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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郑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表演艺术家。生于1924年,祖籍安徽定远。1942年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开始从事话剧工作,参加过业余和职业演剧活动。1950年加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3年通过《龙须沟》中赵大爷一角的创造,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此后,他参加过《长征》、《龙须沟》、《冰糖葫芦》等几十台话剧的演出,相继创造了周朴园(《雷雨》)、常四爷(《茶馆》)、座山雕(《智取威虎山》)、裴炎(《武则天》)等30多个不同的老年人物形象,形成苍劲、浑厚的表演风格。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通过参加《丹心谱》、《茶馆》、《楚天风云》、《两宫皇太后》等影片及电视剧的拍摄,把话剧与电影、电视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特长汇集于自己的表演之中。1982年他还导演了风俗喜剧《吉庆有余》。在央视1982版经典电视剧《西游记》中扮演太上老君,还在央视19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里扮演了孔融。
在重庆的日子
许多年来,到过重庆的人,对当时盛极一时的话剧都无限怀恋,像《屈原》里金山的“雷电颂”;《天国春秋》里舒绣文饰洪宣娇,大叫“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直接指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皖南事变”;张瑞芳在《棠之花》中扮演有正义感的春姑,这些人物都令人难忘。1945年5月,我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到重庆,可惜只赶上一个尾声。一些像《屈原》、《家》等名剧的演出我都没有看到。
白杨当时在南岸中央电影制片厂,见到白杨后她问我想干些什么,我说想学习演戏,她说重庆剧人过于集中,像陶金那样的名演员来后都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我告辞归来后,只好在街上徘徊,路费也用光了。第三天遇上一个曾和我一起分配在78师的人,他说这有一个私营剧团,只有一个老板,目前正准备演出,可以有饭吃有地方住。我当时没地去,就跟着去了。那老板叫张光,也是个怪人,干戏的人都瞧不起他,但是他出钱拍了好多大戏,他的钱是借的,借来以后就专门演大戏。开始售票后,债主和前后台人员就全来要钱,甚至在演出中间以拉闸、闭幕来要挟。演出结束后,所有的服装、道具、效果器材全部被人拿走抵债,有时连社长的西装也被剥走。这时剧社里人走楼空,伙食也停了。多会儿等他又借到一笔钱,再特约人马重新打锣开张。
我在这里干了一年多,没有拿过薪金。为了通过他才能跨入重庆戏剧界,生活上我从无怨言。剧社停伙时,别人介绍我在其他演出中管过道具,当过剧务。当时三四毛钱能买一斤经济饼干,当一天的食粮可以够了,我干得很起劲。
“八一五”日本投降了,戏剧界举行了一次庆祝大会,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都出席了。我见到了金山、张瑞芳、赵丹等知名人物。大家都很激动,有的人喝醉了,放声痛哭。
后来项堃得知我志在演戏,便在《清宫外史》里为我安排了一个四大臣的角色。这时张光约定演剧六队去成都演出《草莽英雄》,要我同去,他说赚了钱买船票送我回北京。我只得辞谢了项堃的好意,离开重庆。
演剧生涯
成都地处平原,有些房屋像北京。但这里封建气息比北京重,社会上充满了帮会组织。
原来《草莽英雄》是项堃主演的,当时的演出也是一个势力很大的袍哥出钱约去的,后来他看到上座不佳就撒手不管了,剧院就把我们轰出来。经张光奔跑经营,又在另一个破旧的剧场里演出《升官图》。值得高兴的是我在里面扮演了卫生局长。不料演出不久,成都的警察局长听说这戏里也有个警察局长,立即下令停演,还把张光关进监牢。
后来遇到一个跟张光讨债的人,他劝我去重庆参加演剧十二队,说他爱人在新中国剧社演出《秋》很受欢迎,重庆有广泛的话剧观众,剧运大有前途。经过一番考虑,我答应他离开成都,就这样于1946年12月又回到了重庆。
演剧队是怎么回事呢?在1938年初,为动员全民抗战,在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抗日宣传工作的指示,着手进行收编、组建抗日宣传团体,编入郭沫若为厅长的三厅建制。8月,在武昌昙花林宣布成立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其中,抗敌演剧队由郭沫若、田汉、洪深主持训练一个月后分赴抗日前线工作,进行演剧宣传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剧宣队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中城市工作,以进步戏剧、歌咏活动,占领文化阵地,配合民主运动。通过进步的戏剧活动配合了国统区人民的民主运动。抗敌演剧队以文艺形式唤起民众,推动了中国话剧运动的普及发展,创作了一大批优秀剧作,为新中国戏剧事业培养了骨干力量。
演剧十二队的负责人之一是诸葛明,过去在地下党领导的演剧队呆过。我在队里出演过一些角色,同时还兼管着图书,我也有机会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印象最深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段时间里,有些学校还请我去排戏,我和很多同学们成为亲近的好友。当时重庆的学生都崇尚朴素,女生剪短发,穿蓝布长衫或黑裙。他们介绍我看一些政治书籍,叫我参加他们的营火晩会。晚会上他们演出了反映打倒四大家族内容的活报剧。年轻人真挚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从社会的黑暗面里看到了力量,也看到了新生!
