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环境技术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的技术支撑。它代表了三个方面的觉悟，即科学觉悟、生态觉悟和文明觉悟，其道德基础是生态伦理，目标是解决环境问题。但是，环境技术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因为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伦理、社会问题。只有当人类坚持相对人类中心论时，经济发展与环境代价的二难困境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关键词：环境技术；生态伦理；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8)03-0043-04
当前我国面临七大生态环境问题：土地流失、土地荒漠化、森林覆盖面积减少、草原退化、自然灾害加剧、空气污染和酸雨以及水污染和缺水。在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过大的严峻形势下，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是建设生态文明，并提出要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等先进适用技术。这在宏观规划上为环境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的地位进行了设定，即环境技术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的技术支撑。如何使环境技术发挥更好的支撑作用，我们有必要对环境技术的大致发展、道德基础及其局限性进行反思。
一、环境技术的发展
环境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密切相关，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关于污染的去除与资源化的末端技术(end-of-pipetechnology)；1979年提出的“无废工艺”(non-waste-pro-cess)。即所有原料和能源在原料供应—生产—消费—二次原料资源的循环中得到最合理和综合的利用，同时对环境的任何作用都不致于破坏它的正常功能的生产方法；1984年关于废物的减少化，即零排放；1990年关于节能、降耗、减少排污量与毒性的清洁技术以及同年强调污染应消除或消减在其产生之前的污染预防技术。从其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给环境技术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环境技术是一种能够节约能源、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具体来说，在垃圾处理方面，有填埋技术、焚烧技术和生物修复技术等；在废水处理方面，有离子吸附技术和绿色技术，如厌氧一高负荷生物滤池和蚯蚓生态滤池等；在有机废气治理方面，有热破坏法、吸附法、生物膜法和等离子体分解法等；在农业技术方面，通过生物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等发展生态农业。
与以往技术不同，环境技术对技术本身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文明中的技术是一种硬技术，是一种资金高度密集、高度耗能、破坏自然的大量生产技术，而环境技术是一种软技术，是一种“大众生产的技术”。环境技术代表了三个方面的觉悟。第一，科学觉悟。生态学是环境技术在科学领域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的发展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研究的深化。如果把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视为中观范畴的话，那么现代生态学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向区域性、全球性乃至宇宙性等宏观方面发展；另一个方向是向微观方面发展，即生态学与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生理学、微形态解剖学的结合。其二，研究的渗透与整合。由于生态学研究与重大社会问题的结合更加紧密，并向人类及其生存的星球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最终目标迈进，生态学将渗透到与这一目标相关的方方面面，单独依靠某一门科学不可能达到这一最终目标。可以说，生态学既是科学发展的方向，也是伦理学发展的方向，其实质是要求我们看到技术的局限性，看到人的主体性中既有权利，也有义务，要求我们在关系生态中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第二，生态觉悟。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更深刻地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反省”。环境技术着眼于在技术生态中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不再过分推崇技术理性，不再主张技术至上、技术万能，而是把人的主体性和环境价值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一种生态觉悟。第三，文明觉悟。工业文明以机械世界观为思想指导，坚持还原方法和静态剖析方法，其结果是引发了生态问题。生态文明以生态世界观为思想指导，坚持三大思想原则：世界是由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组成的有机整体；世界是变化着的有秩序的整体；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也包含在自然整体的自组织进化过程中。环境技术致力于节约能源、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应和了生态文明的内在精神。
二、环境技术的道德基础——生态伦理
作为一种高技术，环境技术在伦理领域的理论基础是生态伦理。生态伦理是用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规范，它从维护自然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的目的出发，对人们的行为提出规范要求。相对于传统伦理来说，生态伦理的一个革命性变革在于它拓展了伦理学的视野，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学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生态伦理所倡导的既尊重人又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既重视文化价值又重视自然价值等，为我们重新体认自然界和生命系统，领悟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问题在于，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还是强调自然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绝对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对立。
