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据说明成绩、用案例彰显公正，总结成绩客观，直面短板不足” “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持续打赢‘执行难’的攻坚战，使‘老赖’寸步难行” “信息化建设要有前瞻性” “建议最高院、上海高院应该有一批科技的智囊团”……3月12日和13日，上海团代表热议“两高”工作报告，在点赞的同时，为更好解决“老问题”和应对“新情况”努力出主意想办法。
　　字里行间让企业安心百姓放心
　　 “两高”报告通过数字和案例全面反映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对新一年工作作出部署。代表们认为，两个报告特点鲜明，字里行间给人带来安心、放心。
　　 沈春耀代表说，“两高”过去一年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坚持司法为民，导向越来越鲜明;深化司法改革，采取很多新举措;重视解决突出问题，重视人大监督和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
　　 刘晓云代表说，最高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紧紧围绕工作大局，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全力以赴确保“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张本才代表说，最高法创造了许多亮点和经验，得到百姓认可;最高检通过一件件历史性首创性的工作，体现大格局、大思路;深化改革重塑机构，体现质效并重。
　　 曹立强代表认为，“两高”打击套路贷、各类诈骗案件，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明显提升，最高法推进巡回法庭建设，解决了普陀区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土地纠纷案件。
　　 王伟代表认为，“两高”在主动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和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方面成绩显著，传递党中央依法保护产权，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的强烈信号。
　　执行工作好经验需总结固化
　　 最高法的报告用整整一个章节介绍“基本解决执行难”，对于这个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代表们一直在持续关注。
　　 陈国民代表认为，解决“执行难”问题不是法院一家的事情，需要方方面面支持和配合。要進一步提高认识，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进一步理顺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关系，相互协调和制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优化执行队伍的结构，提高执行能力和水平;要坚持结果导向，对三年的执行工作进行认真总结，把“反抗拒执行、反规避执行、反消极执行、反消极协助、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针对特殊主体专项执行、反干预执行”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好做法固化下来，上升为理论，指导今后的工作实践。
　　 陈力代表建议，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使得“老赖”寸步难行。王秀峰代表认为，要完善民事执行程序，增加对被执行人财产权属的审查程序，平等保护各方权益。
　　加重处罚 “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
　　 “遭仿冒难以维权、假冒商标行为违法成本低、震慑力度不够……”，面对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代表们不吐不快。
　　 王建宇等代表建议，加大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力度。吴光辉代表建议，建立跨省维权协作机制，统一处罚尺度，有效破解跨省维权协调难、取证难、执行难等问题;构建行政、司法、技术三位一体的保护机制，充分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确权、监测、维权一体化。
　　 王霞代表说，要研究制定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标准和准则，对重复侵权、恶意侵权行为要加大惩罚力度;完善知识产权案件证据规则，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责任;加大对商业秘密保护工作的监督力度。
　　 王伟代表则建议，改变目前的入罪标准“唯数额论”，综合考虑制售假者的侵权次数等情节;要加大对电子证据的采信力度;明确设定适用缓刑的条件，对累犯、惯犯从重处罚。另外，建议取消倍比制罚金规定，提高罚金数额，设立更高的惩罚性赔偿措施，真正“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同时，要利用新技术、新模式综合协调社会相关方，搭建打假共治系统。
　　加强顶层制度设计 重拳打击护公益
　　 在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有关公益诉讼的一组数据让人印象深刻：“全年共立案办理民事公益诉讼4393件、行政公益诉讼108767件”。几年前，公益诉讼在我国还是一件新鲜事，但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大量公益诉讼案件进入司法机关。
　　 寿子琪代表建议，加强公益诉讼的顶层设计，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加强对各地相关经验的总结，推动共同提高公益诉讼水平，更好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花蓓代表建议，不断完善制度设计，制定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赔偿金落实和使用方面的管理办法。许宁生、马兰、徐征、丁光宏代表建议，加大对涉众型互联网金融犯罪、食品安全犯罪、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的打击力度。“对环境破坏方面的案件，要给予重拳打击，加重处罚力度，增加企业破坏环境付出的代价，起到威慑作用。”曹可凡代表说。
　　 杲云代表认为，高空坠物在城市管理中是一个隐患问题，建议司法部门从公益诉讼中提取这方面的案例进行宣传教育。
　　解决网络立法短板 提高精准打击水平
　　 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发展很快，打击网络暴力、保护商业秘密等矛盾更加突出。代表们认为，要大力推进网络法治建设，进一步加大对利用网络、依托网络进行犯罪的处罚力度。
　　 邵志清代表建议检察院加快创新，不断探索新型经济领域的专业检察院建设，应对新型的犯罪趋势。丁光宏代表说，新型犯罪数量激增，所需的知识结构等与传统案件有很大差别，最高检应加强高科技背景下检察队伍专业能力的培养，加强知识更新，遏制利用高新技术犯罪。徐如俊代表认为，法院、检察院在网络管理、教育和打击犯罪方面要巩固新成果、探索新方法，运用现代手段提升网络管理质量，教育民众增强安全意识，依法严惩侵犯公民权益的网络犯罪。
　　 “网络立法要覆盖到网络各个环节”，刘新华代表建议，解决网络立法短板，确定网络犯罪罪名，明确网络处罚法律程序和制度安排，在证据取得、行为鉴定、罚罪相当等方面都要依法作出明确规定。还要加大查处力度，必须以现代技术手段应对犯罪技术手段，要着眼高端技术人才的队伍建设，提高精准打击网络犯罪的水平。
　　 樊芸代表说，对于恶性事件判决，如网约车平台等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审判，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司法机关要先行研究。
　　统一审判标准 避免“同案不同判”
　　 现实中，不同地方、不同法院仍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还有担心。代表们建议，要在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树立司法权威，解决司法为谁服务的问题。
　　 丁光宏代表说，最高法要进一步统一各地法院的审判标准和判决尺度。加强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对一些疑难案件要能够进行相关已判案件的搜索回顾，为判案作参考，作为判决前的必备程序，避免因为类似案件判决结果不一样，影响司法公信力。
　　 “要加强对各地金融法院业务指导。”樊芸代表说，目前各地都成立了金融法院，但东、西部法院对金融案件标准尺度不一、审理理念不同，存在同案不同判。东、西部法院要加强学习、加强交流，了解证券发展历史，不能用惯性思维，要提高金融辨别能力，建议在审理过程中充分听取监督员和中小投资者意见。
　　司法资源下沉 解决基层突出问题
　　 在基层不少地方仍然存在申述难、审判难、执行难等问题，代表们建议司法为民要把目光盯在基层，进一步加强基层司法体系建设。
　　 王秀峰、徐如俊代表建议，“两高”要进一步重视指导和监督基层司法机关，提升工作能力，切实解决基层存在的突出问题。
　　 杲云代表建议，进一步推动司法资源下沉，在法官检察官培训、经费保障、物资装备、信息化建设上，要向基层倾斜，优化法官检察官的待遇，改善办案条件，能够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加强基层法官检察官职业尊荣感，为基层干警依法履职创造良好的条件。
　　 刘晓云等代表建议，“两高”要特别加强对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指导，帮助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指导各地开展审判权的监督、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团队建设、法官入额退额标准、绩效考核标准等方面改革。