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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性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问题之一。现代性是一种价值取向，标志着现代化运动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是对现代化运动所倡导的那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价值的提炼、概括和张扬。现代性的根据和基础是现代化的历史运动。而现代性一经形成，又规范、制约着现代化运动朝着“现代”的方向去演进。人们对现代性的关注已经从关于现代性的事实判断转向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这正是“现代性”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只关注现代性的正面功能，而忽视现代性的负面影响，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持续，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就可能成为泡影。“后现代性世界”，实际上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性之外的某种力量使然，而是现代性内在的超越本性的必然结果。因此，所谓“后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自我否定，而是现代性的自我完善、补充与提升。从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关系看，解决这两种技术的“滥用”和“误用”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技术创新。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性悖论；社会技术创新
作者简介：田鹏颖（1963-），男，辽宁新民人，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从事技术哲学、社会技术哲学、社会工程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1-0046-07收稿日期：2006-10-14
现代性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问题之一。其主要代表性观点有两种，一是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告别和消解“现代性”；一是现代性依旧是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根深蒂固、安身立命的支撑。人们为什么要“消解”或“捍卫”现代性？主张“消解”现代性者无视现代性的“功绩”吗？主张“捍卫”现代性者无视现代性的“危机”吗？“现代性”何以成为“问题”？现代性问题的性质和根源是什么？“现代性悖论”与“后现代性悖论”究竟是什么关系？人类能摆脱现代性的危机吗？如果能，那么后现代性的悖论不就合乎逻辑了吗？如果不能，那么人类不就只能做现代性的奴隶，还能在现代性“问题”面前有所作为吗？这些问题是本文试图讨论的。
一、现代性问题的现代旨趣
现代性是一个涉及历史性与时代性、事实性与价值性、观念性与制度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性与自主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哲学问题，需要我们深刻反思。
1．“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
现代性（modernity）与传统(tradition)相对应。“传统”是前现代（pre-modern）的特征，而“现代性”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的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但人们对这些共同特征、属性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这不仅表现在人们思考现代性的角度有别，而且对现代性的理解、概括各异，好像现代性问题似乎还没有完全露出其清晰的地平线，依旧是一个开放的、相互冲突、相互关联的问题域。我们综合精神、文化、经济、制度等多种维度，现代性大体可以概括为：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1］（P24）。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所经历的变化与发展情况相当复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性有其不同的特点，同一现代性因素在不同的时期在其性质、作用、特点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现代性因素在现代性的总体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也有所不同。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2］（P485）从上述分析可见，现代性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标志着现代化运动所追求的基本目标，现代性也是一个价值概念，是对现代化运动所倡导的那些最基本和重要的价值的提炼、概括和张扬。现代性的根据和基础是现代化的历史运动。而现代性一经形成，又规范、制约着现代化运动朝着“现代”的方向去演进。在两者相互作用中，现代性得到张扬，现代化得以推进。所以，研究“现代性问题”不能不关注现代化的进程和轨迹。
2．“现代性”何以成为问题
现代性之所以成为“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对现代性的关注已经从关于现代性的事实判断转向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
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乔·霍兰德对现代社会、工业文明、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依据对“现代性”的“事实性”分析，对“现代性”的当代命运做出了“价值判断”：“当代分析家们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即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这种划分的方法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很有用。第一世界是指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经历了19世纪的工业革命。美国是第一世界的中心。第二世界以原苏联为中心，它指那些工业化共产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完成了他们的工业革命。第三世界是指那些目前正处于工业革命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在每一个‘世界’中都存在着突出的社会问题。”［3］（P61）他指出：“第一世界的首要社会问题是文化问题，尽管它也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并非生死攸关的问题。同样它也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受到极权政治的迫害。相反，最根本的问题是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因为现代性中存在着一种进步的危机(crisis of progress)。”［3］（P64）他认为：“在接近20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以一种破坏性方式达到了现代想象（modern imagination）的极限。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今天，我们不仅面临着生态遭受的缓慢毒害的威胁，而且还面临着突然爆发核灾难的威胁。与此同时，人类进行剥削、压迫和异化的巨大能量正如洪水猛兽一样在三个‘世界’中到处肆虐横行。”［3］（P61）他还尖锐地指出：“现代梦想绕了一个奇怪的圆圈。在这个圆圈中，现代科学进步本打算解放自身，结果却危险地失去了它的地球之根、人类社区之根，以及它的传统之根，并且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它的宗教神秘之根。它的能量从创造转向了破坏，进步的神话引出了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3］(P64）。