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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是“学衡派”的主要成员之一，本文试图从胡先骕与“学衡派”的关系来阐述他的人生遭遇。过去那种从文化激进主义的立场看待胡先骕及其学衡派的保守主义思想，本身视角就遮蔽了对象的另一面，这样得出的结论难免偏颇。因此，现在全面、公正、客观地看待学衡派的重要成员胡先骕，这本身就是一种应有的历史态度。
大家都知道吴宓是学衡派的主帅，但作为“学衡派”发起人和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胡先骕较少为人谈起和关注。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两度留学美国，获加州伯克利大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任教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等国内各大高校。1922年1月，他与吴宓、梅光迪一起创办《学衡》刊物。胡先骕是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也是现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
尽管胡先骕学的是植物学专业，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科学救国”的影响，但是他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文学早有兴趣，在美国留学期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之后，更加热爱中国文化和传统诗词。
现在能见到胡先骕最早的诗词作品是他刚到美国时写的《美洲度岁竹枝词十首》。竹枝词是中国旧体诗的一种体裁，以歌咏地方风情或男女爱情为主，语言通俗，音调轻快，形式都是七言绝句。胡先骕刚到美国时正值西方圣诞节，目睹异域风情，人民安居乐业，深受感染，于是他以诗歌的方式记录下他所处的欢乐气氛，从中可见作者无比愉快的心情。
1914年，胡先骕与同样留美的胡适开始交往，他曾经写信给胡适，表示自己虽然志在“农林山泽”，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的前景十分担忧，并表明自己与胡适一起“恢弘圣道”。然而，两人一开始就因为各自的文化立场出现了分歧和疏离。胡先骕喜欢传统文化，希望维护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而胡适则提倡文学革命，对传统文化更多的是轻视和批评。
胡先骕于1916年11月学成回国，两年以后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针对“激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了维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南京高师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创办了《学衡》杂志，形成了与“北大派”对峙的“学衡派”。其主要成员有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
胡先骕在谈到刊行《学衡》的动机时曾说：“五四运动乃北京大学一大事，《学衡》杂志之刊行则东南大学一大事也。蔡孑民先生以革命元勋主持北京大学，遂以革命精神领导北大，先后聘请陈独秀、胡适诸人为教授，发刊《新青年》，打倒孔家店，加以五四运动竟奠定外交上之胜利，于是革命精神弥漫全校，偏激诡异之言论，风起云涌……不久梅光迪、吴宓诸先生联翩来校，与伯明先生皆感五四之后全国学风，有越常轨，谋有以匡救之，乃编纂发行《学衡》杂志，求以大公至正不偏不激之态度，以发扬国学介绍西学。”
可以说《学衡》的创办首先与其骨干成员共同的思想主张是分不开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诸君都曾经先后留学哈佛大学，他们都服膺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
白璧德强调“自律”与“克制”，他指出：“欲窥历世积储之智慧，撷取普通人类经验之精华，则当求之于我佛与耶稣的宗教，及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人文学说。”白璧德主张发扬中西文化传统精华，以创造全人类普遍性永久性价值。学衡派学者很自觉地将新人文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中。胡先骕曾说：“盖孔子学说为中国文化源泉，与基督教为欧美文化之源泉相若。”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他认为，“于吾国文化之精神，并无发扬光大之处。反因疑古而轻视吾国固有之文化，以诅咒自国为趋时。虽尽量介绍欧美文化之潮，然于欧西文化之精粹，并无正确之认识，哺糟缀醴，学之而病”。基于共同的思想认识，学衡派学者迫切需要一个阵地来宣传新人文主义理论，“求以大公至正不偏不激之态度，以发扬国学介绍西学”，《学衡》杂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
其次，《学衡》的创刊虽然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但最直接的原因则跟胡先骕与胡适的论战有很大关系。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其中引用了胡先骕的旧词作为陈词滥调的反面证据，不过胡先骕当时并没有写文章反驳胡适，时隔三年以后，胡先骕才做出回应。1919年，胡先骕在《南高日刊》上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坚持文言文与白话文共存，拉开了论战的序幕。1920年，胡适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胡先骕马上就写了一篇长篇评论文章《评〈尝试集〉》，但文章写好之后，据吴宓说曾经投寄国内各大报刊，结果都不敢刊登。胡先骕因此和东南大学的学者梅光迪一起商量自办刊物，吴宓、柳翼谋等人后来也加入进来。于是，1922年1月，《学衡》杂志正式创刊。
