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救亡戏剧的步伐没有停止，一出出好戏陆续上演，无不激发着群众抗日的决心。而在陪都重庆，从1941年开始的重庆“雾季公演”更是如火如荼，成就了中国话剧史的一次高峰。
　　“这是一个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从开幕到终场，细雨始终不曾停过。雨大的时候丁冬的可以听到檐漏的声音，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空气很重，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户们的心境。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地都很忧郁、焦躁、性急……所以有一点很小的机会，就会爆发出必要以上的积愤……”
　　《上海屋檐下》第一幕是夏衍在1937这一特殊的年份里所创造的一个巨大的隐喻系统，这是前夜，压抑而胶着。正如夏衍在1956年回忆的那样：“抗日战争快要到来了，不应该写得太灰暗，所以这里我也用了隐喻的笔法。在剧本里借用赵振宇的话，说天是不会永远下雨的，恼人的黄梅天气总是要过去的，一阵大雷大雨，晴朗的太阳终于要出来的。”
　　1937年注定是不同凡响的，这一声惊雷是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那一场暴雨便是上海的“八一三”会战。“剧本是在7月下旬脱稿……我们在8月1日读剧本，3日开始排戏，预定8月15日上演。可是，在8月13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响了！”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很快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文艺界迅速地行动起来了。7月15日，上海剧作家协会在夏衍的提议下扩大改组为中国剧作家协会。大家决定要抓紧排一部新戏，替换《上海屋檐下》在大剧院公演，以壮声势。
　　夏衍回忆说：“洪深首先提出要我参加集体创作，主要的任务是：每一场戏写完之后，要我做一点衔接、加工和润色的工作。这是一种宣传鼓动性的‘群戏’，不要求太多的艺术加工，所以我也就随口答应了。”这部戏就是《保卫卢沟桥》，该剧的上演是中国话剧史的大事件。这部集体创作的三幕剧，剧本由17人共同创作，最后由夏衍、郑伯奇、张庚、孙师毅四人整理。8月7日在上海蓬莱大戏院正式公演。就在这场演出的后台，中国文艺界又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壮举，决定组建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活动，动员群众实行全民抗战。1938年10月，这十几支演剧队会师武汉以后，经过整编归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领导，改名为抗敌演剧队。夏衍与这十几支演剧队一直保持着单线直接领导的关系。
　　在上海，救亡戏剧的步伐没有停止，一出出好戏陆续上演，无不激发着群众抗日的决心。而在陪都重庆，从1941年开始的重庆“雾季公演”更是如火如荼，成就了中国话剧史的一次高峰。
　　无数台话剧唤醒民众
　　在八年抗战期间，话剧这种年轻的艺术形式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以最鲜活、快捷的手段，将民众唤醒，给他们以安慰，以启迪，以勇气，以力量。追根溯源，话剧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抗日戏剧的编演。最突出的是田汉，他写了《乱种》、《战友》、《回春之曲》等一系列作品。其后于伶、凌鹤、洪深等剧作家都有抗日剧作问世，陈鲤庭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更是演遍了南北各地。
　　
　　全面抗战开始后大约半年时间，上海、北平、南京、天津等地区话剧工作者纷纷进入内地，中国话剧分布形成三个方面：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话剧，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话剧，以上海为中心的“孤岛”和沦陷区话剧。
　　在上海，据统计，抗战八年间先后出现了几十个职业剧团，一百二十多个业余剧团，上演、改译和出版了上千部话剧作品。不仅如此，作为传统戏曲的代表人物，梅兰芳蓄须明志，周信芳排演大量激动人心的历史剧……也都留下了戏剧人铮铮铁骨，高台教化的身影与佳话。