重庆是1949年底才解放的。先是一连几夜胡宗南的败兵穿城而过,然后有三天处于真空状态。后来听说解放军进城了,我就私下打听,说是在下面街上的一个茶馆里头,我就赶紧跑了过去。黄昏的时候,茶馆里边点个小油灯围着一圈人,中间一个人穿着四川长衫。我挤进去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是演剧队的,我们等着要交接。他说部队的文工团快来了,让我们等文工团来了再交接吧。这是我第一眼看解放军。
重庆解放第三天,一个艺专同学拉我去看渣滓洞,周围很大一片土地都围着铁丝网,人们说解放前这方圆几里渺无人烟,特务看见人路过就开枪。那时掩埋死难烈士的两个大坑刚被刨开,杨虎城将军的尸体尚未发现,尸体是遭枪杀后又被火烧的。还有妇女和婴儿,有的背后插进了竹竿,惨不忍睹,回来后我立即画了一张画《勿忘这笔血债》。
开始二野宣传部一位焦科长,这是个老八路,他负责把重庆的两个国民党演剧队、两个电影队组织起来办学习班。这一个月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使我感到兴奋和愉快。我们搬进了原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旧址,伙食吃得很好,工作也很充实。我那会儿就特别积极,焦科长对我也特别好,我还担任了学习委员的职务。学习班结束后,我们就分班了,我分到重庆市话剧团,当时大概是叫“重庆市文工团话剧队”。我在这里呆的时间不是太长,曾经在秧歌剧《二毛立功记》里演王二毛。这里面气氛就不一样了,当时不是重庆解放的晚嘛,政治情况很乱,他们对我们不是一视同仁,人家也不找我,我就感觉特不习惯。后来又听说人家要把我们当俘虏看待,弄得整天好像挺紧张似的,我就想回家了,毕竟出来这么久了。
后来见到报上有关于“遣返还乡”的政治条文,我想这是我回北京的唯一机会了,于是去向领导请求,终获批准。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七年的北京,见到了白发苍苍的老母。全家庆幸地说:要不是解放,今生恐怕难得相见了。
与北京人艺相遇
1950年5月,我由重庆回到北京,急于谋求工作。先到青年艺术剧院找到张逸生夫妇,他们说:“你来迟了,青艺人员已满,你去北京人艺看看吧。”我到北京人艺,遇到了李乃忱,他曾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1947年演剧十二队在重庆演出《家》时,他曾带领学生参加演出,因此相识。经他介绍,7月份我就进了“老人艺”,开始是以装置组的临时工身份加入的。这是一个综合性剧院,它的前身是华北人民文工团,以歌剧为主。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可谓人才济济:院长李伯钊是长征干部,曾在前苏联学过芭蕾舞;副院长金紫光在延安京剧院主演过林冲,后任北方昆剧院院长。还有不少干部如海啸、于村、郑律成、李德伦、刘郁民、韩冰……等人都是来自于延安。我首次参加这样声势浩大的剧院,面对多方人才,心中振奋不已。可惜我不辨五音,练声的老师把我除名了。于是我又拿起了画笔,为《王贵与李香香》绘制了大海报,拿起速写本到处画速写,多多积累并从中获益。
1950年决定排演李伯钊等编剧的歌剧《长征》。舞台上首次出现的毛泽东形象是由于是之扮演的。他当年24岁,任话剧队团支部书记,为了扮演毛主席,他刻苦攻读了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杨尚昆还特地安排他进入了中南海观察毛主席的日常生活动态。为了排好《长征》,伯钊院长动员了各方人力前来支援。公安司令部的钱德义营长被聘为军事教练,陈锡联将军也亲自为演员的持枪动作做示范。陈毅、贺龙两位老总被请来观看排练。连排那天,把朱老总、周总理也请来了。连排过后,伯钊院长请总理提意见,总理说:“……长征时期有很多好歌子嘛!