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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初刊于1943年《天地》杂志第2期，后收入《传奇》中。张爱玲在小说中多次论及“好人”与“真人”。可见，小说中对于“好人”与“真人”的定义主要源于女主人公吴翠远的评价，那么在她的眼中，如何界定“好人”与“真人”？男主吕宗桢为何从“真人”变成了“好人”？张爱玲又是如何辨析两者的呢？作者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孤立的艺术空间：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吕宗桢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一个圆满的家庭，但他却企图改变。电车的封锁使吕宗桢注意到坐在对面的大学英语助教吴翠远，从主动搭讪到互相调情再到谈婚论嫁，这戏剧性的场景随着封锁开始，又随着解封落幕。在叙事文本中，时空经常作为一个二元结构而存在。但在小说《封锁》中，时间在电车里消解了，故事情节的发展由人物的空间位置来推动。从相见、相识到相知，电车这一封闭时空体的形成，为男女主人公欲望与本能的释放提供了一个理想性的封闭空间。在小说中，可以看到吕宗桢怎样由熏鱼想到夫人托自己买的菠菜包子，进而埋怨她的不体贴;又怎样由躲避自己的表侄董培芝而去调戏对面的吴翠远……男女主人公的思想意识并未受到时空的限定而缩小，反而异常活跃，小说中大量的细节描写和对两位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刻画，使现代性的电车与非现代性的思想行为之间充满了张力，吕宗桢的形象也历经了从“真人”到“好人”的转变。
一、“好人”与“真人”的相遇：孤立时空中的罗曼蒂克
“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这是电车封锁的伊始。“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时间与空间。”这是电车解封的讯号。并无差异的首尾重复，提示着时间流动的起始和终止，形成了具有空间立体感的环形叙述结构。在小说的开篇，电车轨道“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词组的反复使用和重复出现，延滞了时间的流动，也模糊了时间的精度。因此，在封锁开始后，车内的乘客几乎感受不到时间的流动，小说中除了一个“四点半”，再无多余的时间提示。对时间感知的弱化，使人们聚焦于空间发生的改变。在这样一个时空体里，“好人”的面具被暂时卸下，男女主人公沉浸在“真人”的快乐与爱情里。
电车这个由封锁造成的密闭空间，对乘客们而言是不同于日常生活状态的另一个空间。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吕宗桢和吴翠远如果不是这场“封锁”，或许永远不会相遇，更不会有从邂逅到互相留下电话号码这场“戏剧”的上演。吕宗桢在生活中有着一份体面的会计师工作，却对于自己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兴趣，不知道这份忙到没头没脑的工作是为谁挣钱;他有着一个圆满的家庭，却埋怨自己的妻子没文化，脾气差，不体贴，他在心底一直企图改变这种苦闷压抑的生存状态。吴翠远也不例外，“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她生活在一个“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的世界里，但这样的生活于她而言并不快乐，甚至“未免有点隔膜”。对生活另有期待的两个人，在这个密闭的电车里相遇了。渴望爱与理解的吕宗桢觉得面前的吴翠远“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你说真话，她为你心酸;你说假话，她微笑着”，而渴望真与快乐的吴翠远觉得这个搭讪的男人是“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生活中汲汲所求的东西在彼此身上得到了，两个“合适”的人在这辆电车上相遇了，他们抛却身份，抛却烦恼，抛却过去与现实，恋爱了。“他看着她，她红了脸，她一脸红，让他看见了，他显然很愉快。她的脸就越发红了。”“宗桢与翠远给他们挤得紧紧的，坐近一点，再坐近一点。”两个人从面面相觑渐渐地有了肢体上的接触，谈论的话题也从一开始的寒暄发展到谈婚论嫁。但在“好人”盛行的社会里，这样的恋爱也注定随着“抛却”的重新回归，而宣告终结，封锁开放的那一刻即是梦醒来的时候。两个萍水相逢的人注定要回到各自的生活中，戴上各自的面具，擔起各自的责任，演好各自的人生。