　　而这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保卫卢沟桥》，此剧堪称中国话剧史上的奇迹，该剧从创作到排练完毕仅仅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在创作与表演团队上更是集合了当年戏剧界的众多名家。当初上演这部话剧的蓬莱大戏院也屡屡被提及，但很少有人知道，当初创作这部剧的决定是在卡尔登戏院里通过的。
　　《保卫卢沟桥》一经上演，立即轰动全国。剧中发出了“保卫祖国，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的吼声，激发了全场观众的情绪。郭沫若、沈钧儒等名士也和千百观众一起，在台下振臂高呼，喊出了“枪口一致对外！反对投降主义！”的口号。这部话剧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联合演出日夜进行，有时还加演临时场来满足群众的要求，一直延续到“八一三事件”爆发，被迫中断。
　　演出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星期，但作为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抗日救亡革命文艺活动，其影响深远，反映了全民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共同心声，是上海戏剧工作者团结抗战的先声，是中国戏剧阵线的战斗宣言。
　　而对卡尔登戏院来说，作为上海话剧抗日宣传“主战场”的使命才刚刚开始。抗战期间它上演过多部进步话剧，激励了无数民众，因此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的出发点。1941年10月10日，卡尔登上演了上海职业剧团的《蜕变》，借助剧中人之口，喊出了“中国，中国，你应该是强的！”的口号。有些观众看了一遍，还要看第二遍，认为这是一部“醒脑提神又热和力”的话剧，将其视为抗日的动力。
　　同样的，在璇宫剧院演出的《明末遗恨》（原名《碧血花》，又名《葛嫩娘》）曾经鼓舞了多少人的斗志，激发了多少人的爱国情怀。这部由阿英先生创作的话剧，讲的是秦淮名妓葛嫩娘与桐城名士孙克咸相遇，结为夫妻。当时史可法在扬州殉国，南明危急，嫩娘激励克咸奋发，两人和侍女美娘一起从军。后清兵大举进攻，孙军不敌，克咸、嫩娘、美娘被俘。清军劝降，嫩娘嚼舌自尽，英勇就义。
　　著名演员乔奇曾经回忆，《明末遗恨》在演出中，群众看到激动之处，会哗哗地鼓掌，因为“他们心里有压抑”。而著名导演胡导则认为“关键的一点应该是剧本在‘此时此地’舞台上所昭示的爱国精神，孤岛上人们的爱国情怀已经憋了两年多了！当舞台上的孙克咸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时，观众心里就和他共同吟出了‘留取丹心照汗青’。当舞台上男男女女仁人志士举兵起义时，观众也感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几里路之外就是敌寇，孤岛上的人们还是在这不平凡的审美中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据当时的剧艺社演员屠光启回忆，演出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个插曲：前台经理注意到第三排第四排坐满了同文书院的学生，同文书院是日本人设在上海的学校，跟日本宪兵队、报道部有密切关系。因怕这些特务学生一冲动，做出什么对演员不利的事情来，于是到后台跟演员商量是否退票停演，然而演员们像商量好了一样，异口同声地说：“不退票！”演出准点开始，到葛嫩娘大骂汉奸的高潮时，“台下是静得什么声音都可以听得出来”。戏演完了，观众狂呼鼓掌，演员们三番四次地谢幕。“就在观众如狂的鼓掌时，同文书院的学生静静地走了。”
　　《明末遗恨》在璇宫剧院连演33天，共计64场，打破历来话剧演出纪录。在葛嫩娘的衬托下，《武松与潘金莲》、《杨贵妃》一类的戏顿时黯然失色，被纷纷停演，作家们转而开始创作花木兰、陈圆圆、梁红玉等借古喻今的爱国题材的剧作。
　　大师誓死捍卫民族气节
　　