胡先骕作为“学衡派”的主将，从1922年《学衡》创刊到1933年该杂志终刊，相继在上面发表了《白璧德中西方人文教育谈（译文）》《批评家之责任》《评〈尝试集〉》等十五篇文章，吹响了与胡适等人进行学理之争的号角。胡先骕在以上系列文章中，站在新人文主义的立场上，不仅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批评与反思，还建设性地提出了许多关于中西文化传统继承与发扬的宝贵意见。《学衡》杂志一出现，《晨报副刊》立即刊登了一篇批判胡先骕的文章，郑振铎也撰文反对进步青年步遗老们之后，用陈旧的文体写作。后来，鲁迅也加入战斗，写了《〈估学衡〉》。鲁迅的这篇文章影响甚大，几乎对“学衡派”做了盖棺论定的评价。作为胡适派文化激进主义最有力的批判者，胡先骕坚持自己的文化主见，绝不随波逐流。但这时新文化运动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决定了胡先骕及《学衡》同仁的历史命运。在20世纪文化激进和政治激进主义得势的60多年间（直到1989年），学衡派不可能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和结论。其实，“学衡派”并不反对新文化，就“学衡派”的核心人物来说他们大多有留学海外的知识背景，对西方文化和文学都非常了解，是不可能反对新文化的。胡先骕所反对的是“偏激诡异之言论”，是那种否定一切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学衡派”要维护的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和人文主义精神。学衡派提出的一些宝贵的意见和观点一直没得到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重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胡先骕对于《学衡》的历史功绩还是比较自负的，1936年南高成立二十周年，他作《朴文之精神》一文，文中说“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视听已正，人文主义乃得以与实验主义分庭而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
1949年以后，胡先骕及其《学衡》同仁就经常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力量被写进各大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从而成为被批评的主要对象。胡先骕一生远离政治，潜心学术和教育，可政治却不放过他。1955年3月，他在自己的专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了苏联科学家李森科，受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胡先骕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他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坚守自己的科学信念，拒绝做检讨。
胡先骕和他所构建的学衡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初的中国，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互相碰撞、交流和演变。这既是中国文化本身现代转型的需要，又与当时的世界文化思潮共存共融。他們的代表人物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与立场企图解决中国文化的启蒙问题，事实上这三者都是在同一框架中思考中国的未来与命运。过去，人们从文化激进主义的立场看待胡先骕及其学衡派的保守主义思想，却遮蔽了对象的另一面，结论难免存在偏颇。当前，人们应从历史角度出发，全面、公正、客观地看待学衡派的重要成员胡先骕。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理工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ZGW12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有能（1972-），男，湖南永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大家都知道吴宓是学衡派的主帅，但作为“学衡派”发起人和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胡先骕较少为人谈起和关注。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两度留学美国，获加州伯克利大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任教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等国内各大高校。1922年1月，他与吴宓、梅光迪一起创办《学衡》刊物。胡先骕是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也是现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
尽管胡先骕学的是植物学专业，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科学救国”的影响，但是他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文学早有兴趣，在美国留学期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之后，更加热爱中国文化和传统诗词。
现在能见到胡先骕最早的诗词作品是他刚到美国时写的《美洲度岁竹枝词十首》。竹枝词是中国旧体诗的一种体裁，以歌咏地方风情或男女爱情为主，语言通俗，音调轻快，形式都是七言绝句。胡先骕刚到美国时正值西方圣诞节，目睹异域风情，人民安居乐业，深受感染，于是他以诗歌的方式记录下他所处的欢乐气氛，从中可见作者无比愉快的心情。
1914年，胡先骕与同样留美的胡适开始交往，他曾经写信给胡适，表示自己虽然志在“农林山泽”，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的前景十分担忧，并表明自己与胡适一起“恢弘圣道”。然而，两人一开始就因为各自的文化立场出现了分歧和疏离。胡先骕喜欢传统文化，希望维护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而胡适则提倡文学革命，对传统文化更多的是轻视和批评。
胡先骕于1916年11月学成回国，两年以后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针对“激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了维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南京高师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创办了《学衡》杂志，形成了与“北大派”对峙的“学衡派”。其主要成员有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
胡先骕在谈到刊行《学衡》的动机时曾说：“五四运动乃北京大学一大事，《学衡》杂志之刊行则东南大学一大事也。蔡孑民先生以革命元勋主持北京大学，遂以革命精神领导北大，先后聘请陈独秀、胡适诸人为教授，发刊《新青年》，打倒孔家店，加以五四运动竟奠定外交上之胜利，于是革命精神弥漫全校，偏激诡异之言论，风起云涌……不久梅光迪、吴宓诸先生联翩来校，与伯明先生皆感五四之后全国学风，有越常轨，谋有以匡救之，乃编纂发行《学衡》杂志，求以大公至正不偏不激之态度，以发扬国学介绍西学。”