绝对人类中心论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所谓人类中心论是就人类的主体性而言的。人类通过改造自然求得生存和发展，说明实践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实践使得人和动物区分开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存在，人在实践活动中把人以外的存在都变成对象，变成客体，人则是支配自己实践活动的主体，具有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人类中心论正是从人的实践本质、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所谓绝对人类中心论的绝对性是指无条件性、机械性。这种绝对性又具体体现为至上性、唯一陸、排他性和短视性。至上性指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中心”，人有权任意支配、统治、处置一切非人类的自然物，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了人而存在，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是决定其他自然物是否具有生存价值的尺度。唯一性是指只看到人的主宰地位、主体力量而未看到人所属的自然生态系统，没有看到人对非人世界的高度依赖。由至上性和唯一性又推出排他性，排他性是指只关注人类而不关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只知索取不知回报，完全将自然界视作可任意宰割的对象性存在。短视性则是指只关注当代人的利益或眼前的、可看得到并很快实现的利益，而且主要指人的物质方面的利益，从而忽视了人的长远的或子孙后代的利益及其他方面的需求。由此可见，绝对人类中心论片面夸大人的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忽视自然的价值，是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真正肇事者。
生态中心论认为应将道德义务的范围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大致分为三种：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 和自然价值论。大地伦理学通过把人视为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从而确立了人对大地共同体的义务。深层生态学通过把自我与环境融为一体，也为人们保护环境提供了一个理由：关心自我是人的天性；既然环境是自我的一部分，保护环境也就成为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试图通过确立生态系统的客观的内在价值，为我们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一个客观的、独立于人们主观偏好的道德根据。“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角度看，生态系统的美丽、完整和稳定都是判断人的行为是否正确的重要因素”。生态中心论把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认为绝对人类中心论是引发全球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就其指责绝对人类中心论忽视生态价值而言，生态中心论有它的合理意义，但在基本理论设定上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自然具有不依赖于人类而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这种离开人类的实践来抽象地谈论自然界的“价值”的说法，是对“价值”概念的误用。唯物史观认为，价值是事物(物质的和精神的现象)对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它是主体和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作为主客体关系的一个侧面，其突出特点是具有人的主体性。价值的主体性首先表现为，在价值关系中，不是人趋近物，而是物趋近人。此外，价值的主体性通过价值关系中主体的创造性得到体现。第二，自然物的生存需要表现为“利益”。这种说法混同了人类生存需要与生物生存需要的本质区别。需要是生物自身生存和发展对外在条件的一种依赖状态。但是，生物的这种需要出于本能、出于生存竞争、出于自然性，而不是出于有意识的理性选择、社会协作和社会性。人类生存需要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也就是“利益”。利益和需要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需要是利益的基础，利益是需要的升华，利益本质上是主体基于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而形成的对客体即物质产品的关系，是一种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由此而延伸有政治利益等等。如李德顺教授所言，反对人类中心论，问题不在于离开人类中心，而在于更好地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尺度，重新认识人在自己的对象性行为中的权利和责任，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充分担当自己的责任。
超越绝对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两者的对立，相对人类中心论已成为生态伦理发展的必然方向。首先，相对人类中心论消解了绝对人类中心论的绝对性，主张相对性，即条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类只是在某一历史阶段具有中心地位。第二，人类只是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具有中心地位，而不是一切方面或一切领域。相对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在终极价值尺度方面具有中心性，认为人类的整体利益是人类实践选择的唯一的、终极的价值尺度；但在生态科学上，相对人类中心论又不承认这种中心性，认为人类在生态系统中并非至高无上，而仅仅是生物圈中的一员，人和其他物种是一种伙伴关系。第三，人类要维护在终极价值尺度方面的中心性或实现基本需要也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同时维护自然的权益，重视生态系统的系统价值。其次，相对人类中心论消解了生态中心论的“生态中心”，认为生态中心论的几个派别都面临难题：大地伦理学面临的基本难题是如何证明道德与共同体之间的必然联系(这种联系具体表现为生物共同体的范围同时也是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共同体的结构与组织反映着共同体的伦理原则)；深层生态学的主要难题是如何把人们的认同对象从“社会自我”扩大到“生态自我”；自然价值论的主要难题是如何证明价值与义务之间必然的逻辑联系，最后只能以人性论为归属。
