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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洋人旧事》（新华出版社2008年出版）是张功臣先生出版的一部新闻史的新著，是继其《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之后的又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优秀之作。同时，这部著作中体现出的新的历史观和人学观，以及在文体上具有突破意义的变革，都为我们在新闻传播史、修辞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关键词】新历史观；传播史；修辞学
《洋人旧事》的副标题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这部书记述了17位洋人在近代中国生活和奋斗的经历。其中有清代嘉庆年间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牧师马礼逊；清朝废帝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北洋水师“镇远”舰帮带马吉芬；在华40年先后为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做过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创办湘雅医院的美国医生胡美（爱德华·休姆）；太平天国的洋兄弟罗孝全；清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法国驻云南省的总领事奥古期特·弗朗索瓦（中文名方苏雅）……上溯百年，这些人大多是声名显赫的在华洋人，他们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可惜这些举足轻重的历史风云人物，也许由于我们的健忘，或者是历史迷雾的遮蔽，基本上都化作了消散的云烟，略有耳闻或残留下来的，也有不少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回忆碎片。
近代中国在华洋人的生活和命运，是我们认识和理解那个风云激荡、积弱图强的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也是重新审视我们今天在中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仍然歧义多端的现代化交流与冲突的参照。从个人意义上说，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和我们的青年时代一样，怀揣着奋斗、理想和牺牲精神的年轻人，还有被探险的好奇、发财的欲望所驱使，试图在遥远的东方实现梦想的冒险家们，上演的一幕幕历史悲剧。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和生活在艰难时世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本书中这些身份各异、生活时代不同的洋人，在与中国结缘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顿和磨难。他们大多早在19世纪后期陆续来到中国，属于拓荒式的人物，在清廷尚不知英美各国位于地球哪一端、百姓视高鼻深目的洋人为鬼魅的年代，来华洋人与中国人交往，并且开拓自己的事业，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正因为如此，这些异乡客的经历中，才充满了尴尬、无奈和困厄，让我们看到了近代中西交流史上独特的一页。”[1]
他们的命运岂止是“充满了尴尬、无奈和困厄”，他们中部分声名显赫的著名历史人物，长期以来都是作为近代史上的反面形象，被定义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控制中国政策的代理人，或者阴谋家和掠夺者，比如赫德、莫理循、庄士敦；还有那些在传教、兴办实业、热衷教育和医学事业等方面力图改变现状的开拓者，至今仍然是一些身份可疑的匆匆过客，消失在迷雾重重的历史谜团中。
张功臣这部书，并不是在做历史的翻案文章，而是在力求真实的基础上还原历史。
还原历史是艰难的，这是一种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沉重劳动。从这部“洋人旧事”中我看到，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工作中，为了揭示出近代中国东西方交往史上的真实状况，做了艰难的梳理和研究工作，他查阅了大量原始文献资料，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和当事人所作的传记、纪实等，还做了大量诸如辨伪、求证工作。在面对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他不再是从社会的、道德的主题上，做带有政治图解倾向的评价和道德上的简单判断，只是通过冷静、客观的叙事，细致、准确的描写，转化为历史和生活的本原状况。
空泛、禁锢的政治标签化和单一的历史观，造成了新闻传播学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加之叙事的理想化与人工化，是长期以来流行的社会通病，导致人们难以花费时间弄清真相，也缺少理解他人的理性与宽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洋人旧事》改变了传统新闻传播学中对于历史的反思、表达阶级意志、作为文化传声筒的观念，也没有采取整体性的宏大历史视角，而是以微观的个人化观点切入，以点写面，把历史改写成为零碎的、具体可感的人生片断和人生经验，既赋予历史以生命力，又感性地还原了历史的原生态。
