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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杨阳导演的艺术信仰和艺术水平的完美结合使其作品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我认为，悲剧精神、人文关怀与理性光辉是其作品的三个关键词。其一，其主人公虽然身处悲剧困境，但有着坚持反抗的悲剧精神；其二，对剧中的人生遭际、悲剧命运充满温暖的人性关怀：其三，在处理审美客体的时候，特别是在审视悲剧遭遇时，作为审美主体的杨阳秉持着理性的标杆。悲剧精神，人性关怀，理性光辉是杨阳电视剧作品的三个关键词。而且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类似等边三角形的关系，相互之间的情感张力丰富了艺术的话语空间，成就了杨阳的电视剧奇迹。
关键词 悲剧精神 人性关怀 理性光辉
在中国，获得电视剧大奖的导演有很多，但每一部电视剧都获奖，到目前，恐怕只有杨阳一位，在中国，电视剧颁奖晚会变成演唱会的情形有很多，但敢于正面提出异议的，到目前，恐怕也只有杨阳一人。我想这不是巧合。正是对艺术尊严的无畏坚守，才有艺术作品的完美呈现。2007年6月24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杨阳电视剧作品研讨会”上，很多与会专家都对杨阳的艺术情操和探索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认真系统地重读杨阳的作品，我发现在艺术品格上有三点特别之处。其一，其主人公虽然身处悲剧困境，但有着坚持反抗的悲剧精神，其二。对剧中的人生遭际、悲剧命运充满温暖的人性关怀，其三，在处理审美客体的时候，特别是在审视悲剧遭遇时，作为审美主体的杨阳秉持着理性的标杆。悲剧精神、人性关怀、理性光辉是杨阳电视剧作品的三个关键词。
杨阳的电视剧中激荡着悲剧精神。“悲剧精神的可贵就在于：人在无限的宇宙和社会客体面前勇敢地接受挑战，不屈不挠地进取。”纵观杨阳的作品，不管是凝视现实的，《牛玉琴的树》、《午夜有轨电车》、《牵手》，还是回眸历史的，《记忆的证明》、《白求恩》，她都将主人公置于生命的困境中，置于肉体的消失或精神的毁灭的危险之下，但他们没有屈服，显示出勇于反抗的悲剧精神。在《牛玉琴的树》准备阶段，杨阳站在广裹的沙漠上，看到牛玉琴和她的一家种下的万亩绿树，泪如泉涌，这个人间奇迹使她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坚韧和壮烈。此时她终于找到了多年来期待的一个故事：将生命的辉煌升华到悲剧性的程度。于是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沙漠里以植树为生活全部的坚强的女人形象，在激烈的与自然环境、与家庭困难的悲剧冲突中我们看到牛玉琴没有被艰难的生活环境所击倒，而是接受挑战，在沙漠里寻找生命的绿洲。树，不仅是沙漠里的希望，更是其生命意志的结晶。《午夜有轨电车》中的肖月华在“新陈世美”的悲剧遭遇中，促成了对人的尊严、自信意识的觉醒。《诺尔曼·白求恩》向我们展现了白求恩在残酷的战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的感人故事，而他在困境中表现出来的敬业、乐观、无私的精神让我们动容。
悲剧性现象所显示的主体的一般性特征大体有两大类型积极主动去行动的悲剧人物和那种由外部矛盾的纠缠而卷八到命运的可一怕漩涡中的悲剧人物。与前面提及的牛玉琴、白求恩相比，《牵手》中钟锐、夏晓雪、王纯三个普通人以及《记忆的证明》中的英雄人物周尚文、萧汉生更像是后者。在生活的泥淖和生命的威胁面前，他们都没有退缩，在为了家庭、为了生存的挣扎与抗争中，在克服生活困境获得生命的超越时，观众对普通人表现出怜悯的叹息，对英雄给予崇敬的目光。
在淋漓尽致的展现人物在危难之中奋斗、在困境之中拼搏的时候，杨阳的目光是温暖的，充满了人性的关怀。在她最初的创作中，目光主要集中在女性身上，比如牛玉琴、肖月华，从她们身上、从她们的事迹中就展现着人性的气质，而杨阳看待她们的目光更是充满了特有的温情和认同。《牵手》由对待第三者王纯的态度最能说明这一点，虽然她是第三者，但依然给与她高尚的情操，并对其爱情追求给与肯定形象的刻画。“以揭示代替揭露，解析代替批判，以人物的自我完善化解矛盾冲突，以人文关怀的态度去表现复杂的情感世界”是杨阳创作的基调。因此，背叛爱情和婚姻的钟锐，仍不失他人格的健全和生活的勇气，夏晓雪被抛弃后，在生活中学会了自尊和自强，王纯不仅没有成为令人唾骂的第三者，反而显示出她单纯宽容的人格魅力。这些都使该剧超越了简单的言情片和婚恋剧，浸淫着对人性的饱含温情的透视和扫描。这种人性的关怀在《诺尔曼·白求恩》中也有所体现。该剧在透视白求恩的时候，首先是将其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英雄来刻画的，对他在加拿大的生活、在中国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的展现，描绘了其复杂而光荣的心路历程，勾起了我们的记忆。《记忆的证明》围绕着是日本人虐待中国战俘展开，故事本身对日本军人虐待战俘行为的否定、对战俘们抗争的歌颂就是一种对人性的呼唤，该剧对日本人行经的批判和控诉正是站在人性的道义法庭上。
