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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王大用、常清论剑“资本论坛”
9月10日，由《商务周刊》杂志与中国（厦门）国际投资促进中心、高能资本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厦门市人民政府协办的“资本论坛”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国际报告厅召开。
本次资本论坛是第9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厦门市副市长叶重耕、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中国期货协会副会长常清教授、法国巴黎百富勤亚洲投行董事总经理蔡洪平、韩国交易所副总裁郑鹤鹏、美国纳斯达克中国首席代表潘晓夏等演讲嘉宾，与300多位中外工商界人士共同围绕“上市公司监管与治理”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刊特节取其中王大用、郎咸平、常清三位演讲嘉宾部分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中国国有银行目前正经历的这一轮改革，无论从改革目标的官方说法上，还是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上来看，都是过去20多年来最深刻的一次改革。
2003年以来，国有银行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
（1）再注资：2003年底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为两家试点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再注资，成立“中央汇金公司”持股；2005年又动用150亿美元为中国工商银行再注资；
（2）再“剥离”不良资产：中央银行出资（贷款）给资产管理公司半价收购试点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另外一半的价值损失核销试点银行的国有资本；
（3）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银行实行控股公司（建银投资）和股份制银行（建银股份）两级法人结构，建立公司董事会，其他试点银行只建立公司董事会，国有股权由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分别持有；
（4）引进战略投资者：如汇丰银行已持交通银行19.9%股份；苏格兰皇家银行、淡马锡控股及瑞银集团等入股中国银行，美洲银行入股建设银行，高盛和美国运通银行入股工商银行等等，都正在进行之中；
（5）试点银行的上市安排也正在进行中。
根据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2006年以后外国银行将可以在中国的全部领土上全面开展业务。在外资银行全面竞争的压力面前，中国的银行业在为生存而改革。
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主要问题
问题之一：银行高级管理层行政官员化。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银行长期在半计划、半市场的环境中经营，沿袭着典型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基本是国有企业的一套，政府用行政官员来治理国有银行。由于是官员管理，所以无法形成提供职业银行家的人力资本市场。
问题之二：官本位的激励机制。政府对国有银行管理人员的激励基本上还是官本位的激励机制，银行高管人员的个人行为目标是不断提升自己在党政官员阶梯上的政治地位。官本位的激励、官场习气和官商作风依然弥漫国有银行，严重制约其管理水平的提高。
问题之三：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法人机构作为国有股权出资人代表，政府直接管理银行，例如直接布置降低不良资产率的任务等。由党政部门委派的官员（正副行长等）既代表国家（出资人）的所有权，又行使经营管理权，还代表内部职工的福利要求权，存在严重的角色冲突。目前试点银行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之四：国有银行没有遵照《公司法》建立的企业治理结构，没有关于权力制衡的制度性安排。银行内部权力集中于像政府部门一样设立的党委，没有董事会对总经理权力的制约。行党委既制订经营战略决策，又批准该决策，并组织决策的落实，同时执行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的职能，事实上处于决策无内部监督的状态。近年银行业出现的经营不谨慎问题主要与战略决策无监督制衡有关。
问题之五：风险管理不到位。国有银行内部长期缺少专门的信用风险控制部门，在一线的贷款谈判和评估之后，缺少对贷款风险分析和对风险控制措施有效性的专门把关环节。近来虽陆续设立了相关部门，但责任关系未理顺，风险控制部门还不是独立的直接对董事会负责，信贷决策部门和风险控制部门都对相同的上级负责，不能形成有效的权利制衡。
问题之六：体制性冗余人员难于精简。国有银行内部党政工团和后勤机构编制庞大，非业务人员比例过高。近年改革中一些银行把后勤外包，精简了一些人员，但前者受体制制约难以精简。
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意义
吸引有经验的外国大金融机构或战略投资机构入股，主要目的是希望这些入股的机构给国有银行带来成熟的管理。虽然外国投资机构只被允许占有较小股份，但是由于这些国有银行的总股本巨大，外国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却是数额不小的，这些投资者必然要求在董事会里有足够的话语权，必然要十分关注这些银行的经营战略、管理体制、风险控制和经营绩效。这种关心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它有助于改革后的国有银行尽快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
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其中的外国著名商业银行，将可以把成熟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带进来，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建立活跃的业务产品创新机制，等等。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吸引战略投资者入股，改变了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可以推动国有银行彻底改革其不合理的治理结构，改革其存在诸多问题的内部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并巩固这些改革的成果。受体制制约，中方董事和管理人不便讲的意见，可以由外国战略投资人委派的董事提出来，并推动解决，例如体制性冗员的裁减问题等。
试点的国有银行都希望尽早成功上市，变成公众公司。而对于这些先前问题很多的银行来说，通过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尽快改进管理，并使国内外资本市场看到其进一步改进管理的前景，是成功上市的重要先决条件。
一旦这些银行上市成功，战略投资者与社会公众持有的股权总量将可能达到40％以上，国有股权比重将降低到60％以下，为了维持这些银行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的形象，代表国有股权的董事将更倾向于和其他董事持相同立场，对持久推动这些银行改善管理大有裨益。