霍兰德对现代性的价值“讨伐”，以及对现代性问题根源的分析，不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代性事实，但他的批判应当说是相当深刻的。这大概是“现代性”成为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国学者也深刻地分析了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和矛盾：“现代性行进在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现代性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但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因而，现代性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的确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是在血与火中发展起来的”［4］（P153）。确实，“现代性既带来了人类生产力与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又带来了经济危机和生态灾难；既带来了理性秩序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又带来了非理性的拜金主义和唯GDP发展观的混乱与疯癫；既带来了人类个性的自由与张扬，又带来了社会理性机器对人的支配；既带来了货币与法律程序上的人人平等，又带来了两极分化；既带来了人类主义的觉醒，又带来了民族矛盾与冲突，如此等等。现代性的利与弊、善与恶如影随形”［4］（P153）。显然，这种对现代性的拷问，也是极其深刻的。
中外学者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目的不在于批判本身，而在于“重写现代性”。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是‘后现代化了’。”［5］（P13）中国学者关注现代性问题的出发点无疑也是建构中国的现代性。“实现工业化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6］（P21）如何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事实上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如果只关注现代性的正面功能，而忽视现代性的负面影响，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持续，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就可能成为泡影。这正是现代性问题的现代旨趣。
二、“现代性悖论”的哲学反思
如前所述，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丛”、“问题丛”，这些矛盾和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即是“理性悖论”或者“社会悖论”。那么，“现代性悖论”的本质是什么？它与“后现代性悖论”是什么关系？
1．现代性悖论与后现代性悖论
西方学者对现代性悖论讨论颇多，伊夫·瓦岱说，现代性概念“正像它所表示的既复杂又矛盾的现实一样，一直不明不白”［7］（P2）。马歇尔·伯曼说，现代生活是“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8］（P12）。体现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性也就成为处于不断生成和涌现的、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中国有的学者则明确地把现代悖论概括成“经济悖论”、“生态悖论”［9］。尽管这种对现代性悖论的分析都是从某一个特定视角进行的，但无疑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悖论的本质及特性。从哲学维度分析和考察，所谓现代性悖论，即现代性既是人的发展的基本条件，又是人的发展的制约因素；既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人类的文化素质和生命质量，又使人类日益丧失作为安身立命之根的最基本的生存环境。
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对立物，对现代性所进行的讨伐是十分尖锐的，仿佛后现代主义为人类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发展前景。可是，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后现代主义自身也陷入了悖论之中。美国后现代主义者弗里德里克·费雷认为：“我们目前处于现代世界同后现代世界的可能性之间，为了对当前状况的性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先来讨论一下后现代性的某些悖论。”［3］（P209）其实，后现代性悖论恰恰是后现代性的本质之所在，恰恰揭示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类对“现代性”及现代性“问题”应当采取的态度。“悖论一：我们使用的关键词‘后现代’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张力。在某种意义上，它仅指离开目前，即在‘现在之后’，它不能有任何内容；但是，我们又希望赋予它一定的内容，赋予它一系列的道德的和认识论的特性，仿佛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现在之后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可事实上，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所以，“我们只是就希望而不是就知识来谈论问题。这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悖论在于它指称了实际上并没有指称的任何事物。它只是一种比较性的表达——因而，我们绝对不要因此受它的诱惑，认为未来已经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3］(P210）。悖论二：“被我们称作一株幼苗的后现代世界，也许看上去很不像但同时又非常像现代世界。”［3］（P210）悖论三：“我们应当开始、同时又不应当开始创造我们所钟爱的后现代世界。”［3］（P211）
后现代主义者自己对“后现代性”的三个悖论的表达已经相当清楚：后现代主义者极力主张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世界”，实际上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性之外的某种力量使然，而是现代性内在的超越本性的必然结果。因此，所谓“后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自我否定，而是现代性的自我完善、补充与提升。
2．现代性悖论的两种技术根源
现代性悖论何以产生？20世纪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韦伯和哈贝马斯等都对现代性悖论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韦伯着重对理性的经济行为或经济的理性化做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作为一种合理的组织，是“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这种方式出现于近代，形成于经营活动与家庭分离。经济理性化的突出特征是可计算性。韦伯重点分析了经济合理性的基础：一是经济合理性依赖于现代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试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10］（P13-14）。二是经济合理性依赖于内在的文化精神，即从宗教改革产生的世俗化的和理性化的经济理论，亦即新教伦理。“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突合法化，而且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愿望。”［10］（P134）“科层制”也是韦伯讨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慎重地关注由于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膨胀而引起的经济合理性和管理科层化的负面作用，例如垄断信息、抗拒质变、行为专断等。他从管理人员的专业化、规章制度、等级制的分工与监督机制、档案管理等方面揭示了高度理性化的专业化、高效的行政管理机理。他指出：“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为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也就是说，对于传统者和有关的人员来说，言而有信，劳动效益强度大和范围广，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实施传统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11］（P248）
