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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辉生前是哈尔滨市一所中学的离休教师。2004年74岁的翁文辉被诊断患上了恶性淋巴瘤。因为化疗引起多脏器功能衰竭，2005年6月1号，他被送进了有着50多年建院历史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之后的两个多月时间，他的家人在这里先后花去139万多元的医药费。其家属按照医生吩咐从国外购买400万元药品用于治疗，但高昂的医药费并未能挽回病人的生命。
550万元“买”来中国目前“最昂贵的死亡”。此事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地震”。
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生病就得进医院看医生，轻则吃药打针，重则住院手术，或许每个人都经历过，以后也不可避免。但据媒体报道，近年来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许多人有病到药店自己买药，有的在医院开了处方不取药，甚至谈“病”色变。药价高、乱开药、虚假药等一系列问题困挠着老百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呢？
难以信任的非营利性医院
2001年，国家明确将医疗机构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种，非营利性医院包括政府医院、企业医院、社区医院和一部分民办医院；营利性医院包括私立医院、股份制医院和中外合资医院。
因为非营利性医院是医疗服务的绝对主体，具有垄断性的市场地位，医院的收入一般包括医疗收入、药品收入和行政拨款事业费三大部分。医院主要靠卖药和收取医疗服务费创收。
医疗服务收费：乱云飞渡
“以药养医”曾经是不少医院抬高药品价格的托辞，言外之意是医疗服务收费低，不足以维持医院的正常开支。因此，医生开大药方、重复检查使患者雪上加霜。来自浙江省审计厅最近的一项抽查表明：浙江省99家医院竟然查出各类违纪违规资金5．21亿元，医院药品价格畸高、医疗服务乱收费两大问题尤为突出。哈尔滨市的翁文辉老人在医院缴纳的收费账单显示，他最多一天输血９４次、还有一天注射盐水１０６瓶。输一次血的最小单位是１００毫升，输血９４次即输进９４００毫升血液，一名成人的全身血液总量只有４５００毫升左右，这就相当于一天给老人全身置换血液两次多，这可能吗？收费账单还显示，在住进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的两个多月里，仅血糖一项就化验了５６３次（不排除错误登记或虚假填报），平均每天将近９次。化验密度之大，让谁都感到困惑。
而仅仅割条小阑尾，哈尔滨一位6岁女童7天的住院费用高达6867．63元，检查项目包括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系列检查，有lg全套检查，尿常规、粪便常规、凝血谱分析全套检查，生化全套检查，仅检验的项目就多达104项，检验报告单有11张。更令其母亲不能接受的是，医院在术后还对她的女儿进行了艾滋病检测，而所有的检测结果都是合格。
某省卫生厅厅长讲过一个真实故事：一位身患重病的农民揣着借来的２０００元钱到省城大医院看病，第一天就把钱花没了，厅长无意中碰到他时，老实巴交的农民正攥着一打检查单据痛哭流涕。他说，有的检查他已经在县医院做过，可这里的医生要求必须重做。
目前我国大型医疗设备使用频繁，但多数是在重复检查，做“无用功”。经检查发现病症的只占检查人数的３０％，远远低于卫生部要求的阳性率达６０％的标准。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半的患者做了不应该做的高价检查。
显然，医疗服务乱收费问题，主要表现在提高医疗收费标准、重复收费和擅自设立收费项目等。
药品、器械价格：虚火正旺
目前中国的医和药是不分家的，国外欧美、发达国家医药分业，医生诊断开方治疗，开了处方以后到社会选购买药，患者有一个知情权和选择权。现在中国85%以上的药品都是医院销售的，医生开方以后马上可以在医院里面买药了，并且医院是以药养医的。2003年药物占医院收入的54.7%，那么2004年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北京十家三甲医院，医院药费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1.7%，就是药费的收入一直是支撑医院发展的主要来源，你如果价格低了，医院就会换一种价格高的替代品销售。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生产的头孢曲松纳1g注射剂，每瓶进价3．23元，可在医院的零售价却摇身一变为40元。医院在药品经销过程中拥有如此高的差价率，这在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换句话说，药价虚高，若论罪魁祸首，倒不是中间的流通环节，而在药品销售的终端——医院。医院在人们心目中本是救死扶伤的圣洁殿堂，然而个别医院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却使得这一神圣的称号有些变味，遭到愈来愈多民众的谴责。