作者将时间这条横向链条切断，孤立出了一个纵向的独立空间——电车，仿佛时间轴中被单独拎出的一个历史点，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有着自己的完整性和独特性。从封锁到开放本身就是一个时间流动的过程，但作为一个完整的时间段，时间的外向延展在此消失，这也导致了空间的有限性和封闭性。吕宗桢和吴翠远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因为电车的封锁被滞留在同一空间中，在电车外无法上演的爱情故事在这里获得了重生。在独立隔绝的时空体里，大家得以卸下“好人”的面具，使压抑已久的欲望和本能挣破藩篱，得到释放，在限定的时空里做一个快乐的“真人”。而当封锁一过，这个空间也随即结束，电车里发生的浪漫爱情无法延伸到封锁以外的时空中，周遭的一切又开始嘈杂熟悉了起来，身份、烦恼、世俗规范等种种枷锁重新袭来，锁住了每个人的生活，也锁住了内心的欲望。
二、从“真人”到“好人”：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抗衡
往来穿梭的电车，联结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不同站点间聚集并流动着的各色人群，为“偶然性”的发生提供了无数种可能，吕宗桢和吴翠远的邂逅也才得以上演。但电车同时也是一个陌生人空间，即便有限的空间无限拉近大家的身体距离，但心底的陌生与防御依旧存在。在小说中，张爱玲描述了电车封锁后的众生相：几个公事房里回来的人的对话，一对中年夫妇由熏鱼引发的争执，手心里骨碌碌搓着两只核桃的光头老头子……乘客之间没有交流，只是以各自的方式打发着封锁期的无聊。不仅是电车内，电车与外部空间的互动同样具有现代性特征：封锁开始时，电车内的人静静地看着车外慌乱奔跑的行人，发狂扯动铁栅栏的女太太，和几个乞丐提高喉咙唱将起来的呼救;封锁结束后，缝穷婆子慌张掠过车头，遭到了开电车的那一句“猪猡！”。电车这一现代科技的产物，缩小了陌生人之间物理上的距离，但心理上并不相称的冷漠与疏离，一点点拉远陌生人间的距离。 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空间既是一种产品，其本身也具有生产性。如果坐在角落的吕宗桢没有主动换座，将手臂搁在吴翠远背后的窗台上，属于陌生人间默许的距离或许就不会被打破。当吕宗桢的调情计划开始后，他与吴翠远之间的对话让笔者感觉到了与“现代”不符的异质。吕宗桢虽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华济大学的商科毕业生，但他在工作上的毫无担当，在生活中的得过且过，在婚姻面前的缺少自主，使他不满于眼前的现状，也无力改变这种枯燥乏味的人生。作为大学英语助教的吴翠远虽带有反叛的气息，感受到了新式家庭的“虚伪”，勇敢地毫无顾忌地为抨击都市罪恶的作业批了一个“A”字，也接受了来自吕宗桢的调情，但她仍不敢挣破传统的束缚。她的穿着打扮“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模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当宗桢摘下眼镜时，她觉得“有点秽亵，仿佛当众脱衣服似的，不成体统”，当宗桢拂袖而去时，她却深陷于爱情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可见，时代的气息给吴翠远带来的只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部分转变，她依然无法摆脱家庭认为找一个有钱的女婿胜过拥有一份体面的职业的偏见，依然在爱情面前甘愿放弃自我却认为是对家庭的报复。吴翠远是一位知识女性，却不是一位现代女性。
作为当时上海公共交通典型代表的电车事业，聚集着各种现代性的体验，凝结着“现代性”特征，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偶然性”。正是因为电车的偶然被封锁，表侄董培芝的偶然出现，吕宗桢与吴翠远的偶然相遇，才让男女间最本能的情欲得以释放。但这辆现代性的电车承载着太多非现代性的力量，纵使男主的“调情”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离，但这样的爱情依旧无法逃离思想的桎梏和行动的无力所带来的“封锁”。或许正是因为男主深谙“封锁”的宿命，他对女主说出了那一句“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并在解封后默默回到自己原先的位置上，仿佛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
三、“真人”之难：结尾的删减问题
《封锁》发表于1943年11月上海《天地》杂志第2期，1944年收入杂志《传奇》，当1946年11月《传奇》的增订本问世时，小说已是另一番模样。再版的《传奇》删去的两段为：
“吕宗桢到家正赶上吃晚饭。他一面吃一面阅读他女儿的成绩报告单，刚寄来的。他还记得电车上那一回事，可是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那是天生使人忘记的脸。他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可是他自己的话他记得很清楚——温柔地：‘你——几岁？’慷慨激昂地：‘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饭后，他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
