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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全国大面积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浮夸风、“大炼钢铁”、“反右倾”等过激的政治运动，党和人民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大灾害、大饥荒。大灾大难蔓延到全国，也涉及到了人口少，还能勉强维持温饱的纯牧业小县——阿克塞。当时我八九岁，依稀记得离吃大锅飯的大部队较远，开饭时还要赶过去吃饭，也没人拦你。那么多人一起吃饭，对孩提时的我们来说是一件充满好奇和新鲜的事情。1957年开始定量供应粮食，牧民20.5斤/人，城里人24斤/人，供的粮食有白面、粗粮、豆子面、高粱面，还有蚕豆。我想当时政府当时能搞到什么就供应什么。虽然粮食不够吃，但牧区人民还可以打猎供给野生肉食，因此牧民们还没到饿肚子的程度。1959年，海子边马海农场要饭的人陆续出现在了草原上。他们用高级毛料衣服、手表等实物与牧民交换食物。有一次我和几个小朋友在海子用马尾套黑头雀，一个要饭的汉族人跑过来讨要，我便给了他，他在羊粪灰渣里把雀埋了一会，就把半生不熟的雀往嘴里塞，看来已经饿急了。
1960年8月，我县70余学生被保送到兰州西北民族学院上学，我也在其中。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国家经济那么困难，招生工作也处于停止状态，但是为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国家依然给少数民族地区拨了粮食和款项给予照顾。当年，在我们去往西北民族学院路上，途径清水火车站时我们陆陆续续看到了逃荒的人，沿途经过武威地界时便看到了更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逃荒人。火车一停站逃荒的人便蜂拥而至，甚至看到有些只着一件小棉袄的女孩们，脖细肚子大，光着屁股疯狂抢食吃。当时我非常惊讶，也甚为震惊。据说当年武威有饿死人的现象。经过上级安排协调，当时曾决定从重灾区——武威等地向阿克塞、肃北等牧区县迁移部分灾民。为此阿克塞县以县政府领导、民政局牵头组成工作班子，成立了安南坝阿克旗农场和雁丹图农饲点等安置点。当时阿克塞县有来推夫、陈明福等领导带领工作人员到武威接灾民，工作人员当中有民政、粮食、商贸和医院等部门的汉族和哈萨克族干部。1960年元月，从武威双城子等乡接回难民640余人130多户安置到了阿克旗和雁丹图等地。还有来自上海等地的600余人，这些人可能是迁移地“会做事的干部”趁此移民机会，也把这个包袱甩给了阿克塞。迁移户中不乏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缺粮的困难户和鳏孤残疾人，还有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派分子以及对社会主义不满、逃避现实斗争和没有改造好的老中农、不爱劳动的懒汉、二流子等，这些人当中还有不少人是因缺乏营养，脖子底下还吊着个大嗉子。由于火车紧张，人多坐不起客运车，这些人坐拉运货物的火车、转乘汽车，历经艰难，辗转多次来到了阿克塞阿克旗、雁丹图两个安置点，据说路上还死了几个人。
50年代，十几岁的李贞元就到阿克塞工作和生活了，现已70多岁了。他回忆说，1961年由郝续祖等领导带领阿克旗工作组，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1000多人的农场虽有哈萨克猎人打猎供应肉食也很难维持生计，只好解散该农场。随后，上海人被安置到了安西（今瓜州），武威人被分配到四个牧业乡。在草原与哈萨克人共同生活、工作多年的李贞元深知哈萨克人天生热情好客，他说，“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哈萨克人就不会饿肚子”。被分配到各乡的迁移户，分散安排到雁丹图、阿克旗、半个洼、柳城子、多坝沟等地，为了改善生活困境，又从他们当中分出一部分能放羊羔子、干点轻活的年青人到各哈萨克牧户家中生活，这些人被哈萨克牧户收为养子或学徒，共同生活，维持生计。