你唱一首给大家听听……”平日端庄严肃的老院长一时变得扭捏起来,几经催促才唱了一段红军歌曲,唱毕满脸通红,在座的老帅们哈哈大笑……伯钊院长平日待部下虽严,对团结专家工作却极端重视。她特地聘请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焦菊隐教授来院担任《长征》导演。大会小会她经常提到:“你们不晓得如何对待专家,让我来!”在此之前她曾请焦菊隐来导演老舍先生的《龙须沟》,取得了很大成绩。焦菊隐这位专家来到“老人艺”后,话剧队便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是开始谁也未曾预料的。
我与《龙须沟》
我也就在那儿开始,演上那个老头——赵大爷,这一下我就进了龙门了,开始了正式的演剧生涯。所以我这一生里的那17年主要靠焦菊隐,是他把我领进了这个正规的大门,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演戏的正路。说实话,那时表演专业里好多东西根本弄不懂,就是因为那些年,开始慢慢地知道些,慢慢地反刍和消化,这些东西就够我这一辈子用的了,所以说焦菊隐是我的带头人。
当时和《龙须沟》的接触不像现在想的那样,我们都是小演员,焦菊隐是个有学问的人,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在此之前总显得不得志,他在重庆没有人找他导戏,虽然在剧专教了一阵,排一个戏就跟校长弄翻了不干了。他只能靠着翻译书维持生计,在生活上很潦倒。有的时候剩点钱是买一包烟还是吃一碗面都得盘算半天。到了排练《龙须沟》,他开始也有些犹豫,按他自传上写的,他看这个剧本时感觉单薄了一些,晚上睡不着觉,脑子里思考这些东西,总感觉这个剧本里有活生生的人物,挖掘出来了就是黄金。犹豫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要为办成一个中国式的自己的剧院献出他的后半生。在他离开北师大时,他给同学们写了一封告别信,他说:也许这个痛苦多于欢乐,但是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也是很多前辈的梦想。所以他是带着一生的理想去排的《龙须沟》,他当时定了两个条件:一个你们的领导得按我的要求说,得能听我的话,当初他在重庆那边不欢而散,就是因为他连决定演员权力都没有。第二,演员得听话。什么样的演员听话,他知道越有经验演员就越不听话,越有自己的一套,所以他一摸底,这里面竟是年轻演员,没什么外面有名声有资格的,他都愿意用。他来了之后又提出了一条很重要的工作程序,叫体验生活。
他要求演员进排演场以前必须下去体验生活,没有生活演不了戏。他跟演员们讲,别人来是教你们如何演戏,我是教你们如何生活,如何进入人物的生活。他管第一阶段排戏不叫排戏,叫生活。在他的规定下,演员们先下去两个月,一人发两个笔记本,演员每天都要上交你在底下体验生活的收获记录,他作批注,第二天再把笔记本退给你,把那本交上来,两个本就这么倒着。他和演员两月不见面,或许偶尔约你谈一次。
我对于体验生活也很生疏,从来没听说过演戏还得体验生活。我演的是一个思想进步的泥瓦匠,我到处打听,哪儿有思想进步的老泥瓦匠。解放以前的泥瓦匠是单干的,谁雇我,我就去谁那干活,解放以后组织起来进了合作社,活没那么多了,收入少了,原来手艺好、活多的人就免不了有些牢骚。这次是把我难住了,我转悠了半天也没啥收获,眼看着两个月就过去了。等进了排演场,我没辙啊,只好把过去演老头的那一套东西拿出来,结果焦菊隐对我大发雷霆,他说你得先找泥瓦匠的特点,泥瓦匠有什么特点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泥瓦匠天天跟这个灰、泥打交道,但身上不能见一个灰点、泥点。因为在过去你身上有灰点、泥点,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干活不利落,不会干活,也就没人雇你。真正的泥瓦匠,他的腿带得扎紧,鞋子得小一号,因为上房,踩在瓦上,容易卡在里头,在房顶上就会很麻烦了,浑身打扮的特别干净利索。还有这手长年拿砖,手指头已经拢不严实了等等,他给我讲了好多。
