乃至君主本身，都特别重视帝王的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在明朝理学家看来，道德的形成是理欲博弈的结果，理胜欲，则道德高尚；欲胜理，则道德败坏。道德败坏的君主，必然导致政治混乱和民心丧失。民心一失，则政权的合法性也就不复存在。因此，明代宫廷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君主的道德人格，格君心之非，养君德之厚。当时的儒臣就用了许多词语，如“启沃君德”、“圣德懋修”、“修圣德”、“痛行修省”、“养心”、“正君心”、“格正君心”等来作表达。
作为大明帝国的意识形态——理学思想，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理与欲的纠结。理代表着正，欲代表着邪，明儒宫廷教育的目的，便是令君主“正心”和养德。郑庆云在《务学亲贤养圣体以慰群望疏》中指出：“上之则无欲，次之则能寡欲，下之未免有欲”，如果皇帝的欲望“非惟不能寡，而又纵之”，就会带来不良后果，“效验昭昭”。提出“寡欲之道，惟在于正心，盖欲者邪之动，正心之道……盖理欲本交战，邪正每相形。真万世圣学养心之要道也！”[1]（卷二）杨守陈指出对帝王进行教育时，应该“备极帝王之全道”，特别是要重视“理欲危微之辨”。[2]（卷二二《初开经筵》）这种理欲观，甚至影响到皇帝的思想。明太祖曾提醒太子做到“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如此则“天下之事，可得而治”。[3]（卷八五，洪武六年九月乙卯条）。既然理欲并存于人心，而欲望又带来灾难，那么要想国家大治、政权稳固，就要“存天理，灭人欲”，去除私欲，格君心之非，要格君心之非，使归于正，就必须讲求圣学，通过儒臣的经筵日讲，来使君主圣德日厚。正统时侍讲刘球上疏指出：“古圣王不作无益，故心正而天不违之”，要求“皇上勤御经筵，数进儒臣，讲求至道，务使学问功至，理欲判然”，这样便能“圣心正而天心自顺”。[4]（卷一六二《刘球传》）
在儒臣看来，只要格君心之非，使其心无邪念，不事逸乐，就能培植德性，专心理政，达到民富国强的局面。因此，他们不断强调通过“圣学”教育，格君心之非、养君德之厚。胡濙在《任贤良以隆治本疏》中特地指出：“臣闻缉熙圣学，尤先于侍讲之官，辅导储皇，亦莫先于庶子之职。盖圣学者，人君致治之本，必得正人以讲明之，而治道益隆。储君者，宗社臣民之本，必得正人以辅导之，而国本益固。侍讲之官，必择学行醇正之士，俾之横经帝幙， 绎古今，朝夕论思之际，以格正君心为己责，以谋谟治道为己任，如傅说论圣学于高宗是也。”[5]（卷三七《纠劾》）儒臣们认为，国家治乱系于君心，君心所养在于贤人讲明正学，因此宫廷教育的关键便在于讲正学，格君非。万历时湖广道监察御史吴达可上书指出：“国家之理乱起于君心，君心之岀入系于所养。学所以培养君心，而贤人君子则固讲明正学而维持此心，不可有一日之间断者也。”[6]（卷一《圣治类》）
儒臣普遍认为，“讲学为正心之道”。宣德时御史陈祚上疏言：“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读书。陛下虽有圣德，而经筵未甚兴举，讲学未有程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岂能周知洞晰？”[4]（卷一六二《陈祚传》）武宗时，李东阳阐述了儒家的六经是“圣道”的本源，而圣道是指导君主为政的法宝，圣道是否能够起到为政指南的作用还受君主之心的左右，君主之心需要通过讲学来端正：“圣道在六经，为政必先于论道，君心理万事，讲学乃所以正心。”[7]（卷一三九）然而，武宗时“群珰窃柄，导上佚游，媟嫚极矣”，兵部尚书许进（谥襄毅）认为不能“独攻其标”，而应治其本，即通过讲学来格正君心，于是“因经筵有见”，上疏强调帝王经筵讲学的意义：“帝王之学在养心亲贤，而经筵为首务。”胡直在读到他的这份奏疏后，也阐述道：“夫唐虞之世，天下政务不少矣，然元圣上贤交议文陛之上，则独以道心精一为授受，以兢业佚欲为劝戒，皇皇焉，不敢以他务先之。彼岂不欲咨实政而亟为此款言哉，诚以天下治忽之机，在人主之一心，而心之难操，又非可与众庶论也。故虽以元圣辅之，上贤犹惧罔念之为狂，而况武皇帝左右狎溺荡心伐性，且十百寻常者乎！是故公当其时，人不与适，政不与间，乃奋其衷赤，以帝王之学为言，意庶几焉。”[8]（卷一八《书大司马许默斋公录襄毅公疏草后》）看来，儒臣认为天下治乱之机在君主一心，而人心又最为难测，因此必须用理学“诚意”、“正心”和“修身”的功夫来修理君主之心，这样就必须重视经筵日讲的举办，通过讲学来格君心之非。 强调天人感应的儒臣们，每当天灾人祸频发时，都借上疏言事时，指责皇帝没有尽到职责，出现道德有亏的局面，从而要求通过经筵日讲，格君之非，消弭灾难。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十二日子时发生了导致83万人死亡的关中大地震。礼科都给事中何起鸣以“天人感应”为武器上奏要求世宗“亟赐轸念，痛行修省，以回天意，以慰人心”。所谓“痛行修省”，就是要格君心之非，以达到“修圣德”的目的。他用《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真德秀“人主修德讲学，则天下安，昆虫草木亦得其所”的观念为依据，指出“人君一心即天地之心，而言动举止、喜怒哀乐关天地之动静”，要求“陛下览此惕然兴思”，修德讲学，“每日视朝之后，依祖宗故事，驾诣文华殿，留心经筵，亲召辅臣，托为心膂，与之商确政事，勿以祈寒暑雨而间功，勿以君门万里而隔越，如此则圣德懋修，一人享安和之祉，圣心宁一，两仪收奠位之能”[9]（卷七）。
格君心之非的宫廷教育，遵循的是宋明理学尊德性的路径。宫廷教育是儒家教育，儒家学术有两种倾向和路径，一是寻章摘句的考据之学，一是明道知理的经世之学，即所谓“道问学”与“尊德性”。对于宫廷教育来说，一直重视尊德性的学术路径，即以培养帝王的君道和品德为根本，不追求对儒经的考证。在明代，由于宋明理学的一统江山，因此在宫廷教育中一面倒的是对宋学的尊崇，而非对汉学的崇尚。何乔新指出：“明君以务学为先，圣学以正心为要。盖学既明，则有以识治天下之道；心既正，则有以立治天下之本。苟徒事乎章句之末，而无躬行之实，夫岂人君之学哉！”[10]（卷二《策府·十科摘要·圣学》）章句之末，是汉学的治学功夫，而躬行之实，是宋学的修身理念。格正君心和懋修圣德的教育，不仅是儒臣亟盼达到的，也是明王朝统治集团自身想实现的目标。连世宗皇帝自己也认识到“帝王所图治，务学当为先”，“正心诚其意，志定必不迁”，“身修本心正，家国治同然”，“万化修身始，朕念方拳拳”。[11]（P817）
太子的教育目的也是为了“正心”和“端本”。万历时胡忻上《请开经筵暨皇太子讲学疏》指出“储教不可久旷”，东宫讲学是为了“以端国本”。因此必须“日亲宫僚，承弼引翼，使之见王事，闻正言，行正道，克端元良之度”[12]（卷三《请开经筵暨皇太子讲学疏》）。
明代宫廷教育的意义是，在承认帝王和太子“天纵之圣”的同时，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让帝王不至于因过分相信天命，而不学习、不努力，纵嗜欲，乐享受，最终导致国破家亡；而是通过经筵日讲和东宫讲读等途径，让他们获得道德的提升和能力的培养，以确保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儒家是“先知先觉”、“天才论”的倡导者，但同时也是“人人可以为尧舜”的后天教育论的提倡者。在对待皇帝教育上，明代儒臣虽然承认皇帝是天子，有“天纵之圣”，是“睿资天纵”、“英资天纵”、“睿质夙成”和“资质齐圣”，但却认为有必要由儒臣讲学传授圣人的经义，培养帝王的道德，以成就其功业。明宣德至正统间人吴节在《再陈十事疏》中论述道：“经筵讲学以养主德，资虽齐圣，不废问学，道可默契，亦须讲说。自古殿廷奏对一事，止及一事之本末，所以治其标也，惟经筵之开，其所陈说者皆帝王圣贤正心、诚意、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实，学通此可以达彼，执一可以应万，所以治其本也。即万几纷纭，未可废学。盛暑隆寒，不当辍讲。师臣宾臣，坐而论道。勋戚贵胄，侧耳受业。朝廷之要，莫先于此。”[13]（卷一《再陈十事疏》）弘治时胡世宁指出，明朝“祖宗创业守成”的功业，“虽由天纵之圣，其得于讲学切要之功，不可诬也”，又称“皇上聪明睿圣，天下之书固宜尽阅，然闻帝王之学贵得其要”。[14]（卷一《应诏陈言疏》）嘉靖时胡松指出，“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纵而自圣；本之先哲，式资道揆以开人”[15]（卷下之三《经筵官进职谢恩表》）。郑一鹏虽然承认世宗“睿知夙成”，但又特别强调其人“日御经筵，缉熙兴学”的行为才是“大有为之基！”[16]（卷三《圣学类》）嘉万时叶春及则明确指出“人君之知，惟在所养”，不能倚恃天生的聪明。[17]（卷一《广圣知》）