道吾提汗当年是团结乡一个小公社的副主任。他曾说，当年他从县城接回十多个汉族小青年到海子草原，他们个个骨瘦如柴、手脸浮肿、体力不支、走个路都会跌跟头，身上满是虱子跳蚤，衣服破烂不堪，被高原的风一吹就打哆嗦。这些汉族小青年到海子后只要见到吃的，不管生、脏、腐、烂就往嘴里塞，狼吞虎咽。在党的光辉政策的照耀下，在哈萨克族和汉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拼搏下，多年后，从这些人当中产生了像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瑞泉等领导干部和银行家、企业家、牧业“万元”户等优秀人才，他们多数还健在，还过着安逸的幸福生活。
岁月远去，往事如烟，哈萨克老人说“饿肚子时啃的老羊皮，越嚼越有味。”哈萨克人用他们与生俱来的博大胸怀、善良好客、真挚热情接纳了在困苦当中挣扎的汉族兄弟们，和他们亲如一家，水乳交融。贺长荣从小就到了我家，我俩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离开我家时他已能讲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还有落户到沙比家的沙占良，木沙家的石成山，哈斯木家的方玉珍，铁木尔汗家的李成香、袁灿，哈尼家的袁桐林，道林拜家的何天太，马塞家的吴天彪，热德里家的杨金兰，卡明家的蔡华生，吾热扎家的李春生，俄艾拜家的王加润，马金拜家的蔡其生等等，像他们这样的移民和哈萨克人之间写下了一段段数不尽的民族情、兄弟爱。岁月远去，当年哈萨克家的放羔娃早已成家立业、年过半百，谈起当年，他们个个感慨万千，难舍难怀。至今他们互相还念念不忘，相互称兄道弟。婚丧嫁娶，喜庆佳节必邀请亲人到“家”，到“兄弟”、“女婿”、“亲部落”、“干女儿”家庆贺庆贺，坐一坐，拉拉家常。他们当中的高华元，何天太等如今已儿孙满堂，仅何天太俩口子儿孙就达20多口人，他们也是牧业户当中的“富人”，都说没有共产党，没有哈萨克兄弟的无私相助，就没有他们的今天。王加润当干部多年，现已退休在家，他当年和我一起在“下牧业工作组”里当哈萨克语翻译，至今见到哈萨克长者，都会道一声“阿萨了麻里坤”的祝安语，让人倍感亲切。
岁月悠忽，弹指一挥间，已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可至今历历在目，那个夜晚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那是1969年的隆冬季节，前年秋天我从西北民院上完中专回来，没有分配工作，就和老妈一起承包了公社的一群二齿绵羊放牧。我刚满19岁，没有放牧经验，没有像样的厚实衣服。我的邻居是一个汉族小伙子，他叫李成香，比我大一岁，个子高大，驼着背，长脸上一双深陷的小眼睛在长长的眉毛下闪着亮，往前突起的下巴，眨一眼看去，扁平的鼻尖好像挨着往上翻起的厚厚的嘴唇，嘴角透出刚毅和倔强。一双粗犷的大手，还有他那双大脚，又黑又大，像一把扇子。生活的磨难使他早早变得老陈许多，我和他开玩笑时叫他“傻大哥”。他在一个哈萨克牧人家里住，承包了一群小山羊羔放牧。由于海子草原天寒地冻，小牲畜无法安全过冬，公社里决定将几群开始乏瘦的小牲畜转移到前山比较暖和的春季草场去。我和李成香赶着两群羊提早就上路了。迁移的搬家驼队在前，我们赶着羊群在后，几乎蠕动着，一天走不了十来里路。尤其走出草滩，进入北戈壁，寒风凛冽，“不懂事的”冻乏的小羊羔更是不愿往前走。我们只好用提前准备的几十捆麦秆草，放在羊群前边，哄着羊群上路。两天后好不容易翻过白石头达坂，进入长草沟峡口。