哈贝马斯则侧重从公共领域的自律化视角分析现代性的根源。现代性作为社会内在的机制和活动图式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经济运行中，而且还体现在社会公共管理之中。在现代社会里，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自觉自律的公共生活领域和民主化、契约化的公共权力领域的同步生成。哈贝马斯通过对现代历史上文学、政治、消费者、批评者等活动领域的考察，确立了与公共权力相分离的、自律的、理性的、平等的、对话的公共领域。他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评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12］（P32）哈贝马斯对在国家干预和大众传媒等因素影响下公共领域的转型等问题表示担忧，因为在他看来，公共领域这种转型的后果，可能使工具理性侵入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生活世界，出现“生活世界的殖民地”问题。
这两位学者对现代性的分析是深刻的。尽管他们没有揭示出现代性是怎样作为基本的图式和机理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的，怎样作为基本的生存模式深刻地影响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的。但他们发现了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以及社会“制度”因素等对“现代性悖论”的基础作用。韦伯的分析揭示了理性化的文化精神或价值伦理、科层制与理性化的经济运行之间的本质关联。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对于防止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的膨胀，对于防止生活世界的“殖民地”化等观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我们固然可以一般地说，现代性悖论的根源在于现代性本身，但这种观点无异于同语反复。我们是否可以从技术哲学视角做这样的理解：现代性悖论的主要根源在于“两种技术”的使用,即自然技术的滥用和社会技术的误用。
所谓自然技术，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产技术”、“物的技术”，是“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与自然系统的手段和方法”［13］（P95）。自然技术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属于直接生产力。反思西方现代性，我们可以发现，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它最迫切需要的是发展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向大自然开战，以便最有效、最迅速地增加其物质财富，增强其综合国力。但十分遗憾的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向自然科学技术的片面倾斜，特别是对自然技术的滥用，在推动经济增长，迅速提高经济总量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分裂与矛盾，社会陷于种种矛盾和危机之中。经济快速发展了，但生态破坏了。美国生态学家格林伍德和爱德华兹说：“当一项新技术破坏了人们的大量还需要的不可再生、人类的非人类的资源时，那么所谓进步实际就是一项拙劣的交易。”［14］（P490）经济快速发展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和境况随着经济增长反而恶化，贫困成了富裕的伴侣；经济快速发展了，但并没有带来人的全面发展，相反，生存竞争日趋激烈，就业难度加大，人的许多潜能和爱好为生存需要所牺牲，人的发展更加片面化，人成了为自己谋生的“职业囚徒”。舒马赫认为，对人类社会、自然环境与人类本身问题的单纯的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的解决方案，“不论构思多么聪颖，表面多么吸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机器不断大型化，需要集中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加，这不代表进步：它们是对智慧的否定”。他认为：“智慧要求科学技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15］(P17)显然，如果自然技术的人文关怀方向的迷失，使自然技术单纯成了经济增长的手段，那么自然技术的负效应反而可能成了人类的祸害。
所谓社会技术，即与自然技术相对应的，“人们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性知识体系”［16］（P44）。日本技术哲学家三木清认为：“技术存在于主体对环境的积极适应和使之发生变化并创造新的环境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所说的环境不仅仅指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的话，那么除了有作用于自然的技术，还应当有作用于社会的技术。相对于自然技术来说，应当有社会技术。前者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后者以社会科学为基础。”他还指出：“作为产业革命结果而出现的难题都是社会问题，社会的政治性技术用之于解决现代的根本问题，当然应该被看作现代技术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17］(P182)在现代化行进过程中之所以产生现代性悖论，实际上与社会技术的误用有着密切关系。
确实，社会技术在现代性展现的过程中，表现为社会规则、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等具体形态。正是社会技术的这些具体形态，特别是理性化制度的不科学、不合理，甚至缺少人文关怀及其应用的不适度，导致人类对自然技术的无度滥用，导致社会技术对社会世界本身的改造和调整失灵。吉登斯断言：“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韦伯则从经济合理化、行政管理科层化、公共生活和公共权力领域自律化等角度揭示了现代性作为理性化制度安排的普遍性，指出社会运行制度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图式：经济合理性依赖于现代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现实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10］（P13-14）；科层制是“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11］（P248）。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认为：“在当今社会，科层制已成为主导性的组织制度，并在事实上成了现代性的缩影。”［18］（P8）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自律化与民主化、契约化同步生成，这又与社会主体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个体化发生冲突。正如艾格内斯·海勒(Agnes Heller)所说：“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与自律本身是具有双重内在逻辑（双重机制）的存在形式。”［19］（P284）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制度、规则作为社会技术，不但没充当自然技术朝着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行进的调节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自然技术走向邪恶的“助推器”。强权政治与自然技术结合的后果，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自然技术结合的景象，两者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不可略见一斑吗?
