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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在非洲立国只有45年，如今因为一个叫“喵”的小说家而扬名世界。
长篇小说，甚至一切附着于文字之上的文学，都不属于莫桑比克的传统。但米亚·科托（Mia Couto）正在帮助建立这种传统。他独特的小说注定将成为国家的史诗——关于民族与战争、创伤与愈合、记忆与遗忘。
“如果你去过莫桑比克，就会理解这一点：所有人都想忘记内战，仿佛它根本没有存在过。这种失忆成为共识。”科托说。
失忆是不可原谅的。所以他决定写小说，让“文学与诗歌前来拯救这场记忆的浩劫”。
米亚·科托本名安东尼奥·埃米利奥·莱特·科托，乃第一代葡萄牙白人移民的后代，1955年生于莫桑比克（旧称比剌）中部索法拉省（孙剌）首府贝拉，这里是郑和下西洋时抵达的最远端，明史称之为“去中华绝远”之地。
“马路对面就是非洲。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界限。但在家里，我们受到鼓励越过这道界限。我和黑人孩子一起玩，听他们讲故事，说他们的语言。我很幸运。”科托对《卫报》回忆。
1971年，16岁的科托来到首都洛伦索马贵斯（独立后更名马普托），在洛伦索马贵斯大学研读医药。这一年，在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马克思主义政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掌控了境内四分之一的土地。像他的哥哥一样，科托也加入了解放阵线，成了反抗白人殖民主义的先锋队的一员，梦想着成为切·格瓦拉那样的战士，即使这意味着在邻居们眼中，他成了白奸——种族的叛徒。他哥哥上了白人除奸队的黑名单。他们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1974年，葡萄牙爆发了康乃馨革命，推翻了独裁政权。里斯本新政府顺应世界潮流，采行去殖民化政策，很快與解放阵线签署了停战协定。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宣告独立。新成立的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迅速与朝鲜等国签订了一系列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走上了亲朝亲苏的社会主义道路。
独立前一年，刚上大三的科托暂停了学业，服从党组织的工作安排，渗透进白人殖民主义的《论坛报》做记者，而后又到新成立的莫新社（1977～1978）、《时代》杂志（1978～1981）和《新闻报》（1981～1985）担任社长和总编。
1978年春天，首任总统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和夫人格拉萨·马谢尔（后来再嫁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率领莫桑比克党政代表团访问了朝鲜、蒙古、中国和匈牙利，由24岁的科托主编的《时代》杂志在6月24日特刊的封面上，刊印了金日成和华国锋热烈欢迎萨莫拉总统的大幅照片。内文对访朝活动的报道多达14页，足见两国关系之亲密。
米亚·科托。图/SIPA
另据《人民日报》同年5月29日头版所刊消息，华国锋在会见他和夫人一行时说：“萨莫拉总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在你们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我们就和你们站在一起。”
任职《时代》期间，对解放阵线的宣传路线，科托逐渐产生了不同的意见。1985年，他30岁，开始从宣传口的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回到已更名为爱德华多·蒙德拉内大学的母校，完成生物学学业，1989年留校任教。
他妻子帕特里夏是血液学学者。他们的女儿是演员。两个儿子像他一样，都是生物学家。
科托见过战争的创伤，也经历了革命的残酷。当年，印刷工人抓住一个男人，揭发他蓄意破坏机器，并要把他交给革命警察法办时，科托允许他回家和妻子道别。“她来了，说他自杀了。”他对《卫报》的马娅·贾吉指了指自己的脖子，“我永远忘不了这事。我那时19岁。”
因为爱猫，安东尼奥·科托很小的时候就给自己改了名，叫“米亚”，相当于葡萄牙语里的“喵”。
小时候，家里的游廊上常有野猫来访，妈妈会给它们准备吃的。