　　在上海，不独话剧，中国的戏曲人也不辱使命，为宣传抗战尽绵薄之力。当时，京剧通过一百多年的蓬勃发展，已经形成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和商业属性。绝大多数京剧工作者都在沿海大城市安身立命。抗战开始后他们除少数剧团和艺人如李紫贵、金素秋等外，大多不可能奔入内地抗战。但京剧界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局势下，依然显示出爱国的正气。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一代大师梅兰芳就明显感到一种威胁，因此他很快就全家由北平搬到上海，更是不遗余力，连续编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以反侵略为主题的戏。抗战开始前，他又借机到香港演出并就此长留香港，蓄须明志。太平洋战争后香港沦陷，他回到上海，从此告别舞台。日寇汉奸胁迫他为“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作祝贺演出时，他竟然不惜给自己打伤寒预防针引发高烧，宁肯身体受损也绝不演出。
　　同样的，作为一代大师，周信芳在“九一八”事变后就编演了《明末遗恨》、《洪承畴》等戏，“八一三”后他又编演了《徽钦二帝》、《香妃》等，都是警惕亡国惨痛、批判汉奸奸臣的。他还在他演出的舞台口两侧，贴出预告海报，一边是《文天祥》，一边是《史可法》。明知不可能演出，但以两位民族英雄之名激励观众，在当时影响极大。
　　还有京剧武生泰斗杨小楼先生，在抗战前就曾拒绝为汉奸演出，抗战开始后他在北平敌伪统治下，坚决不再登台，一直到死。同样是武生大师，盖叫天尽管在抗战期间生活贫困，但仍然几次拒绝为汉奸演出堂会，面对日本宪兵队长也不屈服，给一万元一场也不低头……这仅仅是几位足以代表京剧界的艺术家所具有的民族精神与气节，在当时，一般班社、剧社，无论在北平、上海、重庆、桂林，都曾努力演出各种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鼓舞爱国热情的剧目，也有不少新编戏，如田汉的《江汉渔歌》等。而许多地方剧种，特别是身处战区的剧种如汉剧、楚剧、湘剧、桂剧等的情况也同京剧类似，令人感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因为日方的管控，美英影片在上海销声匿迹，上海的话剧得以快速发展，空前繁荣。《秋海棠》被认为是沦陷时期的经典剧目。该剧的作者是名作家秦瘦鸥，由三大大名导费穆、黄佐临、顾仲彝搬上舞台，著名话剧演员石挥、沈敏、英子等主演。
　　对于《秋海棠》这个名字的由来，初版于1941年的单行本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中国的地形整个儿连起来，酷像一片秋海棠的叶子，而那些野心的国家，更像专吃海棠叶的毛虫，有的已在叶子的边上咬去了一块，有的还在叶中央吞噬着，假使再不能把这些毛虫驱开，这片海棠也就得给他们噬尽了……”可以说，“秋海棠”是“沦陷区”人民的象征形象。“秋海棠”用肉身传达了“国破山河在”的现实，将分裂为“沦陷区”、“大后方”、“解放区”的中国国土形象地刻在“秋海棠”这一个人脸上，血淋淋，活生生，令人心寒，发人深省。
　　1942年12月24日，《秋海棠》由上海艺术剧团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至1943年5月9日落幕，共演200余场，观众18万，其火爆程度前所未有。连张爱玲也称赞此剧“风靡了全上海”，她在文章中这样记述：“《秋海棠》一剧风靡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味气氛的浓，石挥身上的京味或是痞气都让上海滩的观众感到新颖。”有一回演完后谢幕，所有观众站起欢呼，不舍得石挥离去，幕布拉开合上拉开合上足足7次。随后，1944年1月15日至22日，《秋海棠》在兰心剧场慈善义演7场，戏票卖出天价，据著名导演洪谟称，当时有人用支票买剧票，最好的坐席卖到了10000元。
　　不独《秋海棠》，“沦陷期”上海的话剧传奇并未结束，此后《文天祥》、《金小玉》、《党人魂》等剧的上演将其推向顶峰，上海话剧可谓繁花盛开。可以说，抗战时期上海话剧的兴盛，既是此时期社会大变动的结果，也是民族大灾难的一种见证。《新华日报》当时曾撰文评论：“四年来，上海始终守住精神堡垒的任务，而最能发挥战斗力量的就是戏剧，它站在‘心防’的岗位上，拒绝恶势力的腐蚀，担当起‘四百万市民心向祖国’的艰苦工作。”
　　重庆戏剧的辉煌时刻
　　抗战期间，重庆的戏剧进入了鼎盛时期，其普及的程度实属空前，各学校、各职业团体、各军队政治部门几乎都有话剧组织，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也纷纷迁渝，当时在渝的戏剧社团有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出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怒潮剧社（后改名“中国万岁剧团”）、中电剧团、孩子剧团、七七少年剧团等。从编剧、导演、表演各方面看，大后方重庆集中了当时中国剧坛上最强大的阵容。