三、环境技术的局限
环境技术以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为其科学理论基础，以生态伦理为其伦理基础，以解决环境问题为目标，但是其潜力有限。原因在于：第一，即使运用系统论方法，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也不能提供有关当今环境问题的完整而准确的信息；第二，物质守恒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都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修复活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负面环境后果；第三，所有工业过程，即使被设计成零排放，也将造成负面的环境影响。环境技术之所以在许多情况下看上去是成功的，是因为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目标上，而忽略了更广泛的、更长期的影响。休斯曼认为，如果将一个国家的人工制品及其相关服务的总量说成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根据以下方程，环境恶化显然与GDP的数量直接相关。
环境影响-GDP×每单位GDP造成的环境影响=人口×人均GDP×每单位GDP造成的环境影响
人们经常把“每单位GDP造成的环境影响”当作“技术因子”，这反映出可以把生态效率上的技术改进作为减少当前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影响的主要策略。但是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减少环境影响受制于热力学第二定律，比如技术因子永远不可能为零。从以上方程式可以看出，只有减少人口数量或者每个人的物质和服务消费，才能有效减少整体环境影响。如果允许经济(GDP)无限制的增长，那么生态效率上的技术改进所带来的减少环境影响的任何潜力都必然是短命的。也就是说，技术对减少当前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影响是有限的，长期的环境保护只能通过限制人口规模和人均消费。环境问题由是转化成为人口问题和消费问题。全球环境危机与曾经或者正在肆虐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蔓延密切相关，这种消费狂热的价值观成为当前人类活动的主要驱动力。深究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根源，就是绝对人类中心论。因而长期的环境保护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伦理、社会问题。短期的技术修正基本上是无用的，除非用获得的有限时间来摒弃物质主义价值观，彻底放弃绝对人类中心论，坚决捍卫相对人类中心论，并付诸实践，经济发展与环境代价之间的二难困境才能得以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最终实现。人类应永远铭记：地球是我们的家园，善待环境就是善待自身!
责任编辑：王之刚
关键词：环境技术；生态伦理；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8)03-0043-04
当前我国面临七大生态环境问题：土地流失、土地荒漠化、森林覆盖面积减少、草原退化、自然灾害加剧、空气污染和酸雨以及水污染和缺水。在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过大的严峻形势下，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是建设生态文明，并提出要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等先进适用技术。这在宏观规划上为环境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的地位进行了设定，即环境技术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的技术支撑。如何使环境技术发挥更好的支撑作用，我们有必要对环境技术的大致发展、道德基础及其局限性进行反思。
一、环境技术的发展
环境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密切相关，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关于污染的去除与资源化的末端技术(end-of-pipetechnology)；1979年提出的“无废工艺”(non-waste-pro-cess)。即所有原料和能源在原料供应—生产—消费—二次原料资源的循环中得到最合理和综合的利用，同时对环境的任何作用都不致于破坏它的正常功能的生产方法；1984年关于废物的减少化，即零排放；1990年关于节能、降耗、减少排污量与毒性的清洁技术以及同年强调污染应消除或消减在其产生之前的污染预防技术。从其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给环境技术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环境技术是一种能够节约能源、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具体来说，在垃圾处理方面，有填埋技术、焚烧技术和生物修复技术等；在废水处理方面，有离子吸附技术和绿色技术，如厌氧一高负荷生物滤池和蚯蚓生态滤池等；在有机废气治理方面，有热破坏法、吸附法、生物膜法和等离子体分解法等；在农业技术方面，通过生物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等发展生态农业。