比如《远方来了个骆驼队——普热瓦尔斯基第四次中亚探险片段》一章，作者在记述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时，没有对他充满争议的探险生涯做出任何评判，而是选择了传主从蒙古草原穿过漠北，进入青藏高原——罗布泊——和田，一路上猎杀珍稀野生动物的特殊嗜好的独特角度，翔实地记述下了普热瓦尔斯基一次次疯狂的捕杀和猎取。数量惊人的珍稀动物标本，用现代武器与保卫家园的藏民的战斗大获全胜，作者在冷静的叙事中还不断穿插着普热瓦尔斯基洋洋自得的自述，已经可以感受到作者出奇的愤怒与沉痛。仅此一点，就可看出他的文章与许多描写中亚探险家注重其“传奇”经历的境界差距。
传统的历史传记，注重的是外部事件的描述与叙说，在文体上必然导致注重事件的过程而不是心灵的透视，关注典型环境和人物社会地位的塑造而缺少人性力度和深度的开掘。《洋人旧事》可以说是一次现代艺术思想的历史叙事，他没有把自己在阅读历史中领悟到的生活真理强加在文章中，而是最大限度地“还原”他所感知的真实，通过形象鲜明生动，充满生活质感的艺术描述体现出来，而把判断的自由留给读者。这并不是说作者缺乏情感上的强烈爱憎，只不过他是把这种情感深深地隐匿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给历史注入了鲜活的生命。
不渲染夸饰，不刻意做作，用反复考证和探究的历史事实，把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刻感悟和饱满的思想不动声色地寓于作品的具体人物、情节和场面之中，这是《洋人旧事》体现出的新的历史观和人学观，对人的生存世界重新作出的人文解说。在这里，过去传记或历史文学作品大一统的“宏大叙事”，或者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题，被作品中对人物的复杂命运的揭示、对人生飘摇沉浮的解析、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取代了。从《风中幼树——胡美与湘雅医院》中，美国医生爱德华·休姆（中文名胡美）在长沙创办湘雅医院，推广西方医学的艰辛岁月，又在军阀混战中无奈地关闭，然后黯然离去；到《电火亮萤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中，英格兰人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35年，同样带着伤心破碎的梦返回故乡；《纸上拓荒——马礼逊在广州的地下传教生涯》中，美国人马礼逊在严厉禁教的嘉庆年间来到广州，藏匿在洋行的阁楼里，在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的困厄中，用了20多年时间执著地翻译《圣经》、编纂《英华字典》秘密进行地下传教……作者面对的是每个具体的人的生存世界，他们的悲欢离合、奋斗与挣扎，已经不再是作为某一阶级、阶层或群体中“类”的代表与象征，而是作为和我们同样活生生的“人”，行走在我们的视野里和生活中。
在不少章节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到作者采用的是一种近似于“元历史”的创作理念。“元历史”观是西方新历史主义的重要思潮，这种观念认为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有叙事者的想象性和虚构性，是以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而存在的”，找不到原生态的历史，只能找到有关历史的“叙述”。[2]例如《电火亮萤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一文，记述的是苏格兰穷牧师的儿子傅兰雅，从孩提时代就十分向往中国，为此他刻苦学习汉语，来到中国后先在上海担任《中国教会新报》的主编，后担任江南制造局的科技翻译官，在译介大量科技文章的同时，还创办了介绍自然科学的月刊《格致汇编》，可以说是开中国近代科技新闻之先河的重要历史人物。但他在中国奋斗了35年后，却带着伤心破碎的梦返回故乡。晚年在美国，傅兰雅在回顾这场“旷日持久、封闭困乏的苦斗”时，仍然怀着一种“上当受骗”的心情。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取了“元叙事”的新历史主义创作观，消解了传统历史叙述建立在模仿论基础上的叙述规范，以及传统历史的“真实性”，用大量的考证资料、回忆录，在重新探求那段历史的许多未解之谜时，完全由传统的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变成了对于历史生成本相的追问，由毫无怀疑地接受历史变为对历史的诘问，留给我们大量诸如“是中国利用了他，还是他利用了中国”等令人深思的人生困惑。
除了作者新的创作理念之外，还有与现代文体艺术的契合。这与张功臣长期研究外国文学的艺术变迁有关。从福楼拜到海明威，再到加缪和卡夫卡，西方小说叙事艺术一直在变化中发展。正如海明威一直反对凭借抽象概念进行创作，强调真正的创作是将个人具体的经验直接传达给读者，他说：“抓住你真正感受到的东西，而不是你以为感受到的东西。”在《洋人旧事》中，那些具象、情节、场景的描述客观而逼真，很难找到臆造的迹象。这些年来，张功臣利用工作之便，基本上走遍了这部书中传主们生活过的地域。可以说，那种尽可能真实的描写，基本上是作者在亲身体验过以后的真实表达。长期的记者生涯和文学写作，也修炼出了他在艺术表达上简明准确的写实功力。