　　此外，抗战时期重庆戏剧界十分注重开展群众性的大规模戏剧活动。1938年10月，在全国文协和剧协的领导下，举办了第一届戏剧节，持续23天，有500余名戏剧工作者，1000余名业余戏剧爱好者参加了演出活动。戏剧节采取了盛大的街头演出形式，25支演出队同时出动，观众达数十万人，盛况空前。1939年元旦，重庆戏剧界又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晚上，2800多名戏剧界人士高举火炬彩灯在重庆市中区游行，并表演了由7个剧目组成的《抗战建国进行曲》。1940年10月，全国剧协又在重庆举办了第二届戏剧节，这次有15个话剧团和8个其他剧种的剧团参加公演，演出剧目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 　　重庆话剧大量是直接鼓舞抗战热情、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剧目。如《全民总动员》（曹禺、宋之的编剧）、《凤凰城》（吴祖光编剧）、《法西斯细菌》（夏衍编剧）等。还编演了许多批判国民党倒行逆施、贪污腐化、压制民主自由等等社会不公的戏。如曹禺的《蜕变》、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郭沫若的《屈原》、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茅盾的《清明前后》等。重庆话剧舞台的活跃更催生出一批艺术价值上乘的优秀剧目，如曹禺的《北京人》、《家》，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杨村彬的《清宫外史》，夏衍、于伶、宋之的合写的《戏剧春秋》以及不少外国名剧等，蕴涵着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也代表了重庆戏剧的高度。
　　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雾季公演”。抗战时期，重庆饱受日机轰炸，而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为雾季，彼时，日机来犯相对减少，于是，重庆文艺界利用这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雾季公演”就是指从1941年到1944年的雾季举办的几次戏剧汇演，并由此形成了抗战时期重庆戏剧发展的黄金时期。
　　其时，“皖南事变”刚发生，国民党政府加紧政治迫害，强化文化统治，重庆成了一座“死城”。1941年夏秋间，周恩来在南方局文化组一次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对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于是指出：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容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
　　10月11日，“中华剧艺社”这个在南方局支持下的民办话剧团在重庆正式成立，并举行首次演出。随即，“中华剧艺社”和“中国万岁剧团”先后演出了几个话剧，在民众中引起很好的反映。其他一些剧团在此影响下，也相继上演了一些进步话剧。沉寂的戏剧舞台活跃起来，文艺创作随之发展，许多好作品争相问世。
　　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公演轰动山城，将雾季戏剧演出推向高潮，第一个雾季大演出获得巨大胜利。抗战进步戏剧大演出活动还在国统区的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区得到了积极响应，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如火如荼的戏剧运动。
　　从1941年到1944年的4年间，“雾季公演”创下了无数奇迹——共打造了242台进步话剧;剧院观众爆棚，为控制人数，剧组甚至在报纸上登启事，请已看过的观众，把机会让给其他观众;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赵丹、白杨、舒绣文、金山、张瑞芳，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中电剧团……从作家到演员再到剧团，“雾季公演”中所能提及的名字，至今让人振聋发聩。