战略投资者的机遇
对想进入中国的外国商业银行的机遇：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持续快速成长，是十分诱人的大市场。外国商业银行若靠自己在中国建立全面的业务机构网络，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形成强大竞争力，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投资。利用眼前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机会投资入股，并通过帮助这些拥有全国业务网络的银行改善管理，为自己的投资尽早带来利润，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战略选择。
对投资银行的机遇：这些国有银行中的任何一家，规模都相当大，在其改进管理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咨询、顾问业务量都十分巨大，将给有能力也有机会参与其中的投资银行带来巨额收益。这些银行都有成为上市公司的计划，上市发行股票的规模巨大，会给上市辅导人、保荐人和承销人带来巨大利益。这些银行还将会上市发行债券筹资，也会给投资银行带来持续不断的收益机会。
对一般战略投资者的机遇：对在好产业和好市场中的有问题企业进行重组，重组成功后企业价值提升的潜力最大。中国市场是目前世界上最有诱惑力的好市场之一，中国的银行业是这个市场上的好产业，所以现在对有问题的中国国有银行投资并参与其重组，潜在的投资回报率是相当高的。
改革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需要政府的主动行动
国有银行的本轮改革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开始的。政府的决心相当大，是前所未有的，所动用的公共资源（国家外汇储备、国有资本金、中央银行贷款等）数量也是很大的。
改变国有银行官办、官营特征，需要政府转变认识。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更加突出，而直接经营国有经济的微观职能逐步弱化。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社会安宁，成为政府对银行业监管的主要目的，为国有经济筹资已经下降成政府工作的次要问题。政府推动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改革，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放弃自己原来拥有的控制权。按照《公司法》重组这些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政府放权不等于放弃监管。对于银行业来说，政府是代表广大存款人的权利来行使监管权的，但这是对银行风险管理有效性的监管，而不是对银行经营的直接管理。
改变国有银行官办、官营特征，更需要政府转换角色。要强化的，一是股东角色，要靠政府独资或控股的法人投资机构（如建银投资或汇金公司）参与改革后变成股份制的银行的董事会，通过在董事会的工作维护国有股权的权益；二是当好银行业的外部监管者，通过银监会对所有银行一视同仁的严肃监管，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持社会安宁；三是出资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形成对存款人的第二道保障线；四是通过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使银行业有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需要放弃的，一是政府对银行的直接管理，二是对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直接任免权力，把这个权力交还给银行董事会，以实现真正的银行家对银行的管理。
9月10日，由《商务周刊》杂志与中国（厦门）国际投资促进中心、高能资本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厦门市人民政府协办的“资本论坛”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国际报告厅召开。
本次资本论坛是第9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厦门市副市长叶重耕、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中国期货协会副会长常清教授、法国巴黎百富勤亚洲投行董事总经理蔡洪平、韩国交易所副总裁郑鹤鹏、美国纳斯达克中国首席代表潘晓夏等演讲嘉宾，与300多位中外工商界人士共同围绕“上市公司监管与治理”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刊特节取其中王大用、郎咸平、常清三位演讲嘉宾部分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中国国有银行目前正经历的这一轮改革，无论从改革目标的官方说法上，还是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上来看，都是过去20多年来最深刻的一次改革。
2003年以来，国有银行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
（1）再注资：2003年底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为两家试点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再注资，成立“中央汇金公司”持股；2005年又动用150亿美元为中国工商银行再注资；
（2）再“剥离”不良资产：中央银行出资（贷款）给资产管理公司半价收购试点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另外一半的价值损失核销试点银行的国有资本；
（3）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银行实行控股公司（建银投资）和股份制银行（建银股份）两级法人结构，建立公司董事会，其他试点银行只建立公司董事会，国有股权由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分别持有；
（4）引进战略投资者：如汇丰银行已持交通银行19.9%股份；苏格兰皇家银行、淡马锡控股及瑞银集团等入股中国银行，美洲银行入股建设银行，高盛和美国运通银行入股工商银行等等，都正在进行之中；
（5）试点银行的上市安排也正在进行中。
根据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2006年以后外国银行将可以在中国的全部领土上全面开展业务。在外资银行全面竞争的压力面前，中国的银行业在为生存而改革。
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主要问题
问题之一：银行高级管理层行政官员化。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银行长期在半计划、半市场的环境中经营，沿袭着典型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基本是国有企业的一套，政府用行政官员来治理国有银行。由于是官员管理，所以无法形成提供职业银行家的人力资本市场。
问题之二：官本位的激励机制。政府对国有银行管理人员的激励基本上还是官本位的激励机制，银行高管人员的个人行为目标是不断提升自己在党政官员阶梯上的政治地位。官本位的激励、官场习气和官商作风依然弥漫国有银行，严重制约其管理水平的提高。