不管是呈现困境中的反抗，还是渲染人性的光辉都需要作品有充沛的感情力量，这样才能使作品具有认同性和感染力。但是，如果我们与同样题材的其他电视剧进行比较，仔细品味，就会发现杨阳作品的最终价值导向是非常理性的。杨阳经常被她拍摄的故事所感动，但这没有影响她对事件做出理性的判断，她长期的前期准备工作无意中为感性的沉淀和理性的挖掘留出了时间。另外，自从当导演的那天起，杨阳就没想在这个职业中强化自己的女性地位。她认为这个世界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偏向一方必定会给作品带来局限和片面。为此她给自己定位为“中性人”。这样的定位在处理婚恋题材的时候就无疑会更加理性。在《午夜有轨电车》和《牵手》中杨阳都讲述了男人对女人的背叛。但其中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男人的谴责上，而表现的是现象之后更深刻的内涵。如《午夜有轨电车》的结尾，原剧是陶明返回日本，肖月华坚强地继续面对着生活，杨阳将此改为陶明留在了国内，决心和肖月华重归于好，并在全片中深入地描写了陶明情感变化的过程，把二人的情感变化与时代的变化、中国的变化融在一起，赋予人物情感更宽广的社会背景。1999年，《牵手》走进千家万户，杨阳对待家庭、对待第三者是人性的，而这种人性之所以和观众产生诚恳的对话更在于它是理性的。在导演阐述中杨阳这样说，“我不想将自己的同情毫无原则地给予那些容易受伤的女人，也不想简单地痛斥那些因种种原因而不回家的男人。”为此她对钟锐、王纯、夏晓雪三人保持着种客观的态度，创造着一种平等的氛围。从只讲女人受感情伤害的故事，扩展到探寻当代人心灵深处那隐秘的伤痛。
当其他的抗日电视剧都将目光凝聚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的时候，杨阳展现了在另一个战场上中国军人与日本军人的交锋，而且将故事的地点放到日本，借助这不同的时空杨阳表达了自己对抗日战争的更为理性的审视与思索。首先，故事中的中国人有八路军也有国民党。在统一的敌人面前，在这种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我们看到中国军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这是对民族精神的最好阐释。其次，当其他抗日电视剧都集中表现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那段历史时，该剧将故事时间放在了现在，而且在叙事上克服了复杂时空的切换困难，将历史上中日的血光与现实中青年的交流对比呈现，理性的证明了历史，更理性地看待现在，使铭记战争真正为珍爱和平服务。这就使该剧在思想认识的高度上更上层楼。而且丝毫没有损及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白求恩》作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的名字、他的事迹应该被我们牢牢地记住。将其拍摄成电视剧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呈现，借助这部电视剧更多的中国青少年、加拿大人知道了白求恩，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灾难更有友谊，看到了人类的兽性，更看到人类的良知。
悲剧精神、人性关怀与理性光辉，三者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撑，就好比个等边三角形，使电视剧相互之间充满了情感张力和话语空间。悲剧精神是主人公的精神特质，也构成作品的思想根基，人文关怀使作品充满了温暖和深情，理性光辉则赋予作品沉潜的精神力量。正是三者的统一使杨阳的作品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使其作品不仅仅给人们带来笑声和娱乐，更带来感动和反思，纠正着电视剧恶性娱乐化的不良倾向。针对电视剧艺术品格的下降，著名作家史铁生这样表述自己的忧虑，“电视剧什么的是把大众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往底线推，而不是往上边提。”“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它既不取决于最上，也不取决于最下，而电视剧水平恰恰可能是一个坐标。就是说我们多数人的思想和欣赏口味最能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对于观众的口味，我觉得不能一味顺应。”而杨阳正在实践着这一点。