请阅读这样的描述：
“在去往格尔木河的路上，荒凉辽阔的盐碱滩上已展现出秋天的景色，红柳和沙拐枣稀疏横陈，灌木丛中的树木渐渐发黄，湿地上的芦苇丛已经枯萎，其中活跃着藏雉，还有许多兔子，黄土断崖上偶尔可以看见猫头鹰……”（《远方来了个骆驼队——普热瓦尔斯基第四次中亚探险片段》）
“广州的九月酷热难当，已经是深夜了，沙面85码头洋行街上一家美国商行的货栈里，还有一个人没睡。屋子里依然像蒸笼一样憋闷、焦躁，让人喘不过气来；湿重而黏稠的空气像凝固了似的，堵住了身体的每一个汗孔。马礼逊知道，今夜，他是无法入眠了。他叹了一口气，从皱巴巴的蚊帐里钻出来，点上蜡烛，决定把日记写完，再写几封信，用来打发自己来中国后的这第一个漫长的夜晚。”（《纸上拓荒——马礼逊在广州的地下传教生涯》）
在这里，我不是要谈作者的写实能力，而是他超越了经验表层叙述的想象力，还有对于生活形态可能性的深层探试。对于《洋人旧事》这种具有新闻史意义的传记作品来说，时间的流逝感、个体的生命记忆和广阔空间的变化将成为作品结构的潜在动机。在《洋人旧事》中，时间作为史实故事的叙事核心，显示了内容主题的多向可能性，作者赋予了故事时间的多维、多义、多样化等不同特色。比如《黄海噩梦——“镇远”舰帮带马吉芬》一文，是以北洋水师的洋帮带马吉芬在临死前的混乱回忆展开的，甲午海战、天津水师学堂、求见李鸿章、威海失陷，像一个个梦魇，清晰而又含混地出现在马吉芬的脑海中，构成了一幅幅不堪回首的惨痛画面。还有马吉芬病床窗外的纽约曼哈顿港的黄昏，环境、命运、心理，让我们产生的身临其境之感，实际上是作者用一种逼真的虚构和想象完成的。
这种“多维化”的叙事过程中，不只是展现时间的一维特色，而是以多重的叙述视角，使读者在相同的时间瞬间，感受和领会不同空间内的历史画面，大大增加了文本的艺术感染力。
《洋人旧事》在历史观和新闻史研究中的新变，完全建立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状态的多元化与开放化，以及社会思想的多样化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作者不渲染夸饰、不刻意做作，用反复考证和探究的历史事实的踏实学风的体现。“修辞立其诚”，是一条关于文章作法的千古训诫，也是我在读完《洋人旧事》之后感受到的。
[本文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新疆当代文学与多民族文化关系研究》（批准号：10YJA75100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张功臣．《洋人旧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2]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M］．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和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5．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编校：施 宇
【关键词】新历史观；传播史；修辞学
《洋人旧事》的副标题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这部书记述了17位洋人在近代中国生活和奋斗的经历。其中有清代嘉庆年间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牧师马礼逊；清朝废帝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北洋水师“镇远”舰帮带马吉芬；在华40年先后为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做过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创办湘雅医院的美国医生胡美（爱德华·休姆）；太平天国的洋兄弟罗孝全；清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法国驻云南省的总领事奥古期特·弗朗索瓦（中文名方苏雅）……上溯百年，这些人大多是声名显赫的在华洋人，他们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可惜这些举足轻重的历史风云人物，也许由于我们的健忘，或者是历史迷雾的遮蔽，基本上都化作了消散的云烟，略有耳闻或残留下来的，也有不少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回忆碎片。
近代中国在华洋人的生活和命运，是我们认识和理解那个风云激荡、积弱图强的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也是重新审视我们今天在中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仍然歧义多端的现代化交流与冲突的参照。从个人意义上说，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和我们的青年时代一样，怀揣着奋斗、理想和牺牲精神的年轻人，还有被探险的好奇、发财的欲望所驱使，试图在遥远的东方实现梦想的冒险家们，上演的一幕幕历史悲剧。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和生活在艰难时世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本书中这些身份各异、生活时代不同的洋人，在与中国结缘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顿和磨难。他们大多早在19世纪后期陆续来到中国，属于拓荒式的人物，在清廷尚不知英美各国位于地球哪一端、百姓视高鼻深目的洋人为鬼魅的年代，来华洋人与中国人交往，并且开拓自己的事业，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正因为如此，这些异乡客的经历中，才充满了尴尬、无奈和困厄，让我们看到了近代中西交流史上独特的一页。”[1]