儒家不排斥“生而知之”的“天才”论，但更重视后天的学习和努力，对于皇帝的圣学和东宫之学，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和经筵日讲及东宫讲读的必要性。嘉靖初年，时为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谢迁向世宗进言：“陛下圣性之睿哲，固出于生知，而圣德之成就，必资乎问学，经筵儒臣分直进讲，所以薰陶涵养者在是。燕闲之时，尤博览群籍，以广见闻。苟有疑义难明，即召劝讲之臣，面赐质问，务求通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积日就月将之功，则圣学缉熙而圣德之成，可以追踪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言矣。” [18]（卷一《谢存问疏》）万历间，许弘纲阐述了“宪天聪明”的皇帝从事圣学的必要性，指出：“臣闻宪天聪明惟典于学，益人神智不外于书，故祖宗之缉熙圣学也，经筵有定期，日讲有常御。”谁也不愿意“舍深宫之燕闲，而乐殿廷之繁缛，分章奏之实览，而事书史之空谈”，但因为“君心敬肆，治忽所关，心乘气机，必有所系”，因此不得不如此勤学。只有经筵日讲，才会出现“格言在耳，师保在前，执法在列，一言感发，意念潜移，侍从森严，圣衷惕若，有一息之收敛，则有一息之操存，有一息之操存，则有一息之涵养”的局面，才能使君主“缮性修身，崇德广业”，如果不举行经筵和日讲，“则堂陛日隔，佚欲潜滋”。他还针对神宗经筵日讲先举后废的行为，指出“帝尧不以钦明而忘危微之戒，成汤不以圣敬而废日新之功”，讽刺神宗“谓学已成而志已定”的骄矜自大。[19]（卷上《水旱陈言疏》）显然，他对经筵日讲启沃君德仍抱有期待。
万历间经筵官杨起元提出了帝王“虽云天笃其资，实由学得其大”的命题，强调皇帝即使天生聪明，也必须通过后学才能成就大业：“自古语帝德之盛者，必曰尧舜，语王道之盛者，必曰禹汤文武，名号之美与天无极。虽云天笃其资，实由学得其大也。”并指出“皇上英资天纵，睿质夙成，孝敬之德，彻于天亲，仁爱之恩，被于民物。乾刚独断而不苛，委任臣工而不贰，此真大圣人聪明之资也”。然而，“夫有大圣人之聪明，必讲于大圣人之学术而后可”。他以日头来做比喻：“夫日，太阳之精也，然必丽于中天，而后光被六合。今皇上大聪明犹之日也，而大学术者乃皇上之中天也。非讲于学术，即皇上之大聪明，何所丽乎？” [20]（卷一《初补经筵恭劝圣学疏》）言下之意，帝王虽然是个光芒万丈的太阳，但它只有上升到中天才可以普照大地，只有讲求学术的儒家才具有可以把太阳升到中天的本领。 明代儒臣表面上承认君主的英资天授，实际上常利用自然灾害频发的机会，让君主承担政治责任，修省养心，而修省养心的途径便是勤学（经筵日讲）和勤政。万历年间，聂应科在《陈末议以广德意疏》中指出：“近来灾异叠见，雨泽愆期”，因此虽然“皇上英资天授，睿智性成”，但是“东南频年水旱，西北异常风霾”，“天心示儆变”，他特别强调“变不虚生，感召在人”，因此皇上必须“修省而挽回之”，根本之处“在养圣心以崇昭假之实”，即只有通过勤学与勤政两途才能消除灾祸：“故惟勤学可以澄定此心，皇上经筵之御，得无有昔勤而今怠者乎？愿自今以往，时御经筵，俾大臣侍从轮直进讲，凡正心、修己、敬天、勤民之 谟，虚衷讨论，则典谟训诰皆圣心之师资，以勤学而养矣。”同时指出：“惟勤政可以惕励此心”，“愿自今以往，昧爽临朝，退御便殿召见阁部大臣，商确时事，及章奏之可否，旋赐批行，则正言谠论，皆圣心之药石，以勤政而养矣！”无论是勤学还是勤政，都在持之以恒，“毋以寒暑辍其功，毋以幽独堕其行”。[21]（卷九《时政类》）
为了让明代帝王不依赖于帝王的“天纵之圣”，儒臣从历史上寻找天才的帝王注重圣学的先例。李东阳虽然承认明武宗“天资首出”，但仍需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圣德和思想觉悟。为此，特地用帝王讲求圣学的历史加以说明：“盖自虞廷阐精一之传，商君承逊敏之戒。辟雍拜老，礼重于汉家；崇政说书，官专于宋代。愿治者用臻至化，好文者亦致小康。肆我皇明，益隆盛典，英庙九龄而伊始，先皇二纪而成章，迨先帝十八载之间，贻圣子亿万年之训。”强调武宗“聿当元祀，诞启经筵，信明君之大有为，在今日乃急先务”[7]（卷一三九）。万历中期的宰相申时行也列举了历史上君主典学的事例，强调君主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自昔愿治之主，咸以及时典学为先。虽日有万几，至尊匪同于韦布；然治无二道，遗迹具在于简编。非考古何以证今，必多闻乃能建事。石渠讲艺，集诸儒之异同；崇政说书，备三朝之训鉴。率皆表章经术，用以兴建治功。于赫熙朝，特崇讲幄。广厦细旃之上，言有箴规；冠带搢绅之伦，环而观听。岂徒藻饰太平之具，是惟培养君德之基！迥轶前闻，永垂后法。”他最后重申了君主虽属天才但需后天学习的教育观念：“皇帝陛下，聪明首出，睿智性成，固天纵之多能，尤日新而不已。”[22]（卷七《经筵贺表》）日新就是通过每天的讲学获得更多的新知识。
有的儒臣认为，天子虽然天生聪明，但知识无限，学无止境，因此促进圣学具有必要性。礼部尚书陆树声于万历元年（1573）上疏称：“窃惟方今之务，莫要于圣学。臣尝入侍经筵，仰见皇上睿哲聪明，孳孳向学，古所未见，而密勿大臣，绘图立说，因事效忠，诚有以端圣功之本矣。但臣愚以为学之为道，本无限也，见闻日广，则义理愈见其难穷，知虑日开，则趋向愈见其难定，况法筵之上，宸严所临，或一时敷对未详，则记忆岂能周悉？”[23]（卷一《圣治类》）明代儒臣对于皇太子的教育，也是将“天才论”与“后天培养论”相结合，周冕认为虽然皇太子“岐嶷（聪慧）之质得于天成”，“似若无待于教”，其实不然，天才之人如果不受教育，也将像白痴一样。“皇太子生长春宫之中，隔远天颜”，如果不进行教育，“使不及时为学，礼乐名物何自而知？治乱兴亡何自而识？君子小人何自而辨？”因此对太子要进行启蒙教育以成“养正之功”。[24]（卷三）显然，众多的明代儒臣异口同声地强调，君王和太子虽然是天纵之圣，但也必须实行宫廷教育，才能确保王朝江山永固。这就突出了宫廷教育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
三、隆师好问者，君道之所当尽：尊师重道和重视经筵的思想
明代儒臣论述了宫廷教育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君师的选择和经筵日讲制度的推行，来达到宫廷教育的目标。这种尊师重道的观念来自儒家经典，但也为明代君主所接受。嘉靖间刑科给事中刘世扬上疏世宗时指出：“陛下一意崇儒重道，日御经筵，虚受日讲，为涵养熏陶之助。如《洪范》所谓‘视明作哲，听聪作谋，言从作乂，貌恭作肃，思睿作圣’之五者，敬事无替，使嗜欲寡，礼乐备，敬义立而身修，内令严而家齐。陛下所以尽伦理、建皇极以感化天下，端在是矣！”[25]（卷六）所说“崇儒重道”、“视明作哲，听聪作谋”和“日御经筵，虚受日讲”，就是明代宫廷教育的重要途径：选择君师（帝王之师）和推行经筵。
明儒们常用上古贤君皆求学于师的事例，来论证君师是宫廷教育的重要途径，同时强调君主必须向贤人学习的必然性，其背后的意图是想实现自己“为帝王之师”的目标。何乔新在《经筵》一篇中，论证了君师的重要性，指出“隆师好问者，君道之所当尽”，“经筵之职，自古帝王未始不重之”。并举例说明：“古昔盛时，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有疑在前，有丞在后，以媺诏王，则有师氏之官，掌谏王恶，则有保氏之职。所亲者无非正人，所务者无非正学。此所以成德之美，致治之隆，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然后缕述历代帝王向儒家学习的史实，塑造出一种皇帝注重圣学、向儒臣学习的深厚传统，以影响本朝的皇帝：“汉宣帝诏诸儒讲经于石渠，章帝会诸儒讲五经于白虎观。唐开元之后，集贤之院置而因有侍读、侍讲之名，翰林之院置而因有待诏、承旨之号。宋自太祖置讲席，太宗开经帷，景佑则讲于崇政，元佑则讲于资善。如萧望之之经术，刘向之精忠，则讲论于石渠者也；如丁鸿之至行，贾逵之博学，则讲论于白虎观者也。上六经法言而蒙金帛之赐者，若常处厚之于穆宗是也，其与进经史要录于文宗之朝而爱其精，特如郑澣者，肯多逊乎？草边将之诏而蒙宫锦之赐者，若封敖之于武宗是也，其与成关陇诏书于宣宗之朝而辞皆允，当如刘琢者，肯多逊乎？”[10]（卷二《策府·十科摘要·经筵》）何乔新还通过宋代经筵讲官得人的例子，证明君师选择的重要性：“宋之经筵尤重择人，文彦博以三朝之元老而与经筵，程伊川以一代之名儒而为讲官，他如贾昌朝、范祖禹，无非端人正士也。其所以发圣人之经，穷典籍之奥者，班班可考：以水喻政，得之《小旻》，烹鲜喻治，得之《匪风》，此学《诗》也；薄刑缓征，荒政讲之，修德承天，视祲论之，此学《礼》也；上承下施，盖取诸鼎，乱极生治，盖取诸萃，《易》学明也；说命三篇，特诵三句，五子之歌，再诵六句，《书》学深也；论鲁封疆，讲郑铸刑，此明《春秋》而知之，《大学》修身，《中庸》入德，此讲《礼记》而知之。