他是有生活体验的,如果没有的话他就讲不出来。打这次补课以后,我就在家附近像菜市场这样的地方,寻找这样的老头,一旦看见了就跟在人家屁股后头,也甭管他是不是泥瓦匠,先找这种人观察体会。后来才慢慢知道,重视生活,向生活学习,你得活到里面去,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同劳作,跟他们的心气通了,这样才行。
由于《龙须沟》的演出效果很好,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成电影,冼群导演请叶子去演丁四嫂。开拍不久,因开始“三反五反”运动而停拍。运动过后继续拍摄时,演员做了较大的调整。邀请原来舞台剧中四名演员参加:于是之演程疯子,叶子演丁四嫂,黎频演王大妈,我演赵老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拍电影。在电影厂后院挖了一条沟,风车雨车,电闪雷鸣,一齐开动。人们在水里爬,泥里滚,比舞台上真实多了!这一年我28岁。一晃的功夫近60年过去了,当年参加《龙须沟》摄制组的很多人都离开了——冼群、田烈、周凋、莽一萍……多么好的同志啊!
郑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表演艺术家。生于1924年,祖籍安徽定远。1942年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开始从事话剧工作,参加过业余和职业演剧活动。1950年加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3年通过《龙须沟》中赵大爷一角的创造,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此后,他参加过《长征》、《龙须沟》、《冰糖葫芦》等几十台话剧的演出,相继创造了周朴园(《雷雨》)、常四爷(《茶馆》)、座山雕(《智取威虎山》)、裴炎(《武则天》)等30多个不同的老年人物形象,形成苍劲、浑厚的表演风格。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通过参加《丹心谱》、《茶馆》、《楚天风云》、《两宫皇太后》等影片及电视剧的拍摄,把话剧与电影、电视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特长汇集于自己的表演之中。1982年他还导演了风俗喜剧《吉庆有余》。在央视1982版经典电视剧《西游记》中扮演太上老君,还在央视19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里扮演了孔融。
在重庆的日子
许多年来,到过重庆的人,对当时盛极一时的话剧都无限怀恋,像《屈原》里金山的“雷电颂”;《天国春秋》里舒绣文饰洪宣娇,大叫“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直接指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皖南事变”;张瑞芳在《棠之花》中扮演有正义感的春姑,这些人物都令人难忘。1945年5月,我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到重庆,可惜只赶上一个尾声。一些像《屈原》、《家》等名剧的演出我都没有看到。