“我父母拍过照片，当时我三岁，在游廊上跟猫在一起，同吃同睡。”他告诉《卫报》，“我不只喜欢猫，我认为自己也是一只猫。”有一天，他对父母宣布，他不叫安东尼奥了，他要叫喵。“他们很拿我当回事，”他对《巴黎评论》说，“给自己起名字这件事就成了我的第一个虚构作品。我有了一个角色，我现在仍然在为那个他写作。”
革命后跑遍全国城乡的记者经历，对民众语言和生活的深入了解，为米亚·科托日后成为小说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1983年，他就出版了首本诗集《露水之根》，但第一本小说《梦游之地》直到1992年才问世。
中间这段漫长的静默，是因为内战。
国家独立后的第二年，由于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不满解放阵线的一党专政，于是在罗德西亚和种族主义南非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战争一打就是十六年，直到1992年，才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而结束。
“我感到战争不结束，我就写不了它。每一天都是对活下去的挑战。”他回忆说。一个同事全家都被杀死了，他们遭到了伏击。“那是一场恐怖主义的战争。”科托说。
无论如何，他意识到自己是幸存者，为此感到内疚，并生出责任感，仿佛冥冥之中有个人指着他说：你活下来了，是因为你将成为那个讲出这故事的人。
“战争如同监狱的墙，横亘在我们内心深处。”科托在《梦游之地》的中译本序言里写道，“它杀死了道路，盗走了我们做梦的能力，以此完成了最后一场摧城拔寨。那些让国家沦为焦土的人一贯这样做：他们偷走了所有人做梦的能力。”
《梦游之地》描写了战争的创伤。在内战造成的废墟上，一个老人带着孤儿穆伊丁加，发现了一辆烧毁的公共汽车，拿这儿做了暂时的栖身之所，哪怕车里还有多具扭曲的炭化残尸。穆伊丁加在座位下面找到一摞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一个名叫金祖的男人寻子的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和穆伊丁加的故事逐渐靠拢，最终汇合到了一起。莫桑比克，这个阿非利加的孤儿，正在艰难地走上创伤愈合的长路。 《梦游之地》曾被搬上歌剧舞台，词作者是瑞典已故的马克思主义推理小说家亨宁·曼克尔。
科托是殖民主义者眼中的白奸，却是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真正的非洲人。亨宁·曼克尔说他是“揣着一颗非洲心的白人”。
他也以自己身上这种二元性为荣。“我是白人，也是非洲人;”他告诉《卫报》，“是欧洲人和莫桑比克人的儿子;是生活在一个高度宗教化世界里的科学家;是一个口述社会里的作家。这些个世界明显是矛盾的，我喜欢把它们合而为一，因为它们是我的一部分。当我想到一个角色，那一定是个黑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莫桑比克人都是黑人……我想讲的是分界线上的故事，这些故事跨越了边界。”
小说《耶稣撒冷》出版于2009年，描写主人公西尔韦斯特雷带着家人和男仆逃离城市，来到一处荒野，建起“一个孤独、沉寂与遗忘的国度”，并取名耶稣撒冷，宣称世界已经终结，其他所有人都已死去。儿子在沉默的营地里长大，十一岁了还没见过女人，只有一头名叫耶洗别的娇俏母驴陪伴着暴君般的父亲。科托说，他想借此表明革命摧毁了旧世界，却无力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这个被一些人称为‘全球化’的村庄里，在这个始终在表演的村庄里，完全听不到独属于我们的声音。这不仅因为别人不肯聆听我们，更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自己的声音。”
在科托2012年的小说《母狮的忏悔》中，沉默的姐姐西伦夏命丧狮腹，残疾的玛丽亚玛痛感莫桑比克女人在男人的压迫下生不如死，于是化身食女的母狮，立誓杀光全世界的女人，让人类灭绝好了，以此来报复万恶的男权和父权社会。“黑暗向我揭示出那属于夜晚的灵魂：一只母狮。我就是一只活在人身体里的母狮。我的外形是人，但我的生命是一场缓慢的蜕变：脚转化为狮足，指甲转化为狮爪，头发变为毛，下巴变为狮子的下颚。”玛丽亚玛说，“今夜我将和狮子一同启程。明天起，各个村庄将会因为我的咆哮而颤抖。猫头鹰会因为恐惧夜晚而改变习性，在白天出没。”
莫桑比克位于非洲东南部，原为葡属东非。葡萄牙语是莫桑比克的官方语言，也是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赤道几内亚的官方语言。