得人如此，其有裨于君德，岂浅也哉！”[10]（卷二《策府·十科摘要·经筵》）通过宋代宫廷教育讲官的选择正确所达到的教学奇效的赞誉，提醒本朝帝王也要重视君师的选择。 既然君师对于皇帝和太子的教育十分重要，那么必须重视对君师和讲官的选择。弘治间贺钦也论证了君师及其选择的重要性，指出“今日急务莫先于讲学，而经筵劝讲之官，所谓师友之臣，尤当访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厕其间”。对于讲官的选择，他看得十分慎重：“所谓真儒者，学以为己，知而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谓俗儒者，学以为人，徒知而不行，惟务口耳词章之习者也。伏惟陛下留神致察今日经筵劝讲之臣，其为真儒耶，抑为俗儒耶？果真儒也，必能积诚感君，开导有方，涵养圣质，薰陶圣性，开发聪明，进德修业，何忧圣学之不得，君道之不尽哉！果俗儒也，亦徒备劝讲之虚文，无格君之实德，其不阿徇逢迎、谗谄面谀，亦足矣，尚何望其有补圣学之万分哉！”他最后特别强调讲官的地位：“圣学之成与不成，君道之尽与不尽，天下之治与不治，一系于经筵讲官者。如此，则陛下今日于真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进退取舍之际，其可以少差哉！伏惟陛下大施明断，天下幸甚。”[26]（卷八《辞职陈言疏》）对于君师的重视，可见一斑。嘉靖间郑一鹏奏上《重经筵以养圣德疏》，详细阐述了选择君师或讲官的意义：“讲读之官莫难于得贤，古之人君急于得贤也，咨询岳牧，明掦侧陋，乃至假梦卜以求之，矧近者乎！”他推荐了一些称职的讲官罗钦顺、鲁铎和吕柟，指出他们“道德深纯，经学蕴藉，皆负海内重望”。并要求对于那些“巧言令色便僻侧媚者，愿陛下速斥而远之，无得为善类之蠧”，这样就能形成“左右前后莫非正人”的局面。[16]（卷三《圣学类》）
在重视君师的同时，明人也十分重视经筵和日讲的举行，认为经筵和日讲是达到帝王教育的制度保证和重要途径。
明代教育思想家认为，只要君主意诚心正，举行经筵和日讲，学习圣人先贤治国之道，天下种种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因此，他们特别重视“讲明正学，涵养德性”的经筵日讲制度。郑一鹏上奏阐述了经筵日讲制度应该遵循的准则：“学问之功莫先于论辨。臣闻太祖时，宋濂等讲经义，从容赐坐，咨及时事。太宗时，杨士奇等日造扆前，承顾问，漏下十数刻始退。孝宗御经筵，每有疑难，曲加延访。吏部尚书王恕至于圣躬过劳为言。”他建议帝王，“于劝讲之际，圣心有所疑者，无耻下问，或宫中所看书史，圣意有未透彻处，即赐延访”。他要求经筵日讲官员“临文讲诵，无有隐讳”。像历史上皇帝的贤行和败德都要讲述，如汉文帝以崇俭守法、听言宽征而治，成哀帝以溺酒色、弃忠贤、近便佞、任外戚而亡。光武以崇儒纳谏而兴，桓灵以锢善类、亲小人而替。“大要于一代之中，某君如何而治，某君如何而乱，一君之中，某事如何致治，某事如何致乱，下至闾阎艰难、生民疾苦，务令详究敷陈，使治乱存亡之迹，常触于目，儆于心，自然知所鉴戒。”[16]（卷三《圣学类》）
隆庆间张卤在所上《勤朝讲重延纳以臻新政熙降疏》中，提倡“励经筵以资启沃”，指出经筵日讲，必须依次详陈，备述始末，才能懂得道理：“又经以载道，固所以尽帝王之心法，而一帝一皇一王一霸又各自有心法之不同；史以载事，固所以尽古今之治乱，而一代一朝一人一事又各自有治乱之不一。讲学之功，必次第详陈，始末悉述，则知乱生于治而图治为难，否多于泰而保泰为难，邪间于正而去邪为难，善杂于恶而从善为难。其用以昭鉴戒而启经纶，故必义不间越者，而后始综其条贯，学资君德，诚非易易。”他认为帝王学习和受教育应该张弛有度，“非欲皇上竟日穷年以下同于韦布，亦非欲分章限卷以苦偪于章程”，但应该“俱有定期”和“不宜少停”，也“不可趋为简捷，避忌其义”，要求“当讲之际，更乞亲赐讨论”。还要简化仪式，“宁期简约而常行，无苦仪文而暂废，所以收启心沃心之实功！”[27]（卷二《君道二》）反映出张卤在经筵日讲上注重实效和持久、不图仪式隆重的主张。
在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家的心中，尊师重道、举行经筵日讲和东宫讲读，是实现帝王太子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通过教师的讲授和经筵、讲读的举行，可以让君王和太子德修业立。当然，他们也认为，讲官的精选和经筵的实效，才是宫廷教育途径得以顺畅的保证。
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家提出的皇帝太子教育的方法，是学用结合、知行合一。这些教育思想家既是皇明的大臣，又是理学的信徒，特别推崇知行合一和学体治用之说。他们并不单纯地主张推行经筵日讲制度，而是倡导经筵日讲与现实政治实践的学用结合，重视“圣学”与“圣治”的联系和相互促进。
对帝王实施教育的学问，儒臣们称之为“圣学”，帝王圣学包括存养启沃帝王之心和推行省察致用之学。存养和启沃帝王之心的学问，就是圣学之“体”，省察和致用的学问，就是圣学之“用”，将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培养帝王知行合一和学用结合的能力。何乔新首先提出“圣学”的体、用结合问题，指出：“存养之功深，而心之体所由立；省察之学至，而心之用所由行。”心之体靠存养而立，心之用靠省察而立，存养了心体后，再施之于省察，便使心体产生了心用。他进一步阐述道：“有圣学之体，有圣学之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其体也，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用也。本诸身而体既立，施诸事而用既行，宗庙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幸，莫大乎此也！”[10]（卷二《策府·十科摘要·圣学》）很显然，在明代儒臣看来，皇帝诚意、正心和修身是圣学之体，而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是圣学之用，所以皇帝只要能够按照宋明理学的要求去正心修身，则必然会产生治国平天下的效用。这样既证明了圣学的意义，也阐明了圣学的体用关系。明儒关于圣学体用关系的思想，来源于四书中的《大学》，明代儒臣拟写的策试诰制中，称“《大学》一书有体有用，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柢也”，又称“夫学体也，治用也”。[28]（卷六）
明代儒臣在实施知行合一和学用结合的教育时，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在经筵日讲内贯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就是说不仅要讲解经书的训诂上的意思和一般的学理知识，而且要讲解帝王的理欲抉择和为政之道，以及明代政治实践的事例。弘治元年（1488），杨守陈在《讲学勤政疏》中指出，如果经筵日讲和东宫讲读时仅仅“略陈训诂，未尝进一详说，以备极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从而尽？”[2]（卷二二《初开经筵》）言下之意，就是要求经筵讲读时学一些有助于现实政治的学问，达到“知行精一”之功。 另一层意思是，将皇帝的经筵日讲这种学习与其政治实践活动相结合，互相促进，以培养皇帝的素质和能力。在明代儒臣那里，对皇帝圣学的设计，并不单单限于讲学，而常把讲学与实践相结合，把经书中的道理与现实中的政治相结合。他们提出，皇帝的圣学，必须“得于内”而“资于外”。所谓得于内，便是内心体会，并通过儒臣的讲授经书领会其中的奥妙；资于外便是与贤臣们密切交往，从中体会到为政致治之方。杨守陈指出：“夫尧舜之道一也。《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尧舜之得于内者深，而为出治之本也。又曰：‘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此尧舜之资于外者博，而为致治之纲者也。”他对孝宗在东宫讲读时“俨然端拱，朗诵经书，未尝降一睿问，以第究圣贤之奥旨”，而讲官也照本宣科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如此很难以达到知行合一的效果，因此直言“陛下之得于内者，未若尧舜之深也”。