早晨天阴沉沉的，冷风飕飕，到中午风雪交加，还有来往汽车鸣喇叭挡道，整整走了一天直到晚上才走出沟口。雪越下越大了，长草沟沟口沟壑纵横，饿乏的羊羔满山遍野跑着钻山沟吃草，我和李成香好不容易收拢来，又从提前搬过来的“家里”取了一点干粮，继续将羊赶向前山，到了三个泉子天已经黑了。天公不作美，鹅毛般的大雪还不停的下着，地面积了厚厚的一层雪。我们找到一处羊圈底子宿营，说是羊圈其实是个坍塌的矮石块墙。我俩趁一点昏暗的月光着急地爬在地上用两只手拨扫积雪，露出一点黑色羊圈底子，先将我的绵羊羔一个个挨着板卧在石墙以内，而后又将他的羊羔地下弄出一块黑地。小山羊最怕冷，在拨开的一点地上挤成一团，蜷缩在墙外。先前我俩心急，动作大，冒了一身汗，休息了一会，身上开始发冷，我俩就在风雪交加中摸黑找能烧着的东西用来取暖。我用穿着破旧鞋的脚踢打冒头的柴棵子，鞋底却被踢掉了，雪灌进鞋里，又累又饿，一无所获，我俩只好气喘吁吁挤在一块坐着。到后半夜我开始冷的打哆嗦，上下牙不由自主地磕碰，下颌抖动的咯咯的响，渐渐地我感觉脑门子发凉，而后好像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我在黑暗的万丈深渊中坠沉，好似在遥远的天际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等到我苏醒过来，睁开眼，我发现李成香将我拥在怀里，胸贴在我的胸口，温暖着我，不停的呼喊着我的名字。看着我醒来他高兴的直叫喊，我的眼泪从眼角流了下来，滴在了他的胸口上......，我俩紧紧抱在一起坐了很久。原来我迷迷糊糊睡着后，他还到处搜寻能烧着的东西，拾羊圈底子上干粪块，好不容易点着了火，落了一点热烟灰，转过头来就发现叫不醒我了---那时我已冻昏了过去。他将我冻冰的脚捂在怀里，用雪和热灰反复揉搓脚和身体，直到我苏醒。早晨雪驻了，天放晴了，世界白茫茫一片。虽然我俩已尽力了，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但石墙内外羊羔冻死的尸体堆了一片。我的“傻大哥”从此成为我记忆当中最难忘怀的人---我的救命恩人。 海子草原又一个冰天雪地的季节，呼出的气都能在脸上结成霜，哈萨克人以“公牛冻得直呼叫，吐出的口水结成冰”来形容深冬季节。有位叫高品德的老人为找丟失的羊，夜晚迷路跌入冰河里，迷迷糊糊中用尽最后一丝气力爬进我家帐篷时已成了冰雕人。我的老母亲迅疾用羊粪块烧起大火，用几层厚厚的羊毛毡把他裹得严严的，守候了三天三夜他才从昏迷中醒来，而后送到县医院救治，虽然脚趾、手指全冻掉了，但总算保住了性命，我那慈母用伟大的母爱和真挚善良救活了一个素不相识的汉族人。高品德老人的儿孙高俊远、高全善、高永善如今已都成为了金融界优秀人才，他亦活到八十多岁高龄后去世了。
哈萨克人同样不会忘记武威兄弟和他们一道在那困苦年代为生存的拼搏。是武威兄弟们在深山峡谷、荒漠荒滩中，用汗水开垦出雁丹图、半个洼、博罗转井、柳城子、多坝沟、阿克旗这些片片绿洲和农饲基地。屯田垦荒，他们赋予了这些亘古荒漠以新的生命，他们播种粮食除了供自己食用外，还会给哈萨克兄弟送去饲草饲料和粮食蔬菜，他们还给哈萨克兄弟打造房舍，垒起了一座座羊圈。张永厚队长带领他的基建队在哈尔腾高原风餐露宿，那一块块羊圈石上都留下了他的印记。还有半个洼队的王玉堂、袁桐林妈妈高贵香，雁丹图队的赵培基，柳城子队的韩应科，阿克旗乡的王瑞兰、王加国......虽然他们多数已长眠在他们挥洒过汗水的这块土地上，但是他们的功绩永远和这些垦荒绿地一样被哈萨克人常记挂在心中。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做为带头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当中的丰功伟绩及他们的音容笑貌。