三、现代性选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分析和批判现代性问题的根本要旨，不在于分析和批判本身，而在于在分析和批判基础上“重写”或“续写”“现代性”。
1．现代性选择的可能性
前文已经论及，现代性内在地包含着一系列悖论或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即将终结，相反却孕育着现代性自身的提升与超越，正所谓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既依存又斗争，由此推动矛盾体的生成和发展。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可以看出，“重写”或者“续写”现代性是可能的。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认为：“我们必须说后现代总是隐藏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的状态的冲动。现代性不但以这种方式超越自身，而且把自己变成一种最终的稳定性。”［4］（P154）这大概充分说明，无论对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现代性都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它的内在价值还远远没有充分展示出来，在“现代性”面前还有一个十分广阔的可供人们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进而现代化仍然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体人在现代性、现代化面前仍然可以大有作为，可以大展宏图。伊里亚·普里戈金说：“我们不能预知未来，但我们可以帮助改变未来，因为未来不是理所当然地照本宣科。诚然，未来不单独立依靠我们，但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受人类行为总和的影响。”［20］（P1）
2．“重写现代性”与社会技术的创新
应当承认，人类建构完美的现代文明新格局是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所设计的“现代方案”。这一方案辗转延伸至北美，形成了西方的“现代性”。20世纪以降，这个现代方案则逐渐扩展到全世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特别是东亚，包括中国，在现代性（现代化）上展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则认为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和模式是现代文明的最高峰，他认为西方的现代性会由西方向全世界扩展，到21世纪或更久时间，这会是世界的主要趋势，最终则是一个他称之为现代型社会的完成［21］ （P138-143）。我们无意评判美国的现代理论和模式是否现代性的最高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今时代的“现代性”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元的“现代性”，而是多元的“现代性”。更不纯粹是西方的现代性及其延伸，而是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地区自己的文化传统、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西方现代性的积极或被动的“干预”与“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地区走向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既是人们对多元现代性的选择过程，也是对现代性（西方现代性）的超越过程，更是扬弃现代性悖论的过程。
实现对现代性的合理选择，消解现代性的悖论，其内在机制究竟是什么？如前所述，现代性悖论的根源在于自然技术的滥用和社会技术的误用，“解铃还需系铃人”。改变人们对自然技术的滥用和对社会技术的误用，合乎逻辑地成了人们消解或者扬弃现代性悖论的重要途径。但是，从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关系看，解决这两种技术的“滥用”和“误用”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技术创新。
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作为“技术”，都是由人创造并由人来使用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性知识体系，但两者的理论基础、指涉领域、制约条件以及在人们改造世界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自然技术是人的主观目的、人的智力与自然规律和自然物力的统一体，而社会技术则是人类依靠自然、适应自然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的社会中介。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说：“自然工程的主要任务是设计机器和改造、维修机器，社会工程任务是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22］（P50）。通过社会技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通过自然技术调整和改善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逻辑和事实的前提。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或关系，只有在这些联系和关系的范围内，才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23］（P162）。对此，科学家贝尔纳指出，若干经验领域被纳入科学境界的先后顺序大概是：数学、天文学、力学，但各项技术在历史上的顺序几乎相反，而是：社会组织、狩猎、家畜［24］（P26）。这充分说明，与自然技术相比，社会技术在调整社会关系、把握自然技术开发与使用方面的作用应当是预先的、方向性的和不可替代的，因而，现代性的悖论或者人文关怀与现代自然技术的分离与对立，并不是来源于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的发展，而是来源于缺少人文关怀的社会技术下的自然技术的滥用。爱因斯坦早就指出：“我想得比较多的还不是技术进步使人类所面临的危险，而是‘务实’的思想习惯所造成的人类互相体谅的窒息，这种思想好像致命的严霜一样压在人类的关系之上。”［25］（P293）所以，抑制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发挥其正面效应，固然可能是人类在高科技（自然科学技术）面前的永恒课题，但首要是依靠社会技术创新。
所谓社会技术创新，就是为实现人们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某一特定目标而设计、创造的新途径，是一定社会的人们改变社会变迁方向的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控制方法和新的生活方式。一般地说，社会技术创新包括渐进型创新和原生式创新两种主要形式。所谓渐进式创新，一般系指对现有社会技术进行局部改进、改善、修补和完善，而原生型创新则孕育着社会技术的质的飞跃和发展，具有某种“发明”的特点。如果说社会技术的渐进型创新往往以改进和模仿为主，那么社会技术的原生型创新则往往具有“内生性”和原创性。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重大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问题。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创新，而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则是社会技术创新问题。可以说，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和选择，就是社会技术的一项原生型创新。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26］（P15）面对“现代性悖论”和“风险社会”的威胁，人类合乎规律和合乎目的的选择只能是社会技术创新。