白杨当时在南岸中央电影制片厂,见到白杨后她问我想干些什么,我说想学习演戏,她说重庆剧人过于集中,像陶金那样的名演员来后都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我告辞归来后,只好在街上徘徊,路费也用光了。第三天遇上一个曾和我一起分配在78师的人,他说这有一个私营剧团,只有一个老板,目前正准备演出,可以有饭吃有地方住。我当时没地去,就跟着去了。那老板叫张光,也是个怪人,干戏的人都瞧不起他,但是他出钱拍了好多大戏,他的钱是借的,借来以后就专门演大戏。开始售票后,债主和前后台人员就全来要钱,甚至在演出中间以拉闸、闭幕来要挟。演出结束后,所有的服装、道具、效果器材全部被人拿走抵债,有时连社长的西装也被剥走。这时剧社里人走楼空,伙食也停了。多会儿等他又借到一笔钱,再特约人马重新打锣开张。
我在这里干了一年多,没有拿过薪金。为了通过他才能跨入重庆戏剧界,生活上我从无怨言。剧社停伙时,别人介绍我在其他演出中管过道具,当过剧务。当时三四毛钱能买一斤经济饼干,当一天的食粮可以够了,我干得很起劲。
“八一五”日本投降了,戏剧界举行了一次庆祝大会,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都出席了。我见到了金山、张瑞芳、赵丹等知名人物。大家都很激动,有的人喝醉了,放声痛哭。
后来项堃得知我志在演戏,便在《清宫外史》里为我安排了一个四大臣的角色。这时张光约定演剧六队去成都演出《草莽英雄》,要我同去,他说赚了钱买船票送我回北京。我只得辞谢了项堃的好意,离开重庆。
演剧生涯
成都地处平原,有些房屋像北京。但这里封建气息比北京重,社会上充满了帮会组织。
原来《草莽英雄》是项堃主演的,当时的演出也是一个势力很大的袍哥出钱约去的,后来他看到上座不佳就撒手不管了,剧院就把我们轰出来。经张光奔跑经营,又在另一个破旧的剧场里演出《升官图》。值得高兴的是我在里面扮演了卫生局长。不料演出不久,成都的警察局长听说这戏里也有个警察局长,立即下令停演,还把张光关进监牢。
后来遇到一个跟张光讨债的人,他劝我去重庆参加演剧十二队,说他爱人在新中国剧社演出《秋》很受欢迎,重庆有广泛的话剧观众,剧运大有前途。经过一番考虑,我答应他离开成都,就这样于1946年12月又回到了重庆。
演剧队是怎么回事呢?在1938年初,为动员全民抗战,在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抗日宣传工作的指示,着手进行收编、组建抗日宣传团体,编入郭沫若为厅长的三厅建制。8月,在武昌昙花林宣布成立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其中,抗敌演剧队由郭沫若、田汉、洪深主持训练一个月后分赴抗日前线工作,进行演剧宣传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剧宣队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中城市工作,以进步戏剧、歌咏活动,占领文化阵地,配合民主运动。通过进步的戏剧活动配合了国统区人民的民主运动。抗敌演剧队以文艺形式唤起民众,推动了中国话剧运动的普及发展,创作了一大批优秀剧作,为新中国戏剧事业培养了骨干力量。
演剧十二队的负责人之一是诸葛明,过去在地下党领导的演剧队呆过。我在队里出演过一些角色,同时还兼管着图书,我也有机会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印象最深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段时间里,有些学校还请我去排戏,我和很多同学们成为亲近的好友。当时重庆的学生都崇尚朴素,女生剪短发,穿蓝布长衫或黑裙。他们介绍我看一些政治书籍,叫我参加他们的营火晩会。晚会上他们演出了反映打倒四大家族内容的活报剧。年轻人真挚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从社会的黑暗面里看到了力量,也看到了新生!