提起阿克塞哈萨克人与武威汉族人的兄弟情、民族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道不尽。甘肃哈萨克人的故乡在那遥远的新疆阿勒泰。可恶的旧社会让他们的父辈离乡背井、流离失所，身后留下了一段血和泪的悲壮征程。月是故乡明，谁愿意离开祖辈故乡。武威人又饱尝了一段天灾人祸的苦难，坎坷命运又让他们流落到了这块陌生的土地上。
历经磨难的阿克塞人，阿克塞的主体民族哈萨克人及哈萨克族干部，更加懂得今日之幸福来之不易，他们由衷地热爱新生活，他们以天生的博大胸怀，以对共产党、毛主席打心眼儿里的感激之情，以对解放后重见天日的对汉族人的好感和感谢之意，敞开胸怀接纳了武威及其它一切来阿克塞的汉族干部群众。武威人也以自己天生的勤劳憨厚、谦恭和睦，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美德，溶入了这陌生的民族，陌生的土地，扎下了生存的根基。
在党和政府慈母般地关怀下，他们是幸运的，他们是有福之人。坎坷的人生、共历的磨难，让这两地两个民族的人懂得什么是最值得珍惜的。50多年岁月，共患难共命运，这两个民族间从未发生过一起不团结不和睦的民族纠纷。多年来，他们相濡以沫，已形成“汉族离不开哈萨克族，哈萨克族离不开汉族”的格局。张永厚老人早已淡忘了落叶归根的夙愿，他说：“我已在阿克塞生活了50多年，死了也要葬在这块土地上，死了也要当阿克塞的鬼。”我们民主乡的老队长王玉堂生有11个子女，除了老大王生龙和老二王生虎在武威出生外，其余子女都出生在阿克塞。男孩子依次取名龙、虎、文、武、双、全、福，可谓生全了，了缺了心愿，老人家才安息。这充分说明了在党的光辉照耀下，阿克塞汉哈各民族人丁兴旺，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实纪！
写到这里我伏案思考，不得不停下笔来，思绪万千，我亦被感动着...是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是社会主义使我们获得了新生，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该也不能忘记这一点，更不能忘记父辈们的悲壮血泪史，也不应忘记哈汉两民族兄弟在艰难崎岖道路上共同跋涉而结下的深厚友谊。
这两地、两民族的后人，已对父辈故乡——阿勒泰、武威早已陌生和淡忘，他们的后人将永远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我祝福他们...我也将和我的子孙与我“傻大哥”一起继续亲密相处，共同生活在这块福地、宝地，建设美好家园。
武威人、哈萨克人共同演绎了一段人间传奇，传奇的故事将会继续演绎下去，因为他们才是这块美丽、富饶、神秘土地的奠基人，真正的主人，真正的魂。
1960年8月，我县70余学生被保送到兰州西北民族学院上学，我也在其中。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国家经济那么困难，招生工作也处于停止状态，但是为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国家依然给少数民族地区拨了粮食和款项给予照顾。当年，在我们去往西北民族学院路上，途径清水火车站时我们陆陆续续看到了逃荒的人，沿途经过武威地界时便看到了更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逃荒人。火车一停站逃荒的人便蜂拥而至，甚至看到有些只着一件小棉袄的女孩们，脖细肚子大，光着屁股疯狂抢食吃。当时我非常惊讶，也甚为震惊。据说当年武威有饿死人的现象。经过上级安排协调，当时曾决定从重灾区——武威等地向阿克塞、肃北等牧区县迁移部分灾民。为此阿克塞县以县政府领导、民政局牵头组成工作班子，成立了安南坝阿克旗农场和雁丹图农饲点等安置点。当时阿克塞县有来推夫、陈明福等领导带领工作人员到武威接灾民，工作人员当中有民政、粮食、商贸和医院等部门的汉族和哈萨克族干部。1960年元月，从武威双城子等乡接回难民640余人130多户安置到了阿克旗和雁丹图等地。