他们的命运岂止是“充满了尴尬、无奈和困厄”，他们中部分声名显赫的著名历史人物，长期以来都是作为近代史上的反面形象，被定义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控制中国政策的代理人，或者阴谋家和掠夺者，比如赫德、莫理循、庄士敦；还有那些在传教、兴办实业、热衷教育和医学事业等方面力图改变现状的开拓者，至今仍然是一些身份可疑的匆匆过客，消失在迷雾重重的历史谜团中。
张功臣这部书，并不是在做历史的翻案文章，而是在力求真实的基础上还原历史。
还原历史是艰难的，这是一种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沉重劳动。从这部“洋人旧事”中我看到，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工作中，为了揭示出近代中国东西方交往史上的真实状况，做了艰难的梳理和研究工作，他查阅了大量原始文献资料，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和当事人所作的传记、纪实等，还做了大量诸如辨伪、求证工作。在面对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他不再是从社会的、道德的主题上，做带有政治图解倾向的评价和道德上的简单判断，只是通过冷静、客观的叙事，细致、准确的描写，转化为历史和生活的本原状况。
空泛、禁锢的政治标签化和单一的历史观，造成了新闻传播学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加之叙事的理想化与人工化，是长期以来流行的社会通病，导致人们难以花费时间弄清真相，也缺少理解他人的理性与宽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洋人旧事》改变了传统新闻传播学中对于历史的反思、表达阶级意志、作为文化传声筒的观念，也没有采取整体性的宏大历史视角，而是以微观的个人化观点切入，以点写面，把历史改写成为零碎的、具体可感的人生片断和人生经验，既赋予历史以生命力，又感性地还原了历史的原生态。
比如《远方来了个骆驼队——普热瓦尔斯基第四次中亚探险片段》一章，作者在记述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时，没有对他充满争议的探险生涯做出任何评判，而是选择了传主从蒙古草原穿过漠北，进入青藏高原——罗布泊——和田，一路上猎杀珍稀野生动物的特殊嗜好的独特角度，翔实地记述下了普热瓦尔斯基一次次疯狂的捕杀和猎取。数量惊人的珍稀动物标本，用现代武器与保卫家园的藏民的战斗大获全胜，作者在冷静的叙事中还不断穿插着普热瓦尔斯基洋洋自得的自述，已经可以感受到作者出奇的愤怒与沉痛。仅此一点，就可看出他的文章与许多描写中亚探险家注重其“传奇”经历的境界差距。
传统的历史传记，注重的是外部事件的描述与叙说，在文体上必然导致注重事件的过程而不是心灵的透视，关注典型环境和人物社会地位的塑造而缺少人性力度和深度的开掘。《洋人旧事》可以说是一次现代艺术思想的历史叙事，他没有把自己在阅读历史中领悟到的生活真理强加在文章中，而是最大限度地“还原”他所感知的真实，通过形象鲜明生动，充满生活质感的艺术描述体现出来，而把判断的自由留给读者。这并不是说作者缺乏情感上的强烈爱憎，只不过他是把这种情感深深地隐匿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给历史注入了鲜活的生命。
不渲染夸饰，不刻意做作，用反复考证和探究的历史事实，把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刻感悟和饱满的思想不动声色地寓于作品的具体人物、情节和场面之中，这是《洋人旧事》体现出的新的历史观和人学观，对人的生存世界重新作出的人文解说。在这里，过去传记或历史文学作品大一统的“宏大叙事”，或者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题，被作品中对人物的复杂命运的揭示、对人生飘摇沉浮的解析、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取代了。从《风中幼树——胡美与湘雅医院》中，美国医生爱德华·休姆（中文名胡美）在长沙创办湘雅医院，推广西方医学的艰辛岁月，又在军阀混战中无奈地关闭，然后黯然离去；到《电火亮萤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中，英格兰人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35年，同样带着伤心破碎的梦返回故乡；《纸上拓荒——马礼逊在广州的地下传教生涯》中，美国人马礼逊在严厉禁教的嘉庆年间来到广州，藏匿在洋行的阁楼里，在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的困厄中，用了20多年时间执著地翻译《圣经》、编纂《英华字典》秘密进行地下传教……作者面对的是每个具体的人的生存世界，他们的悲欢离合、奋斗与挣扎，已经不再是作为某一阶级、阶层或群体中“类”的代表与象征，而是作为和我们同样活生生的“人”，行走在我们的视野里和生活中。