与以往技术不同，环境技术对技术本身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文明中的技术是一种硬技术，是一种资金高度密集、高度耗能、破坏自然的大量生产技术，而环境技术是一种软技术，是一种“大众生产的技术”。环境技术代表了三个方面的觉悟。第一，科学觉悟。生态学是环境技术在科学领域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的发展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研究的深化。如果把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视为中观范畴的话，那么现代生态学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向区域性、全球性乃至宇宙性等宏观方面发展；另一个方向是向微观方面发展，即生态学与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生理学、微形态解剖学的结合。其二，研究的渗透与整合。由于生态学研究与重大社会问题的结合更加紧密，并向人类及其生存的星球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最终目标迈进，生态学将渗透到与这一目标相关的方方面面，单独依靠某一门科学不可能达到这一最终目标。可以说，生态学既是科学发展的方向，也是伦理学发展的方向，其实质是要求我们看到技术的局限性，看到人的主体性中既有权利，也有义务，要求我们在关系生态中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第二，生态觉悟。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更深刻地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反省”。环境技术着眼于在技术生态中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不再过分推崇技术理性，不再主张技术至上、技术万能，而是把人的主体性和环境价值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一种生态觉悟。第三，文明觉悟。工业文明以机械世界观为思想指导，坚持还原方法和静态剖析方法，其结果是引发了生态问题。生态文明以生态世界观为思想指导，坚持三大思想原则：世界是由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组成的有机整体；世界是变化着的有秩序的整体；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也包含在自然整体的自组织进化过程中。环境技术致力于节约能源、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应和了生态文明的内在精神。
二、环境技术的道德基础——生态伦理
作为一种高技术，环境技术在伦理领域的理论基础是生态伦理。生态伦理是用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规范，它从维护自然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的目的出发，对人们的行为提出规范要求。相对于传统伦理来说，生态伦理的一个革命性变革在于它拓展了伦理学的视野，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学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生态伦理所倡导的既尊重人又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既重视文化价值又重视自然价值等，为我们重新体认自然界和生命系统，领悟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问题在于，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还是强调自然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绝对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对立。
绝对人类中心论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所谓人类中心论是就人类的主体性而言的。人类通过改造自然求得生存和发展，说明实践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实践使得人和动物区分开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存在，人在实践活动中把人以外的存在都变成对象，变成客体，人则是支配自己实践活动的主体，具有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人类中心论正是从人的实践本质、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所谓绝对人类中心论的绝对性是指无条件性、机械性。这种绝对性又具体体现为至上性、唯一陸、排他性和短视性。至上性指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中心”，人有权任意支配、统治、处置一切非人类的自然物，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了人而存在，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是决定其他自然物是否具有生存价值的尺度。唯一性是指只看到人的主宰地位、主体力量而未看到人所属的自然生态系统，没有看到人对非人世界的高度依赖。由至上性和唯一性又推出排他性，排他性是指只关注人类而不关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只知索取不知回报，完全将自然界视作可任意宰割的对象性存在。短视性则是指只关注当代人的利益或眼前的、可看得到并很快实现的利益，而且主要指人的物质方面的利益，从而忽视了人的长远的或子孙后代的利益及其他方面的需求。由此可见，绝对人类中心论片面夸大人的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忽视自然的价值，是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真正肇事者。
生态中心论认为应将道德义务的范围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大致分为三种：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 和自然价值论。大地伦理学通过把人视为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从而确立了人对大地共同体的义务。深层生态学通过把自我与环境融为一体，也为人们保护环境提供了一个理由：关心自我是人的天性；既然环境是自我的一部分，保护环境也就成为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试图通过确立生态系统的客观的内在价值，为我们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一个客观的、独立于人们主观偏好的道德根据。“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角度看，生态系统的美丽、完整和稳定都是判断人的行为是否正确的重要因素”。