问题之三：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法人机构作为国有股权出资人代表，政府直接管理银行，例如直接布置降低不良资产率的任务等。由党政部门委派的官员（正副行长等）既代表国家（出资人）的所有权，又行使经营管理权，还代表内部职工的福利要求权，存在严重的角色冲突。目前试点银行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之四：国有银行没有遵照《公司法》建立的企业治理结构，没有关于权力制衡的制度性安排。银行内部权力集中于像政府部门一样设立的党委，没有董事会对总经理权力的制约。行党委既制订经营战略决策，又批准该决策，并组织决策的落实，同时执行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的职能，事实上处于决策无内部监督的状态。近年银行业出现的经营不谨慎问题主要与战略决策无监督制衡有关。
问题之五：风险管理不到位。国有银行内部长期缺少专门的信用风险控制部门，在一线的贷款谈判和评估之后，缺少对贷款风险分析和对风险控制措施有效性的专门把关环节。近来虽陆续设立了相关部门，但责任关系未理顺，风险控制部门还不是独立的直接对董事会负责，信贷决策部门和风险控制部门都对相同的上级负责，不能形成有效的权利制衡。
问题之六：体制性冗余人员难于精简。国有银行内部党政工团和后勤机构编制庞大，非业务人员比例过高。近年改革中一些银行把后勤外包，精简了一些人员，但前者受体制制约难以精简。
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意义
吸引有经验的外国大金融机构或战略投资机构入股，主要目的是希望这些入股的机构给国有银行带来成熟的管理。虽然外国投资机构只被允许占有较小股份，但是由于这些国有银行的总股本巨大，外国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却是数额不小的，这些投资者必然要求在董事会里有足够的话语权，必然要十分关注这些银行的经营战略、管理体制、风险控制和经营绩效。这种关心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它有助于改革后的国有银行尽快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
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其中的外国著名商业银行，将可以把成熟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带进来，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建立活跃的业务产品创新机制，等等。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吸引战略投资者入股，改变了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可以推动国有银行彻底改革其不合理的治理结构，改革其存在诸多问题的内部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并巩固这些改革的成果。受体制制约，中方董事和管理人不便讲的意见，可以由外国战略投资人委派的董事提出来，并推动解决，例如体制性冗员的裁减问题等。
试点的国有银行都希望尽早成功上市，变成公众公司。而对于这些先前问题很多的银行来说，通过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尽快改进管理，并使国内外资本市场看到其进一步改进管理的前景，是成功上市的重要先决条件。
一旦这些银行上市成功，战略投资者与社会公众持有的股权总量将可能达到40％以上，国有股权比重将降低到60％以下，为了维持这些银行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的形象，代表国有股权的董事将更倾向于和其他董事持相同立场，对持久推动这些银行改善管理大有裨益。
战略投资者的机遇
对想进入中国的外国商业银行的机遇：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持续快速成长，是十分诱人的大市场。外国商业银行若靠自己在中国建立全面的业务机构网络，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形成强大竞争力，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投资。利用眼前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机会投资入股，并通过帮助这些拥有全国业务网络的银行改善管理，为自己的投资尽早带来利润，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战略选择。
对投资银行的机遇：这些国有银行中的任何一家，规模都相当大，在其改进管理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咨询、顾问业务量都十分巨大，将给有能力也有机会参与其中的投资银行带来巨额收益。这些银行都有成为上市公司的计划，上市发行股票的规模巨大，会给上市辅导人、保荐人和承销人带来巨大利益。这些银行还将会上市发行债券筹资，也会给投资银行带来持续不断的收益机会。
对一般战略投资者的机遇：对在好产业和好市场中的有问题企业进行重组，重组成功后企业价值提升的潜力最大。中国市场是目前世界上最有诱惑力的好市场之一，中国的银行业是这个市场上的好产业，所以现在对有问题的中国国有银行投资并参与其重组，潜在的投资回报率是相当高的。
改革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需要政府的主动行动
国有银行的本轮改革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开始的。政府的决心相当大，是前所未有的，所动用的公共资源（国家外汇储备、国有资本金、中央银行贷款等）数量也是很大的。
改变国有银行官办、官营特征，需要政府转变认识。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更加突出，而直接经营国有经济的微观职能逐步弱化。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社会安宁，成为政府对银行业监管的主要目的，为国有经济筹资已经下降成政府工作的次要问题。政府推动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改革，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放弃自己原来拥有的控制权。按照《公司法》重组这些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政府放权不等于放弃监管。对于银行业来说，政府是代表广大存款人的权利来行使监管权的，但这是对银行风险管理有效性的监管，而不是对银行经营的直接管理。
改变国有银行官办、官营特征，更需要政府转换角色。要强化的，一是股东角色，要靠政府独资或控股的法人投资机构（如建银投资或汇金公司）参与改革后变成股份制的银行的董事会，通过在董事会的工作维护国有股权的权益；二是当好银行业的外部监管者，通过银监会对所有银行一视同仁的严肃监管，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持社会安宁；三是出资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形成对存款人的第二道保障线；四是通过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使银行业有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需要放弃的，一是政府对银行的直接管理，二是对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直接任免权力，把这个权力交还给银行董事会，以实现真正的银行家对银行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