“莫桑比克是一个广袤的国度，既广且新。”科托说，“这里有二十五种不同的语言。自1975年独立伊始，葡语便成了官方语言。三十年前，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说葡语，而讽刺的是，这门语言借自殖民者，却最终否定了殖民历史。三十年前，几乎没有莫桑比克人的母语是葡萄牙语。现在，12%的莫桑比克人将葡语作为第一语言。相当多的人能听懂或会说葡语，只是在葡语的规范之中深深打下了非洲文化之根的烙印。”
随着独立，非洲的葡语文学也相应地摆脱了葡萄牙“海外领地文学”的身份，成为本地的和民族的文学。
莫桑比克第一个大诗人是鲁伊·德·诺罗尼亚（1909～1943）。若泽·克拉韦里尼亚（1922-2003）则是所有莫桑比克诗人当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小说在莫桑比克发展较晚，直到1952年，才出现第一部短篇集《戈迪多》。但此后的作家越来越重视小说了。1980年12月，莫桑比克作家协会宣告成立。
2015年，米亚·科托和两个兄弟费尔南多·阿马多、阿曼多·若热一起，用已故父亲的名义成立了费尔南多·莱特·科托基金会，以光大莫桑比克的艺术、文化和文学为己任。会所坐落于首都马普托的金日成大街961号。
作为最重要的和外译最广的莫桑比克作家，科托获得了葡语世界的诺贝尔奖——2013年的卡蒙斯奖和美国的诺贝尔奖——2014年的诺伊施塔特国际文学奖。
他的作品已经被译成包括汉语在内的二十余种语言。近年来，他一直被看作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他将标准葡萄牙语、非洲农村语汇、内战历史和口述文学中当地人民习以为常的恐怖魔幻传统混合在一起，既突出了莫桑比克文学的民族性，对更广大的葡语文学而言，也有创新和丰富之功。
科托曾用亲身经历讲解欧洲和非洲两个世界、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之间巨大的不同。
某次，一群瑞典科学家到莫桑比克农村考察，译员不知怎样介绍他们，因为当地的语言里没有“科學家”这个词，只好称他们为“男巫”。莫桑比克的语言里也没有“穷人”这个词，在这里，穷人指的是孤儿——不是没有财产的人，而是失去了家庭关系网的人。
科托理解这种不同，珍视这种不同。的确，对任何一个有雄心、有才华的作家来说，这种不同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长篇小说，甚至一切附着于文字之上的文学，都不属于莫桑比克的传统。但米亚·科托（Mia Couto）正在帮助建立这种传统。他独特的小说注定将成为国家的史诗——关于民族与战争、创伤与愈合、记忆与遗忘。
“如果你去过莫桑比克，就会理解这一点：所有人都想忘记内战，仿佛它根本没有存在过。这种失忆成为共识。”科托说。
失忆是不可原谅的。所以他决定写小说，让“文学与诗歌前来拯救这场记忆的浩劫”。
地下党员和殖民者眼中的白奸
米亚·科托本名安东尼奥·埃米利奥·莱特·科托，乃第一代葡萄牙白人移民的后代，1955年生于莫桑比克（旧称比剌）中部索法拉省（孙剌）首府贝拉，这里是郑和下西洋时抵达的最远端，明史称之为“去中华绝远”之地。
“马路对面就是非洲。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界限。但在家里，我们受到鼓励越过这道界限。我和黑人孩子一起玩，听他们讲故事，说他们的语言。我很幸运。”科托对《卫报》回忆。
1971年，16岁的科托来到首都洛伦索马贵斯（独立后更名马普托），在洛伦索马贵斯大学研读医药。这一年，在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马克思主义政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掌控了境内四分之一的土地。像他的哥哥一样，科托也加入了解放阵线，成了反抗白人殖民主义的先锋队的一员，梦想着成为切·格瓦拉那样的战士，即使这意味着在邻居们眼中，他成了白奸——种族的叛徒。他哥哥上了白人除奸队的黑名单。他们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1974年，葡萄牙爆发了康乃馨革命，推翻了独裁政权。里斯本新政府顺应世界潮流，采行去殖民化政策，很快與解放阵线签署了停战协定。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宣告独立。新成立的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迅速与朝鲜等国签订了一系列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走上了亲朝亲苏的社会主义道路。
