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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将不可能罔顾过去八年所有布什的外交遗产而重起炉灶。相反,奥巴马将会在诸如美中关系、亚太政策方面继承布什的遗产
《财经》记者 黄山
迫切性的关注和长期性问题的协调,变与不变之间关系的拿捏,是对奥巴马及其外交班子是否胜任的核心检验
从1月20日奥巴马站在国会山前宣誓就职那一刻起,美国告别了过去八年的“布什时代”,进入了被奥巴马称做“负责任的新时代”;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奥巴马将带领美国开始一场重塑国家的征程。
除了重塑美国应对国内问题的方法,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也清晰地表明,将致力于重塑美国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因为谦卑和节制,我们才安全。”务实的态度,不仅体现为奥巴马的外交战略,同时也是他希望能恢复的自美国建国以来的基本价值。
对已入主白宫的奥巴马而言,新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要实现一个新的开始,首先需要应对四个方面的任务: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在阿富汗完成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打击;避免核武器和核材料落入恐怖分子之手;重申美国对中东盟友的支持以及寻求以巴间的持久和平。
除了这些当务之急,奥巴马及其他外交安全团队成员还面临巴基斯坦政局、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美俄关系、美中关系、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贫困问题、传染病控制等长长的一串任务。
此外,尽管奥巴马一再宣称变革,其就职演讲也处处体现出新政府将摒弃布什做法的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将不可能做到罔顾过去八年所有布什的外交遗产,重起炉灶。相反,奥巴马将会在诸如美中关系、亚太政策方面继承布什的遗产。
因此,如何在当务之急和长期性战略问题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摒弃与继承之间寻求折衷,就成为检验奥巴马和他的外交团队能否在未来四年取得成功的关键。
短期急务与长期问题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在最近的《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尽管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在内的迫切性问题将吸引奥巴马外交团队最多的注意力,但不要因这些问题忽略了对长期重要性问题的关注。在哈斯看来,对奥巴马政府而言,有可能决定21世纪全球走向的单一、最大的挑战为美中关系。
而正如哈斯指出的,一个合作的中国可以帮助遏制核武器和核材料的扩散,可以维持一个开放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可以保证世界能源的正常供应,可以挫败恐怖活动,可以预防传染性疾病以及放缓全球变暖的过程。相反,一个不合作乃至敌意的中国,会使美国及其盟友在防止全球化所带来的危险方面的努力变得困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告诉《财经》记者,尽管反恐依然会成为奥巴马时期外交政策的重点,但重新定义恐怖主义,更多采取军事以外的综合手段,以及反恐重心从伊拉克东移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会成为“奥巴马时代”反恐的主要特点。此外,重新回归对传统大国关系的关注,也会是奥巴马在继续深化反恐外的重点。
“2008年的‘8·8事件’(俄格冲突和北京奥运会的举行)标志着世界进入后‘9·11’时代。因此,处理好大国挑战,将是奥巴马政府的关注点之一。”袁鹏表示。
平衡要务和长期性问题,将成为奥巴马及其外交团队最大的考验之一。目前,在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除了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时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受命出任新政府负责巴基斯坦、印度和阿富汗事务的特使;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时期担任过中东问题特使的罗斯(Dennis Ross)出任伊朗问题特使;布什时期的中东特使、前参议员米歇尔(George Mitchell)将负责协调新政府的以巴事务及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这三项人事任命,体现了奥巴马外交团队对要务的理解。
此外,克林顿时期的国防部官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有望接任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美方代表团团长希尔,出任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而同样在克林顿时期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欧洲事务的戈登(Philip Gordon),则有望出任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两项可期的人事任命,体现出新政府对美中和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视。