生态中心论把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认为绝对人类中心论是引发全球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就其指责绝对人类中心论忽视生态价值而言，生态中心论有它的合理意义，但在基本理论设定上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自然具有不依赖于人类而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这种离开人类的实践来抽象地谈论自然界的“价值”的说法，是对“价值”概念的误用。唯物史观认为，价值是事物(物质的和精神的现象)对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它是主体和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作为主客体关系的一个侧面，其突出特点是具有人的主体性。价值的主体性首先表现为，在价值关系中，不是人趋近物，而是物趋近人。此外，价值的主体性通过价值关系中主体的创造性得到体现。第二，自然物的生存需要表现为“利益”。这种说法混同了人类生存需要与生物生存需要的本质区别。需要是生物自身生存和发展对外在条件的一种依赖状态。但是，生物的这种需要出于本能、出于生存竞争、出于自然性，而不是出于有意识的理性选择、社会协作和社会性。人类生存需要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也就是“利益”。利益和需要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需要是利益的基础，利益是需要的升华，利益本质上是主体基于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而形成的对客体即物质产品的关系，是一种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由此而延伸有政治利益等等。如李德顺教授所言，反对人类中心论，问题不在于离开人类中心，而在于更好地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尺度，重新认识人在自己的对象性行为中的权利和责任，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充分担当自己的责任。
超越绝对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两者的对立，相对人类中心论已成为生态伦理发展的必然方向。首先，相对人类中心论消解了绝对人类中心论的绝对性，主张相对性，即条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类只是在某一历史阶段具有中心地位。第二，人类只是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具有中心地位，而不是一切方面或一切领域。相对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在终极价值尺度方面具有中心性，认为人类的整体利益是人类实践选择的唯一的、终极的价值尺度；但在生态科学上，相对人类中心论又不承认这种中心性，认为人类在生态系统中并非至高无上，而仅仅是生物圈中的一员，人和其他物种是一种伙伴关系。第三，人类要维护在终极价值尺度方面的中心性或实现基本需要也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同时维护自然的权益，重视生态系统的系统价值。其次，相对人类中心论消解了生态中心论的“生态中心”，认为生态中心论的几个派别都面临难题：大地伦理学面临的基本难题是如何证明道德与共同体之间的必然联系(这种联系具体表现为生物共同体的范围同时也是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共同体的结构与组织反映着共同体的伦理原则)；深层生态学的主要难题是如何把人们的认同对象从“社会自我”扩大到“生态自我”；自然价值论的主要难题是如何证明价值与义务之间必然的逻辑联系，最后只能以人性论为归属。
三、环境技术的局限
环境技术以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为其科学理论基础，以生态伦理为其伦理基础，以解决环境问题为目标，但是其潜力有限。原因在于：第一，即使运用系统论方法，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也不能提供有关当今环境问题的完整而准确的信息；第二，物质守恒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都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修复活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负面环境后果；第三，所有工业过程，即使被设计成零排放，也将造成负面的环境影响。环境技术之所以在许多情况下看上去是成功的，是因为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目标上，而忽略了更广泛的、更长期的影响。休斯曼认为，如果将一个国家的人工制品及其相关服务的总量说成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根据以下方程，环境恶化显然与GDP的数量直接相关。
环境影响-GDP×每单位GDP造成的环境影响=人口×人均GDP×每单位GDP造成的环境影响
人们经常把“每单位GDP造成的环境影响”当作“技术因子”，这反映出可以把生态效率上的技术改进作为减少当前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影响的主要策略。但是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减少环境影响受制于热力学第二定律，比如技术因子永远不可能为零。从以上方程式可以看出，只有减少人口数量或者每个人的物质和服务消费，才能有效减少整体环境影响。如果允许经济(GDP)无限制的增长，那么生态效率上的技术改进所带来的减少环境影响的任何潜力都必然是短命的。也就是说，技术对减少当前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影响是有限的，长期的环境保护只能通过限制人口规模和人均消费。环境问题由是转化成为人口问题和消费问题。全球环境危机与曾经或者正在肆虐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蔓延密切相关，这种消费狂热的价值观成为当前人类活动的主要驱动力。深究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根源，就是绝对人类中心论。因而长期的环境保护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伦理、社会问题。短期的技术修正基本上是无用的，除非用获得的有限时间来摒弃物质主义价值观，彻底放弃绝对人类中心论，坚决捍卫相对人类中心论，并付诸实践，经济发展与环境代价之间的二难困境才能得以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最终实现。人类应永远铭记：地球是我们的家园，善待环境就是善待自身!
责任编辑：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