还有来自上海等地的600余人，这些人可能是迁移地“会做事的干部”趁此移民机会，也把这个包袱甩给了阿克塞。迁移户中不乏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缺粮的困难户和鳏孤残疾人，还有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派分子以及对社会主义不满、逃避现实斗争和没有改造好的老中农、不爱劳动的懒汉、二流子等，这些人当中还有不少人是因缺乏营养，脖子底下还吊着个大嗉子。由于火车紧张，人多坐不起客运车，这些人坐拉运货物的火车、转乘汽车，历经艰难，辗转多次来到了阿克塞阿克旗、雁丹图两个安置点，据说路上还死了几个人。
50年代，十几岁的李贞元就到阿克塞工作和生活了，现已70多岁了。他回忆说，1961年由郝续祖等领导带领阿克旗工作组，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1000多人的农场虽有哈萨克猎人打猎供应肉食也很难维持生计，只好解散该农场。随后，上海人被安置到了安西（今瓜州），武威人被分配到四个牧业乡。在草原与哈萨克人共同生活、工作多年的李贞元深知哈萨克人天生热情好客，他说，“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哈萨克人就不会饿肚子”。被分配到各乡的迁移户，分散安排到雁丹图、阿克旗、半个洼、柳城子、多坝沟等地，为了改善生活困境，又从他们当中分出一部分能放羊羔子、干点轻活的年青人到各哈萨克牧户家中生活，这些人被哈萨克牧户收为养子或学徒，共同生活，维持生计。
道吾提汗当年是团结乡一个小公社的副主任。他曾说，当年他从县城接回十多个汉族小青年到海子草原，他们个个骨瘦如柴、手脸浮肿、体力不支、走个路都会跌跟头，身上满是虱子跳蚤，衣服破烂不堪，被高原的风一吹就打哆嗦。这些汉族小青年到海子后只要见到吃的，不管生、脏、腐、烂就往嘴里塞，狼吞虎咽。在党的光辉政策的照耀下，在哈萨克族和汉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拼搏下，多年后，从这些人当中产生了像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瑞泉等领导干部和银行家、企业家、牧业“万元”户等优秀人才，他们多数还健在，还过着安逸的幸福生活。
岁月远去，往事如烟，哈萨克老人说“饿肚子时啃的老羊皮，越嚼越有味。”哈萨克人用他们与生俱来的博大胸怀、善良好客、真挚热情接纳了在困苦当中挣扎的汉族兄弟们，和他们亲如一家，水乳交融。贺长荣从小就到了我家，我俩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离开我家时他已能讲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还有落户到沙比家的沙占良，木沙家的石成山，哈斯木家的方玉珍，铁木尔汗家的李成香、袁灿，哈尼家的袁桐林，道林拜家的何天太，马塞家的吴天彪，热德里家的杨金兰，卡明家的蔡华生，吾热扎家的李春生，俄艾拜家的王加润，马金拜家的蔡其生等等，像他们这样的移民和哈萨克人之间写下了一段段数不尽的民族情、兄弟爱。岁月远去，当年哈萨克家的放羔娃早已成家立业、年过半百，谈起当年，他们个个感慨万千，难舍难怀。至今他们互相还念念不忘，相互称兄道弟。婚丧嫁娶，喜庆佳节必邀请亲人到“家”，到“兄弟”、“女婿”、“亲部落”、“干女儿”家庆贺庆贺，坐一坐，拉拉家常。他们当中的高华元，何天太等如今已儿孙满堂，仅何天太俩口子儿孙就达20多口人，他们也是牧业户当中的“富人”，都说没有共产党，没有哈萨克兄弟的无私相助，就没有他们的今天。王加润当干部多年，现已退休在家，他当年和我一起在“下牧业工作组”里当哈萨克语翻译，至今见到哈萨克长者，都会道一声“阿萨了麻里坤”的祝安语，让人倍感亲切。