重庆是1949年底才解放的。先是一连几夜胡宗南的败兵穿城而过,然后有三天处于真空状态。后来听说解放军进城了,我就私下打听,说是在下面街上的一个茶馆里头,我就赶紧跑了过去。黄昏的时候,茶馆里边点个小油灯围着一圈人,中间一个人穿着四川长衫。我挤进去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是演剧队的,我们等着要交接。他说部队的文工团快来了,让我们等文工团来了再交接吧。这是我第一眼看解放军。
重庆解放第三天,一个艺专同学拉我去看渣滓洞,周围很大一片土地都围着铁丝网,人们说解放前这方圆几里渺无人烟,特务看见人路过就开枪。那时掩埋死难烈士的两个大坑刚被刨开,杨虎城将军的尸体尚未发现,尸体是遭枪杀后又被火烧的。还有妇女和婴儿,有的背后插进了竹竿,惨不忍睹,回来后我立即画了一张画《勿忘这笔血债》。
开始二野宣传部一位焦科长,这是个老八路,他负责把重庆的两个国民党演剧队、两个电影队组织起来办学习班。这一个月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使我感到兴奋和愉快。我们搬进了原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旧址,伙食吃得很好,工作也很充实。我那会儿就特别积极,焦科长对我也特别好,我还担任了学习委员的职务。学习班结束后,我们就分班了,我分到重庆市话剧团,当时大概是叫“重庆市文工团话剧队”。我在这里呆的时间不是太长,曾经在秧歌剧《二毛立功记》里演王二毛。这里面气氛就不一样了,当时不是重庆解放的晚嘛,政治情况很乱,他们对我们不是一视同仁,人家也不找我,我就感觉特不习惯。后来又听说人家要把我们当俘虏看待,弄得整天好像挺紧张似的,我就想回家了,毕竟出来这么久了。
后来见到报上有关于“遣返还乡”的政治条文,我想这是我回北京的唯一机会了,于是去向领导请求,终获批准。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七年的北京,见到了白发苍苍的老母。全家庆幸地说:要不是解放,今生恐怕难得相见了。
与北京人艺相遇
1950年5月,我由重庆回到北京,急于谋求工作。先到青年艺术剧院找到张逸生夫妇,他们说:“你来迟了,青艺人员已满,你去北京人艺看看吧。”我到北京人艺,遇到了李乃忱,他曾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1947年演剧十二队在重庆演出《家》时,他曾带领学生参加演出,因此相识。经他介绍,7月份我就进了“老人艺”,开始是以装置组的临时工身份加入的。这是一个综合性剧院,它的前身是华北人民文工团,以歌剧为主。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可谓人才济济:院长李伯钊是长征干部,曾在前苏联学过芭蕾舞;副院长金紫光在延安京剧院主演过林冲,后任北方昆剧院院长。还有不少干部如海啸、于村、郑律成、李德伦、刘郁民、韩冰……等人都是来自于延安。我首次参加这样声势浩大的剧院,面对多方人才,心中振奋不已。可惜我不辨五音,练声的老师把我除名了。于是我又拿起了画笔,为《王贵与李香香》绘制了大海报,拿起速写本到处画速写,多多积累并从中获益。
1950年决定排演李伯钊等编剧的歌剧《长征》。舞台上首次出现的毛泽东形象是由于是之扮演的。他当年24岁,任话剧队团支部书记,为了扮演毛主席,他刻苦攻读了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杨尚昆还特地安排他进入了中南海观察毛主席的日常生活动态。为了排好《长征》,伯钊院长动员了各方人力前来支援。公安司令部的钱德义营长被聘为军事教练,陈锡联将军也亲自为演员的持枪动作做示范。陈毅、贺龙两位老总被请来观看排练。连排那天,把朱老总、周总理也请来了。连排过后,伯钊院长请总理提意见,总理说:“……长征时期有很多好歌子嘛!你唱一首给大家听听……”平日端庄严肃的老院长一时变得扭捏起来,几经催促才唱了一段红军歌曲,唱毕满脸通红,在座的老帅们哈哈大笑……伯钊院长平日待部下虽严,对团结专家工作却极端重视。她特地聘请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焦菊隐教授来院担任《长征》导演。大会小会她经常提到:“你们不晓得如何对待专家,让我来!”在此之前她曾请焦菊隐来导演老舍先生的《龙须沟》,取得了很大成绩。焦菊隐这位专家来到“老人艺”后,话剧队便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是开始谁也未曾预料的。
我与《龙须沟》
