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死亡观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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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运用社会学批评的方法,分析了庄子死亡观的社会黑暗、疫灾频发和人性异化等形成背景;讨论了庄子死亡观的死乃必然、死乃自然和死乃释然等基本内涵;探讨了庄子死亡观的完善死亡哲学、培养人生智慧和推进死亡教育等现代价值。
  关键词:古代哲学;庄子;死亡观;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B22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4-0045-05
  生,无可选择;死,亦无法躲避。而后者常因人们生存的焦虑和恐惧,成为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热衷猜度的一个谜。其中,庄子慧眼独具,目光深邃,所作解开死亡谜底的努力,为漂泊劳累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宁静、温暖和诗意的归宿。本文拟从庄子死亡观的形成背景、基本内涵和现代价值三个方面试做论析。
  一、庄子死亡观的形成背景
  (一)社会黑暗
  庄子所处时代,社会极度混乱黑暗,导致人们大量死亡,正如庄子于《在宥》篇所抨击的:“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1](1)。这种黑暗,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战争频仍。这一时期,史称“战国”,也即“七个独立的强国,各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相互间进行攻击或防御的战争”[2]。相较春秋,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相应地,参与人数也是越来越多,《战国策·赵策》曾载:
  “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即君之齐已。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3]
  同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给军队提供的新式战争装备,如钢铁武器、弩机和云梯,等等,使战争场面更加惨烈,死亡更加严重,常常不忍卒睹。一场战争结束,常有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惨遭斩首。公元前239年,秦将白起打败韩魏兵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悲惨景象,我们从屈原《国殇》一诗中可以清晰得知。
  二是统治暴虐。各诸侯国上层集团残忍荒淫,暴虐嗜杀,常常草菅人命。与庄子大概同时期的孟子曾猛烈地抨击道:“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4] 孟子活动的齐、魏等国,统治者尚思进取,存治国之心,人民水生火热朝不保夕,苦难业已如此,遑论那些政治黑暗、社会混乱的国家里的平民遭屠戮残害的情形了。譬如卫君,庄子在《人间世》篇责之曰:“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而庄子本人所在的宋国国王偃,残忍嗜杀,是中华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暴君,被称为“桀宋”:“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之骊龙也。”(《列御寇》)如今宋国的险恶,远不只是杳深的潭底;而宋王的凶残,远远胜过黑龙。所以,处在这样一个“昏上乱相”(《山木》)的时代,百姓本是“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5],又兼无辜被杀,呈现了一幕幕鲜血淋漓的人间惨剧。面对大量的死亡,“仅免刑焉” (《齐物论》),已是万幸;安居乐业,纯属奢侈。
  (二)疫灾频发
  所谓疫灾,也就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人类自形成以来,疫灾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仿佛幽灵,更是噩梦,不仅造成医药靡费、财产损失,更导致民众死亡,人口剧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有关于疫灾的记载。譬如,公元前647年,即鲁庄公20年春,宋国发生严重瘟疫。此次灾难,起自山东北部的齐国,一路迤逦扩延,而至山东南部的鲁国。整个过程,百姓避之不及,死亡众多,景象惨重。公元前523年,即鲁昭公19年冬,郑国突发瘟疫。几个大臣因之“札瘥”[6]而死。疫灾气势汹汹,社会高层尚避之不及,民间百姓遭受其难自可想见。这一时期,据龚胜生等先生考述,主要有八次大规模的疫灾[7],以致大量人员死亡,饿殍遍野,白骨累地。《论衡·命义篇》载曰:“春秋之时,败绩之军,死者蔽草,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8]
  总之,饥荒与瘟疫的流行,导致千家死绝,不剩其余!千山鸟虽飞翔,万径人踪却灭,只留死寂一片原野。其状难睹,其情可哀!到了战国时代,诸侯“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9],战争之后,疫灾继起,死亡无数,民力凋敝,朝廷上下皆感忧虑。对于疫灾的严重后果,墨子也曾不无忧虑甚至恐惧:“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10]疫灾深重,万人空巷,尸骨遍野,必然触动富有浓郁人道主义情怀的哲学家庄子那颗敏感的心,引起他对死亡的深究,并进而形成他的理解。
