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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敖汉地区先后出现过史前文化、青铜文化、契丹文化、蒙元文化，期间受到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影响。多种文化经过长期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带有敖汉地区特色的地域历史文化，留下了许多记录这一历史进程的物质文化遗存，它们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相应文化特征，成为多种文化共现的标识。
关键词：民族;馆藏文物;文化融合;地域特征
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其自身鲜明的文化特征，与吸收先进的或外来的文化因素也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没有特点的封闭民族是无法长久立足于民族之林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是一个民族良性发展的要素，这一点就体现在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和内蒙古新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特征上。
敖汉旗地处内蒙古东南部辽西地区，它是燕山山脉与松辽平原的地理过渡带，地貌类型多样。敖汉旗区域有8000年的文化，著名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中，把敖汉旗誉为“人类文明升起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敖汉旗境内调查发现古文化遗址4200余处，史前文化类型独特。其中，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是以敖汉旗地名命名的文化类型。敖汉旗是红山文化的中心地带，位于敖汉旗的大甸子遗址、城子山遗址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标杆。国家级权威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祥教授在《东北文物考古论集》2中谈到，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在敖汉区域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找到其缺环，并把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0—3000年，这说明敖汉区域已经形成了原生的、高水平的古代文明，是中国原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后，敖汉是东胡、匈奴、乌桓、山戎、鲜卑等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又相继成为契丹、蒙、汉等民族活动的中心。敖汉区域特殊的地理位置，为这一区域古代各民族的活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史前文化、青铜文化、契丹文化、蒙元文化，长期相互碰撞、交流、融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敖汉地区成为多种经济类型交错、多种文化因素汇聚、多种民族杂居的北方文化重心地带，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以渔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
敖汉旗地处辽西地区中部，总的文化发展趋向于辽西地区古文化类型。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先后经历了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五种文化的阶段变化，以该地区新州博物馆馆藏的史前文化时期的直腹筒形夹砂陶罐为例来说明。直腹筒形夹砂陶罐是当时人们的炊具，是为了烹煮兽、禽、渔类食物而制作，方便食物的放进和取出。鲜卑文化的大口夹砂罐、辽代的直腹三足铁锅延续了这种器型，直到元、明、清依然有这类炊具的痕迹。通过此类器物可以看出，虽然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原始农业，但占主要地位的依然是渔猎文化。与之相关的，敖汉地区出土的很多史前文化石饼形器、球形器等都具有渔猎特点。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中国形成南北两大玉文化区域，北方是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主导。红山文化玉器的特点是以动物形象为主要原型，如敖汉地区新州博物馆馆藏的红山文化时期玉猪龙、玉鸮、玉勾云形器等，同样是渔猎文化的映射，对于它们的效用尚无准确的判定，或是部落的图腾，或是与天地交流的巫器。一直到春秋至魏晋时期的山戎、东胡、鲜卑诸民族仍然延续这一习俗，这些民族多用动物纹饰装饰青铜器，如新州博物馆馆藏羊首铜刀、鹿纹铜牌及动物纹带钩、腰带、马具等各类装饰品，这是一种民族心理认同。除此之外，也与辽西地区的自然环境有关。这里地处山区、丘陵地带，黄土坡地居多，自然环境适合野生动物的生存，因此，渔猎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延续下来，体现在将动物纹饰作为文物装饰的主题，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辽、金、元时期。这也是中国最早龙、最早凤的形象均发现于敖汉地区的历史原因。
（二）农耕与渔猎更替变化的生产生活方式