而天价的医疗器械也同样困扰百姓。在山东一家医院里，冠心病缠身多年的叶大爷按照医生的建议做了“风险小、疗效好但费用高”的介入手术，也就是在冠状动脉中植入一个支架，使血流通畅。
手术当天的结账单显示，费用高达54700多元。植入体内的支架和各种辅助器械46000多元，占手术费用的84％；检查化验费4400多元；药品约2300元；体现医生技术价值的诊疗费和手术费加起来只有2000元，还占不到手术费用的4％。
那么，这些高值耗材究竟价值几何？据了解，一套出厂价为8598元的器械，经销商却以23170元的高价卖给医院，医院再加价15％后卖给患者，此时的价格已高达26645．5元。
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生产商、销售商、医院以及医生这四方形成了共同的利益联盟，为维护高额利润而“各司其职”。
在昂贵的医疗器械背后，隐藏着惊人的黑幕——就医对患者而言是具有半强制性的消费，在整个医疗器械销售的利益链条中，不明真相的患者便成为唯一的利益受损者，为生产商、经销商、医院、医生攫取的高额利润“买单”。
收取“红包”：久治不愈
目前收受‘红包’已成为医患双方，特别是重症病人或手术病人进入医院后与医护人员之间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惩罚性措施，预示着收‘红包’的医生将要面临丢饭碗的危险。
但事实上，一些医生依旧我行我素，照收“红包”。究竟什么原因让医生视法规于不顾呢?一位刚开始收“红包”的医生告诉记者：“我收‘红包’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大家都拿到了‘红包’，而当‘红包’也同样摆在自己的面前时，想说拒绝的勇气便没有了。”
有的医生则认为，收“红包”是个人的劳动所得，医生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在病房里和手术台上耗费了全部的青春年华，可是医生的收入水平与其学习及工作中的付出却难成正比，作为他们劳动的一种补偿，“红包”是他们应得收入的必要补充。
我国医院屡禁不止的红包现象，何尝不是医疗制度严重不合理的产物。据了解，我国卫生资源只占世界卫生资源总量的2%，却要为占世界20%的人口提供医疗服务。这样，就出现了与日本相似的情况，医院就是“医老大”，名牌医院更是如此，患者很难自由选择：一方面，医院太少，患者不能因为某家医院收红包就不去看病了；另一方面，家家医院都收红包，患者很难找到不收红包的医院。于是，无论患者多么不愿意，红包毫无商量地变成了一种“规矩”，由当初简单的表达谢意演变成必须支付的“定例”。可以说，只要不扩大卫生资源，只要患者对医院的选择性不成倍地增加，医生收受红包就不会真正杜绝。
更进一步看，法律不是万能的。如果某一现象连法律也无能为力，一定是受到了法律外因素的干扰。在寻求解决之道的时候，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宽些，考虑体制的土壤是否适宜法律的生存。医生收红包屡禁不止的背后，是医疗体制本身存在问题。
550万元“买”来中国目前“最昂贵的死亡”。此事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地震”。
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生病就得进医院看医生，轻则吃药打针，重则住院手术，或许每个人都经历过，以后也不可避免。但据媒体报道，近年来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许多人有病到药店自己买药，有的在医院开了处方不取药，甚至谈“病”色变。药价高、乱开药、虚假药等一系列问题困挠着老百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呢？
难以信任的非营利性医院
2001年，国家明确将医疗机构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种，非营利性医院包括政府医院、企业医院、社区医院和一部分民办医院；营利性医院包括私立医院、股份制医院和中外合资医院。
因为非营利性医院是医疗服务的绝对主体，具有垄断性的市场地位，医院的收入一般包括医疗收入、药品收入和行政拨款事业费三大部分。医院主要靠卖药和收取医疗服务费创收。
医疗服务收费：乱云飞渡
“以药养医”曾经是不少医院抬高药品价格的托辞，言外之意是医疗服务收费低，不足以维持医院的正常开支。因此，医生开大药方、重复检查使患者雪上加霜。来自浙江省审计厅最近的一项抽查表明：浙江省99家医院竟然查出各类违纪违规资金5．21亿元，医院药品价格畸高、医疗服务乱收费两大问题尤为突出。哈尔滨市的翁文辉老人在医院缴纳的收费账单显示，他最多一天输血９４次、还有一天注射盐水１０６瓶。输一次血的最小单位是１００毫升，输血９４次即输进９４００毫升血液，一名成人的全身血液总量只有４５００毫升左右，这就相当于一天给老人全身置换血液两次多，这可能吗？收费账单还显示，在住进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的两个多月里，仅血糖一项就化验了５６３次（不排除错误登记或虚假填报），平均每天将近９次。化验密度之大，让谁都感到困惑。
而仅仅割条小阑尾，哈尔滨一位6岁女童7天的住院费用高达6867．63元，检查项目包括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系列检查，有lg全套检查，尿常规、粪便常规、凝血谱分析全套检查，生化全套检查，仅检验的项目就多达104项，检验报告单有11张。更令其母亲不能接受的是，医院在术后还对她的女儿进行了艾滋病检测，而所有的检测结果都是合格。