变与不变
过去八年,布什让美国同时陷入两场战争;在伊核问题拒绝同伊朗对话的立场,使得伊核问题长期僵持不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迟迟不做减排承诺的态度,也令世界特别是在环境问题上持相对积极态度的欧洲国家对美国的领导力提出质疑。
变是必然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告诉《财经》记者,应对金融危机、稳定金融秩序是当下奥巴马内外政策的出发点。没有经济复苏,美国在实力和模式上所具有的优势都会削弱。因此,从“布什时代”对传统国家安全的关注转向更多注意国家经济安全,会是奥巴马外交新政的一个大的变化。
而在布什外交政策核心的反恐问题领域,“奥巴马新政”不会过度渲染西方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对抗,而是缩小反恐对象的范围。“具体到以巴冲突方面,奥巴马会更多关注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问题,与布什政府较迟介入中东事务的做法不同,奥巴马政府会更早介入以巴和平问题。”陈东晓表示。
但布什在外交上的成绩单也并非一无是处。亚太政策,特别是美中关系、美印关系,都是布什政绩的可圈可点之处。这一点,可以从对奥巴马外交政策的解读看出来。
陈东晓告诉《财经》记者,奥巴马较为现实的政治理念,使得其在很多传统安全领域还是会接受布什遗产,只是手法有所调整。
“奥巴马在伊拉克问题上提出负责任的撤军立场,使其伊拉克政策愈发接近布什任期最后两年的做法;在亚太政策上,奥巴马会接受布什的大框架,更积极地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过程,包括同东盟签订《东南亚友好条约》的可能性。”陈东晓表示。
实际上,在其公布的外交政策纲领中,奥巴马外交团队提到,要在亚太地区打造更加有效的机制,这些机制将超出简单的双边协定、不定期的首脑会晤以及临时性的机制安排。同时,新政府将致力于保持同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些传统盟国的关系,以此构筑有助于本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基础,并保证中国按照现有的国际规则办事。
这些内容同布什时期的亚太政策保持了基本一致,更多是对其政策的一种修补和完善。此外,从一些外交高层的人事布局,亦可看到这种政策延续性的影子。
比如,布什时期国务院的三号人物、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伯恩斯(William Burns)将获得新政府留任。伯恩斯在促成加强印美关系的《美印核协议》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伯恩斯还担任过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同时也是美国牵头的阻止伊朗发展核项目的关键性人物。
伯恩斯在防核扩散和美俄关系方面的履历和经验,都是新政府倚重其的原因。除了伯恩斯,获得留用的布什外交团队成员还包括负责制定国务院日常管理的副国务卿肯尼迪(Patrick F. Kennedy)。作为负责日常管理的副国务卿,肯尼迪是国务院在人员、设施、技术、领事事务方面的“大管家”。而奥巴马外交团队已经承诺,将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存在,特别在发展问题严重的非洲大陆,希望能增加更多的美国领事机构。这些都将是获得留任的肯尼迪届时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更重要的是,正如希拉里在参议院确认其提名的听证会上所表示的,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保证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对盟友的倚重,是美国自“二战”以来始终坚持的原则,尽管这一原则在布什首个任期内遭到削弱。但总体而言,不管是在应对传统的安全威胁,抑或当今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型安全威胁,最大努力寻求盟友支持依然是美国外交的不二选项。
此外,保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也是美国自霸权确立以来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圭臬。而奥巴马力图跟布什划清界限,并非对这一目标的确认,而是这种领导力的基础。在布什任内,美国在以军事实力为代表的“硬实力”方面的强势,以及在道德方面自我设定的“软实力”高度,使布什认为美国是天然的世界领导者。但在奥巴马看来,这种领导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美国通过自身努力争取(must be earned)。
换言之,捍卫并加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依然是奥巴马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从这个角度讲,那种认为奥巴马将重塑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想法,不免有些一厢情愿。所不同的是,除了领导力的基础,还有实现目标的手段:是更多地依赖多边和外交手段,还是单边和武力的方式?