可以说《学衡》的创办首先与其骨干成员共同的思想主张是分不开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诸君都曾经先后留学哈佛大学，他们都服膺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
白璧德强调“自律”与“克制”，他指出：“欲窥历世积储之智慧，撷取普通人类经验之精华，则当求之于我佛与耶稣的宗教，及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人文学说。”白璧德主张发扬中西文化传统精华，以创造全人类普遍性永久性价值。学衡派学者很自觉地将新人文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中。胡先骕曾说：“盖孔子学说为中国文化源泉，与基督教为欧美文化之源泉相若。”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他认为，“于吾国文化之精神，并无发扬光大之处。反因疑古而轻视吾国固有之文化，以诅咒自国为趋时。虽尽量介绍欧美文化之潮，然于欧西文化之精粹，并无正确之认识，哺糟缀醴，学之而病”。基于共同的思想认识，学衡派学者迫切需要一个阵地来宣传新人文主义理论，“求以大公至正不偏不激之态度，以发扬国学介绍西学”，《学衡》杂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
其次，《学衡》的创刊虽然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但最直接的原因则跟胡先骕与胡适的论战有很大关系。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其中引用了胡先骕的旧词作为陈词滥调的反面证据，不过胡先骕当时并没有写文章反驳胡适，时隔三年以后，胡先骕才做出回应。1919年，胡先骕在《南高日刊》上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坚持文言文与白话文共存，拉开了论战的序幕。1920年，胡适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胡先骕马上就写了一篇长篇评论文章《评〈尝试集〉》，但文章写好之后，据吴宓说曾经投寄国内各大报刊，结果都不敢刊登。胡先骕因此和东南大学的学者梅光迪一起商量自办刊物，吴宓、柳翼谋等人后来也加入进来。于是，1922年1月，《学衡》杂志正式创刊。
胡先骕作为“学衡派”的主将，从1922年《学衡》创刊到1933年该杂志终刊，相继在上面发表了《白璧德中西方人文教育谈（译文）》《批评家之责任》《评〈尝试集〉》等十五篇文章，吹响了与胡适等人进行学理之争的号角。胡先骕在以上系列文章中，站在新人文主义的立场上，不仅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批评与反思，还建设性地提出了许多关于中西文化传统继承与发扬的宝贵意见。《学衡》杂志一出现，《晨报副刊》立即刊登了一篇批判胡先骕的文章，郑振铎也撰文反对进步青年步遗老们之后，用陈旧的文体写作。后来，鲁迅也加入战斗，写了《〈估学衡〉》。鲁迅的这篇文章影响甚大，几乎对“学衡派”做了盖棺论定的评价。作为胡适派文化激进主义最有力的批判者，胡先骕坚持自己的文化主见，绝不随波逐流。但这时新文化运动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决定了胡先骕及《学衡》同仁的历史命运。在20世纪文化激进和政治激进主义得势的60多年间（直到1989年），学衡派不可能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和结论。其实，“学衡派”并不反对新文化，就“学衡派”的核心人物来说他们大多有留学海外的知识背景，对西方文化和文学都非常了解，是不可能反对新文化的。胡先骕所反对的是“偏激诡异之言论”，是那种否定一切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学衡派”要维护的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和人文主义精神。学衡派提出的一些宝贵的意见和观点一直没得到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重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胡先骕对于《学衡》的历史功绩还是比较自负的，1936年南高成立二十周年，他作《朴文之精神》一文，文中说“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视听已正，人文主义乃得以与实验主义分庭而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
1949年以后，胡先骕及其《学衡》同仁就经常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力量被写进各大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从而成为被批评的主要对象。胡先骕一生远离政治，潜心学术和教育，可政治却不放过他。1955年3月，他在自己的专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了苏联科学家李森科，受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胡先骕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他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坚守自己的科学信念，拒绝做检讨。
胡先骕和他所构建的学衡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初的中国，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互相碰撞、交流和演变。这既是中国文化本身现代转型的需要，又与当时的世界文化思潮共存共融。他們的代表人物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与立场企图解决中国文化的启蒙问题，事实上这三者都是在同一框架中思考中国的未来与命运。过去，人们从文化激进主义的立场看待胡先骕及其学衡派的保守主义思想，却遮蔽了对象的另一面，结论难免存在偏颇。当前，人们应从历史角度出发，全面、公正、客观地看待学衡派的重要成员胡先骕。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理工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ZGW12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有能（1972-），男，湖南永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