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学方法的引入日益受到金融理论研究者的重视，不少报刊都热衷于发表计量分析的论文。这些论文广泛涉及中国银行业规模经济及市场效率分析等多个领域，开拓了理论研究的视野。但是，不少文章中也存在一些倾向性的问题，颇值得关注。
　　
　　计量分析的必要性问题
　　
　　正如伟人讲过的，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还在于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成为实践的指南。计量分析的目的，应当是深化对某一论题的认识，而不是矜博炫难，“向‘学术界’吐露一下以获得荣誉和褒奖”。一些银行经营中的一般性常识用计量方法去验证，只会造成研究资源的浪费。如近期某刊发表的《对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文，经过繁琐的计量后得出结论：“风险、资本以及资产质量因素影响商业银行的成本和收益，是决定规模经济水平的重要变量”。文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证说明，银行资本、资产质量对经营成本和经营效益存在影响，分析银行规模经济问题时应考虑银行资本与资产质量两个因素。事实上，资本规模与结构影响股东权益回报率，资产质量直接影响资产收益水平，都是影响银行经营效益及规模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这在银行经营中是常识，是毋庸繁复计量就人所共知的结论。用人所不知的复杂方法，论证人所共知的常识，只能是对研究资源的浪费，对人类经济学知识的增长，没有丝毫有益的贡献。
　　
　　计量模型的科学性问题
　　
　　近年来，各刊发表的一系列计量分析中国银行业规模经济的文章，都涉及到计量模型的选择问题。如2004年某刊发表的《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效率的实证分析及建议》一文，设定了所谓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将银行总成本的自变量假定为贷款与投资余额、存款总额、人均工资及福利费支出、累计固定资产折旧与年度固定资产的比率、存款付息率等等。其他相关文章也一律给自己的计量模型起了个很炫目的名称，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分析变量间的自相关性过高且一般都没有进行自相关性检验，一些财务指标并不能有效地反映银行经营绩效。更突出的问题则是Yeh1996年发表的《财务比率关联分析在银行运营评估中的应用》一文中反复警示的，即这些模型缺少理论依据，计量因素选择往往具有随意性。如上文就并没有说明，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中“假定”这些自变量的原因，只是开宗明义就“假定”这个“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存在。计量分析中模型错误，会使所有的计量努力都毫无意义。因此，这些作为计量基础的成本或利润函数本身的科学性，需要作审慎的论证。如果仅仅是为了“支持”自己的判断而特意设定特殊的成本或利润函数，再根据自己“假定”的函数开始计量分析，并据以得出许多振振有词的“结论和建议”，纵使数据纷烁、奇说百端，也与科学研究的初衷相差甚远。
　　
　　财务指标的有效性问题
　　
　　受制于银行财务数据的可得性，前述两篇计量分析文章在银行利润与资产规模的相关性计量分析不同产权类型银行的规模经济状态时，均没有深入讨论财务指标的有效性，就选择了账面利润这一有效性非常值得怀疑的财务指标。2005年以前，国有商业银行往往用营业利润等指标评估经营效益，账面利润的多少取决于拨备计提政策，赢利丰盈而准备计提极少的银行往往只显示了过于重视当期损益的经营风格，用账面利润指标去计量分析各行的规模经济状况，实际上注定得出的都是些值得推敲甚至南辕北辙的结论。
　　
　　回归数据的分析普遍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
　　
　　其一，是缺少对中国银行业发展历史的考察，而是仅仅根据计量数据简单武断地推导出了一系列颇具片面性的结论。如《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效率的实证分析及建议》一文就用1994～2002年银行财务数据计量分析后得出结论：“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值大于1.0，表现出规模不经济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值大于1.0，表现出规模经济性。”接着又根据这一结论推断，国有银行“规模不经济”的原因在于国有产权性质，改革的出路也只能是改变银行的国有产权属性。姑且不论这种用所谓“超越对数成本函数”计量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就只用产权性质来简单解释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绩及规模经营状况的说法，就非常值得商榷。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产业资本盈利能力持续下降、存贷利差缩小、改革成本向国有银行转移的大背景下，国有银行经营效益的下滑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马克思讲，庸俗经济学家见物不见人，一系列论述错误的关键成因就在于缺少“历史的考察”。在不考察中国银行业发展历史的情况下，简单地用产权类型等解释一切、评判一切，是近年来一些人头脑中存在的非常浅薄的见解。在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压力加大、社会就业矛盾尖锐化的背景下，如急剧推进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迅速硬化信贷约束，恐怕不仅不会改善银行业的“规模经济状态”，还会带来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其二，是用非常武断的措辞论证不符合经济学常识的判断。如2005年某刊发表的《基本超效率模型的中国商业银行效率评价》一文，在计量分析后得出结论：“国有商业银行尽管规模庞大，但属粗放型经营；股份制商业银行尽管规模较小，却是集约化经营。”由于学界对“粗放型经营”、“集约化经营”等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判断标准，这些结论的有效性无从推敲评判。更重要的是，前述一些计量分析文章在对国有银行“粗放型经营”、“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探讨时，还得出了“国有商业银行具有市场垄断地位”，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关键”等结论。事实上，这些说辞其实是经不起经济学常识推敲的，违背了经济学对“垄断”的一般定义。《新帕氏经济学辞典》讲得清楚，“现实意义的垄断，指单一的不受市场竞争的厂商”。《市场经济学简明辞典》：“垄断市场指某一生产部门只有一家企业，整个市场产品由这家企业提供，且没有相近的替代品的市场类型。”判断是否垄断，看市场上提供同质产品的厂商数量及其有无竞争，是根本不能将同一产权类型的企业总概起来当作一个企業看待，并进而评判其是否具有垄断地位的。如果中国的“国有银行”总概起来讲是“垄断的”，则大多数国家“非国有银行”总概起来更是垄断的，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虚辞？
　　凯恩斯讲过：“近来出现的绝大多数的‘数理经济学’，不过是一些拼凑而成的东西，其不精确的程度和它们赖以建立的假设条件相同。这些东西使其作者能在一堆杂乱的、徒有其表而又无用的数学符号中神气十足，把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性与息息相通性置诸脑后了”。本人欣赏严谨的计量分析，也赞同学人计量研究的探索。但是，这些计量分析必须超越眩目空洞、“拼凑而成”的怪圈。如果不思考其必要性，不考察计量模型的科学性及计量指标的有效性，仅仅为了让一般读者看不懂而进行繁杂的计量，不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就进行简单化的计量结果推断，只会在浪费研究精力的同时，创造“一堆杂乱的、徒有其表而又无用的数学符号”，使凯恩斯在大半个世纪前就讲及的学界弊端一再重复。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