无疑,迫切性的关注和长期性问题的协调,变与不变之间关系的拿捏,是对奥巴马及其外交班子是否胜任的核心检验。对硬币任何一面的过度关注。都有可能以牺牲另一面为代价。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如果要保持其领导力,再一次大的政策失衡会不会是其“不可承受之重”?■
《财经》记者 黄山
迫切性的关注和长期性问题的协调,变与不变之间关系的拿捏,是对奥巴马及其外交班子是否胜任的核心检验
从1月20日奥巴马站在国会山前宣誓就职那一刻起,美国告别了过去八年的“布什时代”,进入了被奥巴马称做“负责任的新时代”;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奥巴马将带领美国开始一场重塑国家的征程。
除了重塑美国应对国内问题的方法,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也清晰地表明,将致力于重塑美国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因为谦卑和节制,我们才安全。”务实的态度,不仅体现为奥巴马的外交战略,同时也是他希望能恢复的自美国建国以来的基本价值。
对已入主白宫的奥巴马而言,新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要实现一个新的开始,首先需要应对四个方面的任务: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在阿富汗完成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打击;避免核武器和核材料落入恐怖分子之手;重申美国对中东盟友的支持以及寻求以巴间的持久和平。
除了这些当务之急,奥巴马及其他外交安全团队成员还面临巴基斯坦政局、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美俄关系、美中关系、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贫困问题、传染病控制等长长的一串任务。
此外,尽管奥巴马一再宣称变革,其就职演讲也处处体现出新政府将摒弃布什做法的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将不可能做到罔顾过去八年所有布什的外交遗产,重起炉灶。相反,奥巴马将会在诸如美中关系、亚太政策方面继承布什的遗产。
因此,如何在当务之急和长期性战略问题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摒弃与继承之间寻求折衷,就成为检验奥巴马和他的外交团队能否在未来四年取得成功的关键。
短期急务与长期问题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在最近的《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尽管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在内的迫切性问题将吸引奥巴马外交团队最多的注意力,但不要因这些问题忽略了对长期重要性问题的关注。在哈斯看来,对奥巴马政府而言,有可能决定21世纪全球走向的单一、最大的挑战为美中关系。
而正如哈斯指出的,一个合作的中国可以帮助遏制核武器和核材料的扩散,可以维持一个开放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可以保证世界能源的正常供应,可以挫败恐怖活动,可以预防传染性疾病以及放缓全球变暖的过程。相反,一个不合作乃至敌意的中国,会使美国及其盟友在防止全球化所带来的危险方面的努力变得困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告诉《财经》记者,尽管反恐依然会成为奥巴马时期外交政策的重点,但重新定义恐怖主义,更多采取军事以外的综合手段,以及反恐重心从伊拉克东移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会成为“奥巴马时代”反恐的主要特点。此外,重新回归对传统大国关系的关注,也会是奥巴马在继续深化反恐外的重点。
“2008年的‘8·8事件’(俄格冲突和北京奥运会的举行)标志着世界进入后‘9·11’时代。因此,处理好大国挑战,将是奥巴马政府的关注点之一。”袁鹏表示。
平衡要务和长期性问题,将成为奥巴马及其外交团队最大的考验之一。目前,在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除了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时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受命出任新政府负责巴基斯坦、印度和阿富汗事务的特使;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时期担任过中东问题特使的罗斯(Dennis Ross)出任伊朗问题特使;布什时期的中东特使、前参议员米歇尔(George Mitchell)将负责协调新政府的以巴事务及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这三项人事任命,体现了奥巴马外交团队对要务的理解。
此外,克林顿时期的国防部官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有望接任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美方代表团团长希尔,出任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而同样在克林顿时期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欧洲事务的戈登(Philip Gordon),则有望出任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两项可期的人事任命,体现出新政府对美中和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视。