我也就在那儿开始,演上那个老头——赵大爷,这一下我就进了龙门了,开始了正式的演剧生涯。所以我这一生里的那17年主要靠焦菊隐,是他把我领进了这个正规的大门,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演戏的正路。说实话,那时表演专业里好多东西根本弄不懂,就是因为那些年,开始慢慢地知道些,慢慢地反刍和消化,这些东西就够我这一辈子用的了,所以说焦菊隐是我的带头人。
当时和《龙须沟》的接触不像现在想的那样,我们都是小演员,焦菊隐是个有学问的人,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在此之前总显得不得志,他在重庆没有人找他导戏,虽然在剧专教了一阵,排一个戏就跟校长弄翻了不干了。他只能靠着翻译书维持生计,在生活上很潦倒。有的时候剩点钱是买一包烟还是吃一碗面都得盘算半天。到了排练《龙须沟》,他开始也有些犹豫,按他自传上写的,他看这个剧本时感觉单薄了一些,晚上睡不着觉,脑子里思考这些东西,总感觉这个剧本里有活生生的人物,挖掘出来了就是黄金。犹豫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要为办成一个中国式的自己的剧院献出他的后半生。在他离开北师大时,他给同学们写了一封告别信,他说:也许这个痛苦多于欢乐,但是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也是很多前辈的梦想。所以他是带着一生的理想去排的《龙须沟》,他当时定了两个条件:一个你们的领导得按我的要求说,得能听我的话,当初他在重庆那边不欢而散,就是因为他连决定演员权力都没有。第二,演员得听话。什么样的演员听话,他知道越有经验演员就越不听话,越有自己的一套,所以他一摸底,这里面竟是年轻演员,没什么外面有名声有资格的,他都愿意用。他来了之后又提出了一条很重要的工作程序,叫体验生活。
他要求演员进排演场以前必须下去体验生活,没有生活演不了戏。他跟演员们讲,别人来是教你们如何演戏,我是教你们如何生活,如何进入人物的生活。他管第一阶段排戏不叫排戏,叫生活。在他的规定下,演员们先下去两个月,一人发两个笔记本,演员每天都要上交你在底下体验生活的收获记录,他作批注,第二天再把笔记本退给你,把那本交上来,两个本就这么倒着。他和演员两月不见面,或许偶尔约你谈一次。
我对于体验生活也很生疏,从来没听说过演戏还得体验生活。我演的是一个思想进步的泥瓦匠,我到处打听,哪儿有思想进步的老泥瓦匠。解放以前的泥瓦匠是单干的,谁雇我,我就去谁那干活,解放以后组织起来进了合作社,活没那么多了,收入少了,原来手艺好、活多的人就免不了有些牢骚。这次是把我难住了,我转悠了半天也没啥收获,眼看着两个月就过去了。等进了排演场,我没辙啊,只好把过去演老头的那一套东西拿出来,结果焦菊隐对我大发雷霆,他说你得先找泥瓦匠的特点,泥瓦匠有什么特点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泥瓦匠天天跟这个灰、泥打交道,但身上不能见一个灰点、泥点。因为在过去你身上有灰点、泥点,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干活不利落,不会干活,也就没人雇你。真正的泥瓦匠,他的腿带得扎紧,鞋子得小一号,因为上房,踩在瓦上,容易卡在里头,在房顶上就会很麻烦了,浑身打扮的特别干净利索。还有这手长年拿砖,手指头已经拢不严实了等等,他给我讲了好多。
他是有生活体验的,如果没有的话他就讲不出来。打这次补课以后,我就在家附近像菜市场这样的地方,寻找这样的老头,一旦看见了就跟在人家屁股后头,也甭管他是不是泥瓦匠,先找这种人观察体会。后来才慢慢知道,重视生活,向生活学习,你得活到里面去,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同劳作,跟他们的心气通了,这样才行。
由于《龙须沟》的演出效果很好,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成电影,冼群导演请叶子去演丁四嫂。开拍不久,因开始“三反五反”运动而停拍。运动过后继续拍摄时,演员做了较大的调整。邀请原来舞台剧中四名演员参加:于是之演程疯子,叶子演丁四嫂,黎频演王大妈,我演赵老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拍电影。在电影厂后院挖了一条沟,风车雨车,电闪雷鸣,一齐开动。人们在水里爬,泥里滚,比舞台上真实多了!这一年我28岁。一晃的功夫近60年过去了,当年参加《龙须沟》摄制组的很多人都离开了——冼群、田烈、周凋、莽一萍……多么好的同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