电视剧作为一门艺术的存在与繁荣，不是评论家喊出来的，而是导演们拍出来的。杨阳坚信，“导演首先是一个有想象力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同时，导演还应该是一个有耐力的、能够忍受寂寞、非议和坚持信念的人。”秉持着这样的信念，悲剧精神、人性关怀与理性光辉三者的水乳交融给杨阳的作品打上了明显的标签，没有淹没在电视剧批量复制的海洋中，闪烁着艺术的灵韵。
关键词 悲剧精神 人性关怀 理性光辉
在中国，获得电视剧大奖的导演有很多，但每一部电视剧都获奖，到目前，恐怕只有杨阳一位，在中国，电视剧颁奖晚会变成演唱会的情形有很多，但敢于正面提出异议的，到目前，恐怕也只有杨阳一人。我想这不是巧合。正是对艺术尊严的无畏坚守，才有艺术作品的完美呈现。2007年6月24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杨阳电视剧作品研讨会”上，很多与会专家都对杨阳的艺术情操和探索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认真系统地重读杨阳的作品，我发现在艺术品格上有三点特别之处。其一，其主人公虽然身处悲剧困境，但有着坚持反抗的悲剧精神，其二。对剧中的人生遭际、悲剧命运充满温暖的人性关怀，其三，在处理审美客体的时候，特别是在审视悲剧遭遇时，作为审美主体的杨阳秉持着理性的标杆。悲剧精神、人性关怀、理性光辉是杨阳电视剧作品的三个关键词。
杨阳的电视剧中激荡着悲剧精神。“悲剧精神的可贵就在于：人在无限的宇宙和社会客体面前勇敢地接受挑战，不屈不挠地进取。”纵观杨阳的作品，不管是凝视现实的，《牛玉琴的树》、《午夜有轨电车》、《牵手》，还是回眸历史的，《记忆的证明》、《白求恩》，她都将主人公置于生命的困境中，置于肉体的消失或精神的毁灭的危险之下，但他们没有屈服，显示出勇于反抗的悲剧精神。在《牛玉琴的树》准备阶段，杨阳站在广裹的沙漠上，看到牛玉琴和她的一家种下的万亩绿树，泪如泉涌，这个人间奇迹使她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坚韧和壮烈。此时她终于找到了多年来期待的一个故事：将生命的辉煌升华到悲剧性的程度。于是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沙漠里以植树为生活全部的坚强的女人形象，在激烈的与自然环境、与家庭困难的悲剧冲突中我们看到牛玉琴没有被艰难的生活环境所击倒，而是接受挑战，在沙漠里寻找生命的绿洲。树，不仅是沙漠里的希望，更是其生命意志的结晶。《午夜有轨电车》中的肖月华在“新陈世美”的悲剧遭遇中，促成了对人的尊严、自信意识的觉醒。《诺尔曼·白求恩》向我们展现了白求恩在残酷的战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的感人故事，而他在困境中表现出来的敬业、乐观、无私的精神让我们动容。
悲剧性现象所显示的主体的一般性特征大体有两大类型积极主动去行动的悲剧人物和那种由外部矛盾的纠缠而卷八到命运的可一怕漩涡中的悲剧人物。与前面提及的牛玉琴、白求恩相比，《牵手》中钟锐、夏晓雪、王纯三个普通人以及《记忆的证明》中的英雄人物周尚文、萧汉生更像是后者。在生活的泥淖和生命的威胁面前，他们都没有退缩，在为了家庭、为了生存的挣扎与抗争中，在克服生活困境获得生命的超越时，观众对普通人表现出怜悯的叹息，对英雄给予崇敬的目光。
在淋漓尽致的展现人物在危难之中奋斗、在困境之中拼搏的时候，杨阳的目光是温暖的，充满了人性的关怀。在她最初的创作中，目光主要集中在女性身上，比如牛玉琴、肖月华，从她们身上、从她们的事迹中就展现着人性的气质，而杨阳看待她们的目光更是充满了特有的温情和认同。《牵手》由对待第三者王纯的态度最能说明这一点，虽然她是第三者，但依然给与她高尚的情操，并对其爱情追求给与肯定形象的刻画。“以揭示代替揭露，解析代替批判，以人物的自我完善化解矛盾冲突，以人文关怀的态度去表现复杂的情感世界”是杨阳创作的基调。因此，背叛爱情和婚姻的钟锐，仍不失他人格的健全和生活的勇气，夏晓雪被抛弃后，在生活中学会了自尊和自强，王纯不仅没有成为令人唾骂的第三者，反而显示出她单纯宽容的人格魅力。这些都使该剧超越了简单的言情片和婚恋剧，浸淫着对人性的饱含温情的透视和扫描。这种人性的关怀在《诺尔曼·白求恩》中也有所体现。该剧在透视白求恩的时候，首先是将其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英雄来刻画的，对他在加拿大的生活、在中国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的展现，描绘了其复杂而光荣的心路历程，勾起了我们的记忆。《记忆的证明》围绕着是日本人虐待中国战俘展开，故事本身对日本军人虐待战俘行为的否定、对战俘们抗争的歌颂就是一种对人性的呼唤，该剧对日本人行经的批判和控诉正是站在人性的道义法庭上。