同时，他根据孝宗“朝之所接见者，惟大臣之风仪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状、小官远臣之才貌，诸司之条例、群吏之情弊、千官百职之正论、六军万姓之烦言是无由知之的，造成“贤才不能以自达，聪明时有所偏蔽”，因此直言“陛下之资于外者，未若尧舜之博也”。如果“内得未深，外资未博”，那么帝王的学养根基就不深，会像“木之方植而易揺，如泉之始导而易塞”一样，容易意志动摇，不能“始终如一”，其结果是不能“纯乎尧舜之道！”为了能让孝宗学用结合，他提出应该“仍开大小经筵以讲学，常御早午二朝以听政”。其举行“大小经筵”（即经筵和日讲）时，要择“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进讲”。皇帝听讲不明和疑问之处，要“清问”和“详诘”。如果讲官木讷，那么由侍班诸臣“覆解详释，旁引曲谕，必待圣心洞然明悟而后已”。他特别强调：“凡圣贤之旨、帝王之道，与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辩，知行精一之所以尽”，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天下治乱兴亡，“皆必讲之明而无疑，乃可行之，笃而无懈”；与此同时，他强调孝宗要重视上朝时与大臣们做深度交流，京官如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言官，地方官如镇守官、巡抚、巡按及府、卫正官来朝和赴任的，皇帝都要“俯降辞色，或询时政，或询贤才，以及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岁之丰凶，下至五方之风俗，四夷之情状，俾各从实以对”[2]（卷二二《初开经筵》）。并将“资于内”的经筵日讲称为“出治之本”，将“博于外”的接见各级官员称为“致治之纲”，这一表述反映了杨守陈“圣学”中的体用结合与知行合一的思想。
这种将经筵日讲之“学”与上朝理政之“政”相结合的观念，在隆庆时王治所上《议举典礼以隆圣德疏》中也有反映：“自古帝王勤学好问，视朝亲政汲汲遑遑，无敢暇豫者”，因为“非讲学无以明其理，非勤政无以周其应”。他提出：“于讲也，务有启沃圣智之良规；于朝也，务有谨议取舍之实事”，如此“则圣德日崇，圣功日起，而万世治安可坐致也！” [29]（卷一七）吴达可则直接论述了讲学与行政密不可分的关系：“夫政与学，非有二也，必学之功纯，而后政之用善。一日废学，是一日荒政也。”因此，他强调将经筵日讲与实际政治（御朝）联系起来：“请自今伊始，经筵照旧举行外，每旬日内，以三日御朝，余日侍讲，燕闲温习经史，无间寒暑，无分朝夕，凡帝王之大经大法，必反而求之身心，遇灾而撤乐减膳，不徒赈给已也，祷祀而秉志斋心，不徒遣祭已也。”认为“凡此皆学之实，可以养君德，亦可以保圣躬”。也就是说，不仅要从经筵讲堂和书本上学习，还要施诸现实政治之中，使讲用结合。[6]（卷一《圣治类》）学用结合的结果，可以达到道统与治统的统一。崇祯时左懋第在解释皇帝“诚正功疏，治平罔效”两句谕旨时，指出：“圣学粹精，将使治统、道统合而为一。” [30]（卷一《应诏陈言疏》）揭示了讲学与政治、道统与治统二位一体的关系。
太子的培养也重视东宫讲读与政治实践相结合。朱元璋一边延请宋濂为朱标讲读，一边让朱标料理国事。明代儒臣胡忻也明确提出，“申命皇太子讲学亲儒，明习国家事，以为承藉之基”[12]（卷三《请开经筵暨皇太子讲学疏》）。然而，世宗以后由于皇帝集权的发展，导致太子讲读与政治实践的分离，甚至连讲学也朝不保夕。
结 语
明代教育思想家认为，宫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通过“格正君心”和“懋修圣德”来培养君主的道德人格；而宫廷教育的意义则是强调帝王虽然天生聪明，但也必须实行后天教育，即所谓“虽云天笃其资，实由学得其大”，保证帝王“日新不已”，从而论证了宫廷教育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认为宫廷教育的途径是尊师重道和重视经筵日讲，通过慎选讲官和严格执行经筵日讲制度，实施对帝王的教育；指出宫廷教育的方法是学用结合和知行合一，通过既重视经筵讲学，又重视政治实践的方法，实现明代帝王教育的目的。
虽然针对皇帝和太子的宫廷教育思想比较发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皇帝和太子教育的成效就很大。相反，其宫廷教育思想是在儒臣逼迫皇帝和太子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皇帝的消积怠学和怠政（影响到太子），使得明代宫廷教育的成效相当低下，说明了在皇帝专制制度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博弈中，皇帝拥有政治权力的强大优势，可以对儒学思想阳奉阴违或拒不执行，儒臣对此也常无可奈何。但是，皇帝一旦将儒臣的苦口婆心当作耳旁风后，其个人的失德、太子的失教和政治的败坏就愈演愈烈，导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虽然末帝崇祯比较勤学（经筵日讲）和勤政，但其父祖和兄长相反的行为，却早已埋下了王朝灭亡的深刻动因。
参 考 文 献
[1] 郑庆云：《务学亲贤养圣体以慰群望疏》，载贾三近编《皇明两朝疏抄》，明万历刻本.
[2] 黄光升：《昭代典则》，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周日校万卷楼刻本.
[3] 《明太祖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4]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胡濙：《任贤良以隆治本疏》，载张瀚辑《皇明疏议辑略》，明嘉靖刻本. [6] 吴达可：《圣治宜新乞勤政学以隆治安疏》，载吴亮辑《万历疏钞》，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本.
[7] 李东阳：《初开经筵谢宴赉表》，载贺复征辑《文章辨体汇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8] 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何起鸣：《亟修省以回天意疏》，载张卤辑《皇明嘉隆疏钞》，明万历刻本.
[10] 何乔新：《椒邱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杨一清：《杨一清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12] 胡忻：《欲焚草》，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胡恒升刻本.
[13] 吴节：《吴竹坡先生文集》，清雍正三年（1725）吴琦刻本.
[14] 胡世宁：《胡端敏奏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胡松：《唐宋元名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6] 郑一鹏：《重经筵以养圣德疏》，载贾三近编《皇明两朝疏抄》，明万历刻本.
[17] 叶春及：《石洞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8] 谢迁：《归田稿》，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9] 许弘纲：《群玉山房疏草》，清康熙百城楼刻本.
[20] 杨起元：《杨复所先生家藏文集》，明崇祯杨见晙等刻本.
[21] 聂应科：《陈末议以广德意疏》，载朱吾弼编《皇明留台奏议》，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本.
[22] 申时行：《赐闲堂集》，明万历刻本.
[23] 陆树声：《敬献愚忠以隆圣治疏》，载吴亮辑《万历疏钞》，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本.
[24] 周冕：《出阁讲学以养圣功疏》，载张卤辑《皇明嘉隆疏钞》，明万历刻本.
[25] 刘世扬：《除邪类以建皇极疏》，载张卤辑《皇明嘉隆疏钞》，明万历刻本.
[26] 贺钦：《医闾集》，民国四明丛书本.
[27] 张卤：《勤朝讲重延纳以臻新政熙降疏》，载贾三近编《皇明两朝疏抄》，明万历刻本.
[28]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明万历刻本.
[29] 王治：《议举典礼以隆圣德疏》，载贾三近编《皇明两朝疏抄》，明万历刻本.
[30] 左懋第：《萝石山房文钞》，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左尧勋刻本.