实现社会技术创新，首先要创新社会技术理念，扬弃传统的社会发展观，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主客两分”的思维定式，把“自然”纳入“社会”视野，树立生态价值观和科学发展观。其二要创新社会技术形态，凸显“制度”在社会技术诸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即在新的社会技术理念指导下，主要通过社会技术的制度形态规定人们在现代社会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从而划定一条社会行为的“边界”，以调整、规范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三要创新社会技术设计，突出社会技术创新设计的人文性、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实在，社会主体——人只能象征性地把握社会实在，只能通过象征性的结构去推论和分析社会实在。创新社会技术设计既要把改造（调整）对象看作具有确定性和不透明性双重结构的东西，看作客观和主观因素相互渗透的复合体，看作历史发展的结果和现实各种力量合成的产物，又要在现代社会中尽可能排除来自现代社会约定俗成的各种现成观念的干扰，以确保社会技术设计的客观性、公正性对现代性的超越性。
总而言之，社会技术理念创新是根本，社会技术形态创新是载体，社会技术设计创新是保障。通过理念、形态和设计创新，对现代性中包含的各种制度、体制、机制、规则、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等进行清理、分析、反思和批判，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引导自然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改变“技术帝国”和“单向度的人”的社会局面，完善现代性设计，使现代性造福于现代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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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小娟 付洪泉］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性悖论；社会技术创新
作者简介：田鹏颖（1963-），男，辽宁新民人，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从事技术哲学、社会技术哲学、社会工程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1-0046-07收稿日期：2006-10-14
现代性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问题之一。其主要代表性观点有两种，一是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告别和消解“现代性”；一是现代性依旧是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根深蒂固、安身立命的支撑。人们为什么要“消解”或“捍卫”现代性？主张“消解”现代性者无视现代性的“功绩”吗？主张“捍卫”现代性者无视现代性的“危机”吗？“现代性”何以成为“问题”？现代性问题的性质和根源是什么？“现代性悖论”与“后现代性悖论”究竟是什么关系？人类能摆脱现代性的危机吗？如果能，那么后现代性的悖论不就合乎逻辑了吗？如果不能，那么人类不就只能做现代性的奴隶，还能在现代性“问题”面前有所作为吗？这些问题是本文试图讨论的。
一、现代性问题的现代旨趣
现代性是一个涉及历史性与时代性、事实性与价值性、观念性与制度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性与自主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哲学问题，需要我们深刻反思。
1．“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
现代性（modernity）与传统(tradition)相对应。“传统”是前现代（pre-modern）的特征，而“现代性”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的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但人们对这些共同特征、属性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这不仅表现在人们思考现代性的角度有别，而且对现代性的理解、概括各异，好像现代性问题似乎还没有完全露出其清晰的地平线，依旧是一个开放的、相互冲突、相互关联的问题域。我们综合精神、文化、经济、制度等多种维度，现代性大体可以概括为：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1］（P24）。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所经历的变化与发展情况相当复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性有其不同的特点，同一现代性因素在不同的时期在其性质、作用、特点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现代性因素在现代性的总体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也有所不同。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2］（P485）从上述分析可见，现代性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标志着现代化运动所追求的基本目标，现代性也是一个价值概念，是对现代化运动所倡导的那些最基本和重要的价值的提炼、概括和张扬。现代性的根据和基础是现代化的历史运动。而现代性一经形成，又规范、制约着现代化运动朝着“现代”的方向去演进。在两者相互作用中，现代性得到张扬，现代化得以推进。所以，研究“现代性问题”不能不关注现代化的进程和轨迹。
2．“现代性”何以成为问题
现代性之所以成为“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对现代性的关注已经从关于现代性的事实判断转向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
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乔·霍兰德对现代社会、工业文明、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依据对“现代性”的“事实性”分析，对“现代性”的当代命运做出了“价值判断”：“当代分析家们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即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这种划分的方法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很有用。第一世界是指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经历了19世纪的工业革命。美国是第一世界的中心。第二世界以原苏联为中心，它指那些工业化共产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完成了他们的工业革命。第三世界是指那些目前正处于工业革命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在每一个‘世界’中都存在着突出的社会问题。”［3］（P61）他指出：“第一世界的首要社会问题是文化问题，尽管它也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并非生死攸关的问题。同样它也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受到极权政治的迫害。相反，最根本的问题是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因为现代性中存在着一种进步的危机(crisis of progress)。”［3］（P64）他认为：“在接近20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以一种破坏性方式达到了现代想象（modern imagination）的极限。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今天，我们不仅面临着生态遭受的缓慢毒害的威胁，而且还面临着突然爆发核灾难的威胁。与此同时，人类进行剥削、压迫和异化的巨大能量正如洪水猛兽一样在三个‘世界’中到处肆虐横行。”［3］（P61）他还尖锐地指出：“现代梦想绕了一个奇怪的圆圈。在这个圆圈中，现代科学进步本打算解放自身，结果却危险地失去了它的地球之根、人类社区之根，以及它的传统之根，并且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它的宗教神秘之根。它的能量从创造转向了破坏，进步的神话引出了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3］(P64）。霍兰德对现代性的价值“讨伐”，以及对现代性问题根源的分析，不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代性事实，但他的批判应当说是相当深刻的。