不管是呈现困境中的反抗，还是渲染人性的光辉都需要作品有充沛的感情力量，这样才能使作品具有认同性和感染力。但是，如果我们与同样题材的其他电视剧进行比较，仔细品味，就会发现杨阳作品的最终价值导向是非常理性的。杨阳经常被她拍摄的故事所感动，但这没有影响她对事件做出理性的判断，她长期的前期准备工作无意中为感性的沉淀和理性的挖掘留出了时间。另外，自从当导演的那天起，杨阳就没想在这个职业中强化自己的女性地位。她认为这个世界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偏向一方必定会给作品带来局限和片面。为此她给自己定位为“中性人”。这样的定位在处理婚恋题材的时候就无疑会更加理性。在《午夜有轨电车》和《牵手》中杨阳都讲述了男人对女人的背叛。但其中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男人的谴责上，而表现的是现象之后更深刻的内涵。如《午夜有轨电车》的结尾，原剧是陶明返回日本，肖月华坚强地继续面对着生活，杨阳将此改为陶明留在了国内，决心和肖月华重归于好，并在全片中深入地描写了陶明情感变化的过程，把二人的情感变化与时代的变化、中国的变化融在一起，赋予人物情感更宽广的社会背景。1999年，《牵手》走进千家万户，杨阳对待家庭、对待第三者是人性的，而这种人性之所以和观众产生诚恳的对话更在于它是理性的。在导演阐述中杨阳这样说，“我不想将自己的同情毫无原则地给予那些容易受伤的女人，也不想简单地痛斥那些因种种原因而不回家的男人。”为此她对钟锐、王纯、夏晓雪三人保持着种客观的态度，创造着一种平等的氛围。从只讲女人受感情伤害的故事，扩展到探寻当代人心灵深处那隐秘的伤痛。
当其他的抗日电视剧都将目光凝聚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的时候，杨阳展现了在另一个战场上中国军人与日本军人的交锋，而且将故事的地点放到日本，借助这不同的时空杨阳表达了自己对抗日战争的更为理性的审视与思索。首先，故事中的中国人有八路军也有国民党。在统一的敌人面前，在这种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我们看到中国军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这是对民族精神的最好阐释。其次，当其他抗日电视剧都集中表现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那段历史时，该剧将故事时间放在了现在，而且在叙事上克服了复杂时空的切换困难，将历史上中日的血光与现实中青年的交流对比呈现，理性的证明了历史，更理性地看待现在，使铭记战争真正为珍爱和平服务。这就使该剧在思想认识的高度上更上层楼。而且丝毫没有损及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白求恩》作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的名字、他的事迹应该被我们牢牢地记住。将其拍摄成电视剧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呈现，借助这部电视剧更多的中国青少年、加拿大人知道了白求恩，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灾难更有友谊，看到了人类的兽性，更看到人类的良知。
悲剧精神、人性关怀与理性光辉，三者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撑，就好比个等边三角形，使电视剧相互之间充满了情感张力和话语空间。悲剧精神是主人公的精神特质，也构成作品的思想根基，人文关怀使作品充满了温暖和深情，理性光辉则赋予作品沉潜的精神力量。正是三者的统一使杨阳的作品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使其作品不仅仅给人们带来笑声和娱乐，更带来感动和反思，纠正着电视剧恶性娱乐化的不良倾向。针对电视剧艺术品格的下降，著名作家史铁生这样表述自己的忧虑，“电视剧什么的是把大众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往底线推，而不是往上边提。”“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它既不取决于最上，也不取决于最下，而电视剧水平恰恰可能是一个坐标。就是说我们多数人的思想和欣赏口味最能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对于观众的口味，我觉得不能一味顺应。”而杨阳正在实践着这一点。
电视剧作为一门艺术的存在与繁荣，不是评论家喊出来的，而是导演们拍出来的。杨阳坚信，“导演首先是一个有想象力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同时，导演还应该是一个有耐力的、能够忍受寂寞、非议和坚持信念的人。”秉持着这样的信念，悲剧精神、人性关怀与理性光辉三者的水乳交融给杨阳的作品打上了明显的标签，没有淹没在电视剧批量复制的海洋中，闪烁着艺术的灵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