细读被删去的两段，我们从“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他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可知，吕宗桢已经忘记了“七五三六九”这个电话号码，这段发生于电车上的罗曼蒂克也未得到延续。张爱玲有意删去这两段，意在何为呢？不妨比较一下删减版本的最后两段：
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开电车的放声唱道：“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一个缝穷婆子慌里慌张掠过车头，横穿过马路。开电车的大喝道：“猪猡！”
对比删减后两个版本的结尾，我们可以发现，从创作出发，以开电车人与缝穷婆子的冲突作为结尾，与小说开头“开电车的人开电车”相呼应，闭合程度更高。另一方面，相较于宗桢的遗忘这一“悲剧式”的小说结尾，删减后的版本未向读者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使整个小说更具开放性，也为读者留下了“续写”与思考的空间，宗桢和翠远会再次相遇吗？或许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好人”有变成“真人”的可能吗？在吴翠远的眼中，“好人”是和自己的家人一样戴着面具，按着社会既定剧本上演人生的一类人，那什么是“真人”呢？在小说中，翠远在看到奶妈抱着孩子的场景后发出了一句“这至少是真的”的感慨，在遇到宗桢后“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一个不诚实的人怎么能算是一个真的人？“真”的标准又是什么？或许连作者都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这里的“真人”似乎是更合乎情感的自然与真切的一类人，且有着极大的主观性。
在删减结尾的这一行为背后，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钩沉出张爱玲对于“好人”与“真人”的思考？从删去的两段中，我们可以提取出一个关键词“思想”。在吕宗桢看来，思想是痛苦的：“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思想为什么痛苦？在封闭的电车空间里，与外界的联系暂时被隔绝，人们无意间触碰到了精神空间，“思想”被迫发生。对吕宗桢而言，思想痛苦在何处？
首先，根据吕宗桢在前文的自述我们可知，男主不仅仅是思想简单，他得过且过混日子的生活状态也不允许他有过多的思考。
其次，思想痛苦，那如果不再思想，控制我们言行的将会是什么？或许是欲望与本能。何谓“欲望”？“欲望”一词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略显暧昧而意味深长。它可能是一种源于本能的性冲动，如《红玫瑰和白玫瑰》中佟振保面对任性的有夫之妇王娇蕊的诱惑时，“只顾聚精会神克服层层涌起的欲望，一个劲儿地说：‘不，不’”。也可能是精神方面的渴望，如散文《重访边城》中“一到了香港的花花世界，十九岁的女孩正是爱美的年龄，想装饰自己的欲望该多强烈”。吕宗桢的“欲望”是一种男女间最自然的情欲，也是一种希望自己的伴侣更加体贴、更加知性的期望。这样的欲望在封锁的电车里被无意间激发，又从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前迅速抽离。“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我——我又没多少钱，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钱”的反复出现，不仅是《封锁》中最重要的要素，同样是现代社会里最重要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描述了身体是如何被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外部力量所塑造的过程，也即身体受制于资本。戴維·哈维在此基础上认为，资本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塑造身体，不断向内影响着劳动者的身体、需求和社会关系网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身体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方面，是资本循环的重要环节。身体受制于资本的同时，自然的“欲望”也处在一个被逐渐释放的过程。正是在越来越多的封锁之下，“真”在“好人”泛滥的社会里才会显得如此弥足珍贵，也正是在既定的社会“封锁”之中，“真”与“好”才有了一个参照的标准。