敖汉地区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农业发源地。敖汉地区史前文化博物馆和新州博物馆馆藏的史前文化石耜、石刀、石锄、石铲、石镰等原始农耕用具是该地区农耕文化的印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体现得更加明显。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在不斷发生变化，农耕与渔猎的生产生活方式总是强弱更替变化，即便是在同一种文化中也有先后的变化。在古代气候特别干冷的情况下，渔猎文化就有明显的发展;在气候温润的情况下，农耕文化就占据强势地位。敖汉地区馆藏的大量不同时期远古生产工具和生活装饰品真实地反映出这一规律。
敖汉地区自然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应是距今3000年左右。这一时期荒漠和草原出现了，自然就有了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他们先后来到这里，有的像雄鹰一掠而过，有的却在这里建立王朝，如鲜卑、契丹、女真、蒙元等。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虽然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农耕文化依然存在，这一点从契丹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早在建立国家之前，几代契丹涅里王就注重农耕，耶律阿保机和辽太宗从燕云等州掠夺过来大量汉人建城，推行一国两制，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于是汉人的农耕方式得以保留。
（三）红山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
由于辽西地区地处海洋气候的闾尾区，气候多变，从远古时期至今经历了无数次大的变化，导致人们不断地大幅度迁出或涌入。相对来说，古代的这种变化更为明显。考古发掘表明，在红山文化存在的千年间，就与中原文化发生过两次大的碰撞，由此也迸发出文明的火花。如红山文化彩陶受到了仰韶文化彩陶的影响。小河沿文化彩陶，又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彩陶的影响。敖汉地区新州博物馆馆藏的红山文化彩陶瓮、彩陶罐、彩陶壶及小河沿文化双耳陶罐等都是这些现象的佐证。
（四）西域文化对青铜文化的渗透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西域文化悄然而至，使得夏家店上层文化不仅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受西域文化影响较深。如敖汉地区新州博物馆馆藏的几何纹饰青铜刀及男女合体青铜人立像，纹饰造型的特点和艺术风格，属于游牧型经济文化，这种文化和西域相邻的民族文化有着相互融合与交流，均与西域文化影响有关。 （五）游牧文化的同一性和差异性
战汉时代以后的大多时期，敖汉地区被游牧民族所占据，游牧文化占主导地位，如东胡、鲜卑、突厥、契丹。他们的生活习惯受自身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影响，同属游牧民族，但有所差异，因此各族群器物迥然不同，服饰也样式各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史前文化博物馆馆藏腰带的变化。他们都是骑马民族，尽管对护腰和腰带，如史前文化博物馆馆藏唐代金带具、辽代胡人乐舞纹玉带、辽代银鎏金捍腰等都很重视，但都固守各自的特点。由于受到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显现出同一性和差异性。他们同时也表现出对于黄金和白银制品的喜爱，如新州博物馆馆藏鲜卑三鹿纹金牌饰及银牌饰，史前文化博物馆馆藏唐代栗特式银执壶、鎏金猞猁纹银盘等，但是在用途上差异很大。
（六）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
古代敖汉地区的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民族不断争夺，曾连发征战。多种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使得敖汉地区成为契丹、女真、蒙、汉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在长时间的接触中，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形成了带有敖汉地区特色的地域历史文化，留下了许许多多记录这一历史进程的物质文化遗存。
敖汉地区是辽代的重要疆域，辽代遗存文物数量尤多，均体现出不同文化交融的痕迹。如敖汉地区新州博物馆馆藏的木囊，是契丹人盛放香料的物件，其造型、材质和纹饰均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具有中原文化表征。新州博物馆馆藏缂丝海水大雁纹香囊，出于辽墓，具有宋代工艺风格;摩羯纹金耳坠上錾刻的摩羯纹是西域文化的典型纹饰，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特點;联珠纹三彩香薰是仿金银器的陶瓷制品，联珠纹是中亚、西亚一带金银器的主题纹饰，特色明显;迦陵频伽纹黄釉鸡冠壶是辽代特有的陶瓷器器型，纹饰既有佛教中的迦陵频伽纹，也有忍冬花纹，具有西域文化的习尚，而牡丹花、菊花则带有汉文化的风韵;敖汉地区一座辽墓中出土的胡人乐舞纹玉带，经鉴定，玉材质来自古于阗国，胡人乐舞纹取材于西域文化。此墓中还出土突厥鎏金银带、契丹本民族银捍腰等。一座墓中出现东南西北不同特征的文物，反映出不同种族和地域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也是契丹族四处征战中，不断吸收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各种外来文化因素的生动写照。元代器物同样有民族文化交流的体现，如新州博物馆馆藏元代酒具瓜形鋬耳银杯，明显受西方文化影响;元代狮纹银带扣上的狮纹图案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
敖汉地区馆藏文物清晰地反映了古代各民族的文化特征，映射了汉民族、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各民族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相互渗透的过程，造就了多民族共同生活、和谐共处的敖汉地域文化，诠释了北方与中原文化、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传播与交融，成为多种文化共现的标识。