  (三)人性异化
  人类抛弃“至德之世”,步入文明,本应走出生存的苦境,可在前行的路上,忘掉自我,渐为外物所役,日趋异化,“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反又陷入生存困境。正如诗人纪伯伦所批评的,人类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这种外物,在庄子看来有三类:
  一是对机巧的过度追逐。这种行为,忽略本真,激发人的鹜奔之心,膨胀人的贪婪之欲。庄子曾借“抱瓮而汲”的寓言,忧心忡忡地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天地》)二是对世俗价值理念的过度关注。这种理念,尤其儒家标榜的那一套人生观点,庄子以为,皆是枷鎖,桎梏人性。诚如《骈拇》所言:“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
  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即不论小人,还是士、大夫,抑或圣人,从世俗的观点看,贫富有别,贵贱不一,然既非贼亦非盗,可他们却为文明社会的所谓价值观所拘执,作茧自缚,以身为“殉”,终生不悟。三是对物质名利的疯狂攫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实中,上自君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大多追名逐利,争权夺势,逞才炫智,不余其力。庄子抨击说:“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盗跖》)这种追逐,仿佛奔跑,无休无止,不得歇息。由于外物本质上不属于自己,难以情测,转瞬即逝,而且追逐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令人紧张忧虑,心神不宁。因而追逐的结果必是失去自我,人性异化,损害健康,乃至造成死亡。   二、庄子死亡观的的基本内涵
  (一)死乃必然
  庄子以为,世界并非由宗教神创造,天地万物的运动亦非外物推动;相反,是由阴阳性质相对的“气”合乎秩序的作用,从而万物不断产生,发展和灭亡,“始卒若环””(《寓言》),生生不已。作为万物的一分子,人亦遵循生死存亡的规律。所以,作为“气”的存在形式之一,人是自然大化流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至乐》)
  即寻绎生命,一个人最初是没有生命的;不独没有生命,且无形体;不独无形,而且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朦朦胧胧之间,恍恍惚惚地经过变化而产生气息,再变而生形体,复又变化而为生命。既然生命由“气”构成,“人之生,气之聚也”,那么生死可以理解为“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知北游》)。人之生命,终有大限;人之死亡,确系必然,非人力可以阻挡。无论人们怎样畏惧死亡,躲避死亡,为延年益寿,冶炼、服用所谓仙丹,结果终究徒劳,不免一死,魂归天国。正所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知北游》)。当然,虽说庄子以为人的生命有一定限度,“忽然而已”,即是短短一瞬,但他并不就是悲观厌世,沉沦堕落,相反却是以此作为生存的背景,将生命价值置于人生最高处。顺之则从,逆之则去:“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让王》)进而呼吁只有以尊重生命的态度去治理天下的,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只有以珍爱生命的态度去管理天下,才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在宥》)在死亡乃是必然这一问题上,儒家所持,同于庄子。譬如,荀子就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11]。司马迁也说“人固有一死”,只不过是有的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有的死于非命,轻于鸿毛。
  (二)死乃自然
  虽说死亡必然,无可逃脱,但并不意味着人们终其一世向死而生,惶恐烦躁,坐卧不宁。《论语》有这么一个记载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12]
  研阅文字,可以看出,曾子的恐惧,既来自于身体发肤的损伤,更是来自于死亡。死亡,对曾子而言,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是一种伦理上的恶;当然,这种恶,可通过人的善行来弥补,修饰,甚至超脱。他就是通过保全自己的身体发肤,不受损伤,尽了孝道来解除死亡的不幸。而孟子则明白宣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4]P461与儒家不同,庄子认为,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大宗师》)生与死,不是人生的两极——一边光明、温暖,如善,人人唯恐追之不及;一端黑暗、凄冷,似恶,人人唯恐避之不及——而是宛若晝夜更替,自然而然,轮流变换,循环往复。所以,有不愿接受,而力求避免者,必将注定失败:“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至乐》)为了强调生死的自然性,庄子在《知北游》中借舜和丞的对话进一步展开: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