《天地》创刊号的发刊词中，主编苏青在强调刊物的综合性、通俗性和趣味性的同时，还指出不要因人与人的身份之殊而使隔膜、误会与痛苦产生，希望《天地》在关注日常生活的同时，缓解生存的孤独。张爱玲写作《封锁》时，正处于被封锁的沦陷区上海，对独立时空体中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关注，是对人的生存孤独的一次描摹，是对非常态下人的欲望的一次探索，是对“好人”与“真人”的一次思考。小说中“好人”与“真人”身份的暧昧与纠结，使笔者难以给出明确的定义和评判标准，作者的态度在此也略显含糊。“真人”不能一直保持“真”，“好人”也何尝没有“真”的时候，如何判定这种“真”是真的“真”，又如何让这种“真”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消融剂？思想毕竟是痛苦的，那就“不思想”了吧。
一、“好人”与“真人”的相遇：孤立时空中的罗曼蒂克
“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这是电车封锁的伊始。“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时间与空间。”这是电车解封的讯号。并无差异的首尾重复，提示着时间流动的起始和终止，形成了具有空间立体感的环形叙述结构。在小说的开篇，电车轨道“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词组的反复使用和重复出现，延滞了时间的流动，也模糊了时间的精度。因此，在封锁开始后，车内的乘客几乎感受不到时间的流动，小说中除了一个“四点半”，再无多余的时间提示。对时间感知的弱化，使人们聚焦于空间发生的改变。在这样一个时空体里，“好人”的面具被暂时卸下，男女主人公沉浸在“真人”的快乐与爱情里。
电车这个由封锁造成的密闭空间，对乘客们而言是不同于日常生活状态的另一个空间。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吕宗桢和吴翠远如果不是这场“封锁”，或许永远不会相遇，更不会有从邂逅到互相留下电话号码这场“戏剧”的上演。吕宗桢在生活中有着一份体面的会计师工作，却对于自己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兴趣，不知道这份忙到没头没脑的工作是为谁挣钱;他有着一个圆满的家庭，却埋怨自己的妻子没文化，脾气差，不体贴，他在心底一直企图改变这种苦闷压抑的生存状态。吴翠远也不例外，“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她生活在一个“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的世界里，但这样的生活于她而言并不快乐，甚至“未免有点隔膜”。对生活另有期待的两个人，在这个密闭的电车里相遇了。渴望爱与理解的吕宗桢觉得面前的吴翠远“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你说真话，她为你心酸;你说假话，她微笑着”，而渴望真与快乐的吴翠远觉得这个搭讪的男人是“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生活中汲汲所求的东西在彼此身上得到了，两个“合适”的人在这辆电车上相遇了，他们抛却身份，抛却烦恼，抛却过去与现实，恋爱了。“他看着她，她红了脸，她一脸红，让他看见了，他显然很愉快。她的脸就越发红了。”“宗桢与翠远给他们挤得紧紧的，坐近一点，再坐近一点。”两个人从面面相觑渐渐地有了肢体上的接触，谈论的话题也从一开始的寒暄发展到谈婚论嫁。但在“好人”盛行的社会里，这样的恋爱也注定随着“抛却”的重新回归，而宣告终结，封锁开放的那一刻即是梦醒来的时候。两个萍水相逢的人注定要回到各自的生活中，戴上各自的面具，擔起各自的责任，演好各自的人生。
作者将时间这条横向链条切断，孤立出了一个纵向的独立空间——电车，仿佛时间轴中被单独拎出的一个历史点，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有着自己的完整性和独特性。从封锁到开放本身就是一个时间流动的过程，但作为一个完整的时间段，时间的外向延展在此消失，这也导致了空间的有限性和封闭性。吕宗桢和吴翠远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因为电车的封锁被滞留在同一空间中，在电车外无法上演的爱情故事在这里获得了重生。在独立隔绝的时空体里，大家得以卸下“好人”的面具，使压抑已久的欲望和本能挣破藩篱，得到释放，在限定的时空里做一个快乐的“真人”。而当封锁一过，这个空间也随即结束，电车里发生的浪漫爱情无法延伸到封锁以外的时空中，周遭的一切又开始嘈杂熟悉了起来，身份、烦恼、世俗规范等种种枷锁重新袭来，锁住了每个人的生活，也锁住了内心的欲望。
二、从“真人”到“好人”：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抗衡