[责任编辑 王雪萍]
关键词：明代；宫廷；教育；思想
作者简介：谢贵安，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2-0163-09
宫廷教育思想，是指针对宫廷中皇帝、太子、后妃和宦官进行教育所形成的思想和观念。包括教育目的、教育意义、教育途径和教育方法等。明代是程朱理学十分发达的朝代，因此在宫廷教育上形成了有特色和成系统的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社会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小农经济基础、君主上层建筑和儒家意识形态。宫廷教育思想是由作为上层建筑的代表皇帝与作为意识形态的代表儒臣共同制订和相约执行的。君主“私天下”的实质与儒家“公天下”（大同）的品格之间虽有终级目标上的分歧，但在近期目标上却是目标一致的同路人，都强调加强皇权并通过提高皇帝的仁心和素养来实行仁政，维护王朝的和平与安宁，让百姓安居乐业，达到“小康”的盛世。因此君主与儒臣在宫廷教育上，具有相同的“致君尧舜”的教育思想。明代建立后，开国之君太祖朱元璋不仅主动进行自我道德的提升和文化修养的提高，而且大力兴建完善的皇帝经筵日讲教育、东宫的储君教育、皇子宗室的教育、后妃宫女的内训教育和宦官的约束性教育，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宫廷教育体系。永乐宣德以后，随着皇帝集权的极致化，作为皇权不可分割的力量的宦官，其道德文化教育也出现了制度化的倾向。然而，在整个明代，最为重视的还是帝王太子的道德教育，因为皇帝和太子的教育是现任和未来最高统治者的教育，直接关系到当下和未来的政治兴衰和国力强弱。本文宫廷教育的内容以皇帝和太子的教育为重点。
明代宫廷教育史的研究，学界已有比较多的成果1，其中对明代宫廷教育思想有所涉及，但迄今为止，对该问题的研究未见专门而系统的论文和专著。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
明代宫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朱明王朝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以确保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生活稳定。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首先就是塑造道德高尚的皇帝和太子。皇帝和太子的教育是最高端的国家教育，关乎帝国的兴亡和民众的生死，因此明代儒臣乃至君主本身，都特别重视帝王的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在明朝理学家看来，道德的形成是理欲博弈的结果，理胜欲，则道德高尚；欲胜理，则道德败坏。道德败坏的君主，必然导致政治混乱和民心丧失。民心一失，则政权的合法性也就不复存在。因此，明代宫廷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君主的道德人格，格君心之非，养君德之厚。当时的儒臣就用了许多词语，如“启沃君德”、“圣德懋修”、“修圣德”、“痛行修省”、“养心”、“正君心”、“格正君心”等来作表达。
作为大明帝国的意识形态——理学思想，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理与欲的纠结。理代表着正，欲代表着邪，明儒宫廷教育的目的，便是令君主“正心”和养德。郑庆云在《务学亲贤养圣体以慰群望疏》中指出：“上之则无欲，次之则能寡欲，下之未免有欲”，如果皇帝的欲望“非惟不能寡，而又纵之”，就会带来不良后果，“效验昭昭”。提出“寡欲之道，惟在于正心，盖欲者邪之动，正心之道……盖理欲本交战，邪正每相形。真万世圣学养心之要道也！”[1]（卷二）杨守陈指出对帝王进行教育时，应该“备极帝王之全道”，特别是要重视“理欲危微之辨”。[2]（卷二二《初开经筵》）这种理欲观，甚至影响到皇帝的思想。明太祖曾提醒太子做到“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如此则“天下之事，可得而治”。[3]（卷八五，洪武六年九月乙卯条）。既然理欲并存于人心，而欲望又带来灾难，那么要想国家大治、政权稳固，就要“存天理，灭人欲”，去除私欲，格君心之非，要格君心之非，使归于正，就必须讲求圣学，通过儒臣的经筵日讲，来使君主圣德日厚。正统时侍讲刘球上疏指出：“古圣王不作无益，故心正而天不违之”，要求“皇上勤御经筵，数进儒臣，讲求至道，务使学问功至，理欲判然”，这样便能“圣心正而天心自顺”。[4]（卷一六二《刘球传》）
在儒臣看来，只要格君心之非，使其心无邪念，不事逸乐，就能培植德性，专心理政，达到民富国强的局面。因此，他们不断强调通过“圣学”教育，格君心之非、养君德之厚。胡濙在《任贤良以隆治本疏》中特地指出：“臣闻缉熙圣学，尤先于侍讲之官，辅导储皇，亦莫先于庶子之职。盖圣学者，人君致治之本，必得正人以讲明之，而治道益隆。储君者，宗社臣民之本，必得正人以辅导之，而国本益固。侍讲之官，必择学行醇正之士，俾之横经帝幙， 绎古今，朝夕论思之际，以格正君心为己责，以谋谟治道为己任，如傅说论圣学于高宗是也。”[5]（卷三七《纠劾》）儒臣们认为，国家治乱系于君心，君心所养在于贤人讲明正学，因此宫廷教育的关键便在于讲正学，格君非。万历时湖广道监察御史吴达可上书指出：“国家之理乱起于君心，君心之岀入系于所养。学所以培养君心，而贤人君子则固讲明正学而维持此心，不可有一日之间断者也。”[6]（卷一《圣治类》）
儒臣普遍认为，“讲学为正心之道”。宣德时御史陈祚上疏言：“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读书。陛下虽有圣德，而经筵未甚兴举，讲学未有程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岂能周知洞晰？”[4]（卷一六二《陈祚传》）武宗时，李东阳阐述了儒家的六经是“圣道”的本源，而圣道是指导君主为政的法宝，圣道是否能够起到为政指南的作用还受君主之心的左右，君主之心需要通过讲学来端正：“圣道在六经，为政必先于论道，君心理万事，讲学乃所以正心。”[7]（卷一三九）然而，武宗时“群珰窃柄，导上佚游，媟嫚极矣”，兵部尚书许进（谥襄毅）认为不能“独攻其标”，而应治其本，即通过讲学来格正君心，于是“因经筵有见”，上疏强调帝王经筵讲学的意义：“帝王之学在养心亲贤，而经筵为首务。”胡直在读到他的这份奏疏后，也阐述道：“夫唐虞之世，天下政务不少矣，然元圣上贤交议文陛之上，则独以道心精一为授受，以兢业佚欲为劝戒，皇皇焉，不敢以他务先之。彼岂不欲咨实政而亟为此款言哉，诚以天下治忽之机，在人主之一心，而心之难操，又非可与众庶论也。故虽以元圣辅之，上贤犹惧罔念之为狂，而况武皇帝左右狎溺荡心伐性，且十百寻常者乎！是故公当其时，人不与适，政不与间，乃奋其衷赤，以帝王之学为言，意庶几焉。”[8]（卷一八《书大司马许默斋公录襄毅公疏草后》）看来，儒臣认为天下治乱之机在君主一心，而人心又最为难测，因此必须用理学“诚意”、“正心”和“修身”的功夫来修理君主之心，这样就必须重视经筵日讲的举办，通过讲学来格君心之非。 强调天人感应的儒臣们，每当天灾人祸频发时，都借上疏言事时，指责皇帝没有尽到职责，出现道德有亏的局面，从而要求通过经筵日讲，格君之非，消弭灾难。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十二日子时发生了导致83万人死亡的关中大地震。礼科都给事中何起鸣以“天人感应”为武器上奏要求世宗“亟赐轸念，痛行修省，以回天意，以慰人心”。所谓“痛行修省”，就是要格君心之非，以达到“修圣德”的目的。他用《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真德秀“人主修德讲学，则天下安，昆虫草木亦得其所”的观念为依据，指出“人君一心即天地之心，而言动举止、喜怒哀乐关天地之动静”，要求“陛下览此惕然兴思”，修德讲学，“每日视朝之后，依祖宗故事，驾诣文华殿，留心经筵，亲召辅臣，托为心膂，与之商确政事，勿以祈寒暑雨而间功，勿以君门万里而隔越，如此则圣德懋修，一人享安和之祉，圣心宁一，两仪收奠位之能”[9]（卷七）。
格君心之非的宫廷教育，遵循的是宋明理学尊德性的路径。宫廷教育是儒家教育，儒家学术有两种倾向和路径，一是寻章摘句的考据之学，一是明道知理的经世之学，即所谓“道问学”与“尊德性”。对于宫廷教育来说，一直重视尊德性的学术路径，即以培养帝王的君道和品德为根本，不追求对儒经的考证。在明代，由于宋明理学的一统江山，因此在宫廷教育中一面倒的是对宋学的尊崇，而非对汉学的崇尚。何乔新指出：“明君以务学为先，圣学以正心为要。盖学既明，则有以识治天下之道；心既正，则有以立治天下之本。苟徒事乎章句之末，而无躬行之实，夫岂人君之学哉！”[10]（卷二《策府·十科摘要·圣学》）章句之末，是汉学的治学功夫，而躬行之实，是宋学的修身理念。格正君心和懋修圣德的教育，不仅是儒臣亟盼达到的，也是明王朝统治集团自身想实现的目标。连世宗皇帝自己也认识到“帝王所图治，务学当为先”，“正心诚其意，志定必不迁”，“身修本心正，家国治同然”，“万化修身始，朕念方拳拳”。[11]（P817）
太子的教育目的也是为了“正心”和“端本”。万历时胡忻上《请开经筵暨皇太子讲学疏》指出“储教不可久旷”，东宫讲学是为了“以端国本”。因此必须“日亲宫僚，承弼引翼，使之见王事，闻正言，行正道，克端元良之度”[12]（卷三《请开经筵暨皇太子讲学疏》）。