某省卫生厅厅长讲过一个真实故事：一位身患重病的农民揣着借来的２０００元钱到省城大医院看病，第一天就把钱花没了，厅长无意中碰到他时，老实巴交的农民正攥着一打检查单据痛哭流涕。他说，有的检查他已经在县医院做过，可这里的医生要求必须重做。
目前我国大型医疗设备使用频繁，但多数是在重复检查，做“无用功”。经检查发现病症的只占检查人数的３０％，远远低于卫生部要求的阳性率达６０％的标准。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半的患者做了不应该做的高价检查。
显然，医疗服务乱收费问题，主要表现在提高医疗收费标准、重复收费和擅自设立收费项目等。
药品、器械价格：虚火正旺
目前中国的医和药是不分家的，国外欧美、发达国家医药分业，医生诊断开方治疗，开了处方以后到社会选购买药，患者有一个知情权和选择权。现在中国85%以上的药品都是医院销售的，医生开方以后马上可以在医院里面买药了，并且医院是以药养医的。2003年药物占医院收入的54.7%，那么2004年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北京十家三甲医院，医院药费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1.7%，就是药费的收入一直是支撑医院发展的主要来源，你如果价格低了，医院就会换一种价格高的替代品销售。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生产的头孢曲松纳1g注射剂，每瓶进价3．23元，可在医院的零售价却摇身一变为40元。医院在药品经销过程中拥有如此高的差价率，这在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换句话说，药价虚高，若论罪魁祸首，倒不是中间的流通环节，而在药品销售的终端——医院。医院在人们心目中本是救死扶伤的圣洁殿堂，然而个别医院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却使得这一神圣的称号有些变味，遭到愈来愈多民众的谴责。
而天价的医疗器械也同样困扰百姓。在山东一家医院里，冠心病缠身多年的叶大爷按照医生的建议做了“风险小、疗效好但费用高”的介入手术，也就是在冠状动脉中植入一个支架，使血流通畅。
手术当天的结账单显示，费用高达54700多元。植入体内的支架和各种辅助器械46000多元，占手术费用的84％；检查化验费4400多元；药品约2300元；体现医生技术价值的诊疗费和手术费加起来只有2000元，还占不到手术费用的4％。
那么，这些高值耗材究竟价值几何？据了解，一套出厂价为8598元的器械，经销商却以23170元的高价卖给医院，医院再加价15％后卖给患者，此时的价格已高达26645．5元。
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生产商、销售商、医院以及医生这四方形成了共同的利益联盟，为维护高额利润而“各司其职”。
在昂贵的医疗器械背后，隐藏着惊人的黑幕——就医对患者而言是具有半强制性的消费，在整个医疗器械销售的利益链条中，不明真相的患者便成为唯一的利益受损者，为生产商、经销商、医院、医生攫取的高额利润“买单”。
收取“红包”：久治不愈
目前收受‘红包’已成为医患双方，特别是重症病人或手术病人进入医院后与医护人员之间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惩罚性措施，预示着收‘红包’的医生将要面临丢饭碗的危险。
但事实上，一些医生依旧我行我素，照收“红包”。究竟什么原因让医生视法规于不顾呢?一位刚开始收“红包”的医生告诉记者：“我收‘红包’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大家都拿到了‘红包’，而当‘红包’也同样摆在自己的面前时，想说拒绝的勇气便没有了。”
有的医生则认为，收“红包”是个人的劳动所得，医生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在病房里和手术台上耗费了全部的青春年华，可是医生的收入水平与其学习及工作中的付出却难成正比，作为他们劳动的一种补偿，“红包”是他们应得收入的必要补充。
我国医院屡禁不止的红包现象，何尝不是医疗制度严重不合理的产物。据了解，我国卫生资源只占世界卫生资源总量的2%，却要为占世界20%的人口提供医疗服务。这样，就出现了与日本相似的情况，医院就是“医老大”，名牌医院更是如此，患者很难自由选择：一方面，医院太少，患者不能因为某家医院收红包就不去看病了；另一方面，家家医院都收红包，患者很难找到不收红包的医院。于是，无论患者多么不愿意，红包毫无商量地变成了一种“规矩”，由当初简单的表达谢意演变成必须支付的“定例”。可以说，只要不扩大卫生资源，只要患者对医院的选择性不成倍地增加，医生收受红包就不会真正杜绝。
更进一步看，法律不是万能的。如果某一现象连法律也无能为力，一定是受到了法律外因素的干扰。在寻求解决之道的时候，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宽些，考虑体制的土壤是否适宜法律的生存。医生收红包屡禁不止的背后，是医疗体制本身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