往来穿梭的电车，联结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不同站点间聚集并流动着的各色人群，为“偶然性”的发生提供了无数种可能，吕宗桢和吴翠远的邂逅也才得以上演。但电车同时也是一个陌生人空间，即便有限的空间无限拉近大家的身体距离，但心底的陌生与防御依旧存在。在小说中，张爱玲描述了电车封锁后的众生相：几个公事房里回来的人的对话，一对中年夫妇由熏鱼引发的争执，手心里骨碌碌搓着两只核桃的光头老头子……乘客之间没有交流，只是以各自的方式打发着封锁期的无聊。不仅是电车内，电车与外部空间的互动同样具有现代性特征：封锁开始时，电车内的人静静地看着车外慌乱奔跑的行人，发狂扯动铁栅栏的女太太，和几个乞丐提高喉咙唱将起来的呼救;封锁结束后，缝穷婆子慌张掠过车头，遭到了开电车的那一句“猪猡！”。电车这一现代科技的产物，缩小了陌生人之间物理上的距离，但心理上并不相称的冷漠与疏离，一点点拉远陌生人间的距离。 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空间既是一种产品，其本身也具有生产性。如果坐在角落的吕宗桢没有主动换座，将手臂搁在吴翠远背后的窗台上，属于陌生人间默许的距离或许就不会被打破。当吕宗桢的调情计划开始后，他与吴翠远之间的对话让笔者感觉到了与“现代”不符的异质。吕宗桢虽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华济大学的商科毕业生，但他在工作上的毫无担当，在生活中的得过且过，在婚姻面前的缺少自主，使他不满于眼前的现状，也无力改变这种枯燥乏味的人生。作为大学英语助教的吴翠远虽带有反叛的气息，感受到了新式家庭的“虚伪”，勇敢地毫无顾忌地为抨击都市罪恶的作业批了一个“A”字，也接受了来自吕宗桢的调情，但她仍不敢挣破传统的束缚。她的穿着打扮“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模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当宗桢摘下眼镜时，她觉得“有点秽亵，仿佛当众脱衣服似的，不成体统”，当宗桢拂袖而去时，她却深陷于爱情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可见，时代的气息给吴翠远带来的只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部分转变，她依然无法摆脱家庭认为找一个有钱的女婿胜过拥有一份体面的职业的偏见，依然在爱情面前甘愿放弃自我却认为是对家庭的报复。吴翠远是一位知识女性，却不是一位现代女性。
作为当时上海公共交通典型代表的电车事业，聚集着各种现代性的体验，凝结着“现代性”特征，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偶然性”。正是因为电车的偶然被封锁，表侄董培芝的偶然出现，吕宗桢与吴翠远的偶然相遇，才让男女间最本能的情欲得以释放。但这辆现代性的电车承载着太多非现代性的力量，纵使男主的“调情”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离，但这样的爱情依旧无法逃离思想的桎梏和行动的无力所带来的“封锁”。或许正是因为男主深谙“封锁”的宿命，他对女主说出了那一句“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并在解封后默默回到自己原先的位置上，仿佛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
三、“真人”之难：结尾的删减问题
《封锁》发表于1943年11月上海《天地》杂志第2期，1944年收入杂志《传奇》，当1946年11月《传奇》的增订本问世时，小说已是另一番模样。再版的《传奇》删去的两段为：
“吕宗桢到家正赶上吃晚饭。他一面吃一面阅读他女儿的成绩报告单，刚寄来的。他还记得电车上那一回事，可是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那是天生使人忘记的脸。他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可是他自己的话他记得很清楚——温柔地：‘你——几岁？’慷慨激昂地：‘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饭后，他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
细读被删去的两段，我们从“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他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可知，吕宗桢已经忘记了“七五三六九”这个电话号码，这段发生于电车上的罗曼蒂克也未得到延续。张爱玲有意删去这两段，意在何为呢？不妨比较一下删减版本的最后两段：
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开电车的放声唱道：“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一个缝穷婆子慌里慌张掠过车头，横穿过马路。开电车的大喝道：“猪猡！”