  生存的所有,不论形体,还是性命,抑或子孙,绝非己出,均源于“道”,皆是自然所赐。故而,“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大宗师》)既然死亡是自然之事,那么死亡来临,人们也应顺从自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应时而来、应时而去。心平气和,安时处顺。有鉴于此,生活中的人们不应妄凿墙垣,殚竭心智,而应“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知北游》),素朴纯真,如婴儿一般。庄子理解的死乃自然,叔本华亦有相应的表达。他说:“个体的生命根本无足轻重,不管动物或人类,它只把他们的生命委之于极琐细的偶然,毫无介入之意。……它们的死不过是一种游戏而已”[13]。所以,叔氏认为:“人生对于生命的强烈执著,是盲目而不合理的。”[13]151东西两位大哲,持见几同;而庄子却早了两千年,不可谓不独见卓识耳。
  (三)死乃释然
  庄子以其天才的智慧,烛照死亡这个寂冷惶恐的世界,无限延伸人类生存的时间和空间,使生命横跨“有”“无”两个世界。在他看来,死亡不独必然,也是自然,更是释然;是一种解脱,一种休息,“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刻意》)、“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大宗师》)。它使得人们脱去尘世之累,享受宁静之福。他以髑髅之口赞扬彼岸的美好:
  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至乐》)
  人们离开此世抵达彼岸后,则无政治上的等级区分阶级压迫,也无身心上的劳作艰辛世事纷扰。这种快乐,即便做了现世的皇帝,位高权重,有普天之下莫非我土,率土之滨莫非我臣的愉悦也不能超过。所以,髑髅“深矉蹙额”,拒绝复为人形,返回人间。在这里,庄子没有夸赞死亡,鼓吹人们追求死亡,而是打开生死的隔阂,泯灭对生存的留恋,消弭对死亡的恐惧,达到对死亡的理性认识,以做到死乃释然,死之释然。一个人去世,不独不需悲伤, 反而应该庆贺。“鼓盆而歌”,就是庄子这一深刻思想的形象表达。与妻子伉俪情深、鹣鲽意浓,他为她返回那个永恒的家园而歌吹欢欣。当死亡降临到他自己头上时,庄子亦一如既往,乐观超拔,冷静淡然地安排后事,拒绝弟子们的厚葬:“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列御寇》)多么天真浪漫的诗人情怀和豁达坦荡的哲学家风度!他是真的“以死为反”(《庚桑楚》),把死亡当做“解其天韬,堕其天帙”(《知北游》)的事情。即便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伊璧鸡鲁,视死如归之风,亦难逾越。
  三、庄子死亡观的现代价值
  (一)完善死亡哲学   死亡,作为人类生活中一件事情,最庄严震撼。占据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忌谈死亡,讳莫如深,浅尝辄止。孔子就说:“未知生, 焉知死。”[12]243偶有论及,如前所述,常常也是以伦理的善来消弭物理上的恶,如孔子就说:“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12]337。民族英雄文天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儒家不谈死后世界, 不论来生幻相, 不讲转世轮回, 只强调现实社会, 积极入世, 努力实现自己今生的价值,于是就导致用道德规范来权衡生与死的价值。在他们看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光耀千古流芳百世。与儒家相反,庄子对死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他深入探讨个体生命死亡的独特性、完整性。在他看来,“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徒”(《田子方》)。死亡与生存一样,是人类生命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是物化演变的一种形式,一个过程。生死轮回,物质不灭,并举蝶化为证:周睡去为栩栩然蝶,蝶醒来乃蘧蘧然周。合二为一,一体两面。“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庄子的这个认识,颇类叔本华。叔氏曾说:“出生和死亡只是一种不间断的摆动,两者轮流交替,而不是陆续从‘无’产生新个体,然后归之于‘无’。”[13]168事实上,人们也只有深入、完整地理解、把握死亡的本质,才能卸下人们对死亡的那种莫名的恐惧,驻足生存的制高点,直面生活的各种挑战,披荆斩棘,乘风破浪,获得心灵的自由,迈向诗意和远方,寻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庄子死亡观与儒家“乐生”的哲学,儒道互补,相得益彰,具有民族作风、民族气派,指导现今的人们不断完善中国死亡哲学,全面了解中国生死文化。
  (二)培养死亡智慧
  当今,人们深入理解、把握庄子的死亡观念,可以培养死亡智慧。一方面是接受死亡。求生是人类本能,畏死也是人类最大的困惑和永恒的焦虑。在那个科技水平较低,长生不老依然盛行的时代,庄子就勇敢地宣告“生死如昼夜”(《至乐》),认为其乃必然之事。死亡既“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间世》),谁也不能躲避,那就启示现代人们,要彻底把握死亡的本质,心平气和地接受死亡,没有必要执著于生,长怀不老之梦,去偏听偏信江湖术士的花言巧语,或者尽心尽力研制虚无缥缈的仙丹妙药。结果是非独不能长生,而且平添生之苦痛,劳民伤财,殚精竭虑,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另一方面是享受死亡。庄子说“孰能以无为首, 以生为脊, 以死为尻, 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 吾与之友矣”(《大宗师》,也即谁能够把生死看成一个整体,不畏惧死亡,庄子就与他成为朋友。在庄子看来,认为死亡不仅必然,而且释然,不是一件恐惧的事情。这启示现代的人们,当死亡不可阻挡地降临时,应该坦然,超然,报以享受的态度。丽之姬的经历,更给我们增加了享受死亡的信心:
  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当豢,而后悔其泣也。(《齐物论》)
  当然,庄子接受死亡,享受死亡的态度,非但不是教唆我们轻易赴死,早日毁灭,而是旨在解除我们死亡焦虑和困扰,以更好地生存。事实上,庄子认为,“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知之盛也。”(《大宗师》)人生最大的智慧不是对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探求,而是延年益寿的方法。这就警示我们,必须将生命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注意保养,保存本真,拒绝异化,绝不本末倒置舍本逐末,“故天下大器也, 而不以易生”(《让王》)。即便尊爵厚禄,亦不为所动,力争活到自然的最大时限。
  (三)推进死亡教育
  在2016年5月“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的专题圆桌会上,医学界、生命科学界、传媒界、公益组织代表应邀参加圆桌讨论,发表对生命、对临终关怀的深刻思考。此间,白岩松炮轰“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14]。白岩松的观点,虽有偏颇,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立足庄子死亡观,推进我國死亡教育,可有以下启示:一方面,目标制定应明确。庄子畅言死亡,推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等宏论,目的是帮助人们正确面对死亡,消弭死亡恐惧。而今,我们在推进死亡教育时,也应借鉴于此,帮助构建科学、健康的死亡观,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人类自然生命历程中,生死是必然组成部分,从而教育人们坦然面对死亡,化解死亡恐惧和焦虑,预防不合理性自杀,以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另一方面,方法设计应温暖。言及死亡,人们总是心有余悸,不寒而栗,似乎不是冰冷的尸体,就是悲伤的眼泪,不是阴冷的太平间,或者炙烤的焚化炉。而庄子论及死亡时,却是充满人文关怀,弥漫温暖气息,譬诸秦失吊丧、孟孙才居丧不哀、庄子将死等场景。即便鼓盆而歌和髑髅之梦,都写得光明、浪漫,饶有趣味,不存丝毫恐怖。故而,我们在推进死亡教育时,也应该循此路径,设计温暖的方式,便于受教育者理解、亲近和接受,切实提升教育效果。当然,不可忽略的是,庄子不仅谈死,而且谈生,“鲲鹏之游”、“庖丁解牛”、“曹商使秦”等诸多寓言,均从不同层面论及养生话题。因此,我们在开展死亡教育时,也应该与健康教育紧密结合,使两者参照互补,递相推动,将生命的有效价值与生存的实际质量有效结合,善始善终,幸福一生。
  总之,庄子的死亡观,独到深邃,富有浓郁的人文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永恒的瑰宝之一,为现代人们消解死亡恐惧、发现生命真义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值得今人学习,研究。
  注释:
  (1)以下凡引《庄子》文字,只在正文中夹注篇名。所引庄子原文均出自[清]王先谦著《诸子集成(三)·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并参考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版,以下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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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搜狐网.白岩松: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EB/OL].(2016-06-18)[2016-10-06].http://news.sohu.com/20160618/n455035791.shtml.
  Abstract:With the usage of the sociology critical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ark side of death view of Chuang-tzu, the prevalence of epidemics, an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view of death of Chuang-tzu, such as the inevitability of death, the naturalness of death and the ease of death. What’s m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dern value of the view of death of Chuang-tzu, such as the perfection of the death philosophy, the cultivation of the life wisdom,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death education.
  Key words: ancient philosophy, Chuang-tzu, the view of death, modern value
  編辑:鲁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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