独立前一年，刚上大三的科托暂停了学业，服从党组织的工作安排，渗透进白人殖民主义的《论坛报》做记者，而后又到新成立的莫新社（1977～1978）、《时代》杂志（1978～1981）和《新闻报》（1981～1985）担任社长和总编。
1978年春天，首任总统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和夫人格拉萨·马谢尔（后来再嫁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率领莫桑比克党政代表团访问了朝鲜、蒙古、中国和匈牙利，由24岁的科托主编的《时代》杂志在6月24日特刊的封面上，刊印了金日成和华国锋热烈欢迎萨莫拉总统的大幅照片。内文对访朝活动的报道多达14页，足见两国关系之亲密。
另据《人民日报》同年5月29日头版所刊消息，华国锋在会见他和夫人一行时说：“萨莫拉总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在你们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我们就和你们站在一起。”
任职《时代》期间，对解放阵线的宣传路线，科托逐渐产生了不同的意见。1985年，他30岁，开始从宣传口的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回到已更名为爱德华多·蒙德拉内大学的母校，完成生物学学业，1989年留校任教。
他妻子帕特里夏是血液学学者。他们的女儿是演员。两个儿子像他一样，都是生物学家。
科托见过战争的创伤，也经历了革命的残酷。当年，印刷工人抓住一个男人，揭发他蓄意破坏机器，并要把他交给革命警察法办时，科托允许他回家和妻子道别。“她来了，说他自杀了。”他对《卫报》的马娅·贾吉指了指自己的脖子，“我永远忘不了这事。我那时19岁。”
战争毁灭了人民做梦的能力
因为爱猫，安东尼奥·科托很小的时候就给自己改了名，叫“米亚”，相当于葡萄牙语里的“喵”。
小时候，家里的游廊上常有野猫来访，妈妈会给它们准备吃的。
“我父母拍过照片，当时我三岁，在游廊上跟猫在一起，同吃同睡。”他告诉《卫报》，“我不只喜欢猫，我认为自己也是一只猫。”有一天，他对父母宣布，他不叫安东尼奥了，他要叫喵。“他们很拿我当回事，”他对《巴黎评论》说，“给自己起名字这件事就成了我的第一个虚构作品。我有了一个角色，我现在仍然在为那个他写作。”
革命后跑遍全国城乡的记者经历，对民众语言和生活的深入了解，为米亚·科托日后成为小说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1983年，他就出版了首本诗集《露水之根》，但第一本小说《梦游之地》直到1992年才问世。
中间这段漫长的静默，是因为内战。
国家独立后的第二年，由于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不满解放阵线的一党专政，于是在罗德西亚和种族主义南非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战争一打就是十六年，直到1992年，才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而结束。
“我感到战争不结束，我就写不了它。每一天都是对活下去的挑战。”他回忆说。一个同事全家都被杀死了，他们遭到了伏击。“那是一场恐怖主义的战争。”科托说。
无论如何，他意识到自己是幸存者，为此感到内疚，并生出责任感，仿佛冥冥之中有个人指着他说：你活下来了，是因为你将成为那个讲出这故事的人。
“战争如同监狱的墙，横亘在我们内心深处。”科托在《梦游之地》的中译本序言里写道，“它杀死了道路，盗走了我们做梦的能力，以此完成了最后一场摧城拔寨。那些让国家沦为焦土的人一贯这样做：他们偷走了所有人做梦的能力。”
《梦游之地》描写了战争的创伤。在内战造成的废墟上，一个老人带着孤儿穆伊丁加，发现了一辆烧毁的公共汽车，拿这儿做了暂时的栖身之所，哪怕车里还有多具扭曲的炭化残尸。穆伊丁加在座位下面找到一摞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一个名叫金祖的男人寻子的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和穆伊丁加的故事逐渐靠拢，最终汇合到了一起。莫桑比克，这个阿非利加的孤儿，正在艰难地走上创伤愈合的长路。 《梦游之地》曾被搬上歌剧舞台，词作者是瑞典已故的马克思主义推理小说家亨宁·曼克尔。
非洲的沉默和母狮的愤怒
科托是殖民主义者眼中的白奸，却是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真正的非洲人。亨宁·曼克尔说他是“揣着一颗非洲心的白人”。