　　“雾季公演”让重庆人看话剧成为时尚，通宵达旦排队购票常见不鲜。当时每当有演出，排队的人们便成了重庆街头的一大奇观，张瑞芳曾经回忆道：“1942年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戏院隆重上演……在以后的15天里，很多人抱着被子睡到剧场门口，等待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
　　1941年12月15日，刚刚完成《棠棣之花》的郭沫若，收到周恩来的一封来信，“沫兄：剧本读过，我在字句上的斟酌，另纸书上，请考虑。”打开附寄的纸书，郭沫若吓了一跳——这个“字句上的斟酌”，竟包括了二至五幕，长达2000多字的修改。1941年秋天，时逢郭沫若50寿辰暨文学创作25年，阳翰笙选材太平天国史实写出话剧《天国春秋》，揭露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血腥罪行。由于死扣演出证，该剧迟迟不能上演。后来，通过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国民党左派出面协调，11月底《天国春秋》在国泰顺利上演，周恩来、郭沫若等都来看戏。演出后，那句“大敌当前，我们不应当自相残杀！”的经典台词响彻嘉陵江边、歌乐山头。由此可见，长达4年的“雾季公演”，无论是在剧本创作上，还是在演出上，都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支持。
　　一边演出一边募捐
　　不光话剧，当时的重庆，戏曲、曲艺艺术同样空前繁荣。川剧名家荟萃，傅三乾、张德成、周裕祥、刘怀叙等人献艺于此，以“厉家班”为代表的京剧、山东省立曲社为代表的昆曲、傅心一等人率领的“汉剧抗敌宣传队第一队”、钰灵芝等人率领的“洪盛评剧团”、主秀喜的河南坠子、艾金玉的湖北小曲等也纷纷来渝，更有魔术、杂技、评书、滑稽戏、金钱板等民间艺人活跃在山城舞台。外地曲艺名家如富贵花、富少舫、董莲枝等也纷纷来渝，他们同重庆曲艺界人士一起，在老舍先生的领导下，成立了“曲艺抗敌宣传队”。老舍还经常为艺人们编写相声、鼓词等，影响巨大。
　　从武汉辗转来渝的京剧“厉家班”在重庆创排了《七擒孟获》、《二子乘舟》、《暗室晴天》、《明末遗恨》等著名剧目，演出场场爆满。新排的京剧《明末遗恨》描写了李闯王灭崇祯的故事，剧情有太监王承恩向官员们征款的情节。演员们演到此处，停住锣鼓，跑下台去，向观众募捐。观众们则慷慨解囊，支援抗战。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工作虽异，其御侮图存、坚持抗战则一也……”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是1942年春，当时重庆川剧大师张德成在重庆的“川剧演员协会”成立后，向剧界同仁发出的号召。1936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卢作孚和弟弟卢子英在北碚设立了“峡防局游艺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游艺班更名为“抗敌宣传队”。当时，“抗敌宣传队”将著名剧作家田汉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改编为“时装川剧”。演出前，演员要先向民众散发抗日传单，并高呼爱国口号，现场群众抗战热情高涨。这就是当时重庆川剧界特别创排编演的一大批以抗战为题材的“时装川戏”，其中出名的就有《卢沟桥头姊妹花》、《热血青年》、《背父从征》、《枪毙韩复榘》、《台儿庄大捷记》、《八百孤军》等。重庆的“时装川剧”也影响了四川其他地区的川剧艺术创作，掀起编演“时装川剧”的热潮。
　　抗战时期，在重庆举办的第一届戏剧节期间，川剧、京剧、评剧、汉剧以及曲艺、杂技界的人士都参加了演出，各戏曲剧团还在演武厅社交会堂为前方战士征募寒衣，轮流公演，历时八天。这时期，田汉的《江汉渔歌》、《双忠记》、《新会缘桥》、《新儿女英雄传》，欧阳予倩的《梁红玉》、《渔夫恨》、《新桃花扇》，老舍的《忠烈传》，龚啸岚的《岳飞》，徐筱汀的《陆文龙反正》，李大中、张德成合编的《扬州恨》等一批新编戏曲剧本，也陆续为京剧、汉剧、楚剧、川剧、评剧搬演上重庆舞台。
　　观照抗战八年的整个重庆剧坛，不仅在抗日救亡反法西斯斗争中成就卓著，也在演剧艺术上业绩辉煌。艺术家们确乎是文艺界最为活跃的一支队伍，真正担当得上“戏剧兵”的光荣称号。（参考资料：田本相《抗战戏剧》，周勇《重庆抗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