（作者杨妹，单位：赤峰博物馆）
参考文献
1.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7）;
2.刘国祥主编，东北文物考古论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民族;馆藏文物;文化融合;地域特征
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其自身鲜明的文化特征，与吸收先进的或外来的文化因素也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没有特点的封闭民族是无法长久立足于民族之林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是一个民族良性发展的要素，这一点就体现在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和内蒙古新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特征上。
敖汉旗地处内蒙古东南部辽西地区，它是燕山山脉与松辽平原的地理过渡带，地貌类型多样。敖汉旗区域有8000年的文化，著名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中，把敖汉旗誉为“人类文明升起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敖汉旗境内调查发现古文化遗址4200余处，史前文化类型独特。其中，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是以敖汉旗地名命名的文化类型。敖汉旗是红山文化的中心地带，位于敖汉旗的大甸子遗址、城子山遗址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标杆。国家级权威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祥教授在《东北文物考古论集》2中谈到，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在敖汉区域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找到其缺环，并把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0—3000年，这说明敖汉区域已经形成了原生的、高水平的古代文明，是中国原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后，敖汉是东胡、匈奴、乌桓、山戎、鲜卑等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又相继成为契丹、蒙、汉等民族活动的中心。敖汉区域特殊的地理位置，为这一区域古代各民族的活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史前文化、青铜文化、契丹文化、蒙元文化，长期相互碰撞、交流、融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敖汉地区成为多种经济类型交错、多种文化因素汇聚、多种民族杂居的北方文化重心地带，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以渔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
敖汉旗地处辽西地区中部，总的文化发展趋向于辽西地区古文化类型。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先后经历了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五种文化的阶段变化，以该地区新州博物馆馆藏的史前文化时期的直腹筒形夹砂陶罐为例来说明。直腹筒形夹砂陶罐是当时人们的炊具，是为了烹煮兽、禽、渔类食物而制作，方便食物的放进和取出。鲜卑文化的大口夹砂罐、辽代的直腹三足铁锅延续了这种器型，直到元、明、清依然有这类炊具的痕迹。通过此类器物可以看出，虽然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原始农业，但占主要地位的依然是渔猎文化。与之相关的，敖汉地区出土的很多史前文化石饼形器、球形器等都具有渔猎特点。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中国形成南北两大玉文化区域，北方是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主导。红山文化玉器的特点是以动物形象为主要原型，如敖汉地区新州博物馆馆藏的红山文化时期玉猪龙、玉鸮、玉勾云形器等，同样是渔猎文化的映射，对于它们的效用尚无准确的判定，或是部落的图腾，或是与天地交流的巫器。一直到春秋至魏晋时期的山戎、东胡、鲜卑诸民族仍然延续这一习俗，这些民族多用动物纹饰装饰青铜器，如新州博物馆馆藏羊首铜刀、鹿纹铜牌及动物纹带钩、腰带、马具等各类装饰品，这是一种民族心理认同。除此之外，也与辽西地区的自然环境有关。这里地处山区、丘陵地带，黄土坡地居多，自然环境适合野生动物的生存，因此，渔猎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延续下来，体现在将动物纹饰作为文物装饰的主题，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辽、金、元时期。这也是中国最早龙、最早凤的形象均发现于敖汉地区的历史原因。
（二）农耕与渔猎更替变化的生产生活方式
敖汉地区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农业发源地。敖汉地区史前文化博物馆和新州博物馆馆藏的史前文化石耜、石刀、石锄、石铲、石镰等原始农耕用具是该地区农耕文化的印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体现得更加明显。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在不斷发生变化，农耕与渔猎的生产生活方式总是强弱更替变化，即便是在同一种文化中也有先后的变化。在古代气候特别干冷的情况下，渔猎文化就有明显的发展;在气候温润的情况下，农耕文化就占据强势地位。敖汉地区馆藏的大量不同时期远古生产工具和生活装饰品真实地反映出这一规律。
