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4月，南越湄公河三角洲一带的天气已经开始转热了。查克·哈格尔和他的胞弟在南越前线重伤痊愈后回到部队不久，他们一同乘坐的装甲车就压到了路边一个反装甲地雷。混乱中，哈格尔把受伤的老弟和其他几位战友急忙拖出了被炸坏了装甲车。他们刚离开装甲车不远，车上的弹药就爆炸了，这一炸，把这两个刚出院不久的同胞兄弟又送回到了医院。
　　就在哈格尔受伤后几个月，约翰·克里也来到了越南战场，指挥有五六位乘员的15米长快艇，在南越众多的危险的河道里巡逻和作战。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克里3次受伤，多次因为作战勇敢而授勋。可是，克里一边与越共作战，一边开始反思这场战争的意义，直到他回国后公开质疑越战的正义性，并成为当时“老兵反对越战”组织的发言人和美国反战的指标性人物。
　　这两位加在一起共得了5枚美军紫心勋章的越战英雄，返回美国后，常去越战纪念碑抚摸刻记在黑色大理石上战友的名字，也常常独自到阿灵顿国家公墓凭吊昔日战友。他们没有一天不在思考着这场战争到底对他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对美国、对亚洲和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想从中找到人生乃至人类未来等一些问题的答案。他们最终都走上了从政的道路，一个共和党人，一个民主党人，在美国参议院相处多年，曾在同一个委员会共事，并成为好友。
　　上周，哈格尔和克里被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出任下一届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如果能通过参院表决的话，他们俩又将会一同掌管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外交和国防重任，直接参与美国的外交和国防重大政策的决策，尤其是参与制定有关亚洲和中国的相关政策，对美中关系将影响深远。
　　如果把美国外交和安全团队比喻成一匹五驾马车的话，那毫无疑问，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是这五驾马车中领头的第一和第二位。尽管下一届美国外交和安全团队中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联合国大使的人选尚未最后确定，但是从目前奥巴马提名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情局长人选看，下一任的外交和安全团队可以说是更为符合奥巴马务实与理想主义并重的外交理念，更为符合美国急需调整其全球布局的战略需要，更为有利与美中之间展开有意义的战略对话与互信的一个团队。
　　哈格尔和克里都是美国政界德高望重的重量级人物。更为重要的是，两人的所谓“世界观”极为相近。他们都是非常强调美国要更多地发挥软实力和美国的道义影响力，而不是像小布什用军事硬实力来治理和改造世界。他们俩都是多边主义的积极提倡者，强调国际秩序和合作，强烈反对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这些当然是和他们在越战丛林中的经历与反思息息相关的。
　　尽管两人都赞同美国应该继续保持强大的军力，但是他们都认为在今天美国财政空前紧张的现实下，美国外交和国防必须不仅知道有所为，还更应知道有所不为。两人都赞同美国国防开支要缩减，以配合全国的财政勒紧腰带。军人出身的两位在说服军方调整部署，缩减开支方面比不是军人出身的职业政客更有说服力和分量。对共和党人出身的哈格尔来讲这更是难能可贵了。
　　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出台两年多来，前期推出了大量，或者说是太多的军事调整和部署动作。在不会改变这个政策的前提下，哈格尔和克里作为具体的执行者，重返亚洲政策的内容可能会作出一些调整，转向更多的外交和经济等软实力方向。而这样的“重返亚洲”政策和中国的崛起当然有着更多的“和平共处”的基础。
　　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两人对华政策应该说是相对平衡，务实和友好的。1996年哈格尔刚当选参议员不久，就投票赞成给予中国延续贸易最惠国待遇，这在当年还是有些争议和风险的。同样，克里在前几次投票反对给予中国延续最惠国后，在民主党参议员中率先改投赞同票，也引起一些民主党议员和一些团体的不满。
　　在整个1990年代，美国国会议员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投票是当时衡量一个议员对华是否“友好”的主要指标。在克里做参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期间，无论是他还是哈格尔，两人在一些关键的对台议题上还是能做到“顾全大局”的，没有一边倒地支持台湾的游说。
　　一句话，在美国现有的外交和国防圈子里，很难想象还能找到对华事务上更为理想的团队了。
　　40多年前，当哈格尔和弟弟被炸伤后躺在运伤员的直升机上，驾驶员正在播放一首流行歌曲，歌词大意说“你和我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当时哈格尔就在想：如果我还能活着离开越南战场，如果我这辈子还会有任何影响力的话，我一定会竭尽所能阻止战争。40多年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