岁月悠忽，弹指一挥间，已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可至今历历在目，那个夜晚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那是1969年的隆冬季节，前年秋天我从西北民院上完中专回来，没有分配工作，就和老妈一起承包了公社的一群二齿绵羊放牧。我刚满19岁，没有放牧经验，没有像样的厚实衣服。我的邻居是一个汉族小伙子，他叫李成香，比我大一岁，个子高大，驼着背，长脸上一双深陷的小眼睛在长长的眉毛下闪着亮，往前突起的下巴，眨一眼看去，扁平的鼻尖好像挨着往上翻起的厚厚的嘴唇，嘴角透出刚毅和倔强。一双粗犷的大手，还有他那双大脚，又黑又大，像一把扇子。生活的磨难使他早早变得老陈许多，我和他开玩笑时叫他“傻大哥”。他在一个哈萨克牧人家里住，承包了一群小山羊羔放牧。由于海子草原天寒地冻，小牲畜无法安全过冬，公社里决定将几群开始乏瘦的小牲畜转移到前山比较暖和的春季草场去。我和李成香赶着两群羊提早就上路了。迁移的搬家驼队在前，我们赶着羊群在后，几乎蠕动着，一天走不了十来里路。尤其走出草滩，进入北戈壁，寒风凛冽，“不懂事的”冻乏的小羊羔更是不愿往前走。我们只好用提前准备的几十捆麦秆草，放在羊群前边，哄着羊群上路。两天后好不容易翻过白石头达坂，进入长草沟峡口。早晨天阴沉沉的，冷风飕飕，到中午风雪交加，还有来往汽车鸣喇叭挡道，整整走了一天直到晚上才走出沟口。雪越下越大了，长草沟沟口沟壑纵横，饿乏的羊羔满山遍野跑着钻山沟吃草，我和李成香好不容易收拢来，又从提前搬过来的“家里”取了一点干粮，继续将羊赶向前山，到了三个泉子天已经黑了。天公不作美，鹅毛般的大雪还不停的下着，地面积了厚厚的一层雪。我们找到一处羊圈底子宿营，说是羊圈其实是个坍塌的矮石块墙。我俩趁一点昏暗的月光着急地爬在地上用两只手拨扫积雪，露出一点黑色羊圈底子，先将我的绵羊羔一个个挨着板卧在石墙以内，而后又将他的羊羔地下弄出一块黑地。小山羊最怕冷，在拨开的一点地上挤成一团，蜷缩在墙外。先前我俩心急，动作大，冒了一身汗，休息了一会，身上开始发冷，我俩就在风雪交加中摸黑找能烧着的东西用来取暖。我用穿着破旧鞋的脚踢打冒头的柴棵子，鞋底却被踢掉了，雪灌进鞋里，又累又饿，一无所获，我俩只好气喘吁吁挤在一块坐着。到后半夜我开始冷的打哆嗦，上下牙不由自主地磕碰，下颌抖动的咯咯的响，渐渐地我感觉脑门子发凉，而后好像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我在黑暗的万丈深渊中坠沉，好似在遥远的天际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等到我苏醒过来，睁开眼，我发现李成香将我拥在怀里，胸贴在我的胸口，温暖着我，不停的呼喊着我的名字。看着我醒来他高兴的直叫喊，我的眼泪从眼角流了下来，滴在了他的胸口上......，我俩紧紧抱在一起坐了很久。原来我迷迷糊糊睡着后，他还到处搜寻能烧着的东西，拾羊圈底子上干粪块，好不容易点着了火，落了一点热烟灰，转过头来就发现叫不醒我了---那时我已冻昏了过去。他将我冻冰的脚捂在怀里，用雪和热灰反复揉搓脚和身体，直到我苏醒。早晨雪驻了，天放晴了，世界白茫茫一片。虽然我俩已尽力了，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但石墙内外羊羔冻死的尸体堆了一片。我的“傻大哥”从此成为我记忆当中最难忘怀的人---我的救命恩人。 海子草原又一个冰天雪地的季节，呼出的气都能在脸上结成霜，哈萨克人以“公牛冻得直呼叫，吐出的口水结成冰”来形容深冬季节。有位叫高品德的老人为找丟失的羊，夜晚迷路跌入冰河里，迷迷糊糊中用尽最后一丝气力爬进我家帐篷时已成了冰雕人。我的老母亲迅疾用羊粪块烧起大火，用几层厚厚的羊毛毡把他裹得严严的，守候了三天三夜他才从昏迷中醒来，而后送到县医院救治，虽然脚趾、手指全冻掉了，但总算保住了性命，我那慈母用伟大的母爱和真挚善良救活了一个素不相识的汉族人。高品德老人的儿孙高俊远、高全善、高永善如今已都成为了金融界优秀人才，他亦活到八十多岁高龄后去世了。