敖汉地区自然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应是距今3000年左右。这一时期荒漠和草原出现了，自然就有了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他们先后来到这里，有的像雄鹰一掠而过，有的却在这里建立王朝，如鲜卑、契丹、女真、蒙元等。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虽然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农耕文化依然存在，这一点从契丹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早在建立国家之前，几代契丹涅里王就注重农耕，耶律阿保机和辽太宗从燕云等州掠夺过来大量汉人建城，推行一国两制，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于是汉人的农耕方式得以保留。
（三）红山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
由于辽西地区地处海洋气候的闾尾区，气候多变，从远古时期至今经历了无数次大的变化，导致人们不断地大幅度迁出或涌入。相对来说，古代的这种变化更为明显。考古发掘表明，在红山文化存在的千年间，就与中原文化发生过两次大的碰撞，由此也迸发出文明的火花。如红山文化彩陶受到了仰韶文化彩陶的影响。小河沿文化彩陶，又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彩陶的影响。敖汉地区新州博物馆馆藏的红山文化彩陶瓮、彩陶罐、彩陶壶及小河沿文化双耳陶罐等都是这些现象的佐证。
（四）西域文化对青铜文化的渗透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西域文化悄然而至，使得夏家店上层文化不仅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受西域文化影响较深。如敖汉地区新州博物馆馆藏的几何纹饰青铜刀及男女合体青铜人立像，纹饰造型的特点和艺术风格，属于游牧型经济文化，这种文化和西域相邻的民族文化有着相互融合与交流，均与西域文化影响有关。 （五）游牧文化的同一性和差异性
战汉时代以后的大多时期，敖汉地区被游牧民族所占据，游牧文化占主导地位，如东胡、鲜卑、突厥、契丹。他们的生活习惯受自身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影响，同属游牧民族，但有所差异，因此各族群器物迥然不同，服饰也样式各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史前文化博物馆馆藏腰带的变化。他们都是骑马民族，尽管对护腰和腰带，如史前文化博物馆馆藏唐代金带具、辽代胡人乐舞纹玉带、辽代银鎏金捍腰等都很重视，但都固守各自的特点。由于受到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显现出同一性和差异性。他们同时也表现出对于黄金和白银制品的喜爱，如新州博物馆馆藏鲜卑三鹿纹金牌饰及银牌饰，史前文化博物馆馆藏唐代栗特式银执壶、鎏金猞猁纹银盘等，但是在用途上差异很大。
（六）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
古代敖汉地区的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民族不断争夺，曾连发征战。多种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使得敖汉地区成为契丹、女真、蒙、汉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在长时间的接触中，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形成了带有敖汉地区特色的地域历史文化，留下了许许多多记录这一历史进程的物质文化遗存。
敖汉地区是辽代的重要疆域，辽代遗存文物数量尤多，均体现出不同文化交融的痕迹。如敖汉地区新州博物馆馆藏的木囊，是契丹人盛放香料的物件，其造型、材质和纹饰均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具有中原文化表征。新州博物馆馆藏缂丝海水大雁纹香囊，出于辽墓，具有宋代工艺风格;摩羯纹金耳坠上錾刻的摩羯纹是西域文化的典型纹饰，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特點;联珠纹三彩香薰是仿金银器的陶瓷制品，联珠纹是中亚、西亚一带金银器的主题纹饰，特色明显;迦陵频伽纹黄釉鸡冠壶是辽代特有的陶瓷器器型，纹饰既有佛教中的迦陵频伽纹，也有忍冬花纹，具有西域文化的习尚，而牡丹花、菊花则带有汉文化的风韵;敖汉地区一座辽墓中出土的胡人乐舞纹玉带，经鉴定，玉材质来自古于阗国，胡人乐舞纹取材于西域文化。此墓中还出土突厥鎏金银带、契丹本民族银捍腰等。一座墓中出现东南西北不同特征的文物，反映出不同种族和地域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也是契丹族四处征战中，不断吸收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各种外来文化因素的生动写照。元代器物同样有民族文化交流的体现，如新州博物馆馆藏元代酒具瓜形鋬耳银杯，明显受西方文化影响;元代狮纹银带扣上的狮纹图案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
敖汉地区馆藏文物清晰地反映了古代各民族的文化特征，映射了汉民族、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各民族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相互渗透的过程，造就了多民族共同生活、和谐共处的敖汉地域文化，诠释了北方与中原文化、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传播与交融，成为多种文化共现的标识。
（作者杨妹，单位：赤峰博物馆）
参考文献
1.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7）;
2.刘国祥主编，东北文物考古论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