在不少章节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到作者采用的是一种近似于“元历史”的创作理念。“元历史”观是西方新历史主义的重要思潮，这种观念认为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有叙事者的想象性和虚构性，是以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而存在的”，找不到原生态的历史，只能找到有关历史的“叙述”。[2]例如《电火亮萤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一文，记述的是苏格兰穷牧师的儿子傅兰雅，从孩提时代就十分向往中国，为此他刻苦学习汉语，来到中国后先在上海担任《中国教会新报》的主编，后担任江南制造局的科技翻译官，在译介大量科技文章的同时，还创办了介绍自然科学的月刊《格致汇编》，可以说是开中国近代科技新闻之先河的重要历史人物。但他在中国奋斗了35年后，却带着伤心破碎的梦返回故乡。晚年在美国，傅兰雅在回顾这场“旷日持久、封闭困乏的苦斗”时，仍然怀着一种“上当受骗”的心情。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取了“元叙事”的新历史主义创作观，消解了传统历史叙述建立在模仿论基础上的叙述规范，以及传统历史的“真实性”，用大量的考证资料、回忆录，在重新探求那段历史的许多未解之谜时，完全由传统的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变成了对于历史生成本相的追问，由毫无怀疑地接受历史变为对历史的诘问，留给我们大量诸如“是中国利用了他，还是他利用了中国”等令人深思的人生困惑。
除了作者新的创作理念之外，还有与现代文体艺术的契合。这与张功臣长期研究外国文学的艺术变迁有关。从福楼拜到海明威，再到加缪和卡夫卡，西方小说叙事艺术一直在变化中发展。正如海明威一直反对凭借抽象概念进行创作，强调真正的创作是将个人具体的经验直接传达给读者，他说：“抓住你真正感受到的东西，而不是你以为感受到的东西。”在《洋人旧事》中，那些具象、情节、场景的描述客观而逼真，很难找到臆造的迹象。这些年来，张功臣利用工作之便，基本上走遍了这部书中传主们生活过的地域。可以说，那种尽可能真实的描写，基本上是作者在亲身体验过以后的真实表达。长期的记者生涯和文学写作，也修炼出了他在艺术表达上简明准确的写实功力。
请阅读这样的描述：
“在去往格尔木河的路上，荒凉辽阔的盐碱滩上已展现出秋天的景色，红柳和沙拐枣稀疏横陈，灌木丛中的树木渐渐发黄，湿地上的芦苇丛已经枯萎，其中活跃着藏雉，还有许多兔子，黄土断崖上偶尔可以看见猫头鹰……”（《远方来了个骆驼队——普热瓦尔斯基第四次中亚探险片段》）
“广州的九月酷热难当，已经是深夜了，沙面85码头洋行街上一家美国商行的货栈里，还有一个人没睡。屋子里依然像蒸笼一样憋闷、焦躁，让人喘不过气来；湿重而黏稠的空气像凝固了似的，堵住了身体的每一个汗孔。马礼逊知道，今夜，他是无法入眠了。他叹了一口气，从皱巴巴的蚊帐里钻出来，点上蜡烛，决定把日记写完，再写几封信，用来打发自己来中国后的这第一个漫长的夜晚。”（《纸上拓荒——马礼逊在广州的地下传教生涯》）
在这里，我不是要谈作者的写实能力，而是他超越了经验表层叙述的想象力，还有对于生活形态可能性的深层探试。对于《洋人旧事》这种具有新闻史意义的传记作品来说，时间的流逝感、个体的生命记忆和广阔空间的变化将成为作品结构的潜在动机。在《洋人旧事》中，时间作为史实故事的叙事核心，显示了内容主题的多向可能性，作者赋予了故事时间的多维、多义、多样化等不同特色。比如《黄海噩梦——“镇远”舰帮带马吉芬》一文，是以北洋水师的洋帮带马吉芬在临死前的混乱回忆展开的，甲午海战、天津水师学堂、求见李鸿章、威海失陷，像一个个梦魇，清晰而又含混地出现在马吉芬的脑海中，构成了一幅幅不堪回首的惨痛画面。还有马吉芬病床窗外的纽约曼哈顿港的黄昏，环境、命运、心理，让我们产生的身临其境之感，实际上是作者用一种逼真的虚构和想象完成的。
这种“多维化”的叙事过程中，不只是展现时间的一维特色，而是以多重的叙述视角，使读者在相同的时间瞬间，感受和领会不同空间内的历史画面，大大增加了文本的艺术感染力。
《洋人旧事》在历史观和新闻史研究中的新变，完全建立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状态的多元化与开放化，以及社会思想的多样化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作者不渲染夸饰、不刻意做作，用反复考证和探究的历史事实的踏实学风的体现。“修辞立其诚”，是一条关于文章作法的千古训诫，也是我在读完《洋人旧事》之后感受到的。
[本文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新疆当代文学与多民族文化关系研究》（批准号：10YJA75100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张功臣．《洋人旧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2]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M］．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和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5．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