明代宫廷教育的意义是，在承认帝王和太子“天纵之圣”的同时，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让帝王不至于因过分相信天命，而不学习、不努力，纵嗜欲，乐享受，最终导致国破家亡；而是通过经筵日讲和东宫讲读等途径，让他们获得道德的提升和能力的培养，以确保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儒家是“先知先觉”、“天才论”的倡导者，但同时也是“人人可以为尧舜”的后天教育论的提倡者。在对待皇帝教育上，明代儒臣虽然承认皇帝是天子，有“天纵之圣”，是“睿资天纵”、“英资天纵”、“睿质夙成”和“资质齐圣”，但却认为有必要由儒臣讲学传授圣人的经义，培养帝王的道德，以成就其功业。明宣德至正统间人吴节在《再陈十事疏》中论述道：“经筵讲学以养主德，资虽齐圣，不废问学，道可默契，亦须讲说。自古殿廷奏对一事，止及一事之本末，所以治其标也，惟经筵之开，其所陈说者皆帝王圣贤正心、诚意、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实，学通此可以达彼，执一可以应万，所以治其本也。即万几纷纭，未可废学。盛暑隆寒，不当辍讲。师臣宾臣，坐而论道。勋戚贵胄，侧耳受业。朝廷之要，莫先于此。”[13]（卷一《再陈十事疏》）弘治时胡世宁指出，明朝“祖宗创业守成”的功业，“虽由天纵之圣，其得于讲学切要之功，不可诬也”，又称“皇上聪明睿圣，天下之书固宜尽阅，然闻帝王之学贵得其要”。[14]（卷一《应诏陈言疏》）嘉靖时胡松指出，“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纵而自圣；本之先哲，式资道揆以开人”[15]（卷下之三《经筵官进职谢恩表》）。郑一鹏虽然承认世宗“睿知夙成”，但又特别强调其人“日御经筵，缉熙兴学”的行为才是“大有为之基！”[16]（卷三《圣学类》）嘉万时叶春及则明确指出“人君之知，惟在所养”，不能倚恃天生的聪明。[17]（卷一《广圣知》）
儒家不排斥“生而知之”的“天才”论，但更重视后天的学习和努力，对于皇帝的圣学和东宫之学，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和经筵日讲及东宫讲读的必要性。嘉靖初年，时为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谢迁向世宗进言：“陛下圣性之睿哲，固出于生知，而圣德之成就，必资乎问学，经筵儒臣分直进讲，所以薰陶涵养者在是。燕闲之时，尤博览群籍，以广见闻。苟有疑义难明，即召劝讲之臣，面赐质问，务求通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积日就月将之功，则圣学缉熙而圣德之成，可以追踪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言矣。” [18]（卷一《谢存问疏》）万历间，许弘纲阐述了“宪天聪明”的皇帝从事圣学的必要性，指出：“臣闻宪天聪明惟典于学，益人神智不外于书，故祖宗之缉熙圣学也，经筵有定期，日讲有常御。”谁也不愿意“舍深宫之燕闲，而乐殿廷之繁缛，分章奏之实览，而事书史之空谈”，但因为“君心敬肆，治忽所关，心乘气机，必有所系”，因此不得不如此勤学。只有经筵日讲，才会出现“格言在耳，师保在前，执法在列，一言感发，意念潜移，侍从森严，圣衷惕若，有一息之收敛，则有一息之操存，有一息之操存，则有一息之涵养”的局面，才能使君主“缮性修身，崇德广业”，如果不举行经筵和日讲，“则堂陛日隔，佚欲潜滋”。他还针对神宗经筵日讲先举后废的行为，指出“帝尧不以钦明而忘危微之戒，成汤不以圣敬而废日新之功”，讽刺神宗“谓学已成而志已定”的骄矜自大。[19]（卷上《水旱陈言疏》）显然，他对经筵日讲启沃君德仍抱有期待。
万历间经筵官杨起元提出了帝王“虽云天笃其资，实由学得其大”的命题，强调皇帝即使天生聪明，也必须通过后学才能成就大业：“自古语帝德之盛者，必曰尧舜，语王道之盛者，必曰禹汤文武，名号之美与天无极。虽云天笃其资，实由学得其大也。”并指出“皇上英资天纵，睿质夙成，孝敬之德，彻于天亲，仁爱之恩，被于民物。乾刚独断而不苛，委任臣工而不贰，此真大圣人聪明之资也”。然而，“夫有大圣人之聪明，必讲于大圣人之学术而后可”。他以日头来做比喻：“夫日，太阳之精也，然必丽于中天，而后光被六合。今皇上大聪明犹之日也，而大学术者乃皇上之中天也。非讲于学术，即皇上之大聪明，何所丽乎？” [20]（卷一《初补经筵恭劝圣学疏》）言下之意，帝王虽然是个光芒万丈的太阳，但它只有上升到中天才可以普照大地，只有讲求学术的儒家才具有可以把太阳升到中天的本领。 明代儒臣表面上承认君主的英资天授，实际上常利用自然灾害频发的机会，让君主承担政治责任，修省养心，而修省养心的途径便是勤学（经筵日讲）和勤政。万历年间，聂应科在《陈末议以广德意疏》中指出：“近来灾异叠见，雨泽愆期”，因此虽然“皇上英资天授，睿智性成”，但是“东南频年水旱，西北异常风霾”，“天心示儆变”，他特别强调“变不虚生，感召在人”，因此皇上必须“修省而挽回之”，根本之处“在养圣心以崇昭假之实”，即只有通过勤学与勤政两途才能消除灾祸：“故惟勤学可以澄定此心，皇上经筵之御，得无有昔勤而今怠者乎？愿自今以往，时御经筵，俾大臣侍从轮直进讲，凡正心、修己、敬天、勤民之 谟，虚衷讨论，则典谟训诰皆圣心之师资，以勤学而养矣。”同时指出：“惟勤政可以惕励此心”，“愿自今以往，昧爽临朝，退御便殿召见阁部大臣，商确时事，及章奏之可否，旋赐批行，则正言谠论，皆圣心之药石，以勤政而养矣！”无论是勤学还是勤政，都在持之以恒，“毋以寒暑辍其功，毋以幽独堕其行”。[21]（卷九《时政类》）
为了让明代帝王不依赖于帝王的“天纵之圣”，儒臣从历史上寻找天才的帝王注重圣学的先例。李东阳虽然承认明武宗“天资首出”，但仍需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圣德和思想觉悟。为此，特地用帝王讲求圣学的历史加以说明：“盖自虞廷阐精一之传，商君承逊敏之戒。辟雍拜老，礼重于汉家；崇政说书，官专于宋代。愿治者用臻至化，好文者亦致小康。肆我皇明，益隆盛典，英庙九龄而伊始，先皇二纪而成章，迨先帝十八载之间，贻圣子亿万年之训。”强调武宗“聿当元祀，诞启经筵，信明君之大有为，在今日乃急先务”[7]（卷一三九）。万历中期的宰相申时行也列举了历史上君主典学的事例，强调君主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自昔愿治之主，咸以及时典学为先。虽日有万几，至尊匪同于韦布；然治无二道，遗迹具在于简编。非考古何以证今，必多闻乃能建事。石渠讲艺，集诸儒之异同；崇政说书，备三朝之训鉴。率皆表章经术，用以兴建治功。于赫熙朝，特崇讲幄。广厦细旃之上，言有箴规；冠带搢绅之伦，环而观听。岂徒藻饰太平之具，是惟培养君德之基！迥轶前闻，永垂后法。”他最后重申了君主虽属天才但需后天学习的教育观念：“皇帝陛下，聪明首出，睿智性成，固天纵之多能，尤日新而不已。”[22]（卷七《经筵贺表》）日新就是通过每天的讲学获得更多的新知识。
有的儒臣认为，天子虽然天生聪明，但知识无限，学无止境，因此促进圣学具有必要性。礼部尚书陆树声于万历元年（1573）上疏称：“窃惟方今之务，莫要于圣学。臣尝入侍经筵，仰见皇上睿哲聪明，孳孳向学，古所未见，而密勿大臣，绘图立说，因事效忠，诚有以端圣功之本矣。但臣愚以为学之为道，本无限也，见闻日广，则义理愈见其难穷，知虑日开，则趋向愈见其难定，况法筵之上，宸严所临，或一时敷对未详，则记忆岂能周悉？”[23]（卷一《圣治类》）明代儒臣对于皇太子的教育，也是将“天才论”与“后天培养论”相结合，周冕认为虽然皇太子“岐嶷（聪慧）之质得于天成”，“似若无待于教”，其实不然，天才之人如果不受教育，也将像白痴一样。“皇太子生长春宫之中，隔远天颜”，如果不进行教育，“使不及时为学，礼乐名物何自而知？治乱兴亡何自而识？君子小人何自而辨？”因此对太子要进行启蒙教育以成“养正之功”。[24]（卷三）显然，众多的明代儒臣异口同声地强调，君王和太子虽然是天纵之圣，但也必须实行宫廷教育，才能确保王朝江山永固。这就突出了宫廷教育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
三、隆师好问者，君道之所当尽：尊师重道和重视经筵的思想
明代儒臣论述了宫廷教育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君师的选择和经筵日讲制度的推行，来达到宫廷教育的目标。这种尊师重道的观念来自儒家经典，但也为明代君主所接受。嘉靖间刑科给事中刘世扬上疏世宗时指出：“陛下一意崇儒重道，日御经筵，虚受日讲，为涵养熏陶之助。如《洪范》所谓‘视明作哲，听聪作谋，言从作乂，貌恭作肃，思睿作圣’之五者，敬事无替，使嗜欲寡，礼乐备，敬义立而身修，内令严而家齐。陛下所以尽伦理、建皇极以感化天下，端在是矣！”[25]（卷六）所说“崇儒重道”、“视明作哲，听聪作谋”和“日御经筵，虚受日讲”，就是明代宫廷教育的重要途径：选择君师（帝王之师）和推行经筵。
