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鲁国有一对邻居，一家姓施，一家姓孟。两家分别都有两个儿子，更巧的是两家的儿子都一个爱好学问，一个爱好兵法。
　　施家的两个儿子，分别去齐国和楚国游说：爱好学问的儿子去了齐国，齐国国君很欣赏他宣讲的仁义之道，遂让他担任众公子的老师；爱好兵法的儿子去了楚国，楚王很欣赏他的用兵之道，遂任命他为军师。就這样，两个儿子都获得了重用，施家很快富贵起来。
　　看到施家的情况，孟家的两个儿子就来到施家求教，施家的两个儿子据实告诉了他们。于是，孟家的两个儿子分别前往秦国和卫国游说：爱好学问的儿子以仁义的道理游说秦王，秦王大怒，对他施以酷刑，然后释放了他；爱好兵法的儿子以兵法游说卫王，卫国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他们求取平安的方法就是保持中立，因此卫王命人砍掉其双腿，再逐回鲁国。
　　孟家两个儿子回到鲁国后，他们父子捶胸顿足地向施氏抱怨。施氏说了一番很耐人寻味的话：“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子道与吾同，而功与吾异，失时者也，非行之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非定是非也。投隙抵时，应事无方，属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术如吕尚，焉往而不穷哉？”
　　孟家父子听完这番话，顿时怒气全消，并说道：“我们懂这个道理了，请不必再说！”
　　孟氏二子的悲哀就在于，看到别人“吃香的喝辣的”心里就痒痒，于是简单套用别人的成功经验，不问实际情形，机械模仿别人的做法，对一心想以武力征服天下的秦王大谈仁义，对一心想以中立求平安的弱小卫国大谈兵法，最后只能事与愿违，非但没有得到想要的荣华富贵，反而自取其辱。而施氏的一番话让孟氏父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世间的事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总是这样的，也没有总不是这样的。以前采用的东西，现在有的已经抛弃了；现在丢弃的东西，后世或许又会加以使用。这种用与不用，是没有一定之规的。抓住时机，见机行事，灵活地处理问题，方为智慧，才是上策。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学校管理也日趋复杂化、个别化。这也决定了学校在管理过程中必须遵循实践性的特点，根据问题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法。甲校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是基于其特有的“土壤、空气、水分、阳光”。乙校不分实际，简单移植，要么难以成活，要么是“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现在基础教育领域，讲中学，言必称北京十一学校；讲小学，言必称清华附小，多少人“蜂拥而至”前往取经，就像前些年去“杜郎口”、去“洋思”朝圣一样。无疑，它们是一面旗帜，一个标杆，一个样板，但是，它们都有其难以复制的办学背景和条件。如果我们像孟氏兄弟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机械地模仿施氏兄弟的做法，可能不会有好的成效。比如走班制、选课制，都是很好的做法，是基础教育未来的方向，是实现学生“有个性全面发展”的有效形式，但问题是，我们很多“巨型学校”“大班额”，有多少教室招多少个班，根本就没有富余的场地，连功能教室都没两间，你走班往哪走？教育教学资源匮乏，只有“主课”（说白一点就是中考、高考必考科目）教师，“术科”教师配备不足，选课拿什么给学生选？这个道理应该不难明白，但我们就是有那么些校长，今天参观这所学校，带回一株“牡丹”，明天考察那所学校，带回一株“郁金香”，栽种在“自家的花园”里，希望也能“国色天香”。我不禁想起当年陶行知先生的话，他将那些盲从外国的人比喻为东洋车夫，“自各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把他们在外国学来的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不问适合国情与否，只以为这是文明国里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里拉过来，再硬灌在天真烂漫的儿童心坎里，这样儿童们都给他弄得半死不活了，中国亦就给他做得奄奄一息了！我以前也是把外国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的东洋车夫之一，不过我现在觉到这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他说的是“洋车夫”，可是现在国内拉来拉去的“孟氏土车夫”也不在少数。
　　上述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学校办学过程中，务必立足于自身，立足于现实，对实际情况进行足够的调查分析，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