对比删减后两个版本的结尾，我们可以发现，从创作出发，以开电车人与缝穷婆子的冲突作为结尾，与小说开头“开电车的人开电车”相呼应，闭合程度更高。另一方面，相较于宗桢的遗忘这一“悲剧式”的小说结尾，删减后的版本未向读者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使整个小说更具开放性，也为读者留下了“续写”与思考的空间，宗桢和翠远会再次相遇吗？或许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好人”有变成“真人”的可能吗？在吴翠远的眼中，“好人”是和自己的家人一样戴着面具，按着社会既定剧本上演人生的一类人，那什么是“真人”呢？在小说中，翠远在看到奶妈抱着孩子的场景后发出了一句“这至少是真的”的感慨，在遇到宗桢后“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一个不诚实的人怎么能算是一个真的人？“真”的标准又是什么？或许连作者都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这里的“真人”似乎是更合乎情感的自然与真切的一类人，且有着极大的主观性。
在删减结尾的这一行为背后，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钩沉出张爱玲对于“好人”与“真人”的思考？从删去的两段中，我们可以提取出一个关键词“思想”。在吕宗桢看来，思想是痛苦的：“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思想为什么痛苦？在封闭的电车空间里，与外界的联系暂时被隔绝，人们无意间触碰到了精神空间，“思想”被迫发生。对吕宗桢而言，思想痛苦在何处？
首先，根据吕宗桢在前文的自述我们可知，男主不仅仅是思想简单，他得过且过混日子的生活状态也不允许他有过多的思考。
其次，思想痛苦，那如果不再思想，控制我们言行的将会是什么？或许是欲望与本能。何谓“欲望”？“欲望”一词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略显暧昧而意味深长。它可能是一种源于本能的性冲动，如《红玫瑰和白玫瑰》中佟振保面对任性的有夫之妇王娇蕊的诱惑时，“只顾聚精会神克服层层涌起的欲望，一个劲儿地说：‘不，不’”。也可能是精神方面的渴望，如散文《重访边城》中“一到了香港的花花世界，十九岁的女孩正是爱美的年龄，想装饰自己的欲望该多强烈”。吕宗桢的“欲望”是一种男女间最自然的情欲，也是一种希望自己的伴侣更加体贴、更加知性的期望。这样的欲望在封锁的电车里被无意间激发，又从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前迅速抽离。“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我——我又没多少钱，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钱”的反复出现，不仅是《封锁》中最重要的要素，同样是现代社会里最重要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描述了身体是如何被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外部力量所塑造的过程，也即身体受制于资本。戴維·哈维在此基础上认为，资本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塑造身体，不断向内影响着劳动者的身体、需求和社会关系网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身体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方面，是资本循环的重要环节。身体受制于资本的同时，自然的“欲望”也处在一个被逐渐释放的过程。正是在越来越多的封锁之下，“真”在“好人”泛滥的社会里才会显得如此弥足珍贵，也正是在既定的社会“封锁”之中，“真”与“好”才有了一个参照的标准。
《天地》创刊号的发刊词中，主编苏青在强调刊物的综合性、通俗性和趣味性的同时，还指出不要因人与人的身份之殊而使隔膜、误会与痛苦产生，希望《天地》在关注日常生活的同时，缓解生存的孤独。张爱玲写作《封锁》时，正处于被封锁的沦陷区上海，对独立时空体中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关注，是对人的生存孤独的一次描摹，是对非常态下人的欲望的一次探索，是对“好人”与“真人”的一次思考。小说中“好人”与“真人”身份的暧昧与纠结，使笔者难以给出明确的定义和评判标准，作者的态度在此也略显含糊。“真人”不能一直保持“真”，“好人”也何尝没有“真”的时候，如何判定这种“真”是真的“真”，又如何让这种“真”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消融剂？思想毕竟是痛苦的，那就“不思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