这大概是“现代性”成为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国学者也深刻地分析了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和矛盾：“现代性行进在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现代性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但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因而，现代性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的确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是在血与火中发展起来的”［4］（P153）。确实，“现代性既带来了人类生产力与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又带来了经济危机和生态灾难；既带来了理性秩序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又带来了非理性的拜金主义和唯GDP发展观的混乱与疯癫；既带来了人类个性的自由与张扬，又带来了社会理性机器对人的支配；既带来了货币与法律程序上的人人平等，又带来了两极分化；既带来了人类主义的觉醒，又带来了民族矛盾与冲突，如此等等。现代性的利与弊、善与恶如影随形”［4］（P153）。显然，这种对现代性的拷问，也是极其深刻的。
中外学者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目的不在于批判本身，而在于“重写现代性”。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是‘后现代化了’。”［5］（P13）中国学者关注现代性问题的出发点无疑也是建构中国的现代性。“实现工业化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6］（P21）如何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事实上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如果只关注现代性的正面功能，而忽视现代性的负面影响，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持续，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就可能成为泡影。这正是现代性问题的现代旨趣。
二、“现代性悖论”的哲学反思
如前所述，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丛”、“问题丛”，这些矛盾和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即是“理性悖论”或者“社会悖论”。那么，“现代性悖论”的本质是什么？它与“后现代性悖论”是什么关系？
1．现代性悖论与后现代性悖论
西方学者对现代性悖论讨论颇多，伊夫·瓦岱说，现代性概念“正像它所表示的既复杂又矛盾的现实一样，一直不明不白”［7］（P2）。马歇尔·伯曼说，现代生活是“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8］（P12）。体现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性也就成为处于不断生成和涌现的、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中国有的学者则明确地把现代悖论概括成“经济悖论”、“生态悖论”［9］。尽管这种对现代性悖论的分析都是从某一个特定视角进行的，但无疑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悖论的本质及特性。从哲学维度分析和考察，所谓现代性悖论，即现代性既是人的发展的基本条件，又是人的发展的制约因素；既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人类的文化素质和生命质量，又使人类日益丧失作为安身立命之根的最基本的生存环境。
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对立物，对现代性所进行的讨伐是十分尖锐的，仿佛后现代主义为人类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发展前景。可是，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后现代主义自身也陷入了悖论之中。美国后现代主义者弗里德里克·费雷认为：“我们目前处于现代世界同后现代世界的可能性之间，为了对当前状况的性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先来讨论一下后现代性的某些悖论。”［3］（P209）其实，后现代性悖论恰恰是后现代性的本质之所在，恰恰揭示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类对“现代性”及现代性“问题”应当采取的态度。“悖论一：我们使用的关键词‘后现代’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张力。在某种意义上，它仅指离开目前，即在‘现在之后’，它不能有任何内容；但是，我们又希望赋予它一定的内容，赋予它一系列的道德的和认识论的特性，仿佛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现在之后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可事实上，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所以，“我们只是就希望而不是就知识来谈论问题。这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悖论在于它指称了实际上并没有指称的任何事物。它只是一种比较性的表达——因而，我们绝对不要因此受它的诱惑，认为未来已经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3］(P210）。悖论二：“被我们称作一株幼苗的后现代世界，也许看上去很不像但同时又非常像现代世界。”［3］（P210）悖论三：“我们应当开始、同时又不应当开始创造我们所钟爱的后现代世界。”［3］（P211）
后现代主义者自己对“后现代性”的三个悖论的表达已经相当清楚：后现代主义者极力主张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世界”，实际上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性之外的某种力量使然，而是现代性内在的超越本性的必然结果。因此，所谓“后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自我否定，而是现代性的自我完善、补充与提升。
2．现代性悖论的两种技术根源
现代性悖论何以产生？20世纪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韦伯和哈贝马斯等都对现代性悖论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韦伯着重对理性的经济行为或经济的理性化做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作为一种合理的组织，是“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这种方式出现于近代，形成于经营活动与家庭分离。经济理性化的突出特征是可计算性。韦伯重点分析了经济合理性的基础：一是经济合理性依赖于现代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试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10］（P13-14）。二是经济合理性依赖于内在的文化精神，即从宗教改革产生的世俗化的和理性化的经济理论，亦即新教伦理。“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突合法化，而且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愿望。”［10］（P134）“科层制”也是韦伯讨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慎重地关注由于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膨胀而引起的经济合理性和管理科层化的负面作用，例如垄断信息、抗拒质变、行为专断等。他从管理人员的专业化、规章制度、等级制的分工与监督机制、档案管理等方面揭示了高度理性化的专业化、高效的行政管理机理。他指出：“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为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也就是说，对于传统者和有关的人员来说，言而有信，劳动效益强度大和范围广，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实施传统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11］（P248）