哈萨克人同样不会忘记武威兄弟和他们一道在那困苦年代为生存的拼搏。是武威兄弟们在深山峡谷、荒漠荒滩中，用汗水开垦出雁丹图、半个洼、博罗转井、柳城子、多坝沟、阿克旗这些片片绿洲和农饲基地。屯田垦荒，他们赋予了这些亘古荒漠以新的生命，他们播种粮食除了供自己食用外，还会给哈萨克兄弟送去饲草饲料和粮食蔬菜，他们还给哈萨克兄弟打造房舍，垒起了一座座羊圈。张永厚队长带领他的基建队在哈尔腾高原风餐露宿，那一块块羊圈石上都留下了他的印记。还有半个洼队的王玉堂、袁桐林妈妈高贵香，雁丹图队的赵培基，柳城子队的韩应科，阿克旗乡的王瑞兰、王加国......虽然他们多数已长眠在他们挥洒过汗水的这块土地上，但是他们的功绩永远和这些垦荒绿地一样被哈萨克人常记挂在心中。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做为带头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当中的丰功伟绩及他们的音容笑貌。
提起阿克塞哈萨克人与武威汉族人的兄弟情、民族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道不尽。甘肃哈萨克人的故乡在那遥远的新疆阿勒泰。可恶的旧社会让他们的父辈离乡背井、流离失所，身后留下了一段血和泪的悲壮征程。月是故乡明，谁愿意离开祖辈故乡。武威人又饱尝了一段天灾人祸的苦难，坎坷命运又让他们流落到了这块陌生的土地上。
历经磨难的阿克塞人，阿克塞的主体民族哈萨克人及哈萨克族干部，更加懂得今日之幸福来之不易，他们由衷地热爱新生活，他们以天生的博大胸怀，以对共产党、毛主席打心眼儿里的感激之情，以对解放后重见天日的对汉族人的好感和感谢之意，敞开胸怀接纳了武威及其它一切来阿克塞的汉族干部群众。武威人也以自己天生的勤劳憨厚、谦恭和睦，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美德，溶入了这陌生的民族，陌生的土地，扎下了生存的根基。
在党和政府慈母般地关怀下，他们是幸运的，他们是有福之人。坎坷的人生、共历的磨难，让这两地两个民族的人懂得什么是最值得珍惜的。50多年岁月，共患难共命运，这两个民族间从未发生过一起不团结不和睦的民族纠纷。多年来，他们相濡以沫，已形成“汉族离不开哈萨克族，哈萨克族离不开汉族”的格局。张永厚老人早已淡忘了落叶归根的夙愿，他说：“我已在阿克塞生活了50多年，死了也要葬在这块土地上，死了也要当阿克塞的鬼。”我们民主乡的老队长王玉堂生有11个子女，除了老大王生龙和老二王生虎在武威出生外，其余子女都出生在阿克塞。男孩子依次取名龙、虎、文、武、双、全、福，可谓生全了，了缺了心愿，老人家才安息。这充分说明了在党的光辉照耀下，阿克塞汉哈各民族人丁兴旺，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实纪！
写到这里我伏案思考，不得不停下笔来，思绪万千，我亦被感动着...是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是社会主义使我们获得了新生，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该也不能忘记这一点，更不能忘记父辈们的悲壮血泪史，也不应忘记哈汉两民族兄弟在艰难崎岖道路上共同跋涉而结下的深厚友谊。
这两地、两民族的后人，已对父辈故乡——阿勒泰、武威早已陌生和淡忘，他们的后人将永远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我祝福他们...我也将和我的子孙与我“傻大哥”一起继续亲密相处，共同生活在这块福地、宝地，建设美好家园。
武威人、哈萨克人共同演绎了一段人间传奇，传奇的故事将会继续演绎下去，因为他们才是这块美丽、富饶、神秘土地的奠基人，真正的主人，真正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