他也以自己身上这种二元性为荣。“我是白人，也是非洲人;”他告诉《卫报》，“是欧洲人和莫桑比克人的儿子;是生活在一个高度宗教化世界里的科学家;是一个口述社会里的作家。这些个世界明显是矛盾的，我喜欢把它们合而为一，因为它们是我的一部分。当我想到一个角色，那一定是个黑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莫桑比克人都是黑人……我想讲的是分界线上的故事，这些故事跨越了边界。”
小说《耶稣撒冷》出版于2009年，描写主人公西尔韦斯特雷带着家人和男仆逃离城市，来到一处荒野，建起“一个孤独、沉寂与遗忘的国度”，并取名耶稣撒冷，宣称世界已经终结，其他所有人都已死去。儿子在沉默的营地里长大，十一岁了还没见过女人，只有一头名叫耶洗别的娇俏母驴陪伴着暴君般的父亲。科托说，他想借此表明革命摧毁了旧世界，却无力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这个被一些人称为‘全球化’的村庄里，在这个始终在表演的村庄里，完全听不到独属于我们的声音。这不仅因为别人不肯聆听我们，更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自己的声音。”
在科托2012年的小说《母狮的忏悔》中，沉默的姐姐西伦夏命丧狮腹，残疾的玛丽亚玛痛感莫桑比克女人在男人的压迫下生不如死，于是化身食女的母狮，立誓杀光全世界的女人，让人类灭绝好了，以此来报复万恶的男权和父权社会。“黑暗向我揭示出那属于夜晚的灵魂：一只母狮。我就是一只活在人身体里的母狮。我的外形是人，但我的生命是一场缓慢的蜕变：脚转化为狮足，指甲转化为狮爪，头发变为毛，下巴变为狮子的下颚。”玛丽亚玛说，“今夜我将和狮子一同启程。明天起，各个村庄将会因为我的咆哮而颤抖。猫头鹰会因为恐惧夜晚而改变习性，在白天出没。”
他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
莫桑比克位于非洲东南部，原为葡属东非。葡萄牙语是莫桑比克的官方语言，也是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赤道几内亚的官方语言。
“莫桑比克是一个广袤的国度，既广且新。”科托说，“这里有二十五种不同的语言。自1975年独立伊始，葡语便成了官方语言。三十年前，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说葡语，而讽刺的是，这门语言借自殖民者，却最终否定了殖民历史。三十年前，几乎没有莫桑比克人的母语是葡萄牙语。现在，12%的莫桑比克人将葡语作为第一语言。相当多的人能听懂或会说葡语，只是在葡语的规范之中深深打下了非洲文化之根的烙印。”
随着独立，非洲的葡语文学也相应地摆脱了葡萄牙“海外领地文学”的身份，成为本地的和民族的文学。
莫桑比克第一个大诗人是鲁伊·德·诺罗尼亚（1909～1943）。若泽·克拉韦里尼亚（1922-2003）则是所有莫桑比克诗人当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小说在莫桑比克发展较晚，直到1952年，才出现第一部短篇集《戈迪多》。但此后的作家越来越重视小说了。1980年12月，莫桑比克作家协会宣告成立。
2015年，米亚·科托和两个兄弟费尔南多·阿马多、阿曼多·若热一起，用已故父亲的名义成立了费尔南多·莱特·科托基金会，以光大莫桑比克的艺术、文化和文学为己任。会所坐落于首都马普托的金日成大街961号。
作为最重要的和外译最广的莫桑比克作家，科托获得了葡语世界的诺贝尔奖——2013年的卡蒙斯奖和美国的诺贝尔奖——2014年的诺伊施塔特国际文学奖。
他的作品已经被译成包括汉语在内的二十余种语言。近年来，他一直被看作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他将标准葡萄牙语、非洲农村语汇、内战历史和口述文学中当地人民习以为常的恐怖魔幻传统混合在一起，既突出了莫桑比克文学的民族性，对更广大的葡语文学而言，也有创新和丰富之功。
科托曾用亲身经历讲解欧洲和非洲两个世界、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之间巨大的不同。
某次，一群瑞典科学家到莫桑比克农村考察，译员不知怎样介绍他们，因为当地的语言里没有“科學家”这个词，只好称他们为“男巫”。莫桑比克的语言里也没有“穷人”这个词，在这里，穷人指的是孤儿——不是没有财产的人，而是失去了家庭关系网的人。
科托理解这种不同，珍视这种不同。的确，对任何一个有雄心、有才华的作家来说，这种不同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