哈贝马斯则侧重从公共领域的自律化视角分析现代性的根源。现代性作为社会内在的机制和活动图式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经济运行中，而且还体现在社会公共管理之中。在现代社会里，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自觉自律的公共生活领域和民主化、契约化的公共权力领域的同步生成。哈贝马斯通过对现代历史上文学、政治、消费者、批评者等活动领域的考察，确立了与公共权力相分离的、自律的、理性的、平等的、对话的公共领域。他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评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12］（P32）哈贝马斯对在国家干预和大众传媒等因素影响下公共领域的转型等问题表示担忧，因为在他看来，公共领域这种转型的后果，可能使工具理性侵入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生活世界，出现“生活世界的殖民地”问题。
这两位学者对现代性的分析是深刻的。尽管他们没有揭示出现代性是怎样作为基本的图式和机理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的，怎样作为基本的生存模式深刻地影响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的。但他们发现了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以及社会“制度”因素等对“现代性悖论”的基础作用。韦伯的分析揭示了理性化的文化精神或价值伦理、科层制与理性化的经济运行之间的本质关联。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对于防止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的膨胀，对于防止生活世界的“殖民地”化等观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我们固然可以一般地说，现代性悖论的根源在于现代性本身，但这种观点无异于同语反复。我们是否可以从技术哲学视角做这样的理解：现代性悖论的主要根源在于“两种技术”的使用,即自然技术的滥用和社会技术的误用。
所谓自然技术，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产技术”、“物的技术”，是“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与自然系统的手段和方法”［13］（P95）。自然技术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属于直接生产力。反思西方现代性，我们可以发现，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它最迫切需要的是发展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向大自然开战，以便最有效、最迅速地增加其物质财富，增强其综合国力。但十分遗憾的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向自然科学技术的片面倾斜，特别是对自然技术的滥用，在推动经济增长，迅速提高经济总量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分裂与矛盾，社会陷于种种矛盾和危机之中。经济快速发展了，但生态破坏了。美国生态学家格林伍德和爱德华兹说：“当一项新技术破坏了人们的大量还需要的不可再生、人类的非人类的资源时，那么所谓进步实际就是一项拙劣的交易。”［14］（P490）经济快速发展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和境况随着经济增长反而恶化，贫困成了富裕的伴侣；经济快速发展了，但并没有带来人的全面发展，相反，生存竞争日趋激烈，就业难度加大，人的许多潜能和爱好为生存需要所牺牲，人的发展更加片面化，人成了为自己谋生的“职业囚徒”。舒马赫认为，对人类社会、自然环境与人类本身问题的单纯的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的解决方案，“不论构思多么聪颖，表面多么吸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机器不断大型化，需要集中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加，这不代表进步：它们是对智慧的否定”。他认为：“智慧要求科学技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15］(P17)显然，如果自然技术的人文关怀方向的迷失，使自然技术单纯成了经济增长的手段，那么自然技术的负效应反而可能成了人类的祸害。
所谓社会技术，即与自然技术相对应的，“人们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性知识体系”［16］（P44）。日本技术哲学家三木清认为：“技术存在于主体对环境的积极适应和使之发生变化并创造新的环境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所说的环境不仅仅指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的话，那么除了有作用于自然的技术，还应当有作用于社会的技术。相对于自然技术来说，应当有社会技术。前者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后者以社会科学为基础。”他还指出：“作为产业革命结果而出现的难题都是社会问题，社会的政治性技术用之于解决现代的根本问题，当然应该被看作现代技术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17］(P182)在现代化行进过程中之所以产生现代性悖论，实际上与社会技术的误用有着密切关系。
确实，社会技术在现代性展现的过程中，表现为社会规则、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等具体形态。正是社会技术的这些具体形态，特别是理性化制度的不科学、不合理，甚至缺少人文关怀及其应用的不适度，导致人类对自然技术的无度滥用，导致社会技术对社会世界本身的改造和调整失灵。吉登斯断言：“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韦伯则从经济合理化、行政管理科层化、公共生活和公共权力领域自律化等角度揭示了现代性作为理性化制度安排的普遍性，指出社会运行制度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图式：经济合理性依赖于现代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现实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10］（P13-14）；科层制是“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11］（P248）。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认为：“在当今社会，科层制已成为主导性的组织制度，并在事实上成了现代性的缩影。”［18］（P8）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自律化与民主化、契约化同步生成，这又与社会主体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个体化发生冲突。正如艾格内斯·海勒(Agnes Heller)所说：“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与自律本身是具有双重内在逻辑（双重机制）的存在形式。”［19］（P284）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制度、规则作为社会技术，不但没充当自然技术朝着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行进的调节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自然技术走向邪恶的“助推器”。强权政治与自然技术结合的后果，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自然技术结合的景象，两者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不可略见一斑吗?