明儒们常用上古贤君皆求学于师的事例，来论证君师是宫廷教育的重要途径，同时强调君主必须向贤人学习的必然性，其背后的意图是想实现自己“为帝王之师”的目标。何乔新在《经筵》一篇中，论证了君师的重要性，指出“隆师好问者，君道之所当尽”，“经筵之职，自古帝王未始不重之”。并举例说明：“古昔盛时，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有疑在前，有丞在后，以媺诏王，则有师氏之官，掌谏王恶，则有保氏之职。所亲者无非正人，所务者无非正学。此所以成德之美，致治之隆，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然后缕述历代帝王向儒家学习的史实，塑造出一种皇帝注重圣学、向儒臣学习的深厚传统，以影响本朝的皇帝：“汉宣帝诏诸儒讲经于石渠，章帝会诸儒讲五经于白虎观。唐开元之后，集贤之院置而因有侍读、侍讲之名，翰林之院置而因有待诏、承旨之号。宋自太祖置讲席，太宗开经帷，景佑则讲于崇政，元佑则讲于资善。如萧望之之经术，刘向之精忠，则讲论于石渠者也；如丁鸿之至行，贾逵之博学，则讲论于白虎观者也。上六经法言而蒙金帛之赐者，若常处厚之于穆宗是也，其与进经史要录于文宗之朝而爱其精，特如郑澣者，肯多逊乎？草边将之诏而蒙宫锦之赐者，若封敖之于武宗是也，其与成关陇诏书于宣宗之朝而辞皆允，当如刘琢者，肯多逊乎？”[10]（卷二《策府·十科摘要·经筵》）何乔新还通过宋代经筵讲官得人的例子，证明君师选择的重要性：“宋之经筵尤重择人，文彦博以三朝之元老而与经筵，程伊川以一代之名儒而为讲官，他如贾昌朝、范祖禹，无非端人正士也。其所以发圣人之经，穷典籍之奥者，班班可考：以水喻政，得之《小旻》，烹鲜喻治，得之《匪风》，此学《诗》也；薄刑缓征，荒政讲之，修德承天，视祲论之，此学《礼》也；上承下施，盖取诸鼎，乱极生治，盖取诸萃，《易》学明也；说命三篇，特诵三句，五子之歌，再诵六句，《书》学深也；论鲁封疆，讲郑铸刑，此明《春秋》而知之，《大学》修身，《中庸》入德，此讲《礼记》而知之。得人如此，其有裨于君德，岂浅也哉！”[10]（卷二《策府·十科摘要·经筵》）通过宋代宫廷教育讲官的选择正确所达到的教学奇效的赞誉，提醒本朝帝王也要重视君师的选择。 既然君师对于皇帝和太子的教育十分重要，那么必须重视对君师和讲官的选择。弘治间贺钦也论证了君师及其选择的重要性，指出“今日急务莫先于讲学，而经筵劝讲之官，所谓师友之臣，尤当访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厕其间”。对于讲官的选择，他看得十分慎重：“所谓真儒者，学以为己，知而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谓俗儒者，学以为人，徒知而不行，惟务口耳词章之习者也。伏惟陛下留神致察今日经筵劝讲之臣，其为真儒耶，抑为俗儒耶？果真儒也，必能积诚感君，开导有方，涵养圣质，薰陶圣性，开发聪明，进德修业，何忧圣学之不得，君道之不尽哉！果俗儒也，亦徒备劝讲之虚文，无格君之实德，其不阿徇逢迎、谗谄面谀，亦足矣，尚何望其有补圣学之万分哉！”他最后特别强调讲官的地位：“圣学之成与不成，君道之尽与不尽，天下之治与不治，一系于经筵讲官者。如此，则陛下今日于真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进退取舍之际，其可以少差哉！伏惟陛下大施明断，天下幸甚。”[26]（卷八《辞职陈言疏》）对于君师的重视，可见一斑。嘉靖间郑一鹏奏上《重经筵以养圣德疏》，详细阐述了选择君师或讲官的意义：“讲读之官莫难于得贤，古之人君急于得贤也，咨询岳牧，明掦侧陋，乃至假梦卜以求之，矧近者乎！”他推荐了一些称职的讲官罗钦顺、鲁铎和吕柟，指出他们“道德深纯，经学蕴藉，皆负海内重望”。并要求对于那些“巧言令色便僻侧媚者，愿陛下速斥而远之，无得为善类之蠧”，这样就能形成“左右前后莫非正人”的局面。[16]（卷三《圣学类》）
在重视君师的同时，明人也十分重视经筵和日讲的举行，认为经筵和日讲是达到帝王教育的制度保证和重要途径。
明代教育思想家认为，只要君主意诚心正，举行经筵和日讲，学习圣人先贤治国之道，天下种种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因此，他们特别重视“讲明正学，涵养德性”的经筵日讲制度。郑一鹏上奏阐述了经筵日讲制度应该遵循的准则：“学问之功莫先于论辨。臣闻太祖时，宋濂等讲经义，从容赐坐，咨及时事。太宗时，杨士奇等日造扆前，承顾问，漏下十数刻始退。孝宗御经筵，每有疑难，曲加延访。吏部尚书王恕至于圣躬过劳为言。”他建议帝王，“于劝讲之际，圣心有所疑者，无耻下问，或宫中所看书史，圣意有未透彻处，即赐延访”。他要求经筵日讲官员“临文讲诵，无有隐讳”。像历史上皇帝的贤行和败德都要讲述，如汉文帝以崇俭守法、听言宽征而治，成哀帝以溺酒色、弃忠贤、近便佞、任外戚而亡。光武以崇儒纳谏而兴，桓灵以锢善类、亲小人而替。“大要于一代之中，某君如何而治，某君如何而乱，一君之中，某事如何致治，某事如何致乱，下至闾阎艰难、生民疾苦，务令详究敷陈，使治乱存亡之迹，常触于目，儆于心，自然知所鉴戒。”[16]（卷三《圣学类》）
隆庆间张卤在所上《勤朝讲重延纳以臻新政熙降疏》中，提倡“励经筵以资启沃”，指出经筵日讲，必须依次详陈，备述始末，才能懂得道理：“又经以载道，固所以尽帝王之心法，而一帝一皇一王一霸又各自有心法之不同；史以载事，固所以尽古今之治乱，而一代一朝一人一事又各自有治乱之不一。讲学之功，必次第详陈，始末悉述，则知乱生于治而图治为难，否多于泰而保泰为难，邪间于正而去邪为难，善杂于恶而从善为难。其用以昭鉴戒而启经纶，故必义不间越者，而后始综其条贯，学资君德，诚非易易。”他认为帝王学习和受教育应该张弛有度，“非欲皇上竟日穷年以下同于韦布，亦非欲分章限卷以苦偪于章程”，但应该“俱有定期”和“不宜少停”，也“不可趋为简捷，避忌其义”，要求“当讲之际，更乞亲赐讨论”。还要简化仪式，“宁期简约而常行，无苦仪文而暂废，所以收启心沃心之实功！”[27]（卷二《君道二》）反映出张卤在经筵日讲上注重实效和持久、不图仪式隆重的主张。
在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家的心中，尊师重道、举行经筵日讲和东宫讲读，是实现帝王太子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通过教师的讲授和经筵、讲读的举行，可以让君王和太子德修业立。当然，他们也认为，讲官的精选和经筵的实效，才是宫廷教育途径得以顺畅的保证。
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家提出的皇帝太子教育的方法，是学用结合、知行合一。这些教育思想家既是皇明的大臣，又是理学的信徒，特别推崇知行合一和学体治用之说。他们并不单纯地主张推行经筵日讲制度，而是倡导经筵日讲与现实政治实践的学用结合，重视“圣学”与“圣治”的联系和相互促进。
对帝王实施教育的学问，儒臣们称之为“圣学”，帝王圣学包括存养启沃帝王之心和推行省察致用之学。存养和启沃帝王之心的学问，就是圣学之“体”，省察和致用的学问，就是圣学之“用”，将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培养帝王知行合一和学用结合的能力。何乔新首先提出“圣学”的体、用结合问题，指出：“存养之功深，而心之体所由立；省察之学至，而心之用所由行。”心之体靠存养而立，心之用靠省察而立，存养了心体后，再施之于省察，便使心体产生了心用。他进一步阐述道：“有圣学之体，有圣学之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其体也，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用也。本诸身而体既立，施诸事而用既行，宗庙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幸，莫大乎此也！”[10]（卷二《策府·十科摘要·圣学》）很显然，在明代儒臣看来，皇帝诚意、正心和修身是圣学之体，而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是圣学之用，所以皇帝只要能够按照宋明理学的要求去正心修身，则必然会产生治国平天下的效用。这样既证明了圣学的意义，也阐明了圣学的体用关系。明儒关于圣学体用关系的思想，来源于四书中的《大学》，明代儒臣拟写的策试诰制中，称“《大学》一书有体有用，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柢也”，又称“夫学体也，治用也”。[28]（卷六）
明代儒臣在实施知行合一和学用结合的教育时，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在经筵日讲内贯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就是说不仅要讲解经书的训诂上的意思和一般的学理知识，而且要讲解帝王的理欲抉择和为政之道，以及明代政治实践的事例。弘治元年（1488），杨守陈在《讲学勤政疏》中指出，如果经筵日讲和东宫讲读时仅仅“略陈训诂，未尝进一详说，以备极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从而尽？”[2]（卷二二《初开经筵》）言下之意，就是要求经筵讲读时学一些有助于现实政治的学问，达到“知行精一”之功。 另一层意思是，将皇帝的经筵日讲这种学习与其政治实践活动相结合，互相促进，以培养皇帝的素质和能力。在明代儒臣那里，对皇帝圣学的设计，并不单单限于讲学，而常把讲学与实践相结合，把经书中的道理与现实中的政治相结合。他们提出，皇帝的圣学，必须“得于内”而“资于外”。所谓得于内，便是内心体会，并通过儒臣的讲授经书领会其中的奥妙；资于外便是与贤臣们密切交往，从中体会到为政致治之方。杨守陈指出：“夫尧舜之道一也。《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尧舜之得于内者深，而为出治之本也。又曰：‘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此尧舜之资于外者博，而为致治之纲者也。”他对孝宗在东宫讲读时“俨然端拱，朗诵经书，未尝降一睿问，以第究圣贤之奥旨”，而讲官也照本宣科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如此很难以达到知行合一的效果，因此直言“陛下之得于内者，未若尧舜之深也”。
