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磊(1925—2000),辽宁旅顺人。原名阎承荫,1948年12月驾机起义后改名为阎磊。阎磊在人民解放军空军历任过飞行教员、飞行员、中队长、副大队长、团领航主任,师飞行技术检查主任,军区飞行训练科长,空军指挥学院战术教研室副师职教员。离休后,曾担任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
　　
　　


　　1949年8月上旬,正在东北老航校担任飞行教员的阎磊,接到军委航空局的紧急调令,到北平南苑飞行队报到。
　　我军第一个飞行中队成立不久,即接到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命令。就在受阅飞行的前两天,阎磊接到上级通知,为了防止空中受阅飞行时敌机来偷袭,要他和赵大海等人带弹参加受阅飞行。阎磊对此深有感触地说:“这在当时的空中受阅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为了保证受阅安全,世界各国从来都不允许受阅飞机带弹通过检阅台,而我们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极大信任。”
　　关于带弹飞行,阎磊曾对笔者解释说:“所谓带弹飞行,是指受阅飞行时有的飞机机枪子弹(或炮弹)在空中能够上膛,一旦有敌情即可投入战斗。其实,一般情况下战斗机都是带弹飞行的,只是像受阅这样的非战斗行动,为安全起见,飞机机枪和子弹是分离的。在空中飞行时,飞行员无法操纵机枪子弹上膛。特别是受阅前地勤人员要清退机枪子弹,并且有严格的检查把关制度,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开国大典带弹飞行,这在世界受阅史上是少有的。”
　　阎磊和赵大海所飞的P-51战斗机,是美国在二战期间性能最优秀的战斗机,绰号“北美野马”。在二战严酷的战场上,P-51功勋卓著。
　　1949年10月1日那天,蔚蓝色的天空略有一点碎云,能见度较好,地面清晰可见。受阅飞机接近东单牌楼时,已经可以看到地面上的人海和红旗,再往前是解放军的坦克、骑兵、炮兵部队。此情此景,令手握驾驶杆的阎磊心情十分激动,也非常紧张。因为他知道自己肩负着受阅和防空双重责任!多年以后,阎磊回忆起当年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情景,依然难掩心中的激动:“中国人民从那天起站起来了,自己参加空中受阅可以说是一次跨越时代的飞行。”
　　受阅飞行过程中,阎磊按照预定计划驾驶P-51飞机刚刚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又接到地面指挥员的命令,要求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于是,他们随即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再转向建国门。当飞机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受阅第6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再次通过了天安门上空。
　　受阅任务完成后,阎磊和赵大海便驾驶飞机升高到12000英尺高空,在北京东南的通州、大兴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天安门广场受阅任务完成后,才依次在南苑机场着陆。
　　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大型宴会,宴请受阅的高级将领和驾机、驾舰起义的飞行、舰艇人员。阎磊有幸与朱总司令同席,总司令亲切地对起义人员说:你们是新起义的,我是老起义的,我曾经几次起义,最后才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你们年轻,还大有作为,我们空军还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要起骨干作用。
　　1950年7月26日,飞行中队的番号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一驱逐大队。10月1日,阎磊所在的驱逐大队改装9架苏式杜-2轰炸机,又一次参加了国庆受阅飞行,总领队是刘善本。
　　1950年底到1951年上半年,阎磊和谭汉洲、张华、钱焕章等四名飞行员奉命参加苏联空军在鞍山组织的夜航飞行训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批夜航飞行人员。
　　“为什么开国大典安排在下午3点呢?”当笔者就这个问题请教阎磊时,他说:“我记得1950年国庆阅兵是上午,以后多次阅兵也都是在上午,开国大典是惟一安排在下午举行的。”
　　后来,据曾担任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地面对空指挥员的李裕分析:“开国大典那么大的群众集会,不能不考虑防空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掌握制空权。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就从青岛派飞机空袭北平南苑机场,当时虽然我们已经解放了青岛,但国民党空军在台湾、舟山群岛等地还有可能卷土重来。这样,开国大典安排在下午,鉴于当时的飞机性能和飞行保障条件,国民党空军即使胆敢来犯,也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后来一些资料证实,国民党空军还真做了空袭北京的准备,但由于各种综合原因,最终还是没有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