三、现代性选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分析和批判现代性问题的根本要旨，不在于分析和批判本身，而在于在分析和批判基础上“重写”或“续写”“现代性”。
1．现代性选择的可能性
前文已经论及，现代性内在地包含着一系列悖论或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即将终结，相反却孕育着现代性自身的提升与超越，正所谓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既依存又斗争，由此推动矛盾体的生成和发展。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可以看出，“重写”或者“续写”现代性是可能的。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认为：“我们必须说后现代总是隐藏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的状态的冲动。现代性不但以这种方式超越自身，而且把自己变成一种最终的稳定性。”［4］（P154）这大概充分说明，无论对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现代性都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它的内在价值还远远没有充分展示出来，在“现代性”面前还有一个十分广阔的可供人们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进而现代化仍然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体人在现代性、现代化面前仍然可以大有作为，可以大展宏图。伊里亚·普里戈金说：“我们不能预知未来，但我们可以帮助改变未来，因为未来不是理所当然地照本宣科。诚然，未来不单独立依靠我们，但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受人类行为总和的影响。”［20］（P1）
2．“重写现代性”与社会技术的创新
应当承认，人类建构完美的现代文明新格局是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所设计的“现代方案”。这一方案辗转延伸至北美，形成了西方的“现代性”。20世纪以降，这个现代方案则逐渐扩展到全世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特别是东亚，包括中国，在现代性（现代化）上展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则认为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和模式是现代文明的最高峰，他认为西方的现代性会由西方向全世界扩展，到21世纪或更久时间，这会是世界的主要趋势，最终则是一个他称之为现代型社会的完成［21］ （P138-143）。我们无意评判美国的现代理论和模式是否现代性的最高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今时代的“现代性”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元的“现代性”，而是多元的“现代性”。更不纯粹是西方的现代性及其延伸，而是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地区自己的文化传统、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西方现代性的积极或被动的“干预”与“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地区走向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既是人们对多元现代性的选择过程，也是对现代性（西方现代性）的超越过程，更是扬弃现代性悖论的过程。
实现对现代性的合理选择，消解现代性的悖论，其内在机制究竟是什么？如前所述，现代性悖论的根源在于自然技术的滥用和社会技术的误用，“解铃还需系铃人”。改变人们对自然技术的滥用和对社会技术的误用，合乎逻辑地成了人们消解或者扬弃现代性悖论的重要途径。但是，从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关系看，解决这两种技术的“滥用”和“误用”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技术创新。
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作为“技术”，都是由人创造并由人来使用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性知识体系，但两者的理论基础、指涉领域、制约条件以及在人们改造世界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自然技术是人的主观目的、人的智力与自然规律和自然物力的统一体，而社会技术则是人类依靠自然、适应自然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的社会中介。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说：“自然工程的主要任务是设计机器和改造、维修机器，社会工程任务是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22］（P50）。通过社会技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通过自然技术调整和改善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逻辑和事实的前提。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或关系，只有在这些联系和关系的范围内，才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23］（P162）。对此，科学家贝尔纳指出，若干经验领域被纳入科学境界的先后顺序大概是：数学、天文学、力学，但各项技术在历史上的顺序几乎相反，而是：社会组织、狩猎、家畜［24］（P26）。这充分说明，与自然技术相比，社会技术在调整社会关系、把握自然技术开发与使用方面的作用应当是预先的、方向性的和不可替代的，因而，现代性的悖论或者人文关怀与现代自然技术的分离与对立，并不是来源于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的发展，而是来源于缺少人文关怀的社会技术下的自然技术的滥用。爱因斯坦早就指出：“我想得比较多的还不是技术进步使人类所面临的危险，而是‘务实’的思想习惯所造成的人类互相体谅的窒息，这种思想好像致命的严霜一样压在人类的关系之上。”［25］（P293）所以，抑制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发挥其正面效应，固然可能是人类在高科技（自然科学技术）面前的永恒课题，但首要是依靠社会技术创新。
所谓社会技术创新，就是为实现人们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某一特定目标而设计、创造的新途径，是一定社会的人们改变社会变迁方向的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控制方法和新的生活方式。一般地说，社会技术创新包括渐进型创新和原生式创新两种主要形式。所谓渐进式创新，一般系指对现有社会技术进行局部改进、改善、修补和完善，而原生型创新则孕育着社会技术的质的飞跃和发展，具有某种“发明”的特点。如果说社会技术的渐进型创新往往以改进和模仿为主，那么社会技术的原生型创新则往往具有“内生性”和原创性。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重大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问题。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创新，而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则是社会技术创新问题。可以说，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和选择，就是社会技术的一项原生型创新。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26］（P15）面对“现代性悖论”和“风险社会”的威胁，人类合乎规律和合乎目的的选择只能是社会技术创新。
实现社会技术创新，首先要创新社会技术理念，扬弃传统的社会发展观，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主客两分”的思维定式，把“自然”纳入“社会”视野，树立生态价值观和科学发展观。其二要创新社会技术形态，凸显“制度”在社会技术诸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即在新的社会技术理念指导下，主要通过社会技术的制度形态规定人们在现代社会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从而划定一条社会行为的“边界”，以调整、规范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三要创新社会技术设计，突出社会技术创新设计的人文性、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实在，社会主体——人只能象征性地把握社会实在，只能通过象征性的结构去推论和分析社会实在。创新社会技术设计既要把改造（调整）对象看作具有确定性和不透明性双重结构的东西，看作客观和主观因素相互渗透的复合体，看作历史发展的结果和现实各种力量合成的产物，又要在现代社会中尽可能排除来自现代社会约定俗成的各种现成观念的干扰，以确保社会技术设计的客观性、公正性对现代性的超越性。
总而言之，社会技术理念创新是根本，社会技术形态创新是载体，社会技术设计创新是保障。通过理念、形态和设计创新，对现代性中包含的各种制度、体制、机制、规则、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等进行清理、分析、反思和批判，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引导自然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改变“技术帝国”和“单向度的人”的社会局面，完善现代性设计，使现代性造福于现代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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