同时，他根据孝宗“朝之所接见者，惟大臣之风仪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状、小官远臣之才貌，诸司之条例、群吏之情弊、千官百职之正论、六军万姓之烦言是无由知之的，造成“贤才不能以自达，聪明时有所偏蔽”，因此直言“陛下之资于外者，未若尧舜之博也”。如果“内得未深，外资未博”，那么帝王的学养根基就不深，会像“木之方植而易揺，如泉之始导而易塞”一样，容易意志动摇，不能“始终如一”，其结果是不能“纯乎尧舜之道！”为了能让孝宗学用结合，他提出应该“仍开大小经筵以讲学，常御早午二朝以听政”。其举行“大小经筵”（即经筵和日讲）时，要择“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进讲”。皇帝听讲不明和疑问之处，要“清问”和“详诘”。如果讲官木讷，那么由侍班诸臣“覆解详释，旁引曲谕，必待圣心洞然明悟而后已”。他特别强调：“凡圣贤之旨、帝王之道，与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辩，知行精一之所以尽”，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天下治乱兴亡，“皆必讲之明而无疑，乃可行之，笃而无懈”；与此同时，他强调孝宗要重视上朝时与大臣们做深度交流，京官如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言官，地方官如镇守官、巡抚、巡按及府、卫正官来朝和赴任的，皇帝都要“俯降辞色，或询时政，或询贤才，以及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岁之丰凶，下至五方之风俗，四夷之情状，俾各从实以对”[2]（卷二二《初开经筵》）。并将“资于内”的经筵日讲称为“出治之本”，将“博于外”的接见各级官员称为“致治之纲”，这一表述反映了杨守陈“圣学”中的体用结合与知行合一的思想。
这种将经筵日讲之“学”与上朝理政之“政”相结合的观念，在隆庆时王治所上《议举典礼以隆圣德疏》中也有反映：“自古帝王勤学好问，视朝亲政汲汲遑遑，无敢暇豫者”，因为“非讲学无以明其理，非勤政无以周其应”。他提出：“于讲也，务有启沃圣智之良规；于朝也，务有谨议取舍之实事”，如此“则圣德日崇，圣功日起，而万世治安可坐致也！” [29]（卷一七）吴达可则直接论述了讲学与行政密不可分的关系：“夫政与学，非有二也，必学之功纯，而后政之用善。一日废学，是一日荒政也。”因此，他强调将经筵日讲与实际政治（御朝）联系起来：“请自今伊始，经筵照旧举行外，每旬日内，以三日御朝，余日侍讲，燕闲温习经史，无间寒暑，无分朝夕，凡帝王之大经大法，必反而求之身心，遇灾而撤乐减膳，不徒赈给已也，祷祀而秉志斋心，不徒遣祭已也。”认为“凡此皆学之实，可以养君德，亦可以保圣躬”。也就是说，不仅要从经筵讲堂和书本上学习，还要施诸现实政治之中，使讲用结合。[6]（卷一《圣治类》）学用结合的结果，可以达到道统与治统的统一。崇祯时左懋第在解释皇帝“诚正功疏，治平罔效”两句谕旨时，指出：“圣学粹精，将使治统、道统合而为一。” [30]（卷一《应诏陈言疏》）揭示了讲学与政治、道统与治统二位一体的关系。
太子的培养也重视东宫讲读与政治实践相结合。朱元璋一边延请宋濂为朱标讲读，一边让朱标料理国事。明代儒臣胡忻也明确提出，“申命皇太子讲学亲儒，明习国家事，以为承藉之基”[12]（卷三《请开经筵暨皇太子讲学疏》）。然而，世宗以后由于皇帝集权的发展，导致太子讲读与政治实践的分离，甚至连讲学也朝不保夕。
结 语
明代教育思想家认为，宫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通过“格正君心”和“懋修圣德”来培养君主的道德人格；而宫廷教育的意义则是强调帝王虽然天生聪明，但也必须实行后天教育，即所谓“虽云天笃其资，实由学得其大”，保证帝王“日新不已”，从而论证了宫廷教育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认为宫廷教育的途径是尊师重道和重视经筵日讲，通过慎选讲官和严格执行经筵日讲制度，实施对帝王的教育；指出宫廷教育的方法是学用结合和知行合一，通过既重视经筵讲学，又重视政治实践的方法，实现明代帝王教育的目的。
虽然针对皇帝和太子的宫廷教育思想比较发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皇帝和太子教育的成效就很大。相反，其宫廷教育思想是在儒臣逼迫皇帝和太子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皇帝的消积怠学和怠政（影响到太子），使得明代宫廷教育的成效相当低下，说明了在皇帝专制制度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博弈中，皇帝拥有政治权力的强大优势，可以对儒学思想阳奉阴违或拒不执行，儒臣对此也常无可奈何。但是，皇帝一旦将儒臣的苦口婆心当作耳旁风后，其个人的失德、太子的失教和政治的败坏就愈演愈烈，导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虽然末帝崇祯比较勤学（经筵日讲）和勤政，但其父祖和兄长相反的行为，却早已埋下了王朝灭亡的深刻动因。
参 考 文 献
[1] 郑庆云：《务学亲贤养圣体以慰群望疏》，载贾三近编《皇明两朝疏抄》，明万历刻本.
[2] 黄光升：《昭代典则》，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周日校万卷楼刻本.
[3] 《明太祖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4]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胡濙：《任贤良以隆治本疏》，载张瀚辑《皇明疏议辑略》，明嘉靖刻本. [6] 吴达可：《圣治宜新乞勤政学以隆治安疏》，载吴亮辑《万历疏钞》，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本.
[7] 李东阳：《初开经筵谢宴赉表》，载贺复征辑《文章辨体汇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8] 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何起鸣：《亟修省以回天意疏》，载张卤辑《皇明嘉隆疏钞》，明万历刻本.
[10] 何乔新：《椒邱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杨一清：《杨一清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12] 胡忻：《欲焚草》，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胡恒升刻本.
[13] 吴节：《吴竹坡先生文集》，清雍正三年（1725）吴琦刻本.
[14] 胡世宁：《胡端敏奏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胡松：《唐宋元名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6] 郑一鹏：《重经筵以养圣德疏》，载贾三近编《皇明两朝疏抄》，明万历刻本.
[17] 叶春及：《石洞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8] 谢迁：《归田稿》，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9] 许弘纲：《群玉山房疏草》，清康熙百城楼刻本.
[20] 杨起元：《杨复所先生家藏文集》，明崇祯杨见晙等刻本.
[21] 聂应科：《陈末议以广德意疏》，载朱吾弼编《皇明留台奏议》，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本.
[22] 申时行：《赐闲堂集》，明万历刻本.
[23] 陆树声：《敬献愚忠以隆圣治疏》，载吴亮辑《万历疏钞》，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本.
[24] 周冕：《出阁讲学以养圣功疏》，载张卤辑《皇明嘉隆疏钞》，明万历刻本.
[25] 刘世扬：《除邪类以建皇极疏》，载张卤辑《皇明嘉隆疏钞》，明万历刻本.
[26] 贺钦：《医闾集》，民国四明丛书本.
[27] 张卤：《勤朝讲重延纳以臻新政熙降疏》，载贾三近编《皇明两朝疏抄》，明万历刻本.
[28]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明万历刻本.
[29] 王治：《议举典礼以隆圣德疏》，载贾三近编《皇明两朝疏抄》，明万历刻本.
[30] 左懋第：《萝石山房文钞》，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左尧勋刻本.
[责任编辑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