变与不变
过去八年,布什让美国同时陷入两场战争;在伊核问题拒绝同伊朗对话的立场,使得伊核问题长期僵持不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迟迟不做减排承诺的态度,也令世界特别是在环境问题上持相对积极态度的欧洲国家对美国的领导力提出质疑。
变是必然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告诉《财经》记者,应对金融危机、稳定金融秩序是当下奥巴马内外政策的出发点。没有经济复苏,美国在实力和模式上所具有的优势都会削弱。因此,从“布什时代”对传统国家安全的关注转向更多注意国家经济安全,会是奥巴马外交新政的一个大的变化。
而在布什外交政策核心的反恐问题领域,“奥巴马新政”不会过度渲染西方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对抗,而是缩小反恐对象的范围。“具体到以巴冲突方面,奥巴马会更多关注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问题,与布什政府较迟介入中东事务的做法不同,奥巴马政府会更早介入以巴和平问题。”陈东晓表示。
但布什在外交上的成绩单也并非一无是处。亚太政策,特别是美中关系、美印关系,都是布什政绩的可圈可点之处。这一点,可以从对奥巴马外交政策的解读看出来。
陈东晓告诉《财经》记者,奥巴马较为现实的政治理念,使得其在很多传统安全领域还是会接受布什遗产,只是手法有所调整。
“奥巴马在伊拉克问题上提出负责任的撤军立场,使其伊拉克政策愈发接近布什任期最后两年的做法;在亚太政策上,奥巴马会接受布什的大框架,更积极地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过程,包括同东盟签订《东南亚友好条约》的可能性。”陈东晓表示。
实际上,在其公布的外交政策纲领中,奥巴马外交团队提到,要在亚太地区打造更加有效的机制,这些机制将超出简单的双边协定、不定期的首脑会晤以及临时性的机制安排。同时,新政府将致力于保持同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些传统盟国的关系,以此构筑有助于本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基础,并保证中国按照现有的国际规则办事。
这些内容同布什时期的亚太政策保持了基本一致,更多是对其政策的一种修补和完善。此外,从一些外交高层的人事布局,亦可看到这种政策延续性的影子。
比如,布什时期国务院的三号人物、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伯恩斯(William Burns)将获得新政府留任。伯恩斯在促成加强印美关系的《美印核协议》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伯恩斯还担任过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同时也是美国牵头的阻止伊朗发展核项目的关键性人物。
伯恩斯在防核扩散和美俄关系方面的履历和经验,都是新政府倚重其的原因。除了伯恩斯,获得留用的布什外交团队成员还包括负责制定国务院日常管理的副国务卿肯尼迪(Patrick F. Kennedy)。作为负责日常管理的副国务卿,肯尼迪是国务院在人员、设施、技术、领事事务方面的“大管家”。而奥巴马外交团队已经承诺,将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存在,特别在发展问题严重的非洲大陆,希望能增加更多的美国领事机构。这些都将是获得留任的肯尼迪届时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更重要的是,正如希拉里在参议院确认其提名的听证会上所表示的,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保证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对盟友的倚重,是美国自“二战”以来始终坚持的原则,尽管这一原则在布什首个任期内遭到削弱。但总体而言,不管是在应对传统的安全威胁,抑或当今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型安全威胁,最大努力寻求盟友支持依然是美国外交的不二选项。
此外,保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也是美国自霸权确立以来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圭臬。而奥巴马力图跟布什划清界限,并非对这一目标的确认,而是这种领导力的基础。在布什任内,美国在以军事实力为代表的“硬实力”方面的强势,以及在道德方面自我设定的“软实力”高度,使布什认为美国是天然的世界领导者。但在奥巴马看来,这种领导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美国通过自身努力争取(must be earned)。
换言之,捍卫并加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依然是奥巴马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从这个角度讲,那种认为奥巴马将重塑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想法,不免有些一厢情愿。所不同的是,除了领导力的基础,还有实现目标的手段:是更多地依赖多边和外交手段,还是单边和武力的方式?
无疑,迫切性的关注和长期性问题的协调,变与不变之间关系的拿捏,是对奥巴马及其外交班子是否胜任的核心检验。对硬币任何一面的过度关注。都有可能以牺牲另一面为代价。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如果要保持其领导力,再一次大的政策失衡会不会是其“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